自传最起码的写作底线——评《范曾自述》
2014-10-30 安 琪 青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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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2010年12月2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作者安琪。
《范曾自述》
范曾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7月第一版
291页，48.00元
“民国之初那些年里，胡适感叹中国文化界缺少传记文学，于是四处鼓动文坛友朋留下‘个人史’……可惜应者寥寥。”作家张西望这段话以民国初年文人们拒绝胡适先生要他们留下自传的方式，勾勒出了他们一以贯之的清高自傲秉性，读来令人莞尔。
我想，胡适先生要是活在当下，无需他老人家“鼓动”，一大批有名的无名的大师小师们早就磨刀霍霍，或亲自操刀或雇请枪手，为自己炮制出“自述”巨著，且在出版社或文化公司的包装运作下，大街小巷叫唤吆喝去了。中国的传记文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意兴隆、繁荣昌盛过。
在一个眼球经济时代，各类明星横行，无论刘晓庆、宋丹丹，还是赵忠祥、倪萍，但凡在媒体上露过脸的，全都把自己露脸的巨细事儿白纸黑字呈堂证供。至于中间的恩怨过节（主要是指情感），旁人要说要指点那是碍不着明星们什么事的，所谓娱乐，图的不就是个曝光率和炒作度吗？文学界近几年与自述有关且影响较大的有杨绛、章诒和等，前者以身世的历史感令人唏嘘，后者以揭秘学界、曲艺界一些事关人格品格等的隐私令人关注。近日，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范曾自述》突然引发坊间热议，一时间使得本就大名鼎鼎的范曾先生又鼎鼎大名起来。
简历定位范曾为一代国画大师，但因此前文怀沙大师倒了，余秋雨大师也倒了，不免使人一看“大师”就起鸡皮疙瘩。一般而言，“大师”犹如谥号，是必须在百年后由后人盖棺论定的，现如今活人自命大师，竟然一点也不脸红。且让我们看看这位范大师的贴金表演：
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第13页）
一个善于以己之心揣度“各阶层人民”乃至“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喜爱他作品的人，其勇敢的想象力令人惊讶，上午我问我们楼下卖烧饼的大娘喜欢范曾的作品吗？她说，我只卖烧饼不卖蒸饭。
在明确自己有力量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之后，范曾说：“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第12页）
此处的“全社会”依然用的是全称指代，可见范曾如此口无遮拦乃至自吹自擂的表述已成积习，差不多已经近乎不知天高地厚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有时你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而对同为画家的吴冠中、黄永玉等人的评价，范曾却是能贬则贬，想抨击就抨击，全然不似他对自己的温存与厚爱。
范曾在《黄宾虹论》中说：“有以为中国画笔墨等于零者，其用笔之浮而躁，如春蚓之行于草，秋蛇之绾于树，鄙陋浅薄，厚诬国画，无视权威，诅咒徐齐，实可鸣鼓而攻。”这里范曾揪住吴冠中言及的“中国画笔墨等于零者”不放，却有意忽略“笔墨等于零”前面有个定语句“脱离了具体画面的笔墨”等于零。也就是说，范曾先肢解了吴冠中对中国画的论断，再刻薄攻击吴冠中，并号召大家“鸣鼓而攻”吴冠中，实在有失君子之风。
对黄永玉，范曾更以《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的长篇文章从十五个角度全方位发起进攻。在范曾笔下，黄永玉简直就是“十五恶不赦”，我们原不知“文革”遗风是什么样子，读读范曾此文，便能明白大半。
说起来范曾使用此种攻击文体针对师友发难也不是第一回了，“文革”期间，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的范曾就曾贴过沈从文的大字报。作家陈徒手在《午门下的沈从文》就直言写到“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沈从文在《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一文中也具体谈及此事：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只想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平平实实做一个文物工作者。前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痛苦的是若照毛主席所说，凡事应当“实事求是”，来作一点解释，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不许可。因为目前低压总在一百一到一百二，高压在一百九到二百左右。我说这个数字，年青同志目下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缺少实践经验，到将来衰老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
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以上摘自岳麓书社2002年版《沈从文别集·顾问官》（第1-3页）所陈述的事实，在《范曾自述》里收入的《忧思难忘说沈老》（第236页）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表述。在该文中，范曾写到：
我相信厄运在等待着我。这时我想起了恩师刘凌沧先生曾对我说沈从文先生很喜欢《文姬归汉》这幅画，而且沈先生正在主编《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亟需精于线描的人为助手。我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拜托班上的同学李西源将信送到沈先生家中，表示愿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后立刻为我办理手续，偶遇阻遏，先生则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我每月发工资。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而他明知郭老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却不计个人与郭老的宿怨，同样垂爱于我，这也更可见沈先生的处世原则，他的确是思贤若渴的。我平生只给沈先生写过这一封信，并不似陈徒手文中所说“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我是得知已决定分配我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消息后，才拖着身心交瘁的病体回到北京的。
对贴沈从文大字报的事，范曾也给出了这么一段：“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指沈从文）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兴思及此，总是一阵阵内愧。”正因为这个“内愧”，范曾获得了许多心地善良的文化人的宽恕，想必范曾自己也因此得到了自我的释怀。
文化评论家叶匡政说，个人的行为，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而历史事实，更多的指当事人的心理事实。也就是同样在贴大字报列罪状这件事上，被贴大字报被列罪状的沈从文和贴大字报列罪状的范曾之间出现了极大的数字上的差异，以致我们不禁疑惑，究竟谁说的才是事实？
现在，沈从文已经作古，范曾作为活着的当事人，他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其实就是他心理事实的文字反映，“事实”成了一个敏感词汇让后人在截然不同的“沈范”冲突中难辨真伪。
后退一步，倘若在范曾贴沈从文大字报这件事我们可以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行为方式为其找到原谅的理由，但对范曾自己，则我们期望于他的是更为彻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他所承担的毕竟不是一个普通民众的责任，他是“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第14页）的范曾。对比巴金先生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而写作的《随想录》，范曾对沈从文事件的轻描淡写，让人看到了一个人内心的孱弱与卑微。
有意思的是，《范曾自述》引发最大争议的焦点突然在他的夫人楠莉的身世上出现了状况，在《范曾自述》第33页里有文如下：
这一天（指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在东北沈阳有一栋日军长官们居住的楼房，在一阵轰天价响的火药爆炸声中坍塌，其中有几十名军官和太太们在烈焰中灰飞烟灭。他们是引决自裁，其死固轻如鸿毛，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而在日本人看来，却不失悲壮。他们的名字在今天日本的靖国神社中被供奉，其中有楠莉的父亲和母亲。
据范曾说，楠莉之所以未随父母在那一声轰鸣里消失，原因在于“他父亲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势下”，将她“托孤于本溪的商人”。在范曾笔下，楠莉毫无疑问是日本战犯遗孤。但2010年12月12日《江南时报》刊登的李秀卿《范曾：既爱江山，也爱美人》，宛如平地惊雷，一时间在海内外引来一片哗然和愕然。
却原来，在范曾笔下素雅如“春梅绽雪、秋蕙披霜”的楠莉，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已经去世的妹妹。她本人原是范曾的恩人须遵德的妻子，与须生了两儿一女。据李秀卿文章所写，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范曾与在文化部宣传队做演员的须遵德认识，范曾对须遵德以兄长相称。当时一文不名的范曾生活窘迫，颇为艰苦，在故宫旁边一个堆满废旧家具的仓库里栖身，须遵德不时给他一些衣服。1971年，须遵德与范曾同时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当年夏天，休假回京，须遵德邀请其到家吃饭，认识了须的妻子张桂云（即楠莉）。
范曾迅速倾倒于楠莉。此后，他常在须遵德去外地演出或拍戏的间隙，与楠莉约会。为防止开电梯的大妈看见，范曾往往直接爬楼梯从一楼到十四楼的须家。而这个时候，范曾同样是有妇之夫，他的妻子边宝华是他在中央美院的同学。
1977年，三十九岁的范曾因结肠息肉住进医院时，须遵德与张桂云每星期都带各种小吃去探望范曾，一直照顾他康复出院。
范曾把这段住院期间的往事看作他和张桂云（楠莉）的浪漫时光。“那时楠莉每次来医院，我真的会康复不少，生命和爱情是奇妙的孪生姐妹，春天到来使人年轻，而楠莉却在呼唤我内心的春天。”范曾在自述文章里如此写道。
多年之后，须遵德得知范曾这样描述后大为恼火，骂范曾非但不知恩图报，还勾引自己的妻子。
李秀卿向楠莉的前夫须遵德求证时，现已七十四岁的须遵德不否认所述事实，但表示不愿再纠结于这段让他伤心的往事。范曾在自述里说：“我和楠莉的爱情太平常、太凡俗，没有任何传奇的色彩，我只想大声地讲一句真心的话：‘我愿与相爱二十年的楠莉同赴天涯’，便演出了轰动天下的轩然大波，我想，我们的爱只能用一个字来评价它：真。”（第37页）那么这“真”又从何谈起？如果连楠莉的身世范曾都敢光天化日之下造假胡编的话，那我们就真不知该不该相信范曾的其他言论包括和沈从文大相径庭的大字报之纷争了。
中国的人物传记尤其自传，历来少有卢梭《忏悔录》一样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撰写者文学地位的鸿篇佳著，我们也早已不对此有所期待。我们所能期待的是，给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人物生平，而不是谎言欺世，把读者当傻子。这是读者最低的阅读要求，也应是每一个自传作者最起码的写作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