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道德的困境
刘超
2014-07-30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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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刘超专栏#
走出道德的困境
——从玉林狗肉节谈起
文/刘超
7月11日，在凤凰网与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在致辞中如此描述当代的精神景观——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了人们的价值观，急功近利与实用主义泛滥，从儿童、大学生、弱势阶层、到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浮躁、贪欲、甚至暴戾之气，侵蚀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并继而追问：“这样一个诚信与信仰缺失的时代，个体道德如何建立？文明演进如何可能？如何能让社会拨开雾霾，重见精神之光？”
声势浩大的致敬国学的盛典，无疑对国学重新成为民众的道德支点寄予了厚望。然而国学能否承担起重树国民道德的重任呢？恰好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广西玉林狗肉节事件，丰富的细节戏剧性地展现了当前国人道德判断背后隐藏的危机以及解决的乏力。
虚荣的“善行”
当地有吃狗肉传统的广西玉林，九十年代后开始举行荔枝狗肉节。近年遭遇民间动物保护人士的抵制，2014年，玉林市民、狗肉馆从业人员与爱狗人士出现较大规模肢体冲突，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
人们选择赞成或反对某事，第一步是进行判断：何为好，何为坏，确立道德标准，然后站队，表明立场、寻求认同、证明自身的存在。如果民众将虚荣、感觉、利益甚至仇恨作为道德基础，以各种扭曲的道德为掩饰，实则却在人心上撕裂出一个个创口，给社会带来满含遗憾的疏离与对抗。
以虚荣作为道德基础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并不罕见——陈光标一场场高调的慈善秀，各大企业纷纷成立的公益基金、开展的公益活动，均是作为一种公关的重要手段与树立公司形象的必要途径。2012年6月21日，某行为艺术家到玉林狗肉市场替人类向被杀害的狗下跪谢罪的举动，被反对者批评是借机出名。
以虚荣作为道德基础的爱心秀，不管是在商界、政界抑或校园都很常见——每逢学雷锋纪念日等特殊日子，高校学生志愿者纷纷前往孤儿院、福利院探望儿童、老人，包饺子、演节目、陪聊天、送礼物……无论什么“义举”，照相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有图有真相，证明自己的确“到此一游”。如果照片中还有一个又干又瘦的老太太、或是营养不良的无辜儿童作陪衬，则更加完美。于是常会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好几个志愿者团队同时到访，争抢着展开爱心服侍，“被服侍者”却大多早已疲惫不堪，惊恐连连。
由此可见，以虚荣为道德基础的“善行”不会关注受助对象的感受与需要，也不会考虑因此而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他们所有的“善行”其实仅仅只是为了彰显自己，他们所在乎的仅仅也只是“互相受荣耀”。
跟着feel走
不同于追求虚荣，有些人拥抱感觉至上的原则，以此作为道德的基础。
玉林狗肉节事件之所以如此牵动眼球，与众明星的参与分不开。杨幂在微博写道：“狗对人的忠诚超越了我的想象，我把狗作为朋友，我不食狗肉，我反对以狗肉为食。狗狗很善良，不要吃它们……”明星们相互转发力挺，引得粉丝争相回应表态，引来许多支持。
我们并不否认明星们的善良和他们对爱犬的真挚情感，但必须清楚的是，明星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个性体验和感情偏好，并不存在是非对错之分。他们对狗的亲善与被恶犬咬伤、见狗心寒的普通人的情感同样真实。杨幂所言的“狗狗很善良”并非一个普遍真理，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物种可以被统一冠以“善良”或“邪恶”之名，包括人类。
名星振臂一呼，粉丝蜂拥跟随，凸显出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道德困境，即感觉至上的行为逻辑——“感觉好”成为了做一件事情的充分必要条件；“跟着感觉走”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很有feel”成为对一个人、一件事物的颇高评价。为了表达对明星的支持和喜爱，粉丝便拥护他们的一切行动与号召。仅仅因为“我喜欢”，狗就具有了一种一切其他动物不可取代的神圣属性。
历史中，以感觉为基础的盲目群众浪潮并不少见。二千多年前，把耶稣欢欢喜喜迎入圣城的是耶路撒冷的民众，把耶稣推上十字架的也是耶稣撒冷的民众。在教会中，本应以真理作为基石的信仰不知不觉中也弥漫着“感觉至上”的风气：敬拜赞美追求感觉，灵修祷告追求感觉，读经听道追求感觉，弟兄姊妹间的交友恋爱也要看感觉。
在教会中，由感觉至上主导的明星效应成为一股潮流，名人信主的见证常为弟兄姊妹们津津乐道，也常以此作为传福音时的案例素材，试图通过这些名人的号召力来领人信主，仿佛明星信主才能赋予信仰本身以可信度与合理性。然而在圣经新约里，为主耶稣传福音作见证的更多是乞丐、税吏、妓女这些令人“感觉”不那么好的人物。
利益与仇恨
除了虚荣和感觉，中国人的道德基础实则更多是基于利益。中国人有个传统道德观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都吃不上饭了，还谈什么道德。这种观念的核心是将道德与物质利益捆绑在一起，对国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爱狗人士出于爱心而抵制吃狗，但玉林当地政府与贩狗经营者却为了通过节庆活动增加当地收入而展开了一场“维权”斗争，在他们看来形而上的所谓“道德”绝不能凌驾于切身利益之上。“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处世哲学的Golden Law。反之，当我只损害他者利益而没有对你构成伤害时，我的行为对你而言就不能算作“不道德”。
教会中不容许利益碾压道德的行为发生，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将利益与道德、属灵生命联系在一起，将放弃物质利益的多寡作为判断属灵程度的惟一标准。对于放下世间物质利益的全职同工或者宣教士，天然高看一等。有些带职服侍的同工，则对全职心系向往，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全所有献上，对神有亏欠，生命有亏缺。圣俗二分思维强烈地影响着教会：物质属俗世，是邪恶的，必须被放下。就这一思维方式而言，我们与这个世界其实是殊途而同归的。
最后，中国人最为普遍的道德基础叫做“仇恨”。网络上针对是否可以食狗展开的“口水战”：支持者与否定者僵持不下，便演变为相互谩骂，进行人身攻击。2014年6月21日晚，爱狗人士与当地食客终于直接发生肢体冲突，一个食客满嘴流血被警察带走。至此，经过几年的发酵，爱狗人士与玉林食客终成敌国，彼此仇视。
在当代道德的各样危机中，最可怕的就是以仇恨为道德基础。美国“911” 恐怖袭击发生之时，很多国人拍手叫好；民间每隔几年就会爆发反日活动，群众纷纷上街砸日本车、烧日本店，全然不顾同胞的安危。在其中，看不到对战争的控诉、对人性的反思、对善良的尊重。在民族道德的大旗下，人们展现的是赤裸裸的仇恨与报复心理，却自觉道德上超人一等。
每一次，当以仇恨作为道德基础时，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显得无比“团结”。在爆发钓鱼岛争议的紧张时刻，国内许多教会门口也义愤填膺地挂出宣扬民族主义的保钓横幅。
纠结在此岸
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如果道德是真实的，必须假设上帝首先存在。道德必须具有绝对性与普遍性，不然只能导致混乱，因此必须有个作为“他者”的超越性强大存在进行保证。以虚荣、感觉、利益与仇恨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如此脆弱的道德基础，仿佛是一个人行走在河面的薄冰上，稍有不慎就会失足溺水，又如同将房屋建造在沙土上，大浪打来，片瓦不存。
一个人即使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但是仔细查考圣经，会不得不钦佩耶稣基督亲自演示的道德体系——出生于两千年多前的耶稣，是世界公认的道德楷模。他不停努力摆脱世上错误道德标准对自己的影响，真实见证了圣经的道德观：
世上的道德基于虚荣，恨不得做了好事昭告万邦；但耶稣常常是在无偿医治了穷苦之人的疾病后，认真叮嘱不要将事情传出去。他也教导门徒“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马太福音6章2节）。
世上的道德基于感觉，感觉好的人与事备受欢迎，感觉不好的人与事便遭到无情拒绝；耶稣却不凭感觉行事，“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各书2章5节），他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路加福音14章12-13节）
世人的道德基于自己的利益；神爱世人却不求任何好处：“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马书11章34-36节）耶稣不也格外疼爱不能给他带来实际利益的孩童吗？“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章14节）
世上的道德基于仇恨，将一部分人化为敌人，消灭敌人以证明成功；而耶稣却作为和平之子，在民众的恨意中被推上十字架，备受鞭打与凌辱，在嘲笑中他仍为加害自己的人祷告：“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
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可道，非常道”，人们不愿讨论艰涩的超越性问题；孔子不言“怪力乱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更是将道德的基础拉到了人间。复兴国学也就是复兴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作为道德根基。然而，中国当前的道德之殇恰恰源于传统文化的流弊，以虚荣、感觉、利益与仇恨作为道德基础的逻辑均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
道德的实质是站在彼岸观看此岸。只要我们一天不能超越狭隘的世界观，一天不能看到表象背后广阔、深邃的超验世界，我们便一天难以走出道德的困境。纠结在此岸，无论做出多少尝试，建立多少学说，不过是妄图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升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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