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七个台湾新闻圣徒
—— 评《黑夜中寻找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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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 今天 09:15
第一次见到《黑夜中寻找星星》的作者何荣幸先生时，是2011年参加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一次业务交流活动。活动在台北西门捷运站附近的中山堂的堡垒咖啡。咖啡屋里有个大露台，露台正对着抗战台湾光复纪念墙，正中间的位置上还设有讲台和话筒，那是蒋家父子发表演说的地方。
这个地方能变成咖啡屋，得益于台湾社会能够从威权体制成功转型，许多人认为转型成功不外乎有两个原因：政治强人蒋经国的改革魄力、民进党等反对势力的长期耕耘。但这些观点都忽略了台湾转型期其他力量的努力，包括媒体从业者的努力。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些时候被过度高估，更多时候则被严重轻忽。解禁后的台湾，出现许多类似的著作，比如描述独立民营报业史的《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吕东熹著）等，但有关新闻从业者的个人史写作并不多。
曾在《天下》杂志、《中国时报》担任采编高管的何荣幸写于2008年的著作《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一书便颇为难得，专访了十七个在戒严时期曾为不同属性的媒体工作过的记者。正如何的序言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解除戒严、开放报禁二十年之后，台湾新闻界还是言必称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经验，或是永远只能追忆《大公报》时期标榜‘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新闻核心价值的张季鸾。”
这十七位台湾前辈，有数位曾有幸拜访过，因此倍感亲切。二十多年之后，有人从政，有人成为商业领袖，有人功成身退，有人继续奋战在新闻第一线。书中的十七位台湾新闻人分别来自三类媒体，一类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直接控制之下的党报系统；第二类，虽然也在当局控制之下，但因为创始人个人影响力以及与蒋氏家族的关系，拥有相对独立性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系；三则是不断被查封、但颇受欢迎党外杂志。许多人的故事十分精彩：殷允梵当年以《纽约时报》驻台记者的身份声援美丽岛事件，后来创办财经杂志《天下》，李旺台是这群受访者中唯一的美丽岛事件的亲历者，后来出任民进党副秘书长；《自立晚报》的掌门人吴丰山本来要从政，却连写了二十年个人专栏，坚信“记者永远是社会改革的先锋”……
颇有意思的是，三种不同媒体出身的记者对台湾转型的历史、过去和未来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包括对美丽岛事件、蒋经国的评价等，看起来像是来自三个世界。比如第一类媒体从业者，曾担任《中央日报》总编辑、主笔的薛心镕，其新闻生涯始于抗战后期的大陆，薛年仅22岁时就已担任青岛《民言报》（国民党地方党报）总编，跟随两蒋来台后，1950年，26 岁时创办《大华晚报》并兼任总编辑，1971年则接任《中央日报》总编辑。
薛不同意何荣幸团队采访提纲里的一些用词，认为 “不应预设立场使用威权、白色恐怖、高压等不超然的用语”。对两蒋的评价也非常正面，他认为国民党至少勾勒出宪政民主的远景。美丽岛事件，他的看法是： “警察面对暴动，奉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是天下奇闻。”
而且薛是这十七位中唯一一位曾有过“牢狱之灾”的记者。在一九五二年“蔡斯事件”中，因为大华晚报记者披露美军援华顾问团物品失窃、并且表扬刑警破案迅速，薛被保安司令部问话拘留，并且一肩扛下责任，拘禁十天才因不起诉获释。但即便如此，薛对戒严的评价也比较正面。他认为戒严是“政府为局势所迫，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执行上谨慎检点，不要小题大做、轻率从事、过于敏感、株连无辜，当可避免造成民怨。”
十七位台湾记者中，大多数人曾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系工作过。在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时，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曾高居国民党中常委之位的余纪忠、王惕吾二老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用受访人俞国基（曾任中时总主笔）的话说，两大报对台湾社会教育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它们在启迪思想、拓宽视野、介绍新知、推动民主法治等方面，影响既深且远，虽然在政治上不能突破禁锢，但不时对政治做有限的针砭，或者假借其他议题而影射政治，都是积累民主、自由观念发酵的触媒。比如，两大报系主办的文学奖项，不仅是催生台湾作家的摇篮，亦辐射到整个华人世界，王小波的成名便有赖于他所获之“时报文学奖”。
后来这部分人中有许多人出走创立了党外杂志，出走的知名媒体人几乎每个人都有在中时和联合这两个拥有市场化面孔的准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状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状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中国时报》美洲版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王健状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1979年，司马文武因为台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
司马文武在书中提到他创办党外杂志时和警总之间躲猫猫的经历，警总查禁党外杂志，他们便跑给警总追。其实这个圈子不大，日子久了，大家也多少有些接触和认识，后来甚至逐渐衍生“共生关系”，玩出了游戏规则。依据当时政府的制度，若能成功查禁党外杂志，警备总部的情治人员就能领奖金；印刷厂若能主动检举、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也可以领十块钱奖金。于是，他们就先印两千本，这两千本是用来“被查禁”的，等印刷厂检举好、警总查禁完之后，才开始印真正要发行的分量。
司马创办的杂志总是替党重修党史，颇受欢迎，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地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报禁解除后，第三类台湾媒体人开始纷纷办报。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认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1999年，他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
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司马也走入了仕途，在解严前被戏称为“地下新闻局长”的他担任远比“新闻局局长”更重要的岗位，“国安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老搭档康宁祥——当初，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有人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
除了司马文武外，也有其他人曾在解禁后短暂从政过。自立晚报总编辑吴丰山自述，自己一直想从政，却被自晚创办人吴三连一再拉住，只好以选上较轻松的“国大代表”作为折衷；政党轮替前他转战台湾公共电视担任董事长，最后终于入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书中曾提及但并未成为十七人之一的还有许多台湾新闻人，其中有不少出身颇受好评的民营报纸《自立晚报》，比如苏正平，后来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受邀担任“新闻局局长”，他任职中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并力争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任“新闻局局长”。另外一位曾担任《自立晚报》总编辑胡元辉，报禁解除后曾任“中央社社长”，位居高位的他后来选择在中正大学从教，但和那些获邀出任985名校新闻学院院长，且身兼教授、博导的媒体人、官员相比，胡的职称只是“副教授”。
出身不同，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不同，但这些媒体人有一些共性，哪怕不在体制内，他们的职业周期都相当长。许多时候，那些我们熟悉的、辛苦打拼赢得非凡声望的新闻媒体，可以不超过十年就被废掉，即使这个手术不由体制来做，它的团队也会自己来做，熬过了吃盒饭打地铺创业的理想时代，到了该大秤分金大块分肉的收获季节，一定会有人亲自毁掉它。
在台湾，这样的例子十分少见，这十七个新闻人虽然有不少人看起来像是四处流窜的新闻民工，但大多数人都有机会选择一个体制上可以让你有想象空间的媒体长期熬下去。如果所谓体制上的想象空间最终是一种错觉，好歹，还有尺度空间给他们更多想象力的机会和成就感，至少让他们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过客。
【关于《黑夜中尋找星星》】
作者: 何荣幸/ 台大新闻研究所
出版社: 时报文化
出版年: 2008-1
页数: 520
定价: 160.00元
装帧: 25开／平裝
ISBN: 9789571347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