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国家

右派国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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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
2014-05-20 15:57:51

出生于东部、成长于得克萨斯州的小布什

小布什的职业生涯无疑保留了其家族的贵族遗产。他的早年生活似乎就是父亲已然远去的经历的翻版：在安托夫寄宿学校念书，在那里，他更像一个啦啦队长而不是体育明星，随后进入耶鲁大学，在那里他的爷爷普雷斯科特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耶鲁校董会理事。他入选DKE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和骷髅会。但他显然不像父亲那样，觉得这经历令人舒适。小布什发现，安托夫寄宿学校的日子“既冷又远且难”。在耶鲁，他与警察发生过两次争吵：一次是因为在当地的一家店偷了圣诞花环；还有一次是在橄榄球赛后，他和一帮朋友把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柱给拆了。（在他回母校所做演讲的讲话原稿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回到纽黑文真棒，一长串慢慢闪着旋转灯光的警车，从机场一路紧随我的车，让人觉得好像真的回到了大学时代。”令人悲哀的是，昨日已经远去了。）

美国第43任总统，自然而然地放下了他的贵族式教育背景，向人们显示他渴望回到得克萨斯人民中间——远离那些势利小人，回到正派的爱国者中间。然而，即使有所粉饰，在20世纪60年代末，小布什的得克萨斯价值观与他在耶鲁的见闻之间所产生的裂痕也明显在拉大。这并非仅仅因为小布什是个煽动家而他父亲生来完美，而是因为耶鲁也已发生了变化：越南使校园激进化了。就在他父亲被亚伯勒击败后不久，小布什碰到了学校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由此进入了他大学生涯的关键时刻。小布什曾请求科芬介绍自己加入骷髅会，因此年轻的小布什坚持要进行一番自我介绍。牧师回答：“我认识你父亲，坦率地说，他败在一个更优秀的人手下。”

更优秀的人！在小布什的词典里，对一个人最高的溢美之词也只是他“是个好人”。在儿子的心目中，老布什正是好人的典型：他曾为国冒生命之险，发过财，现在又不惜牺牲个人尊严竞选公职。而父亲母校的牧师却在这里暗示，他还比不上一个南方的种族主义者。有很多股力量正将小布什拖向阳光地带的保守主义一边，但也有力量在把他往回拉。

一开始，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所遭遇的是人们对他的怀疑。1978年，朋友们为他突然间对政治感兴趣而吃惊，他告诉朋友，他害怕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统治下，“美国正朝向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因而决定竞选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国会议员。初选中，他的共和党对手吉姆·里斯（Jim Reese）获得了罗纳德·里根的支持。里斯对布什王朝有点怀恨在心，寄出了一封表示不满的信，说小布什“有像卡尔·罗夫这样的洛克菲勒式共和党人在帮他竞选”。小布什设法战胜了里斯，但在大选中，他遭遇到更强劲的民主党对手肯特·汉斯（Kent Hance）。汉斯无情地把年轻的小布什定性为一个在当地毫无根基，在东海岸受过奇特教育的北方佬、投机分子。有个当地人这样说道：“他生来就富贵。”难道他不是骷髅会的成员吗？农民谴责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他父亲却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小布什的捐款人名单——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看起来就好像共和党权势集团的名人录，这使得汉斯胜券在握。小布什的一个愚蠢的决定——制作一个自己在慢跑的电视广告片——也帮助汉斯更轻易地赢得了选举。有评论者说：“如果是在高地公园（Hignland Park）或休斯敦，那倒是不错的广告片，但如果哪个家伙在迪米特（Dimmitt）这样慢跑，后面肯定有人在追他。”这种讽刺性的描述非常令人信服。在一次两名候选人精心准备的辩论会上，辩论主持人当面问小布什，他是不是影子政府的工具。汉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竞选失利期间，小布什常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得克萨斯州。但是，得克萨斯人对小布什的了解越多，就越是愿意原谅他的“生不逢地”。“孤星州”[孤星州（Lone Star State），即得克萨斯州。——译者注]毕竟是一个移民州，因此，并非只有生于斯才可以成为得克萨斯人。得克萨斯人不久就发现，比起他的父亲，小布什显然是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老布什是由司机驾车去格林威治国家日间学校（Greenwich Country Day School）的，身穿羊绒衫和灯芯绒裤；而小布什则是步行或骑车去学校的。在那里，老师先在四年级教授得克萨斯州史，然后再在五年级教授美国史。小布什与该州反制政府的民粹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抵牾。他放弃了家族信仰的圣公会，转而接受了开诚布公的循道公会。大儿子渐渐成了老布什与保守主义运动联系的使者。

讽刺的是，帮助小布什拿下得克萨斯州的卡尔·罗夫也是一个外乡人，来自犹他州。他们俩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小布什虽然在政治世家长大，却并不喜欢政治，罗夫则是政治狂。有个名叫马克·麦金农（Mark Mc Kinnon）的得克萨斯政客在谈到威利·梅斯（Willie Mays）这位伟大的棒球运动员时讽刺道：“总统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棒球运动员；卡尔在成长的过程中，则是要做总统的高级顾问。”小布什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典型成员，总是中心人物；罗夫则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戴着眼镜，并随身带着口袋套和公文包。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效力时，他还是个愣头青。随后，当美国的大学爆发反越战抗议时，他加入了“大学共和党人”组织（College Republicans）。李·阿特沃特把他视为同道，邀请他到华盛顿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1977年，老布什诱使他到得克萨斯州为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效力。罗夫很快成为该州共和党最受尊敬的政治顾问。

即使在克拉迪克赢得胜利10年之后，得克萨斯州也并未明显开始青睐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共和党人。1977年，该州立法机关的181个席位中，共和党只占有21席，而年轻的小布什1978年的首次竞选，可谓出师不利。但罗夫感觉到了政治的风向标。他网罗了一批无与伦比的共和党捐赠人，并且为该州所有的一流共和党精英效过力。他们中有前民主党人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1984年代表共和党赢得了该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凯·贝利·哈奇森（Kay Bailey Hutchison），1993年为共和党赢得该州另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里克·佩里（Rick Perry），2000年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当然，还有小布什。在政治上，这一切的意义堪比购买微软刚面世的股票。

1994年的州长选举，既是对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是否得民心的最大考验，也是对罗夫竞选活动能力的最大考验。在任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是一个地道的得克萨斯人：她是一个反应敏捷的女子，其得克萨斯州主义的主张被收集成书，她将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视为密友。纳尔逊既是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首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南方黑人——的门徒，但也有共和党式的发型——堆在头上的白头发绷得像钢一样。她辱骂责难过老布什。在1988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她对全神贯注的听众说：“可怜的乔治，他生于豪门，他干不了总统那活。”对他的儿子，她又想故技重演，把小布什称作“小灌木树”“次等品”“乔治王子”以及“最后的游戏玩偶”。

但是，普雷斯科特的孙子显得比这个得克萨斯州的女儿更得克萨斯。他在宣布竞选州长时对孤星州赞美有加：“我把得克萨斯州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我不希望得克萨斯州成为另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他反复使人想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形象，目的是要人们把理查兹看作一个脱离得克萨斯州基本价值的、垂死的自由派分子（或者更糟糕的一个人）。而令人吃惊的是，他得到了理查兹竞选阵营的大力帮助。对手理查兹那些最重要的捐款人——包括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沙朗·斯通（Sharon Stone）、法拉·福西特（Farrah Fawcett）、罗森·阿诺德（Roseanne Arnold）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加深了她的这一形象。小布什的捐款人，则包括达拉斯牛仔队的橄榄球传奇核心前卫罗杰·斯托巴赫（Roger Staubach）以及橄榄球教练迈克尔·迪克塔（Mike Ditka）。竞选快结束时，理查兹在达拉斯与演员路丝·奥唐奈（Rosie O’Donnell）同台庆贺堕胎权，此时脚穿鳗鲡色靴子、身着得克萨斯州农业局夹克衫的小布什，却在前达拉斯牛仔队前侧边锋比利·乔·杜普里（Billy Joe Dupree）和伟大的功夫演员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的陪同下，走访乡村小镇。

小布什甚至把那几年的“游牧岁月”变成了竞选优势。他对好奇的记者说：“我过去有时会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那样行事吗？当然会，真的。”他父亲是生活中永远的强者，优秀得不真实。而嚼着烟草走进20世纪80年代的小布什表现得比父亲更为坚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都在反击安·理查兹散布的关于他疯狂青春期的谣言，包括他因醉酒驾车和尝试吸毒而被捕，与多个姑娘发生性关系，在他父亲的就职仪式上傲慢自大等。除醉酒驾车外，其他谣言都未经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谣言却为小布什建立起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的形象。有一次罗夫对记者讲：“他了解布巴（Bubba）[对美国南方白人略带打趣的称呼。——译者注]，因为在他身上就有布巴的因子。显然，他是疯狂之子。”

竞选期间，小布什推出了他的“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题。他支持增加教育资助，并认为宗教组织可以改善福利供给。“政府对同情没有垄断权”是他的口头禅。对强硬右派，他也有许多令其满意的老式保守的东西：对少年犯进行监禁，并对14岁的少年犯进行成人式审问；支持反鸡奸法；要求十几岁的女孩堕胎前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使随身携带手枪合法；拒绝给那些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福利享受者好处。

结果是大获全胜。小布什以20年来州长选举中最大的优势——53%比46%——赢得了选举。小布什继续他在得克萨斯州深得民心的活动，当然，这一次不是通过打败对手，而是通过诱使一名得克萨斯州的政治偶像对自己臣服来实现。在得克萨斯州，由于制度性的原因，真正的权力属于副州长。1994年，该州的副州长恰好是民主党人鲍勃·布洛克（Bob Bullock）——一个极端典型的得克萨斯人。他非常喜好杯中之物，结过5次婚（其中两次是与同一名女子结婚）。他还曾成为引起轰动的传奇式人物：一天晚上喝酒以后，布洛克爬进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后部想打个盹，醒来时发现车在行驶。他立即把手伸向驾驶员做自我介绍，大声说：“嗨！我是州务卿！”布洛克有实力使小布什在州长任期内无所作为。这个灰熊似的人物何必要与一个出身豪门的共和党人为伍？但小布什很快把他争取了过去。据说，在一次只有两个人的交流中，布洛克对小布什抱怨道：“要想与人上床，你得先吻对方。”小布什立即把嘴唇贴到了这个灰白头发的老政客的脸颊上。

至此，统治了得克萨斯州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主党逐渐崩塌。1965年至1995年间，该州经历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选票的最大增幅。小布什和罗夫开始着手清除那曾经宏大无比的政治体系的残存势力。甚至连肯特·汉斯这样曾在小布什第一次竞选公职时对其万般阻挠的民主党人，这时都转而投向共和党，臣服于小布什的脚下。1998年，小布什以68%的选票再次当选州长，比对手多了140万张选票，该州的州参议院也终于落入共和党手中。2002年，共和党在州选举中横扫全州，并最终掌握了州众议院。克拉迪克这个来自米德兰的孤独的共和党人，成为重建结束后联邦军队撤出以来得克萨斯州众议院首位共和党议长。2004年，经过对选区蛮横的重新划分，共和党人从民主党手中夺过5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从而首度成为联邦众议院州代表团中的多数。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其中一人会见小布什州长时，发现他明显不属于父祖那一类型的人物。小布什虽然坐在父亲传下来的一张大桃木桌子后面办公，但他的谈话却不同于父祖，说话中有更多的俚语村言，一句话开始时会说成“老百姓觉着不中……”和“你们大伙儿可莫那么想……”

小布什把家庭照片陈列在州长办公桌后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面。其中有一张普雷斯科特·布什的照片，上面是他在1952年的获胜集会上向听众挥手。普雷斯科特的照片现在要勇敢地面对一个全然不同于他所知道的世界——这是一个布什家有人穿牛仔靴的世界；这是一个把巴里·戈德华特当作严肃的思想家来尊敬的世界；这是一个墨西哥问题隐然大于欧洲问题的世界；这是一个视保守主义为激进变化运动的世界。毫无疑问，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孙子感到自豪，但他可能会好奇地问道：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右派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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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时代

[艾克（Ike）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到华盛顿任参议员的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成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克以55%对45%的明显优势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且带领共和党赢得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有赖于副总统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率领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这个共和党的凯撒并不是保守派的党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处理联邦政府的事务上，因此没有时间来形成激进的意识形态。将军有时候自称“进步的共和党人”，我们不妨称他为“保守派民主党人”更恰当。事实上，1952年，民主党曾在他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之前，恳请他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轻松地战胜了史蒂文森，当时有个记者甚至宣扬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两党共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只是因为个人关系而选择了共和党。新任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赞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为“这20年来对民主党纲领的一个很好的声明”。

对外，艾克支持对红色威胁进行遏制，而不是将它击退；对内，他既不打算废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减少税负。他宣称：“联邦政府的逐步扩大”是“以牺牲国家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他写信给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Edgar）时说：“如果有哪个党胆敢废除社会安全保障、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就别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听到它的声音。”他争辩道，支持这种政策的共和党人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政策“愚不可及”。他向国会提交的首份施政报告是要求建立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当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开她削减学校支出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话却使她左右为难。他说：“我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想法感到吃惊。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包括我自己。”

如果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哲学，那就是他的管理主义哲学。他因在欧洲协调了盟军的关系而声名鹊起。他喜欢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为国防部部长，从而引发人们讽刺他以汽车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拥护者（New Dealers）。人们看不出这些来自公司的官员有什么理由要捣乱。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以来，联邦政府雇员由63万人膨胀到250万人，而年度联邦预算则由39亿美元上升到662亿美元，但汽车商似乎并不担心联邦政府人员和预算的增加。

艾森豪威尔也欢迎那些在民主党里供职过的自由派权势人物加入内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顿贵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员，他担任艾克的总统竞选主管，随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北约、外援和国际主义坚信不疑。

艾森豪威尔有资本怠慢右派，因为他并不担心右派的回击。在共和党内部，环绕艾克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策略性地战胜了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的“塔夫脱式共和党人”。众所周知，塔夫脱喜欢别人叫他“共和党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协地批评“新政”和北约。1949年，塔夫脱抱怨道：“我们已经悄然滑向了干涉他国事务的道路，并且不知不觉地倾向于认为我们是半个上帝和圣诞老人，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而得名于纽约的贵族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内接受了“新政”，对外则赞成国际主义。尽管塔夫脱在国会有其影响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间，杜威式共和党人还是赢得了本党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美国最大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控制了共和党主要的舆论机构，如《时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共和党先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过世，温和派共和党人似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保守主义运动在国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知识界呼声更弱。自由主义者有8份杂志周刊供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保守主义者只有一份创办于1944年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这份8页纸的时事通讯，读者只有127人。美国的学术界整齐划一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天下，以至于当时的一个保守派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学者，以劝说他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关英美保守主义创业史的作品《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最初的临时书名竟是《保守主义的溃败》（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由于缺乏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运动，那些不幸饱受莱昂内尔·特里林讥讽的“保守主义的冲动”的美国人是相当软弱的群体。他们尤其容易成为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这三种心智失常的牺牲品。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敌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反对钱伯斯？为什么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还要说他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的事不闻不问？钱伯斯在他那本杀伤力巨大的《见证》（Witness，1952）一书中提出下面的观点，这一观点之后由几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支持者不断发展：

希斯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裂痕，虽然这裂痕未被彻底揭露。这是那些朴素的男男女女，与那些假装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间的裂痕……这是那些有学识、有权势、大声嚷嚷支持那个思想开明者的人，与那些因受闭于支持希斯的精神异常状态中而撕裂自己心灵的普通人之间的裂痕……

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麦卡锡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马凯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喜欢拳击。他是憎恶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化身。他的言谈像一个码头装卸工，穿着邋遢且贪杯。他替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表达了憎恶之情，谴责“享有特权、满是娘娘腔的国务院”，粗暴攻击迪安·艾奇逊是个手拿花边手绢、装腔作势地用英国腔说话、刻板而“徒有虚名的外交官”，指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参与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他对一群记者说：“伙计，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是浑蛋。”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扬的乐声。



《右派国家》，作者：[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at Bay）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唯名论与唯实论。共相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术语，指普遍、一般。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译者注]，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美国最老牌的怀旧症人物要属拉塞尔·柯克，他企图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重新阐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中，柯克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以怀疑人性和崇敬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事业。柯克的确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热情评论，但有征兆表明，由于受到内心某种邪恶力量的驱使，他使自己从主流社会边缘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称自己为“残缺不全的乡村里最后一个戴着软帽的地主”，并把汽车这一美国生活的标记描述成“机械雅各宾”。对于柯克来说，资本主义就好像共产主义的幽灵，“洛克菲勒和马克思仅仅是同一股社会力量的两个不同代理而已”。人们只能在神意许可的固定社会等级里才能得救。无怪乎有批评家指责柯克，说他说话就像是“一个晚出生了150年并且生错了国家的人”。

是什么把这些古怪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呢？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有三股力量在表层下涌动：一是出现了一批知识型企业家；二是南方越来越对民主党失去耐心；三是美国的重心向西转移。巴里·戈德华特则把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

右派国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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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松

对许多右派来说，这个将民众早期的怨恨转化成投共和党支持票的人永远是英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历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则声名扫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尔杰·希斯谎言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参议院扣帽运动——指控女演员出身的国会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说她“连内衣都是粉红色的”。同戈德华特一样，尼克松来自阳光地带，毫不掩饰自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厌恶。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尼克松频频引发右派阵营的争议。他宣称自己是拉塞尔·柯克的崇拜者，并且不讳言自己像约翰·伯奇社团分子和麦卡锡分子一样，心中充满了更加阴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使迪安·艾奇逊离开国务院不久后，尼克松说道：“终于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国务卿了，太好了。”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个有才干驾驭民粹主义，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来进行竞选。在尼克松之前，被遗忘的大多数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时，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针对富人进行经济制裁。尼克松的才干在于他熟知民主党内部乔治·华莱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义——反抗尼克松眼里那些腐朽衰老的势利者，他们手中掌控着像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机构。为了回应华莱士，尼克松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层新的贬抑含义。在尼克松的词典里，“自由主义者”是被惯坏了的精英分子，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

尼克松无情地在民主党中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那个自由主义色彩日渐变浓的政党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对于尼克松来说，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是什么芝麻小事，这个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亚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他招募年轻的帕特·布坎南，让他煽起民粹主义的偏见，并鼓动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左倾自由主义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极论者”之间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获得多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等选民支持的共和党总统。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尼克松当政时，联邦支出和联邦规章的增加都快于约翰逊任总统时。社会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公报《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联邦规则、规章的记录）页数增加了121％，而约翰逊时期是19％。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是至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环境保护措施。一年后，这位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全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有一阵子，他为能够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最低年收入兴奋不已。有个民主党人得意地说道：“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

这一切完全得到美国公众的赞成，但对右派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灾难。强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行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内容。美国从越南脱身并与中国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外交上的平稳运行，但保守派却认为这是绥靖行为。在国内，尼克松设立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这都是保守派此后20年中极力铲除的机构。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间，设立了生活费委员会（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图控制价格和工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引入国家控制经济的最有力尝试。尼克松委任当时刚刚步入中年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负责这一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纳姆在内的几位保守派名流，“暂停支持本届政府”。

坚持忠于总统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旋即陷入水门事件之中。他们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为一个没有辩护余地的人辩护。同20年前的乔·麦卡锡相似，尼克松在保守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最负面的东西：偏执狂和自怨自艾，迷恋阴谋权术，毫无理由地憎恨权势集团。他使右派在随后多年背负浅薄无知和弄虚作假的恶名。右派为什么要背负这一切呢？尼克松不仅犯了罪，并且就政策而言，他远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

《右派国家》，作者：[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1974年，尼克松辞职，保守主义运动归于毁灭。他的继任者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一个“没有佩戴勋章的艾森豪威尔”，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福特任命戈德华特的宿敌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他的副总统，惹怒了右派。号称保守派竞选资金筹集“直邮之王”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写道：“他选泰德·肯尼迪做副总统都比这好。我立即打电话邀请14个保守派朋友共进晚餐，讨论如何阻止洛克菲勒担任这一职务。”福特的夫人贝蒂公开支持堕胎，更进一步激怒了保守派。1976年，右派支持罗纳德·里根企图从福特手中夺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冒失举动，结果福特以微弱差距输给了吉米·卡特，右派立刻受到指责。

即使福特对“保守主义运动”持更多同情的立场，他也不可能促进它的发展。他的职责是治愈水门事件后国家遭受的精神创伤。1974年，选民中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下降到21％。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共和党靠不住、无能，与大公司打得火热。在被问及共和党做过的善事时，2/3的选民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推出的广告相当绝望地问道：“做一名共和党人什么时候容易过？”有一些右派成员考虑过放弃老大党而另觅他途——建立新党，甚至投奔民主党。维格里预言道：“不出10年，全国自称共和党的人将不超过一打。”.

右派国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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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那就是罗纳德·里根

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支智库队伍、一支热情追随的大军和一项广受欢迎的事业，就缺一个富有魅力的推销员，来把这一切推销给美国人民。罗纳德·里根正是那些人久盼不遇的救星：无论从何种标准看，里根都是一个有着真正信仰的人，一个很有魅力的人。1981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名流俱乐部餐会（Gridiron Dinner）上，里根嘲弄道：“有时候，我们的右派并不知道我们的极右派在做什么。”（两天后有个疯子想枪杀他。）

正如史蒂文·海沃德（Steven Hayward）在《里根时代》（The Ageof Reagan，2001）一书中所言，这个饰演过吉普的人是美国总统中少数几个真正的局外人之一。他既没有在常春藤盟校受过教育，又没有得到过大的政治机构的培养。他只上过一个不起眼的大学——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他工作的那个行业被正式的政府机关认为是傻到无法忍受。他也是首位使西部保守主义具体化的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保留了一个铜鞍，他很喜欢自己在特勤局的代号“生牛皮”（Rawhide）。在任总统期间，他几乎有一年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牧场中度过的，里根得知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爱好用套索在牛群中套牛，急忙任命他为自己的商务部部长，相当了不起。里根有很多古怪的特点，尤其是他相信有外星人，并且不承认自己染发。但他对“波多马克河的迷宫”表现得像一个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这还真不假。

里根起初是个民主党的信徒。他把自己描述为“几乎患有血友病的自由主义者”，他崇拜富兰克林·D．罗斯福，做过多年的好莱坞工会头头。但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在向右转。1969年，他发表了全国性电视演讲，表示支持戈德华特一波三折的竞选，这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保守派的英雄，甚至连戈德华特本人都嫉妒他。两年后，里根以近100万票的优势击败了埃德蒙·G．（“帕特”·）布朗，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职，使政治核心集团大为震惊。他一方面对学生的骚乱言辞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对环境和堕胎采取非常自由主义的政策，结果证明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州长。要不是他把握住了时机，年龄早就把他的政治野心打垮了。1976年，他挑战杰拉尔德·福特，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从而打破了自己坚守不渝的诫命——“不能诽谤共和党同道”。到1980年，这位年长的银幕演员可以依靠共和党右派的无尽能量了。

里根是个典型的西部保守派，他坚信必须缩小美国政府规模，并彻底击败共产主义——无论它躲藏在哪里。但是，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非南方的杰出政治家之一。这些政治家既反对林登·B．约翰逊的《投票权法案》，又反对他的《民权法案》，并且里根还知道如何套住南方白人的心。（在特伦特·洛特的建议下，里根获得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从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开始了总统竞选。费城这个小镇，由于当地警察对3个民权工作者被谋杀一事几乎无所作为而闻名。）这位与好莱坞分手的总统候选人通过他将各种政治简化为某些核心原则的能力（而非他在文化战争中的真实立场），使基督教右派坚信，他们是同一战线上的。他喜欢说：“简单的答案是有的，只是不轻松。”这种方法在外交政策中特别有共鸣，里根指责那种“对复杂性的盲目迷恋，那种使本来就难以做出的困难决定变得难上加难的把戏——而这种伎俩，最终使不做任何决定变得合理化。”

如果说里根是一个真实信徒，那么在他身上也没有信徒常见的性格缺陷——带有普世风格的宗派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描述：罗斯福的智慧不是一流的，但他却有一流的气质性情。这段描述也适合终身崇拜罗斯福的里根。里根是带有悲观色调的共和党内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点也不怀疑美国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能够使美国走出任何暂时的怯懦。他用他的幽默艺术来化解保守主义运动在人们心中的最大疑问——人们普遍担心这一运动是由狂暴的极端主义主宰的。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提到学生激进分子就会暴跳如雷。里根州长却嘲弄道，这些学生“行事如人猿泰山，外表像珍妮妹妹，气味似猎豹兄弟”。一些听众因得知学生做出种种暴行而感到震惊，他对这些听众说，昨晚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伯克利继承了一家自助洗衣店。他还会开玩笑说，自由主义在犯罪问题上的严厉主张，是给予更长的缓刑。他喜欢说：“相信我，电影《君子红颜》（Bedtime for Bonzo）比他们在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更有意义。”

美国人民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了吗？1980年，共和党的洛克菲勒一翼担心，里根如果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将是场灾难。民意测验预示，选举结果将很接近，但由于里根把“保守派的心灵”带进了共和党阵营，因而使政治得以重组。1980年，里根获得了44个州的489张选举人团票。老大党也一举增加了33个众议员席位，12个参议员席位——使它25年来第一次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1984年，里根以59％对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40％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并且除失业群体外，赢得了所有地区、所有年龄阶段、所有职业群体的多数支持。蒙代尔赢得的选举人团票是13张，少于斯特罗姆·瑟蒙德1948年的39张和乔治·华莱士1968年的46张。事实上，由主要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所得选举人团票比蒙代尔少的人，只有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他在1936年应战里根心目中的英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所得选举人团票只有区区8张。

对于右派来说，里根时代是他们第一次有自己的人入主白宫，这种感觉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才被重新找回。诺曼·波德霍雷茨夸耀道，里根政府不仅有成批的高级官员阅读《评论》杂志，其中有些人（其中包括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还为该杂志撰稿。有50多个反对缓和的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成员在里根政府中获得任命。威廉·拉舍以1983年初里根的几天日程为例加以说明：2月21日，里根在华盛顿参加为《国民评论》举行的大型招待会，并宣称这是他“最喜欢的杂志”。两天后，他为詹姆斯·伯纳姆和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颁发自由奖章。又过了3天，里根在特里·多兰的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此前10年中，他已在此发表过8次演讲。

里根的记录并不像怀旧的保守主义者所说的那般完美。里根减税但却没有削减公共开支，使美国的国债增加了1.5万亿美元——这使人们至今还在怀疑保守派管理经济的能力。由于里根派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的不断争斗，里根政府受到了伤害。他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是实用主义者的领袖，他甚至不让总统收阅他订了好几年的《人类事件》杂志。结果里根让人把杂志直接送到他在白宫的住处。就任总统3个月后，他从一次暗杀行动中死里逃生，随即给人一种超脱的感觉。有人批评，第一夫人的占星家给里根政府带来的灵感，有时候和哈耶克一样多。尽管他与基督教右派开局良好，但他们漫不经心的分道扬镳，对保守主义的文化事业——如反堕胎运动——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在删除1987年国情咨文中有关堕胎讨论的内容时说道：“我对反堕胎不感兴趣。”

有些保守派牢骚满腹，但右派谁会真正怀疑里根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赢得冷战、重振美国经济、恢复美国的自豪感——会逊色于这些失败呢？里根就任总统之初就彻底打败了劳工组织，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1万名罢工人员。尽管如此，该工会还是为数不多支持总统命令的工会之一。1981年至1985年间，军费增加了1/3。他的减税做法损害了进步主义，使最高税率从70％骤降到33％。他利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1986年辞职的机会，提拔最高法院最保守的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为首席大法官，并提名另一名保守派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补缺，从而彻底改造了最高法院。

到里根任期结束的时候，右派的所有成员似乎都各得其所。共和党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西部都很保险。南方现在已是共和党的天下了——在总统选举中无疑是如此，在国会选举中，情形也日益往这个方向发展。受到这些新军的支持，国会共和党更加保守。1972年至1986年间，来自美国保守派联盟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所占的比例，平均从63％上升至75％。宗教右派在行动。北方白人开始否认自己是民主党人——1984年里根再次竞选总统的口号是“你没有离开民主党，是民主党离开了你”。美国人民似乎完全忠于小政府了。右派赢得了冷战的外交政策大辩论。4年之后，谁会预料到，那个来自阿肯色州邋里邋遢的麦戈文分子会入主白宫呢？又有谁会预料到，加利福尼亚州将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

右派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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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过于张扬的自由主义者

对民主党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新总统一开始却反其道而行之。由于缺乏经验和疲惫不堪（他拒绝在选举和就职期间进行短暂的休息调理），获胜数日之后，克林顿掉进了三大陷阱。

11月11日，这位总统当选人被问及是否会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让同性恋者公开在军中服役。尽管克林顿是美国政治中最善于推诿躲闪的高手之一，但他却令人吃惊地﹑毫不拐弯抹角地做出了直接肯定的回答。结果上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下至普通士兵，几乎每一名美国在役人员都对此猛烈批评。克林顿最终妥协并接受了“不问，不说”政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除了拿着标牌到传统制造业地区的保龄球馆和酒吧到处转悠，宣称自己是“喜欢同性恋者的逃兵役者”，克林顿无比清楚地向蓝领选民传达出，他实际上是一个伪装的杜卡基斯分子。

克林顿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越来越荒谬地探求建立一个政治正确的内阁——强化了他秘密自由派的身份。新民主党人明显表示出要招募一些共和党人的姿态。相反，希拉里·克林顿监督着一项左派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争夺，她特别重视寻找一名女性司法部部长。头两个候选人当然被怀恨在心的共和党人以“对待博克的方式给否决了”。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是克林顿夫妇的负担。连克林顿派的人也承认，雷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因为她的性别。

克林顿的最后一个错误是讨好国会中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没有设法吸引共和党温和派（他们中可能有10个参议员和大约40个众议员等着克林顿去罗致），而是执迷于使民主党团结一致，这就意味着他的立场明显更具自由派色彩。这个非常圆滑的现代化者如今身上背负很多老旧的行李。有个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拿赛马的比喻哀叹道：“我们控制了秘书处，却给他套上了一张重犁。”

更糟糕的是，共和党人群情激愤，准备战斗。在参议院，鲍勃·多尔宣布自己代表那57％未投克林顿票的选民，并且立刻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克林顿经济刺激计划的通过。在众议院，共和党的领导权名义上还是由温和的守旧派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掌握，但金里奇势头更盛。选举刚刚结束，他就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用挂图展示了他的雄心：

金里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导者。

文明的定义者。

文明规则的教导者。

文明狂热者的唤醒者。

赞成文明活动的组织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领导者。

一项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

金里奇同共和党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将1993年共和党的中心内容集中于使人们厌恶华盛顿。巴伯使共和党的直邮活动增加了3倍，他很快发现，募集钱款的最好办法就是妖魔化克林顿夫妇。

克林顿激起了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美国右派未曾有过的仇恨感。总统每天收到罗伯特·巴特利一伙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攻击，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纽约时报》上对老布什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华尔街日报》的攻击比起电台脱口秀节目或者《美国观察者》杂志的内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出资在《美国观察者》杂志上刊载了一系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克林顿的性生活和欺骗性的商业交易。1993年7月，就在《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论后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杀了。福斯特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也是希拉里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况变得失控。杰里·福尔韦尔兜售了15万册《克林顿编年史》（Clinton Chronicles），该书宣称克林顿已下令谋杀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可卡因的人。

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最丑陋的时刻。事实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于克林顿的辩护者匆匆站出来说，他的总统职位被敌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阴谋”（希拉里·克林顿语）使国家的新闻媒体误入歧途，纷纷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克林顿总统那个经常有点滑稽的忠实助手悉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依然坚持把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的做法称为胆大妄为之举］。那当然不是媒体的光彩，但总体来看，“劫持理论”站不住脚，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较大的新闻事件背后，总有一些涉及法律正当性的肮脏和狡诈行为。出售林肯总统套间过夜权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吗？1993年拒绝《华盛顿邮报》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吗？这宗地产交易涉及克林顿夫妇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纵的合伙人，以看似优厚的条件（后被证明其实不然）购得土地。克林顿的助手请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应，因而大惊小怪的事也在不断发生。第二，如果总统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错的话——而他任职的前两年基本上没有做到——那些肮脏的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很难把克林顿总统任职上的各种问题归罪于斯凯夫之流。

每当克林顿向中间靠拢，他还是总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经济政策扎根于减少赤字（这取悦了债券市场），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打下了基础。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克林顿与共和党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总统站在白宫外为该协定辩护。听过克林顿推销有术的话后，老布什有风度地承认：“他是由里往外看，而我则是由外朝里看，我现在知道原因了。”还有一些成绩，从量变产生了质变。例如，克林顿强行通过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美国穷人大大获益。

然而，克林顿给人留下的总印象是自由主义行事过于张扬——而且是带来混乱的张扬。1994年，克林顿似乎没有办法使那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竞选财务改革失败了，一项犯罪法案最后获得通过，但白宫的代价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败并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败来自于美国步枪协会，而掉落陷阱则与国会黑人干部会议的争执有关，争执围绕着是否给予死囚区的少数民族罪犯对自己的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过这些都不如他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的张扬更具象征性。

医疗保险改革被认为极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想解决医疗保险费不断上升以及使工人换工作更容易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解决美国社会中一个令人瞠目的不公正问题——4000多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正如“新政”为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带来了永久的选民支持区，医疗保险改革也将为克林顿式的政府行动主义带来永久的选民支持区。

但那只是理论而已。现实却是“希拉里保险计划”。即使是最迟钝的华盛顿人也没见过那样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领导的医疗保险计划特遣队提交报告的时候，无论以什么尺度来衡量，特遣队的规模都超过了此前所有的委员会：规模（它不仅有500名全职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攀附权贵者）；复杂程度（拥有15个“团组群”和34个工作组）；严格程度（工作小组负责人的工作要由“审计员”和“反对派”来重新评估）；以及野心。这份长达1367页的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建议迫使各类企业为其雇员提供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在小企业主和保险业的怂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给“希拉里保险计划”贴上苏联式计划的标签，试图使国家经济的1/7受政府控制。讽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党人富于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却是由共和党人约翰·查菲（John Chafee）提出来的。他建议给予个人医疗保险抵税金额，类似于抵用券。但民主党人并不让步，“希拉里保险计划”无疾而终。.

右派国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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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信上帝的人

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有人向小布什提问，谁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小布什毫不犹豫地回答：“耶稣，因为是耶稣改变了我的灵魂。”事实上，赎罪是小布什生涯的核心问题，而赎罪思想则是其政治的核心。在最近的几位总统里，没有任何人像小布什那样激情地把信仰融入总统职务中去。罗纳德·里根对教会的支持就像是房屋的飞拱，是从外部进行的；而小布什则是一个再生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对教会的支持就像房屋的中流砥柱，是自内而外的有力支持。小布什总统具有皈依者的激情，皈依之前，他不仅对神大不敬，而且生活也漫无目标。他年轻时饮酒无度，完全笼罩在成就斐然的父亲的阴影里。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始于1986年比利·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对他家的拜访，正如小布什所说，“是他把我引到那条路上，我才开始往前走”。曾经虚度40载光阴的小布什不再酗酒，成了一台训练有素的政治机器。他曾对一群宗教领袖说：“此刻我本来应该还待在得克萨斯州的某个酒吧里，而不是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我现在之所以会在这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找到了信仰，我找到了上帝以及祈祷的力量。”

小布什的每一天是以跪着做祷告开始的，并且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要做一次祷告。他每天都要读一段《圣经》。他还阅读在苏格兰出生的奥斯瓦尔德·钱伯斯（Oswald Chambers）之类的神学家的祈祷词。他最早的两份总统政令，一份是要求设立一个全国祈祷日，另一份是号召对贫困进行一场宗教战争。小布什讲话中经常出现宗教术语，这使得他的讲话有时候如此感人，有时候却是灾难性的。他曾说美国要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打败敌人——随后他立即收回了这番话。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特别善于把小布什的宗教情绪转变为17世纪激情高昂的散文体风格。

2001年11月，小布什对联合国说：“我们有信心认为，历史是按自己的意愿而成为历史、成为永恒的。我们知道恶是存在的，但善终将战胜恶。”他用同样铿锵有力的话语，证明自己用150亿美元抗击全球艾滋病的计划是正确的：“我们目睹瘟疫肆虐、孤儿遍地，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当我们看见通往杰里科（Jericho）[杰里科，巴勒斯坦地名。——译者注]路上受伤的旅行者时，我们不会——美国不会——避而不见。”无疑，他把反恐战争看作是“一场善与恶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斗争”。2001年9月11日，他告诉美国人民：“今天，我们的国家目睹了罪恶。”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提到存在一个“邪恶轴心”。他总是把恐怖分子称为“邪恶分子。”很难想象其他的西方领导人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此事。不过大部分时间，他对宗教的提及是比较隐蔽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在小布什宣布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讲话中注意到，虽然在长达970词的讲话中只有3个词明显是宗教词汇，但对于熟读《圣经》的人来说，这一演讲充满了《圣经》中的比喻和《启示录》中的暗喻。

宗教影响也弥漫着整个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踏进白宫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研读《圣经》的时候想念你”、。弗鲁姆是一位世俗犹太知识分子，他所著的有关小布什的《右派分子》（The Right Man）一书不断受到富裕的福音派新教徒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持小布什的人造访白宫时，敬畏之心就像是上教堂。在白宫，惯见的打扮是西装领带；在白宫，“该死”是不能说的脏话；在白宫，不可以大声喧嚷；在白宫，你会像忏悔室里的神父那样发誓——永远保持沉默。

小布什的许多亲密顾问都有宗教联系。康多莉扎·赖斯是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安德鲁·卡德与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结婚。卡伦·休斯是长老会的长者，绰号是“预言者”。唐•埃文斯还在米德兰时就同小布什一道参加《圣经》研读班。有一次，小布什及其随行人员发现他们不得不在空军一号上度过棕枝全日（Palm Sunday）[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那时他们正从圣萨尔瓦多返回国内），有些成员提议举行一次即席的宗教礼拜。很快，飞机的会议室里就挤满了40位高官。赖斯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她带领大家做礼拜，休斯读经文，整个仪式在充满激情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咏叹中，在标志基督徒友谊的拥抱和亲吻中结束。

白宫有位官员名叫蒂姆·戈格莱因（Tim Goeglein），他负责“基督教服务内容扩大”项目（Christian outreach），就是提醒基督教选民，总统与他们享有相同的价值观。小布什也在政府中任命基督教右派的人担任显职。凯·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被任命为管理整个联邦政府雇员的人事管理局局长，此前他是帕特·罗伯逊的瑞金大学政府学院院长，也是在美国最清楚地表明自己反对堕胎的人之一。克劳德·艾伦（Claude Allen）和韦德·霍恩（Wade Horn）则在美国健康福利部扛起了节制教育[人们认为性教育应包含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教导学生学习两性相处的亲密关系，避免婚前性行为，即节制或延后性行为（abstinence）；第二道防线，教授学生避孕方法的安全性行为（safer sex）；第三道防线，万一怀孕了怎么办（in case pregnacy）。——译者注]和改善婚姻的大旗。当然，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基督教右派成员中职务最高的人，进而言之，他所任职的司法部不可避免地要应对堕胎、死刑、民权和裁决选择等问题。阿什克罗夫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五旬节派教会[19世纪源于美国的新教教派之一，强调直接灵感﹑注重信仰治疗。——译者注]的牧师（Pentecostal ministers），因此对于宗教和公众生活相结合，持毫无保留的态度，每当有重要的集会，他都会给自己抹上油——他最喜欢克里斯科牌（Crisco）纯植物性烘焙油，并且每天都会在司法部办公室里做祷告。2003年6月，他禁止员工自己庆祝“同志骄傲”节日。

小布什虽然非常注重动员基督教右派，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被它捆住手脚。宗教当然弥漫着整个白宫，就像圣灵据说占据了人的灵魂一样，但是牵涉到政策制定时，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信仰可以稍稍让位。在一个高达85%的人声称自己拥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信仰上帝具有政治优势。但是如果信仰过于扎眼，那它很快就会变成政治上的负资产了。禁止堕胎吸引不了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南方浸礼会宣称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说法，也同样吸引不了身为人妻的妇女。对于卡尔·罗夫来说，2000年共和党大会上最让他难挨的时刻是，一位同性恋者正向听众讲话，整个得克萨斯州代表团都低头做祷告。

小布什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拓宽基督教右派的定义，以使之变得更广泛，而不仅仅局限于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值得强调的是，小布什是一位卫理公会派信徒，这比他父亲信奉的主教制主义宗教意味强烈一些，但比杰里·福尔韦尔和南方浸礼会温和得多）。小布什最大的收获是罗马天主教徒，它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也是等待采摘的最成熟的果子。2000年，小布什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多数积极从事宗教活动的天主教教徒的支持，成为1984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积极拜访著名的天主教机构，如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白宫每周同天主教顾问非正式团体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则恢复了一支天主教特遣队。小布什试图在讲话中用上时髦的天主教词句，如“文化生活”。而在天主教徒圈内，他使自己政党反制政府的立场得以缓解：相对于南方福音派教徒，天主教选民对政府行动主义持有更高的热情。小布什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2000年他在这两个州以微弱劣势落败）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吸引蓝领天主教徒的支持。

小布什也试图去接近督教徒之外的“其他信仰的人”。在接近犹太人方面他尤为成功，尽管这只是他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结果。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也曾尝试取悦穆斯林。入主白宫之后不久，他邀请一位穆斯林教长来主持他基于宗教的初步行动计划，任命专人负责“阿拉伯－穆斯林服务内容扩大”项目，还经常在自己的宗教机构名单里加上“清真寺”。“9·11”事件以后，这种友好关系自然受到了损害，但小布什依然拒绝了新教极端主义者试图取消穆斯林组织接受政府资助的要求。

那么，小布什的政策又会怎样呢？认为宗教信仰使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偏差的想法比较复杂，部分是因为外交政策与有关新保守派的各种阴谋理论纠缠在一起（本书将在第八章对此进行阐述）。如果关注一下小布什的国内政策，人们就会发现，现实政治的影响要比宗教信念大得多。

“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个最直接源于小布什宗教情怀的项目迅速瓦解。针对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基于宗教信仰”的解决方法一度可以吸引天主教徒和黑人加入共和党的阵营，然而终归没有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小布什用人不当。约翰·迪伊乌里奥（John DiIulio）[约翰·迪伊乌里奥，白宫“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办公室主任。——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的例子证明，具备一流学术思想的人不一定能够在《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NBC 1999年开始播出的连续剧，故事讲述了一群白宫幕僚的工作与爱情生活。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揭示白宫政治内幕以及幕僚们在权力、良知、爱情面前的选择。在《白宫群英》里活跃的人物除了总统巴列及其家人外，还有一系列重要幕僚。从全球战略的制定到总统一枚胸针的选择，在戏剧里均获得了关注。《白宫群英》在制作上比较活泼，虽然以拥护白宫为主旋律，但也不乏讽刺与调侃。虽然该剧强调纯属虚构，但暴露了白宫运作的一些真实内幕，因而也更受观众的欢迎。——译者注]式的马基雅维利世界中生存。与此同时，国会中的许多人——不仅仅只是自由派——反对任何侵蚀政教分离的做法。迪伊乌里奥为黑人教堂和拉丁裔教堂争取资金，有意使福音派教徒感到不快。小布什和罗夫立即退却，背着迪伊乌里奥达成了一项协定，使新教教堂免受联邦雇佣法律的限制，从而不必被迫雇用同性恋者。迪伊乌里奥于2001年8月辞职，项目也被悄无声息地搁置了。

在堕胎问题上，小布什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停止资助提供海外堕胎服务的组织。现在这已是任何即将就任的共和党总统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它不仅成了在国内对堕胎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且也成为在国外如此行事的正当理由。在要求禁止克隆的讲话中，他刻意使用了宗教性语言（“生命是创造物，而非商品”），并在2003年11月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的法案，从而结束了“一种可怕的暴力形式”。大多数美国人对晚期堕胎都充满敌意，并对克隆感到害怕。在干细胞研究问题上，他通过实施限制，向生物技术产业公然发起挑战，但那些限制没有像基督教右派所期望的那样彻底。他提名福音派基督徒担任法官，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任命可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布什又闪烁其词，说是要任命尊重宪法的法官。

相反，在宗教原则较少且可能使他失去选票的领域，比如节制教育，小布什推广基督教思想时要勇敢得多。这时他完全明白这句名言：如果一个社会保守派有个女儿在读高中，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派。小布什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来教育青少年的童贞美德，也投入大量的资金实施最强硬的信仰教育计划——“美国地区与全国重要意义特别计划”（Special Projects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ignificance），教育人们婚外性生活对身心可能都会产生伤害，并拒绝推广避孕套。小布什非常热衷把信念推向国外。小布什政府把用于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经费的1/3预留给节制教育。这个做法非常糟糕，显然激起了援助机构的愤怒，但没有使小布什在国内付出代价。相反，当福音派教徒企图使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时，小布什很快就同工商界的说客沆瀣一气了。

另外一个有关小布什与多数为伍的例子，是同性恋婚姻问题，不过在此问题上他面临更多的危险。2004年2月，小布什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婚姻限制在两个异性之间，从理论上讲，总统与反对同性恋婚姻的2/3的美国人站在了一起。但问题比表面上看更复杂：美国人对同性结合的想法要宽容得多，而联邦对此类婚姻的禁令可能会破坏同性结合，就连共和党内许多人也不想试图改变宪法。事实上，小布什是被逼采取行动的，先是马萨诸塞州的“行动主义法官”——小布什总是这样称呼他们——发布命令说，该州允许同性恋婚姻，而后适时受到鼓励的旧金山市市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为数千对同性恋者颁发结婚证书。小布什由于社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有支持修正案。毫无疑问，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场闹哄哄的争吵中，唯一比他失分更多的政治家将是约翰·克里。.

右派国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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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为什么会赢

河右岸在华盛顿的思想战中获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夸大其词。右派智库现在是两党都用的资源。2002年，数位民主党人［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先前的心腹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曾现身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国会成员培训课程。拜访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时，在其办公室里既有可能看到《政策评论》和《旗帜周刊》等杂志，也有可能看到《纽约书评》和《国家》这样的杂志。哪里有思想，政治家就会找到哪里去。

为什么保守主义思想会变得这么重要呢？毕竟，得到资金支持的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派智库和杂志。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保守派的大型基金会只是小巫见大巫。布拉德利基金会一年分发出的钱，还没有福特基金会一个月的多。美国自由派首先要去拜谒的，是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美国多数的网络新闻组织机构和美国那些巨型大学。简而言之，左派一方有更多的智慧、金钱和资源。然而，无论是在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面，还是在改变总的舆论方面，左派施加的影响都不如右派。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权力的作用所致。由于白宫和国会都为共和党所把持，自由派的思想就更难为世人所知。大多数保守派会说，这也反映了思想的质量。尽管带有党派偏见，但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好坏，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思想都源于右派——就像在韦布时代它们源于左派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想比自由主义思想更具活力，那么小布什也就不会在白宫，美国军队也就不会在巴格达，而我们当然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但是，河右岸的杰出表现还与他们的关注点和信念密不可分。保守派基金会确切地知道他们所要的东西——以保守主义的方向改变世界，他们也确切地知道如何达到目标——用思想影响政策制定。他们的自由派对手则更加混乱。福特基金会坚持“增强民主价值，减少贫穷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这些目标都很高尚，但也几乎使任何项目都变得正当合理。自由派基金会仍然参与部分公共政策领域的竞争，但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草根组织”和各类“社区项目”上，其中很多项目是海外的。福特基金会在第三世界有13个办事处，忙于帮助诸如尼泊尔查提斯毛加（Chattis Mauja）的村民“获得参与运河规划进程”的项目。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发起的有关“伊朗的未来：毛拉体制、民主和反恐战争”的辩论，福特基金会的善行对世界固然有好处，但对于所关注的运动却没有什么帮助。

保守派对其事业的信念，其执着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回想1973年传统基金会成立之时，除了最最忠诚者之外，谁会有勇气甘愿受朋友嘲笑，在这样一个保守派智库中工作呢？即使这些先驱者如今有钱有势了，保守派智囊中还是存在许多狂热而不健康，但却令人愉悦的东西。在布鲁金斯学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老普雷斯科特·布什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如果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卡托研究所有关“我赞成：为毒品使用辩护”（Saying Yes：In Defenseof Drug Use）［这是雅各布·沙鲁姆（Jacob Sullum）2003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题目］的研讨会，他可能会想要去通知警察。保守派媒体有同样的专注和信念。格罗弗·诺奎斯特认为，“保守派新闻界是自觉的保守主义，是自觉的保守主义团队的一部分。自由派新闻界要比保守派新闻界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自己看成是权势集团的新闻界。因此它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候它认为自己对两边都要提出批评”。保守派学者在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之类的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件讨论会上愉快地发表讲话，或者以参与者而非中立观察者的身份参加诺奎斯特主持的周三上午的聚会。

以同样的精神，保守派智库比自由派智库更冷静。许多自由派基金会及中立的基金会让人感觉把持基金会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谋生。基金会的存在只为维持其人员——尤其是董事会的大人物和善人——的生计而已。相反，保守派智库像企业一样运转，其产品就是推进保守主义革命。1985年，迈克尔·乔伊斯一接手布拉德利基金会就告诉保守派，不要指望把得到基金会的钱看作是一种权利。

这场管理革命的领路人是传统基金会。埃德·福伊尔纳之所以把传统基金会的旗舰《政策评论》杂志卖给胡佛研究所，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可以把钱花在更好的地方。在营销方面，传统基金会推销保守主义思想的激情，丝毫不亚于可口可乐公司推销汽水。它为忙碌的国会议员发明了两页纸的摘要；亲手将研究报告递给国会成员和各行政部门首脑；它备有彩色的索引卡，简练有力地陈述保守派的立场，这对于应邀去做脱口秀的国会议员来说真是天赐之物。人们发现许多民主党人带着愧疚的心情向传统基金会的手册求教，原因就是这些手册实在好用。

据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说，传统基金会的电脑里存有3500多个记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按专业分类。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打电话给记者，向他们保证基金会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传统基金会的所有研究报告都提供两页纸的简便摘要，并努力使之变成特稿专页。这家智库还有两个电视演播室和一家网站（Townhall.com），该网站提供每天收集到的保守派文章和各种方便的链接。这些链接无所不包——从最新的保守主义事件到传统基金会对安乐死的立场。

传统基金会使河右岸具有另外一个特点：右派特别善于“面面俱到”。传统基金会的散乱方式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性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协同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使知识分子能够思考重大的问题：你可以同约翰·洛特（John Lott）谈论枪支问题，他的态度最好不过地反映在《枪支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Less Crime）这本书中；你也可以同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谈论学校里的性别歧视，她认为男孩比女孩在学校更处于劣势。传统基金会更关注国会中那些需要坚毅果敢精神的事情，这使保守派可以对自由主义正统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国企业研究所通过远程轰炸来削弱自由派权势集团，而传统基金会则派遣地面部队占领土地，使之变成保守派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