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宇】张贤亮：男人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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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雷晓宇 原题《张贤亮：男人七十》摘自ＧＱ
张贤亮今年77岁。他可能是中国作家里最会做生意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商人里最会写小说的人。早在很多年前，他已经名利双收。但是，很少有功成名就的人选择像他这样度过自己的晚年。他离乡背井，离群索居，但仍然过着一种富于活力的生活。他说："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我从来不觉得我有77岁，我觉得我好像才17岁。我最羡慕的人就是007。"
通俗来看,随着年岁的增长，张贤亮的生命质量反而又提高了。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一无所有。从21岁到43岁，别人的黄金年代恰是他的蹉跎岁月。身为右派和反革命，他有整整22年的时间都在劳改农场从事体力劳动，没有自由，没有钱，也没有女人。但是，如果生命从平反那年开始算起，今年张贤亮才33岁。在这33年里，他活得淋漓尽致，拥有一切。通过写作，他在文学最繁荣的八十年代获得了名声。通过做生意，他又在商业最自由的九十年代获得了金钱。他与时俱进，左右逢源，当然也不乏女性的青睐。
2012年11月，微博上爆出张贤亮"包养五个情人"风波。现在看来，这是一桩挟私报复的乌龙事件。不过，4个月后，张贤亮忍不住说："5个，太小看我了。"不夸张的说，张贤亮这一生拥有过的情人，数都数不过来。其中，不乏名女人。对他来说，性是狂欢，却未必是沉沦。性从未给他带来过道德的负担。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2003年，他曾经谈论王蒙的无绯闻生活，说："一个作家没有绯闻，怎么能把小说写好呢？"也许是前半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困惑，到了后半辈子，张贤亮为自己选择了一种轻省得多的活法。名利财色，锦绣乾坤。他仍然能够谈论革命和理想主义，但是血浓于水，冷若冰霜。他最狂热的梦想，在他25岁那一年，遗落在贺兰山的芦苇荡里了。"你们看我功成名就，但我担心眼里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像那些过于老练的人一样，他拥有一切，唯独丧失了天真。他说："人类一切的痛苦都源于执着。"佛家说，执著是苦，要破我执。
70岁以后，张贤亮接受佛学，返璞归真，回到了他10岁以前的状态。那时候，他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里，无忧无虑，读书写字。当年，仆人们管他叫孙少爷。现在，下属们管他叫主席。当年，他集万千宠爱在一身。如今，他最大的享受就是跟4岁的养女相处。尽管返老还童，仍是老之将至。几年前，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自己的最后一本小说《一亿六》，累出了白内障，住院开刀，现在他唯一敬畏的事物是疾病。他不指望长命百岁，但求活在当下。如今，他隐居在西北的荒原里。这个地方，叫做镇北堡。再往前，是森林公园、西夏王陵和贺兰山。阴天的时候，从他的四合院里能看到30公里开外的贺兰山脉，仿佛镶嵌银边的大片乌云，降落在地平线上。40年前，他就在那里的山坳坳里放羊，忍受饥饿，对自己的命运百思不得其解。活到这个岁数，他早已学会把一切困惑都抛在脑后。挑一个不刮风的下午，他找人来说说话，拍拍照，然后吃饭，写毛笔字，再看上一集《尼基塔》。
壹
再没有那个作家跟张贤亮一样，隐居在一个拍戏的外景地里，并且打算就在这里安度晚年。
跟所有成名已久的人一样，对于又一个陌生人的到来，张贤亮显得既礼貌又无动于衷。他外表像是个风流人物，长脸，高个儿，声音大，不爱笑。他看起来60出头，比实际年龄小十岁不止。他的衣着相当讲究，又不张扬。就跟他之前透漏过的一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戈壁滩上，他全身上下都是名牌：黑色的平绒布西装，米色的拉尔夫劳伦粗针毛衣，普蓝色的都彭长裤。他笑着站起来，向来人伸出右手。不过，他的握手丝毫没有用力。他又坐下来，抽一支三五香烟，点燃，吸一口，品了好一会儿，才把蓝色的烟雾吐向天花板。
做完这些之后，他把烟递过来。"抽的惯吗？"他问，"我只抽外烟。"
张贤亮是个懂得享受的人。扭头看看，这间客厅里的家具可不是什么样子货。巨大的红木条案，镶嵌白玉的柜子、雕刻祥云和龙纹的椅子，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是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的。他喜欢"消失的和即将消失的东西"。这个两层楼的四合院，从选址、图纸到松木质地的空调外挂机罩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院子盖在游人穿梭的影视城外景地里，门外就是拍《大话西游》的牛魔王府。在那个三十米开外的小院子里，有塑料做的梅花树和循环播放的大喇叭在招徕游客："如果一定要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不过，还好，只要进了这个院门，外头的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再没有哪个作家跟张贤亮一样，隐居在一个拍戏的外景地里，并且打算就在这里安度晚年。外头的游客都知道这个影视城是张贤亮开的。虽然不见得读过，但他们多少知道他写过哪些小说。但没人知道，这位名人竟然就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青砖围墙，松木窗棂，有游人以为这也是个可以参观的仿古景点，糊里糊涂的走进来，又很快被后院的两只藏獒给吓跑了。
张贤亮已经不怎么出门了。他跟北京和银川的文学圈子都已经差不多断了联系。偶尔，也有老朋友来看他。王蒙来了，他陪着逛逛，送一件羊皮坎肩。杨振宁来了，他陪着聊聊天。他有6辆车，其中一辆宝马，一辆辉腾，一辆保时捷卡宴。不过，除非是为了锻炼身体，他很少开车出去。他不爱进城，就更别提出国旅行了。北京和上海他倒是去过几次，回来一直叫苦，说跟乡下一样。其实，银川乡下才是他的安身福地。他在这里待着，比哪儿都舒坦。除了有两个厨子之外，就连每天出门遛弯都有人给他扽裤腿。
他已经过了广泛阅读、大量写作和迫切需要跟人交流的年纪。老作家的一天，一般是这么度过的：大多数时候，他会早起，练练毛笔字，看看报纸杂志，看看美剧，然后去几百米外的影视城办公楼转一圈；下午，他回来写自传，慢悠悠的，也不着急；到了傍晚的时候，如果天气好，没有刮风，他会到古城墙上散步。
这是一段有500年历史的古城墙。当年做兵营用的时候，是用黄泥和干草砌起来的。20年前，张贤亮在里头加固了红砖、电路和下水设备，把这里开发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外景地和旅游景点。瞧，城墙上插着黄绿相间的战旗，是拍戏用的道具；城墙下的院落、街道和小零碎，也是道具。他亲手把一座废墟造成一个戏仿的城，然后在这里面悄悄地过起自己真正的日子。
抬头往外看，3月初正是西北最好的季节。再早几天，银川还冷，黄河支流的冰还没有化。再晚几天，风季就要到了，根本出不得门。现在，空气干燥，太阳当头，晒得人身上微微发痒。有时候，他一边走，一边想想写自传的事。"我已经不屑于为读者写作了。"他说。言下之意，他这最后一部作品是为历史写的。
眼前灰蓝的天空和一望无垠的荒原倒是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不过，年纪大了，免不了把以前的事情跟放电影一样想一遍。他发现，到了这个岁数，昨天晚上的事情忘记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
"全是细节，全是味道。"他说。
贰
"最苦的时候，我幻想做中国的总统。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我绝对有能力把中国统治好。"
1960年冬天，这里还是牧羊人的小集市。城墙上开了豁牙一般难看的窑洞，住着卖黄萝卜的小商贩。
张贤亮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过24岁。年轻归年轻，他已经是个劳改了3年的右派分子。他走了二十几里地，从农场赶到这里，想要给北京的母亲寄一份信。他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咬着牙走来，又咬着牙走回去。
那时候，出现在这个荒凉世界里的，想必是个正在经历煎熬的年轻人。这倒不只是说他缺衣少穿，在饿肚子，而是说，他无论怎样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他来自大城市，是个世家出身的孙少爷。他熟悉的世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晚年的张贤亮回忆起来，就像一部电影的开头。
"晚上，吱呀一声，大门缓缓开了。汽车在铺了砂石的路面上缓缓而行，两边的路灯一下子雪亮，整栋房子也都闪亮了。进门了，有人给你换鞋，有人给你换大衣，有人给你一个手指头、一根手指头的摘手套……"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的一个世家。祖父张铭曾留学美国，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来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母亲在燕京大学读家政专业，也是大学族出身。10岁以前，他的童年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他不会自己系鞋带，但他的脚可以分辨出羊毛地毯和化纤地毯。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6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他记得，父亲最大的爱好已经不是开车，是养马。小时候，如果他跑到楼下，跟"下人"们玩，就会遭到大人的斥责，说他没规矩。
1949年是中国人的分水岭。张贤亮的父母肯定不会想到，不过短短几十年后，儿子会脱下西装，摘了手表，蹭掉皮鞋，专门跟这些人打交道。说起来，虽然是少爷出身，张贤亮的身体底子却好，论干活，他不输老乡们。他什么都吃，膀大腰圆。要挖沟渠，他总是第一个完成。等到运粮食的时候，他一个人能扛起两袋大米。一袋大米200斤，两袋就是400斤。
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在1949年以后有这样的命运，一点儿都不稀奇。要说导火索，不过是因为一首诗。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21岁的张贤亮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大风歌》，被认为是在怀疑社会主义。很快，《人民日报》专门组织文章对《大风歌》进行批判，作者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劳动。
现在看来，21岁的张贤亮简直是个无所畏惧的国际主义战士。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来福枪，也不是镰刀，而是一只蓝黑色的自来水笔。1957年4月，在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一封信里，他的话活像个信徒："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
短短3年，恍若隔世。张贤亮寄完信，离开集市，回到农场，继续每天五六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命运的事情，他根本没力气想。1960年的世界，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在股东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在鼓吹"福利国家"口号，某个城市还在选举"牛奶皇后"……中国呢，中国粮食欠收，到处都在闹自然灾害。毛泽东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要是有番薯吃就好了，张贤亮想。他饿得很，怎么也得找口吃的，好活下来。情况似乎越来越坏，几个月后，他做了人生的最大一次冒险：他从农场逃跑了。
在后来的小说《我的菩提树》里，张贤亮略微记载了这次逃亡："我生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凛冽的元旦之晨，趁出劳改大院去打扫干部家属楼的厕所时逃跑。流亡在外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的经历，超过了日记注释的范围……刚刚逃出了几天，劳改队外部的社会现实就教训了我，让我认识到这次逃跑是极端错误的……大约在一月十日我到了中国西北的大城市兰州。当时的兰州火车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十九世纪作家雨果笔下的"乞丐王国"。"
逃亡的具体细节，张贤亮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小说里写过。后来，他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一边抽三五香烟，一边想，一边说。下面所提到的，是一桩对他的精神世界有深刻影响的见闻。
"我要过饭。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都是几千个要饭的。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人，拉着一个女娃娃。女娃娃很瘦小，看起来像十五六岁。他们也在那儿要饭，不但问我们这些要饭的要，也问干部要。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儿吧。他问，同志你要不要。奇怪，你有什么东西给人啊，还问人要不要。"
"我在那待了一个礼拜。我戴个眼镜，眼睛没有腿，是用线缝上的。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这个大便要凭手抠，我痔疮就是这么来的，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一块，黑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地方，能扶着站起来又没人的地方。公共厕所已经不能进了，全是粪，我就跑到外面。正好我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摸样的人过来了。我这才明白，原来男的问人要不要，是问人要不要这个姑娘，卖淫。"
"那个时候，男人都不能勃起。干不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干子。"
张贤亮哭了。在他的记忆里，被打成右派好几年，这是他第一次哭。他不是个爱哭的人。他的母亲也不是个爱哭的人。他还记得，几年前，他母亲陪他来银川，当年打麻将打到腿肿掉也不下桌子的太太，在荷兰山脚下看见蜻蜓那么大的蚊子，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相反，以前从不下厨的母亲开始每天给家里人做饭吃，每天都笑嘻嘻的。
眼泪不见的代表脆弱。回顾一生，这是张贤亮最伤感的时刻，但也是他最清醒的时刻。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张贤亮的头脑从纯粹的生理的饥饿中脱离出来，他的思维和现实世界有了距离感，有另外一个张贤亮跳了出来，注视这个乞讨者张贤亮。
"这是我的启蒙点。"他回忆说，"死了那么多人，中国还叫做社会主义，不是很奇怪吗？毛泽东号召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一个国家的领袖要许诺人民过幸福生活，丰衣足食。发这样的声明，我觉得非常荒唐。我觉得，这个革命长不了。"
当一个人对于世界的判断和这个世界要求他做出的判断南辕北辙的时候，他除了沉默，就是孤独。他发现，世界并不是《大风歌》里写的那般自由。这一年，张贤亮25岁，他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将一直这样活到43岁。
多年以后，我问他："你幻灭过吗？"
"没有。"他说，"我都没有幻想过，怎么会幻灭。"
"没有幻想不符合基本人性。每个少年都有过幻想。"
"那我告诉你，我最狂热的幻想是什么。"
1961年1月底，逃亡一个月后，张贤亮回到银川的农场。他发现，全中国都在挨饿，地方上还不如劳改农场。作为惩罚，他被派到贺兰山脚下的芦苇荡里放羊。在这里，他做了他这一生最狂热的梦：做中国的总统。
"最苦的时候，我幻想做中国的总统。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我完全有能力把中国统治好。我写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讲了我的四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资产个人化，经济市场化。"
1979年，当张贤亮获得平反，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把这些关于饥饿、性、苦难和荒谬的记忆写进了他的小说。《绿化树》写的是女人和饥饿，《我的菩提树》写的是逃亡和饥饿，《习惯死亡》写的是死亡和饥饿……有评论家说，张贤亮是那一代伤痕文学家里最被低估的一个。在国外，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都写政治、性和流亡生涯。
张贤亮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米兰.昆德拉一开始就是持异见者，而我是中间被启蒙的。"
一年以后，饥荒过去。世界运转如仪，也并没有人揭竿而起。张贤亮继续着他的右派生涯，并将迎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将另外得到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称号，并且从一个农场迁徙到另外一个农场，从事永无终结的体力劳动。做中国总统的梦，的确就是个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越来越可笑。
再后来的岁月里，张贤亮再也不愿意冒险了。尽管他不是无所作为，但也力求安稳。他对世界表现出一些玩世不恭的倦怠，也并无追求极致青史留名的激情和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他获得较高的文学声望的时候，他渐渐地不怎么写了。九十年代，当他的影视城越来越赚钱，他又不断的拒绝开发商的投资邀请。他把上亿的现金都存在银行里，既不投资股票，也不投资房地产，但求今生今世。
"和我曾经的幻想比，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我现在很落魄，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堡主，充其量1个亿。既然是失败者，我就心平气和了，我就在不要增长了。我就很感恩，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身体，给我女儿，给我儿子--他虽然不争气吧，但也不坏，这就好了。"
平反之后，张贤亮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儿子。儿子今年30出头，从照片上看，几乎完全没有父亲的倜傥风采。经过父亲的安排，他早年师从韩美林学画，后来回到银川，在父亲创办的影视城里担任总经理。说是总经理，他并不怎么管事儿。据说，他每天睡到中午起床，下午会去办公室，坐在桌子前面画画。别人一看，画的全是小人儿。
父亲并不怎么介意。前几年，他又收养了一个小女儿，极其钟爱。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研究《易经》，笃信堪舆风水，但他从不给自己算命。
"我知道，自己的命并不好。"
叁
"只有入党才有话语权，才能做事。"
当幻想不再能给人力量，知识就会给人滋养。张贤亮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资本论》这本书，是在1949年以前。他依稀记得，在绿色的客厅里，一位四川大学的老教授跟父亲说，要办好工厂，会当资本家，非读《资本论》不可。大约10年以后，在劳改农场的医院里，一位哲学教授送了他一本《资本论》。
这样的阅读对于张贤亮来说并不容易。1949年以前，张贤亮的知识启蒙来自家里请的秀才先生。他的启蒙读物是《唐诗三百首》、《金刚经》、《心经》、《五灯会元》。另外，他的姑姑之比他大十几岁，当时正在上大学，他就把姑姑的外国小说看了个遍。他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多年以后，他在电影院里看到前苏联电影《复活》，里头有一小段过场戏，表现贵族起床的场景。啪，银幕画面和他的童年生活合上了--就是这么回事。
"就一分多钟的戏。他早上起来，对着镜子，打好泡沫，用老式剃须刀一根一根的这么刮胡子。他往早餐桌上一坐，用两根指头把餐巾"啪"一声打开铺上，然后佣人往咖啡杯里倒上咖啡，送上早报……特别对，就这样，贵族是一种气质。"
总而言之，张贤亮早年的生活经历、阅读经验和审美经验都以某种氛围和情感为主，隐隐带有感伤、柔弱和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色彩。但单凭这样的文人气质，显然无法适应狂风骤雨般的历史洪流和冲刷。
张贤亮并非软弱之辈。《资本论》这样艰涩的理论书籍给他带来不少阅读障碍，不过，一旦看进去了，它也就成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一本书。简单来说，他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本经济学著作来看的，而是试图把它当做一只理解赎回、探索趋势并且和此时此地的恶劣环境保持距离的水晶球。在小说《绿化树》里，他曾经借男主人公之口解释过《资本论》对他的重要价值。
"念了这本书就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我们虽然不能越过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但知道了，就能够把我们必然经受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像知道了春天以后就是夏天，夏天以后就是秋天，秋天以后就是冬天一样，我们就能够按这种自然法则来决定自己该干什么。"
《资本论》成了张贤亮的政治气候万年历。知识和理性带来的距离感和判断力帮他熬过了最难的时期。1971年，林彪在外蒙古坠机。当时，张贤亮毫不知情，但是他很快注意到，报纸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林彪的消息。他预感到，这个国家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林彪完蛋了，我就有预感。等到毛泽东一去世，我知道，我的时代要来了。"
1976年，张贤亮40岁。他已经从劳改犯人成为管制分子，是挣工分的农业工人，不过，头上一顶右派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掉。他没有房子，没有钱，也没有女人。意识到新的时代要来了，这不但是希望，也是压力。他在山脚下干了20年农活，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一旦走出农场这片小天地，他该何去何从？
张贤亮为新生活做了一些准备。他利用从《资本论》里学到的知识储备，开始尝试写一些政治经济学论文，研究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问题。他给《红旗》杂志投稿，自觉颇有见地，但几个月后，论文全都被退回来了。
有一次，一个已经恢复工作的朋友回农场看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中国哪有政治经济学，只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你还不如在写诗呢，现在写诗已经不审查成分了。写的好的话，也是一条出路，没准儿能去农场中学当教员。
张贤亮听进去了。他试着写诗，但写不出来。"写诗需要赤子之心，但我已经没有诗情了。"
张贤亮别无所长，只会写东西。无奈之下，他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脱稿给银川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原来这就算小说啊，我还能写好多呢。"就这样，1979年连续发表3篇小说之后，上级给张贤亮平了反。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给张贤亮打电话，想要改编他的小说《吉普赛人》，并且邀请他从银川到北京来，参加北影的电影培训班。在北京的几个月里，他每天看四部好莱坞电影，听谢铁骊和李陀的课，感觉耳目一新。时隔数年，他终于回到了文化中心。
培训结束，张贤亮并没有留在北京。他回到银川，在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短短3年之后，他就成为了宁夏文联主席。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连续担任了4届全国政界委员--－对，没错，回到银川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入了党。
前面提到过，1961年1月，在兰州火车站，一次由性和饥饿带来的冲击，曾经直接促使张贤亮自我审视，成为一名异见者。一待饥荒和动乱结束，他为何又摇身成为了一位信徒和积极分子？但道说，一个人是如此容易走到自己的反面？
"也有人说我钻营。我说，不是的。入党是个务实的选择。起码你能够获得话语权。那时候，我号召所有有志于改变中国的人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时俱进和机会主义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机会主义其实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如果说，经历过贺兰山下的幻灭之后，张贤亮曾经一度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在1979年之后，他以党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但也没有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或是右派。总的来说，他倒是一个相当冷静的务实派。这种务实一方面来自早年传统教育中"士"的追求，"天降大任于斯人"，一定要做事情；另一方面，出于对波谲云诡de政治现实的妥协，什么有用做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在什么地方，就要扮演好社会给你的角色，并且要把社会允许你发展的自由度打造到极致，但是又不是要越过边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不要讨人厌。"
张贤亮被突如其来的机会鼓舞着，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他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接近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他比21岁时更懂得审时度势了。他有自知之明，有分寸感，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的"士"只有在体制内生存，才能把自己的抱负施展到极致。
在他的镇北堡影视城里，除了"贩卖荒凉"，还有一处特别的小院子，是专门用来"展示苦难"的。这个小院子几乎算是中国第一个"文革"纪念馆。这里又被批斗的走资派的泥塑雕像，有简陋的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有大部队的大喇叭，还有吵架的财产登记单。在展厅里，有一整面墙，挂的全是中央在任高级官员来影视城视察时候的照片。在张贤亮的安排下，这些照片全部按照官员们的官阶高低排列前后顺序，一带有哪位官员卸任，照片马上拿掉。2013年2月初，照片墙上排名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来过镇北堡。
对张贤亮来说，这简直是个有智力含量的恶作剧。他很得意；"我提案要搞全国第一个\‘文革\‘纪念馆"没人敢，我就弄个院子自己搞。我把中央官员的照片放在这里，显然他们都来看过，都没反对。他们都没反对，谁还敢反对。"
从"文革"大院所在的明城堡往外走，绕到几百米外的清城堡里，哪儿有座拍戏用的都督府。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张贤亮曾在这里接待过柳传志。这两人本来既无交情也无瓜葛。1997年，张贤亮出版了《小说中国》，这是一本讨论三农问题和私有制的书。柳传志看过这本书后，曾经约张贤亮在北京吃过一次饭。后来，柳传志借旅游之机有来过一次银川，专程摆放张贤亮。
在张贤亮的印象里，柳传志只跟他讨论过一个重要问题--要不要入党，"当然要入党"他说，"只有入党才有话语权，才能做事。"
关于这个严肃话题，相信党员柳传志跟他有共识。不过，他也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能够得到认同，九十年代初，张贤亮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八年。他和旅美多年的作家刘宾雁发生了一次争执。
"你没出息"刘宾雁说
张贤亮反问"是你们在国外自由地骂共产党勇敢，还是我在体制内提出不同意见勇敢？"
时隔多年，刘宾雁已作古过年，张贤亮仍要反复强调："我没有怀疑，我觉得我做得对。我利用这25年的参政机会，至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同一时期，张贤亮还去过法国，呆了半年。他和移居法国的作家高行健也打过交道，但他拒绝评价高行健和这段交往带给他的感受。"无感。"他说。
经历时代风云，人总是很难面对那条未选择的道路。即便没有自我怀疑，内心冲突总是有的。这时候，童年看过的佛和禅就像浸没药水的底片，慢慢开始展示力量。他信佛。佛告诉他，一切忌空，要破执，要放下。如此一来，在此消彼长的世界中，他可以自我调节，休息无动于衷的本事。
"你看，托尔斯泰晚年多么可怜，人生一切痛苦都源于执着。他如果是佛教徒，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佛学多好，叫人心安。"
其实，张贤亮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已经彻底看都放下。他仍有虚荣心，想要被历史记住。他正在写作的自传，将是他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他进展缓慢，却又野心勃勃。他心中仍有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岛》。
肆
"如果当年的幻想成真，你会不会是马尔克斯《家长的没落》里的主角？"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同年，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下海创业，创办了镇北堡影视城。
同一时期，也有陆文夫、周梅森这样的作家下海，但迄今为止，张贤亮仍被认为是同代文人中从商最为成功的一个。1995年公司就还清了贷款。2012年，影视城全年的参观人数达到107万，门票收入8000多万人民币。这一年，公司价值2亿元人民不，有400多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机会，影视城再也没有向银行借贷过一分钱，相反，有一个亿的帐面现金流存在银行的账户里。
如果说张贤亮颇有商业头脑，这可能还是要归功于《资本论》的经济学启蒙。另外，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做生意也算家学渊源，对于利润这回事，他并不陌生。在他的小说里，曾经记录过这样的画面；
"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壁纸贴面的大房间里，在凤尾草图案的绿窗帘下，在大理石镶边饿法兰西式的壁炉旁边，我的一个伯父坐在棕色的皮面沙发里，我坐在放在地毯上的一只蜀锦软垫上。他晃动着自己调的加冰块的鸡尾酒向我说摩根家庭发迹的故事。
听到没有？做生意就要这样精，门槛不精不行！这位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端着高脚杯教育我。睡倒闭了谁是函大，能赚钱才是英雄！"
张贤亮做生意不能算不精。在创办影视城之前，他就做过一个广告公司，积攒了一些经验，在银川当地，我甚至得到过这样的说法；张贤亮太精明了，最好不要跟他有钱上的来往。
有了体制内的地位和话语权，张贤亮毫不费力的击退了自己的竞争者，。当时，附近农场的负责人也想要承包这片外景地，进行商业开发。农场连年亏损，没有钱，打了报告跟上级申请4000万经费。张贤亮则根本不指望政府。他用自己海外版税的外汇存折贷款70万，把其中的50万投入到影视城项目中，又从当地的省市机关集资29万。有了钱，批了项目，它就开始回迁牧民，雇用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开始了系统的工程改造。
张贤亮数度《资本论》，当然知道什么叫做绝对控股。直到现在，他在影视城的股权都超过60%。此外，他在上世纪就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做知识产权的生意。剧组来他的影视城拍戏，并不需要交场租，只需要签订合约，允许影视城保存剧组的布景和道具，并以剧组的品牌名义继续使用就行了。如今在明城堡里的《红高粱》土坯房，就是按照剧组美工师图纸一比一修复重建的。1993年，为了这份图纸，张贤亮支付了一万元的人民币。
不过，挣钱归挣钱，为什么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张贤亮的创作量锐减，几乎再也不写小说了呢？
"在九十年代，有比文学更高级的东西；商业"他说，"我预见到，政府在文学上回收紧，不再像80年代那么自由，但在商业上会开放。如果写了又不能发表，那我再怎么写，也是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的重复。"
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圈开始面临高潮之后的回落和分流。有的作家成了文化官僚，比如王蒙；有的作家出国继续纯文学的创作，比如高行健；有的作家开始跨界，比如马原；有的作家开始经商，比如张贤亮；还有的作家，比如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陆新华好多年后，有人辗转听说他去了美国，一度在拉斯维加斯做荷官。
张贤亮有过文学梦。21岁，他写《大风歌》，长诗开篇便飞机炸山，一连三句"我来了！"那时候，他相信"文以载道"，希望以诗歌和文学来参与时代进程。此番受挫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他的文学使命才重新焕发。"我有那种使命感，要把我的个人经历、时代记忆和民族苦难用文学记录下来。我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实际上是一体的。"
不过很显然，张贤亮的文学使命感并没有那么强烈。90年代初期，当文学创作遭遇体制管理瓶颈时，张贤亮从来没有想过像高行健那样，出国继续创作，时间自己的文学使命。实际上，张贤亮在90年代曾经出国游历过，在美国和法国居留过半年，也和当地的中国学者、作家打过交道、但他不喜欢那种状态"就是到处骂，哪个报纸、电台请他们，他们就去哪里骂。"
最终，商业取代了文学在张贤亮生活中的位置。但同样的，对于商业，他更加没有所谓的使命感。在商界，他唯一打过交道的企业家也就是柳传志，不过他丝毫没有打算把这片黄泥色的镇北堡打造成百年商业帝国。曾经无数次有人撺掇他去拉投资，在戈壁滩上搞旅游地产，他也从来没动心过。
"我才不干呢"她白白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实际性的，全靠卖房子拉动。幸好我没做房地产，要不就完蛋了。
对于商业，张贤亮就当玩儿。去年，他突发奇想，要在影视城里加盖一个景点，复原949年一起的老银川一条街。一声令下，麾下所有人出动，搜罗文物的搜罗文物，画图纸的画图纸，做道具的做道具，盖房子的盖房子，找老艺人的找老艺人。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个景点九该起来了。更早些时候，他在报纸上看见有一处鹿场快倒闭了，就心血来潮买下来。现在，这座鹿苑就在影视城的停车场边上，每天都要吃掉大量的玉米杆儿。
这就是他的城，他就是这里的王。这是他的堡子，他就是这里的堡主。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体现他的意志品味。他相信风水，整个城就被布置成一个阴阳八卦阵。他喜欢收藏，就转没有一个展厅展示他的古董家具。他有恋母情结，墙上就挂着他母亲的照片。这就是说，每年都有上百万人要对她行注目礼。他喜欢书法，于是到处都有他的书法装裱和题字。他写书，当然就有不止一个摊位售卖它不同版本的小说。他口若悬河，那么没有几个喇叭循环播放他的讲话就简直是咄咄怪事了。
在堡子里，唯一的办公楼是一栋青砖中式建筑。在楼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影壁，硬币背后写这一个巨大的汉字，用圆圈圈起来--－忠。在门外，是他的题字。旗帜、喇叭和他采访录像大屏幕。偶尔，他来办公室看看，每一个人都毕恭毕敬的叫他"主席"。其实，他们都多少有些怕他。
我问他；"如果当年的幻想成真，你会不会是马尔克斯的《家长的落寞》里的主角？"
"时势造英雄，中国这样的故事多了"
其实。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像他这样天赋异禀又老于世故的人，也很难超越他的时代。
伍
"我这样的男人你们女人不能要"
一年又一年过去，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商业作为，都已经不足以让张贤亮继续站在时代的潮头了。张贤亮老了。就在人们快要彻底把他忘记的时候，2012年年底，一桩让人啼笑皆非的桃色新闻又一次让隐居边陲的老人站到了风口浪尖。
2012年11月12日凌晨，一位名为"做他的情人的"id在新浪微博上连续发帖，自爆是张贤亮包养的五个情人之一，每个月工资3万。这些微博里交代了大量和"老太爷"交往的性细节，尺度之大，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震惊之余，大部分对男主角的年龄和性能力感到好奇；"76岁高龄，也太让人震撼了吧"
第二天，张贤亮通过新浪网公开辟谣，否认包养，称其为"完全无中生有"。"他言语中没有愤怒，反而多次开口大笑，他表示这没什么，自己也不会回应，他还提到微博里的内容他看过，简直就是个黄色小说，跟《肉蒲团》一样。"
事件很快平息，当事微博也因为发布淫秽内容而被注销。张贤亮再也没有公开谈论过此事，迄今为止，也没有在更新自己的微博。
窃窃私语并未止息。他在2009年接受杂志采访的内容又被重新扒拉出来，用以满足人们对一个70岁男人的性生活的好奇心。（见《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09期，《张贤亮；我是很生猛的》
"你现在还有性生活吗？"
"当然有"
那一年，张贤亮已经73岁了。
也有人是张贤亮的文学界人士在微博发帖为他说话。现在，微博上已经找不到这些帖子了大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张贤亮是个风流不下流的人，他曾在某次活动中看中了一个女士，随后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在当地的情人，他将每月支付不菲的生活费。结果，对方拒绝了，张也不以为然，仍然表现得开朗友善。
还有银川本地的id在微博留言说，张贤亮不就是个作家吗，过去有几年，我曾经在我们家楼下看过他，因为他的一个固定情人就住在我们家楼里。
就连他和宫雪花的陈年绯闻也重新浮出水面。九十年代，他曾经为宫雪花的书作序，里头有"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就要包他做二奶"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我倒是多嘴跟张贤亮本人打听了。他不但不恼，甚至还有点得意。既得意于美人的青睐，也得意于自己片叶不沾身。简单来说，据他描述，当年宫雪花曾经是他的崇拜者，对他有意，他也曾在香港宫雪花家里住过两天，不过，两人之间并未发生亲密关系。
"当然，我邪脑筋是有一点。结果我一去，的的确确我所有的书她都有，都在书柜里。这一下，我不好下手了。再加上她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孩子还小。即使晚上她穿得很性感到我房间里--这个性感，更深一步就是肉感了--她要不投怀送抱的话，我就很不好下手……后来，我们就开始谈生意了。"
左一个"下手"，右一个"下手"，老先生显然在回味这次艳遇。几年以后，他创业成功，真的成了亿万富翁。有一天，影视城的座机响了，有人接电话，一问，是香港打来的，一位宫小姐，找张先生。
这件事情的后续，不得而知。不过，多年以后，拜托互联网的伟力，张贤亮"威名"远播，桃花满天开。他的绯闻不再是小道消息，成了和男性、生命力、性道德有关的公共事件。
事情略微有点令人尴尬。尴尬倒不在事件本身。风波过去4个月后，张贤亮非常坦白的谈论起这桩绯闻，原来只是影视城一名服务员的挟私报复。令人难堪的是，事情发生一个月前，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比自己小19岁的同行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成名已久的老作家却被边缘化了，竟然只有搭着桃色新闻才会被人们在提起。
张贤亮自己倒是满不在乎。莫言获奖之后，他以宁夏文联名誉主席的身份写了一封祝贺信。后来，他专门用一张硕大的红纸写了这封信，张贴在影视城《红高粱》的外景地里。每一名游客，只要一走进那间巩俐嫁人的泥胚房，迎面就能看见这封安民告示似的公开信，表达张灯结彩的祝贺和敬意。
和莫言一样，张贤亮的小说大多也以性和饥饿为主题。但张贤亮的小说往往被认为有极其强烈的自传色彩。这或许也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性经验更加好奇的原因之一。即便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看起来也的确很像小说里的情节：65岁的张贤亮曾经回过劳改农场，一位当年的绯闻对象忙不迭为他做饭。女人掀开衣服，露出层叠的肚皮，问他，你还要吗？他说，要。
与对张贤亮来说，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生活，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元素。讽刺的是，他曾经承认过，一直到40岁，他还是个处男。这一次，我没有问，他却主动的谈到了他的性启蒙。他并不避讳谈论性。很多时候，他甚至乐于谈论性。这一次性启蒙，最终导致他对这个神秘元素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且展开了无穷的想象。
"我到30多岁的时候还是童男子。农场有个姓王的猪倌，解放前当过连长。那时候，他已经40多岁快50了，他跟一个女孩子一直保持性关系，从女孩13岁到17岁。那时候，人人家里都没菜吃，吃不饱。他是喂猪的，有好多菜叶子。那个小女孩13岁，每天提着菜篮子来找他，他就给点菜叶子。来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亲亲她，女孩也不拒绝，然后两个人就弄起来了。"
"3年之后，有一天，有个男孩也来喂猪，趴在窗户上看，发现他们了。这事情放那个年代是要枪毙的。军管会去问女孩，他是不是强奸你。她说，不是，我愿意的，我要嫁给他。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就是性。"
"猪倌被判了10年。斗争会开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劳改队去。头天晚上，他跟我住在一个房间。我都要睡了，他跟我一直说到天亮，说这三年来他跟女孩怎么弄的，什么形状，怎么能把女孩弄舒服……他说，我这一辈子也不冤了，反正在这喂猪，在劳改队也喂猪。"
这些东西，我闻所未闻。我从来没有跟女的接触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糖。糖非常好吃，非常甜，弄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说，性多么舒服，怎么有趣，我听得目瞪口呆，但当时一点儿没引起我的性欲。我说该睡了，他说不行不行，还把我摇醒。他进了劳改队，就再不敢说这些话了，那是最后一次。
现在回想起来，那写下来简直是一部淫书。比《肉蒲团》还《肉蒲团》。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提到《肉蒲团》了。很显然，张贤亮研究过不少异性为主题的小说，他使用身体写作。不过，在描写性这件事上，张贤亮经历了一个过程。同样地，在体验性这件事上，他也要走一个过程。等到他自己真正拥有第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
1976年，预感到新时代的到来，张贤亮开始系统地阅读和写作，准备投稿。此前，由于他单身，在农场里一直跟男性同住，没有一件自己的屋子。当时，农场里有一个跟他同岁的女"坏分子"，不能生孩子，离了婚，身世很惨。两人以商量，跟大部队打了个申请，就搬到一起同居了。
多年来，张贤亮在小说里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或泼辣，或温柔，或乐观，或忧伤。但真要说起来，他讲不出什么明确的女性观。不过，他倒是承认说，自己有恋母情结。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1937年的老照片：母亲抱着1岁的张贤亮，站在花园里的留影。那是夏天，母亲笑意盈盈，穿着短袖的浅色印花旗袍，头发光光的束在脑后，看起来就像个少女。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现在看起来，他的第一个女人和她的母亲非常的相像，都是温柔、坚强并且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至今，他对这段关系念念不忘。确切的说，那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男人和女人的互相依恋。白天，两人一起出工，晚上，两人相互给对方擦洗后背晒伤起泡的皮肤。这种感觉，在后来的张贤亮回忆起来，几乎就是爱情了。
这段并未成为婚姻的关系并不持久。一年以后，女人摘掉了坏分子的帽子，哥哥帮她在老家找好了工作，来接她。他留恋自己的男人，不肯走。哥哥把男人叫到屋子外头，请他为了她好，放她走。他走进屋里，劝她走。她哭了。她走的时候，把所有家具和日用品都留给了他。
"你们有爱情吗？"
"有。"
"爱情是什么？"
"是依赖彼此。"
"你还相信爱情吗？"
"爱情的本质就是性。"
在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里，同居女人和母亲是仅有的两位。同居女人不过是他对性和女人的初体验，后来的很多很多年里，想必张贤亮阅人无数。他不再相信爱情，性也从未给他带来过道的负担。他娶过妻子，生了儿子，但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
"现在也不信。"他说，"我这样的男人，你们女人不能要。"
"敢问你一辈子有过多少个情人？"
"那个保养风波太小看我了，5个！"
"10个？"
"不止。"
"20个？"
"数不过来了。"
"现在有情人吗？"
"没有了。"
"真没有？"
"真没有。后来也觉得麻烦。"
张贤亮的女性观绝非传统主流，但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不仅在记者面前，甚至在同行面前也是一样。2003年，他参加作协的活动，在谈到王蒙没有绯闻的话题时，他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绯闻，怎么可能把小说写好呢？
"我问什么会这样？"他抽着烟，问自己，"我想过，可能是因为，别人想女人的时候我都在想政治，在想怎么活下去。我40岁才开始接触女人，跟20岁谈恋爱的人肯定不一样。我感觉我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撕心裂肺欲罢不能的感情。"
这点倒是真的。命运使然，他这个人有颠倒错乱的年龄感。20岁，正常人在青春期，他在坐牢。40岁，正常人在中年危机，他刚出狱，新生活刚刚开始。如果抛开童年时光不谈，他的人生从1979年平反才真正开始的话，那么他现在才33岁，跟我同龄。
他今年77岁，老觉得自己才17岁。他有点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本杰明.巴顿一生下来就很老，然后越活越年轻。不过，他自己更喜欢小说《阿甘正传》里那个段子：
阿甘抱着玛丽.莲梦露在跑步。
尚未提醒他：喂，这可是梦露啊。
阿甘答：嗯，有点儿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