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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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西南科学先驱、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在离开成都时说：“我们曾联合中西同志，共同从事学术上之研究，以科学代替迷信，以友情代替歧视，以大同代替区域观念，以合作代替斗争……我们很快乐地在中国住了40年。”此前不久，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生活在充满回忆的戏剧里，这戏剧是由中外人士通力演出的，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里的人物的生动，远不如我40年里见到的那些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这生动的快乐很快将被粉碎。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说:“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翌年6月，朝战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参战。国内反美情绪急剧高涨。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
同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与时俱进，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展开“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运动，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但这并不能改变教会大学的命运。
对教会大学的整治从辅仁大学开始，这所在中国极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于1950年10月被政府接管，两年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期间，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家陈垣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1952年3月6日，陈垣在《光明日报》发长文检讨，说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陈垣的全面自污，赢得《人民日报》的称赞，说他“诚恳老实，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检讨较深刻”。
就在陈垣检讨前的4个月，1951年11月，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同样不能挽回它们终将消亡的命运。
1952年秋日，草木摇落而变衰。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将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合并重组高校系科。院系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其他院校中，绝大部分外籍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曾经草木茂盛的教会大学被无情拆分。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划入北大；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与之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
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也在劫难逃。
1950年1月12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文教厅副厅长温宗祺为组长的军管小组对华大实行军管，帮助学校开设马列理论课，改组校董会，重组校务委员会，同意“师生职工有权建立自己的组织”，不过，这些组织“都应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
同年底，华大学校经费全由中央政府负责，享受公立学校待遇。外籍人员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及校董。
1951年10月6日，华大正式被政府接办，由“私立华西协和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
时任国家政务院副院长的郭沫若为华西大学题词，内容竟是《共同纲领》中的“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紧跟中央，对教会大学惩戒警告之意，溢于言表。
接下来，在1952年秋的院系调整中，华大被彻底肢解：文哲学院、博物馆调整到了川大，社会学、人类学调整到了四川民族大学，理学院调整到了成都科技大学，农学系调整给了四川大学农学院（现在的四川农业大学）。华大上百位文、理名师也如星散落，各自去了其他院校或研究所。多年后，当年被调整到其他院校的一位老华大教授回忆往事时，不无悲哀：“好好的一个大学，怎么就这么被拆散了呢？这就像强行将一个家庭打碎、分开。我不能理解。”
1953年10月6日，卫生部决定，将华大再次更名，由“华西大学”更为“四川医学院”。昔日堪称亚洲一流综合大学的华西协和大学，至此不复存在。
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曾评论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故事本身确乎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已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当代历史学者章开沅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评论说，中国教会大学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处于更高的教育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它的量虽少而质更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它对公立大学更有竞争力。到1949年，中国有超过15%的毕业生来自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与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许多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与外洋性格的妨碍，但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伟大革命。
用这段祷词来结束此文也许是合适的：“虽然不能证明，但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朽，我们能意识到生活并不像人们喜爱的戏剧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毒蛇的智慧要比鸽子的温柔更受青睐。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一再地遭遇这一切，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一种使我们走向正义的命令，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一些具有永恒之美的举动。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今生的梦想只是孕育新生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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