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追思内地会的吴咏秋教士
2014-09-24 教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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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边云波 笔录/王春梅
大约前两年，西雅图的黄锡培弟兄和严玉英姊妹说：2015年是内地会到中国宣道的150周年，你可以不可以写一些纪念性的文章？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在1949年大陆新政权成立前，不仅传道事工在内地会的牧者们带领下多有受益，而且从起初，我就是被内地会的一位宣教士吴咏秋教士（Miss Onions）带领信主的。她当年为了我们那些青年人归向救主，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吴咏秋教士是英国内地会的一个女宣教士。1943年抗日战争末期，我从家乡逃亡到了陕西南部盆地的洋县上学。我在内地会的一个礼拜堂里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因为服事主的缘故，她一生没有结婚。她的身量很高，但身体很弱。一身的农村妇女装束，中国话讲得并不流利，常常歪着头微笑，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当时礼拜堂里已经成立了基督徒学生灵修团，大约有将近二十个人，我们都很喜欢她。那年圣诞节大家联欢，大家正在热闹的时刻，没有注意她悄悄地离开了会场。大家继续地唱诗，做游戏。想不到吴教士打扮成圣诞老人，弯着腰，背着一个口袋，突然进来了。一进门就用老年人的声调问：“你们是灵修团的青年人吗？我给你们送圣诞礼物来了！哎呀，真累呀！”当时大家一愣，游戏突然中断了。跟着大家明白了过来，满堂哄然大笑！
当年我们都很年轻，有些调皮。当面都叫她吴教士，背地里却淘气地称呼她“大葱女士”，但大家心底深处对她都很亲切。
那时的我已经在天津、北京参加礼拜活动有三年之久了，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罪的好人，不肯认罪受洗。有时候灵修团开会还叫我当司会的主席，我也会领着大家祷告说：“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其实心里是想：“求主赦免他们的罪！”
1944年春天临近考大学的紧要时刻，我突然吐了几口鲜血。那时我们这些学生们每天只能定量地吃两顿饭，食不果腹。而日本人那时又大举进攻，侵占了河南大部，陕西也开始恐慌。眼见国难更加深重，父母也更难相会了。1942年我在天津的时候，瞒着父母，曾暗自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抗战建国会”（我的代名叫边学英）。以后被汉奸发现，我便仓促离家逃出虎口，步行了两千华里，逃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洋县。那时只要我用暗语向任何地区的国民政府说：“我是天津李静介绍来的”，便可生活无虑。但是看到当年的社会黑暗，我一直未肯向当时的政府求助，竟致贫病交加，前途茫茫，甚至内心悲观厌世。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生活就是‘生下来活受罪’”！那年春天我常在细雨中，独自在汉江边上走来走去。有时用泪眼看到清亮的汉江水底，沙子上的小鱼都能在水中游走自如，而自己却苦难重重，竟好像走投无路，便想到屈原当年往汨罗江里一跳，一切痛苦不是就都完结了吗？我不时地涌动着自杀的念头。
那期间，我连着三个礼拜没有再进礼拜堂。后来，Miss Onions三番五次地托同学找我，让我去见她。因为对她的尊敬，我就只好再到礼拜堂去会见她。
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她当年的样子。瘦瘦的脸，尖尖的下巴，一身中国农村妇女的穿着，非常地朴素。她淡蓝色的眼睛一直关切地看着我，满脸的慈祥，歪着头，用很不流利的中国话对我说：“Mr.边，你有什么难处？可以和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心里想我跟你讲也讲不清楚，再说，我也不相信你的祷告能帮助我。但是，我很难拒绝她那慈详的面容。她看我总不说话，她就说，你已经三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了，你还是来聚会吧。那完全像个老妈妈的恳切语气，使我没有办法拒绝，我只好答应了她，继续参加礼拜。以后我的心情也略微好了一些，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没有多久，吴教士又和我说：你住在学校里不够安静，礼拜堂有两间空房子，你就搬进来住吧，这样好方便你复习功课预备考大学。当时我只是个穷学生，而且团契里有十几个同学，但是吴教士却单独地叫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礼拜堂里来住。我想她知道我有许多伤心的事没和她讲，住到礼拜堂里也许就会好一些。我深感到一个外国传道士，竟无缘无故地对我个穷学生这么关爱，心里很受感动。
我住进礼拜堂第二天一清早，想不到吴教士就拎了一壶开水来，让我用热水洗脸。其实我平常多年都是用冷水马马虎虎地洗脸惯了，那时觉得她就像一个老妈妈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关心我。在这样一种爱心的关怀下，我心灵里面也感受到像是从神而来的温暖。
我逃离家乡后几年来第一次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多有安静的机会，心情就略好了一些，准备考大学。考大学当时是件很重大的事，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公费，就等于没有饭吃了。只有考上大学，流亡的学生才有公费维持生活。原来，我并不是每天祷告，而且在祷告中我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虽然我做礼拜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别人很早就受洗了，但四年之久我就是不肯受洗。不过那时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不得已就开始认真祷告。然而我的祷告，主要就是求神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甚至在主面前许愿说，如果能考上一个好大学，无论自己在哪个系，就在那个专业里好好地荣耀神，做一个好基督徒。
可是后来神光照我：你不能仅只祷告这么一句话，总该多祷告几句吧！？后来我就祷告，求主让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过了两天，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好像在祷告中神有一个质问：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吗？我心里说：我不是。原来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但那天我感觉到我是个罪人。我第一个认的是骄傲的罪。后来再祷告，觉得自己自私、虚伪，还骗取了同乡会的救济金；看不起同学，让同学心里受了伤；还考试作弊。再祷告，我不能再坐着祷告了，就很自然地跪了下来。我小时候还偷过母亲的钱，曾经让母亲伤心难过地默默流泪。祷告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流下了泪来，在主的光照中，越祷告发现自己的罪越多，就像在一个光亮的屋子里，身上一点点的污秽都看出来了。祷告到后来，就求主赦免自己的罪。再继续祷告就是赦罪后平静的感恩，再流泪也是喜乐的眼泪了。那天晚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年夏天在吴教士的帮助下，我决志受洗。给我施洗的是一位内地会的牧者。受洗的地方就是汉江。汉江，原来是我要投江自杀的地方，结果反而成了我与主同死、同葬、又一同复活的地方。
1944年初夏，我要离开陕西洋县，到重庆去考大学了。临走之前特意向吴咏秋教士去致谢、告别，并且想送给她一件有纪念性的礼物。那时我有一个很爱惜的文具，是我多年使用的一个硬塑料片，只比书本略大一些，但无论在任何地方，垫上它就可以写字。这种塑料片，值不了多少钱，但却是我随身使用了多年的心爱物品，即或在我爬山涉水逃难的时候，都一直是带在身边的。我送给吴咏秋教士这件小礼物的时候，说是送给她作为一个谢谢她的纪念。她收下了，但是没想到，她用很不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不要谢我，你谢耶稣吧。就是在你三个礼拜不来做礼拜的时候，我在半夜里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一个声音，叫着你的名字：“边云波。”我马上就惊醒了，忽然想起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聚会了。我就半夜起来，跪下来为你祷告。第二天我就托人去找你。所以你要谢，你就谢耶稣吧。她这几句话，使我很受感动，也非常吃惊。我常想，神既是这样的爱我、拯救我，他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托付和工作，我又该怎样回报他的恩典呢？
1944年夏天，我谢别了吴教士，来到重庆考大学。感谢主，我考上了两个较好的大学：一个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央大学，另一个是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无力再去往昆明，我便保留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籍，而上了中央大学。1945年暑假期间，我奉献了自己。当年秋天，清楚了主的呼召，休学一年，要出来传道。传道的地方，就是吴教士领我信主的陕西洋县。那时吴教士因病离开洋县，回国疗养去了。我听到内地会其他的宣教士告诉我说，她本来有很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根本不适合在洋县那个潮湿的盆地传道。有些人多次劝她离开那里，她总是说：“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哪！”我听到这件事情，心里很受震动。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带领我这个刚愎自用、不肯认罪的人悔改信主、奉献了、又回应主的呼召继续她的传道事工，她的工作就算做完了？但我在战兢之余，实在难忘这位忠心事主的吴教士。
我休学传道一年后，由于神的带领，在1946年的秋天，回到中央大学复学，继续读书，同时在本校和外校事奉神。1948年秋天，差一个学期就要大学毕业了，我清楚主的带领要放弃学业，到边疆去传道。当年十月，我写出了一首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诗中就有吴咏秋教士的身影。
以后我在国内传道，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的艰辛道路。到了1980年代初我才听说，吴教士因病回到英国后，在1960年代初，归回天家，安葬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公墓里。
1995年12月底，我被邀到英国去讲道。几天聚会以后，便决心和我的妻子耀轩、女儿晓纹到吴教士的墓地去，追思这位一生服事中国人，并在51年前带领我信主的老教士。
吴教士的坟墓是内地会为她置备的。那天下着小雨，当时王光霞姊妹开车大约两小时，把我们从伦敦市内带到了墓地。可是在蒙蒙的细雨下，我们四个人怎么找也找不着吴教士的墓穴。后来凭着编号终于找到了，但那只是一个很平的墓地，没有墓穴，更没有墓碑，只有很难辨识的一个编号标识。我感慨万端：这真是一位无名的传道者！当时雨越下越大了，我们只好匆匆地又依依难舍地返回伦敦市内。
参加过另外一些聚会后，我请当地一位刘牧师再次带我们去看看吴教士的墓地。这次我们打电话先找到墓地的管理人，说明了在广阔的墓地上寻找穴位的困难，请他带我们去找一下。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仍旧是开车两个小时，但在管理人的带领下，顺利地来到了吴教士的墓穴前。
这一天不像上次在雨中那样仓促，得以静静地追思地下的这位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漫步徘徊在吴教士的墓穴附近，禁不住地暗暗饮泣……
管理墓地的人对我们有些奇怪，他问我说：你们从中国来，这么远到了伦敦，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游览胜地你们不去，怎么每次来回开车四个小时，两次到这个荒郊坟地里来？你们是为什么呢？我和那个管墓地的人说：你知道埋在地下的是什么样的人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五十年前，这个传道士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一生没有结婚，末了在她关节炎很重很痛的时候，仍然留在陕西南部潮湿的汉中盆地里传讲福音，我就是她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而蒙恩得救的。而且我和他说，在吴教士传道的小县城里，原来那个只有二十人左右的团契，现在出来了好几位传道人。有一位叫陈玉生，另一位叫陈玉璋，再有一位叫张继荣，他们都被主接去了；还有一位姊妹上了神学院，她现在还活着，仍旧在中国大陆传道；此外，还有一个传道人，那就是我。而且我告诉他说，原来吴教士传道的时候，教会只有二十人左右，到了1995年冬天，据我所知道的，那个县城已经有三千信徒了。管墓地的人很受感动。
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没有墓碑呢？他说：内地会对所有本会的老传道人都要认证负责养老直到离世的。但是去世后的安葬，都是由家人来安排。由于吴教士没有结婚，没有亲人，所以就没有墓碑。于是我的女儿晓纹说：我们作为她的后代来为她安一个墓碑。我们离开墓地后，就留下钱，托付伦敦的林添生牧师夫妇帮助，为吴教士安置墓碑。我知道即使安了墓碑，也很难再有人到那里去，但这是一个中国弟兄的心。
吴咏秋教士生前大概绝不会想到，2001年陕西洋县仅只城区附近就已经有上万的信徒了。分布在郊区、山区的众多家庭教会的信徒，更是不计其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现在神复兴了中国的教会，但是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绝不会忘记，过去那些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宣道的西方传道者。今后更愿举世的信徒，不分国籍种族，不论语言肤色，都同心合意地向普世宣道，迎接主的再来。阿们！
（2014年8月12日修订于洛杉矶邸慕理姊妹夫妇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