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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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包括剧作《娜拉》，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娜拉"，迅即引发了中国青年的激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1935年后，一群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而又被共产党欣欣向荣的气象吸引的青年抵达延安，据统计，在当时的延安，男女比例十分悬殊，最高时30比1，最低时8比1。年轻女性，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注定要留下特殊的背影。
01 从禁欲到开放：被交际舞改变的延安
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事情的转变与一个美国人有关，1937年1月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在其传授之下逐渐时兴起来，随着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交际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
敏锐的延安作家萧军注意到了舞会给延安风气带来的变化，在1940年和1942年的日记里，分别写道：
1940年9月28日"文协有一个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马夫，他是在乡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给她们的仅是一只镶铁的油罐子。"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
交际舞还直接引起了贺子珍的出走，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漂亮女秘书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与吴光伟产生争执，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
02 挑"大"的嫁：小姑娘嫁老干部
电视剧《亮剑》中，女儿有个疑问，为啥李云龙他们娶的媳妇都那么小呢--这是延安社会的真实写照，不妨看一些数据：林彪张梅13岁，罗荣桓林月琴12岁，叶剑英危拱之8岁，陈云于若木14岁，毛泽东江青19岁，邓小平卓琳12岁，贺龙薛明20岁，彭德怀浦安修9岁，高岗李立群16岁，林伯渠朱明33岁……相差较小的极少：胡耀邦李昭6岁，何其芳牟决明同龄。田家英董边4岁，新娘比新郎大，这是很特殊的例子了
随着大批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男女性别比例发生严重变化。1938年前男女比例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
由于去的革命女性都是城镇女知青，形貌突出，气质上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的定谱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而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选择标准只能放低至："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这种现象，在萧军日记里亦有体现：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
但是，在延安，无论一个女性如何做，都会遭受非议，如果她不结婚，人们会视之为"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更何况，嫁给老干部的夫人往往享有"特殊"待遇，萧军在日记里如实记录下这点：他到河西山谷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不禁联想，"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
萧军在日记里写道，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一嫁了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岗位，随丈夫"光荣"去了。萧军把她们比作"月亮"，自身没有热力，借重丈夫的光辉，"他甚至毫无保留地写下，"这些卑贱的东西们比外面社会以生殖器做工具而换得舒服的女人们还要自娇自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在萧军看来，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点虚荣、意志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们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利用女人还不够强健的弱点占有女人。
03 组织分配：不幸的婚姻
不管是作为一个个革命者，还是作为一个女人，许多延安女性并不幸福，她们成为被强权男人所抛弃、所玩弄的悲剧人物。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除此以外，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也是这样，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
这样的结合形式，很难说的上是幸福，因此，在延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女："晚上咱们到河边看看月亮吧。"男："一个破脸盆子有啥好看的？回家睡觉！"这表明，经过革命洗礼的农民与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仍存在着隔阂。
在延安特殊的周末夫妻、组织指定、分灶分衣的制度下，夫妻之间的功能亦被降低到了满足性欲的最低点。萧月华被安排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结婚，两人不仅毫无感情可言，在生活待遇上亦极不平等，李德享受最高的物质供给，经常怀疑萧月华偷吃了他的东西。两人虽生有一孩子，却很快分居，到陕北后离婚。
而男性逛妓院，婚外找女人的现象更是加重了对女性的伤害： 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更有人在婚姻中送了性命。韩三洲的《延安时期的一场婚姻悲剧》里，讲述了一个被革命者抛弃的女青年王茜，去世时刚及52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当地居委会和邻人的帮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04意外的产物：麻烦的孩子
随着婚姻而来的便是孩子，不过在延安，孩子的出生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麻烦。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使得她们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苏区最早的婚姻条令是从苏联引进的，后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改进，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必须指出的是，该法的执行实际上受制于组织纪律。根据地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边区政府严禁打胎，使婚后的女同志饱受生育之苦。
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但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然而，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
延安为伴侣关系设定了严格的周末夫妻的模式，女性被同样动员为革命的战斗员。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意味着在革命序列中的掉队。在此情形下，打胎几乎成为本能选择。王实味的前妻刘莹曾剖腹中止妊娠，杨沫亦曾获组织批准刮宫，女演员于蓝在延安曾经打过两次胎。为了接受打胎，范元甄不得不排队。《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
05 被扭曲的娜拉：逃出旧家庭 走进新牢笼
延安的女子，她们是为着反抗不如意的婚姻而走向革命的，都是为了挣脱枷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翻身求解放而离家、造反、革命的，然而到达延安之后才知道，在选择终身伴侣这件大事上，却有点像掷骰子、做游戏一样，听凭别人的安排、搭配。虽说是这样也未必都是怨偶，人生的要义也不尽然仅在于此，不过在革命的名义下、在小我服从大我的名义下，很多东西从此渐渐就泯灭了。
她们逃出了旧家庭的包办，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被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这是她们命运的一个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出走的娜拉们确实是回来了。
更重要的是，革命经历把她们塑造成了"马列主义的老太太"们，对待同志们非常热情，像春天般地温暖，但是对丈夫对亲人却是革命般的狂风骤雨：李慎之打成右派后，妻子屡次想要与其离婚。身为思想者和中共老干部的顾准家庭则更是典型的例子，顾准打成右派之后，夫妻离婚，妻子自杀，儿女反目，直到眼下仍旧创痕未复。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是彭与前妻离婚后组织安排与其结婚的，建国后对彭的态度完全随着政治态势而反复：彭德怀庐山会议挨批后浦要求离婚，彭复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浦试图恢复关系，文革爆发又再度疏远，彭德怀平反后的追悼会上，浦安修又要求以遗孀资格出席，并引起彭后人反对。老鬼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中提到，当一位延安知识分子干部重病时，他的妻子拒绝侍候他，理由是"我是来参加革命，不是来照顾爱人的"。
对于儿女们的态度也毫不逊色：成年的大女儿在家里吃饭要交粮票，否则连剩饭也锁起来。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语言，完全是革命化的控诉与反抗，以致于内心失衡的老鬼在文革之初上演了带人抄家、捆姐押母的一幕。同样的还有李南央的母亲范元甄，在她看来，与李锐的恋爱和结婚，是她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她人生"开花不结果"的根源，对于儿女，范元甄的仇恨并不逊色，甚至在晚年李南央的一次回国探亲中差点亲手掐死女儿。
也许，最暴虐的时代，并不是滥杀无辜的年代，而是将母亲的母性剥夺、改造成冷酷无情的"党性"、"革命性"的时代。换言之，也就是让母亲不成其为"母亲"，让子女不成其为"子女"。在这样时代里，连最基本的血缘亲情的伦理纽带都被连根切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剩下来的便仅有猜忌和仇恨了。
结语：
延安的女子，她们是为着反抗不如意的婚姻而走向革命的，但是，她们最终还是沦为了家庭的和男性的附庸，甚至有些已经失去了"人性"。出走的娜拉在革命的名义下、在小我服从大我的名义下失去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