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不要惧怕（书摘）

不要惧怕【第一章 根基】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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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岁那年，我那出生仅一天的妹妹玛丽安死了。我甚至都没见过她活着的样子，然而她对我童年生活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人。她的出生和死亡对我的姐妹和我，甚至多年以后对我自己的孩子都无疑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时是1947年，我们家住在巴拉圭的森林里，那是一个小型的社区，里面只有一所设备简陋的医院。就在玛丽安出生前，我妈妈经历难产，两天时间极其痛苦，甚至有生命危险。当时，妈妈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幸好医护人员帮助她心脏重新起搏，但是她仍然昏迷不醒。我父亲请求医生给她做剖宫产，但医生警告他说：“要是现在做剖宫产，你妻子会死。要救她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孩子，否则母子都保不住。”这是一种异常艰难的处境：我的父母都坚信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无权剥夺生命。于是，父亲出去，到林子里去祷告。

    他回来的时候，妈妈终于醒了，但是尚未脱离危险。然后，谁都没想到，孩子成功地自然分娩了。她的头上有一小片青淤，是助产仪器留下的疤痕，但除此以外，她看起来蛮健康的。我的父母都相信这是上帝介入的结果。

    然而妈妈感觉到这个孩子依然不大对劲。玛丽安没哭，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第二天，她就死了。几个星期以后，妈妈给她在德国的兄弟写信说：



    我们曾如此盼望这个孩子的出生，在她出生时还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但她就这么离开了，我们甚至还来不及了解她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可真让人受不了啊。有时候，这看起来那么不真实，就像是一个飞逝的梦。但我想得越多，就越感激上帝，因为他曾让玛丽安活着来到这个世界。虽然只有几小时，但她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并且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彼此珍爱。这样看来，虽然她生命短暂，但我感觉她完成了在世界上的使命。



    说到父亲，他一辈子都为着当初没有放弃胎儿而感谢上帝。这次体验巩固了他的信念：不论一个灵魂在地上存活的时间多么短暂或者多么长久，它总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他将这一信念传递给了我，让我深深地尊重生命的奥秘，不仅是出生的奥秘，也尊重死亡的奥秘，以及每一个人生命的神圣性，而不论其寿命长短。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有各种坏习惯，时不时地给自己找麻烦。就和其他男孩一样，我热爱无鞍骑马，喜欢远足狩猎，我喜欢看高卓牧人（南美草原地区的牛仔，有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合血统的牧人——译者注）放牧赛马。我幻想着自己某一天也会成为一个高卓牧人。然而，玛丽安的影响总是在我的心里，像一粒慢慢发芽的种子，在我心底扎根，至今仍然还在。

    在那片亚热带的天堂里，土地肥沃、生活多姿多彩，但疾病和死亡也潜伏在我们四周。我常常和父亲送食物和其他补给品去医院。在医院里，我们每天都目睹人生悲惨的一面。很多病人营养不良，麻风病和结核也很普遍。有各种妇科综合症；儿童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脑膜炎，或者脱水；男人被倒下的树木砸伤，或者酒后闹事被刀捅伤。

    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耶稣，讲他如何为贫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2000年以来，许许多多的人为着耶稣而愿意奉献一切。我们最喜欢瓦西里·奥斯波维奇·拉乔夫(Vassili Ossipovitch Rachoff)的故事。他是个俄罗斯贵族，但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族，放弃了财富，行走在乡间，帮助受苦的人和临死的人。长久以来，他的形象时常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十几岁的时候，我离开家，去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一个使团工作了几个月，主要是在办公场所附近打杂跑腿。

    星期天上午大家都要做礼拜，但我有时候不参加，却跑到贫民窟去找我的朋友。我在那儿有不少朋友。他们的居住环境简直可怕至极——用竹子搭成小棚子，里面拥挤不堪，满地流淌着又脏又臭的废水，苍蝇和蚊子密密麻麻。孩子在路上成群结队地游荡，很多人是孤儿，还是扒窃能手。有些孩子给人擦鞋，擦一双鞋五分钱。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后来一有机会就背上包，同他们一起去擦皮鞋。那些孩子们就一点点地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情况。很多人的父母死于战争或热带疾病。他们也曾目睹自己的兄弟姐妹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缺乏生活必需品，他们自己则在困苦、恐惧和危险中挣扎着求生。

    城里一有暴动，我们所在的街道就会发生枪战。我们整天整夜都听见附近坦克的轰鸣声与枪炮声。子弹从我们的屋顶呼啸而过。在窗边就能看到士兵被打死，这就是战争，而我当时只有13岁，又远离家人，所以内心无比惊恐。我要是被子弹打到，那怎么办？

    我的姨婆莫尼卡和我们一起住，她看到我很害怕，就来安慰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是个护士，曾经在前线服役。她给我讲临死的士兵把头枕在她的腿上，如何因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而像小孩一样哭泣；他们如何因自己的罪而悔恨落泪，如何因为永远不能再见到自己所爱的人而感到痛苦万分。靠着她虔诚的信仰，莫尼卡安抚他们，并使他们在临终前得到安息。

    但仍然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我，那就是：人为什么非死不可呢？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邪恶？莫尼卡就读《罗马书》第八章给我听，告诉我一切受造物如何痛苦呻吟，渴望被拯救。她的话真的减轻了我的恐惧，特别是对死亡的恐惧。像父亲一样，她告诉我上帝为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预备了一个地方。我对此深信不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真实，而不是虚幻的。这一信念一次又一次地激励着我。《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奇妙应许也给了我安慰：“看，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差不多10年以后，我又一次亲身体验死亡。（当时我家已经离开南美，回到美国，在纽约利夫顿协助建立一个新的社区。）当时美国民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没有人能对此无动于衷。马丁·路德·金的形象当时（至今仍旧）激励着我。虽然很多人恨他，他也频频遭到威胁，死亡的阴影想必也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徘徊，但是他坚持正义的信念永不动摇，他看上去简直无所畏惧。就在他被刺身亡的前几天，他坦承了一切，并且解释他为什么拒绝向恐惧屈服：



    和任何人一样，我也想活得长久。长寿总是好事。但我现在不看重这个。我只想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允许我登上了山顶。我俯瞰山那一边，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我也许不能和你们一起到那里去。但是今天晚上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将抵达应许之地！所以我今晚很高兴。我不再忧虑任何事，也不害怕任何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主再临的荣耀！



    对于我来说，马丁·路德·金的生命本身传达着一个重要的信息。1965年春天，一个朋友和我到阿拉巴马州旅行，我们亲身体验到了马丁·路德·金那深深的爱和谦卑。在参观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时，我们听到了吉米·李·杰克森（Jimmy Lee Jackson）的死讯。吉米是一个年轻人，8天前在附近马里昂（Marion）市的一场和平示威中被警察殴打，受了重伤。

    后来，旁观者描述当时那种极端混乱的景象：许多旁观的白人砸烂照相机和摄影机，把街上的路灯打烂，而警察粗暴地攻击黑人游行者，其中很多人当时正在教堂的阶梯上祷告。吉米看到一名州政府的巡警在狠狠地殴打他的妈妈，他就抓住那人，然后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腹部，他的头上也遭到了警棍的猛击，他被打得奄奄一息。由于当地医院拒绝接收他，人们只好把他送到塞尔玛（Selma）。他在那儿把这一切告诉了记者。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听到吉米的死讯，我们立刻驱车前往塞尔玛。仪式在布朗教堂（Brown Chapel）举行。在瞻仰遗容时，我们看到，虽然遗体整容师尽力遮掩其伤口，但他头上那些严重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三条巨大的伤口，每条都有1英寸宽、3英寸长。

    我们被深深震动了。我们留下来参加吉米的追思礼拜。屋子里全是人，我们只能坐在后面的窗台上。屋子外面也是人山人海。

    但非常奇妙的是，在整个仪式中，甚至没有听到一个表达愤怒或者复仇之类的词。相反，人群中只有英勇与平安的气氛。当每个人起立，开始唱黑奴时期的老歌《我们绝不回头》（Ain餿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 round）时，教堂里充满了凯旋的气氛，从旁边路过的人肯定猜不到这里是在作安息礼拜。

    我们在马里昂参加了另一个仪式，为吉米举行的安葬仪式，其气氛显然更为肃穆。县法院的走廊上列队站立着长排的州政府巡警，他们手持警棍，直瞪着我们。几天前在马里昂袭击黑人的就是这些人。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前往墓地。在途中，我们先后从他们和一群在附近市政厅聚集的白人身边经过。这些配备着望远镜、照相机和枪支的警察，给我们每个人都拍照存证。那些白人虽然没有武装，却一路不停地侮辱和嘲笑我们。

    在墓地，马丁·路德·金作了宽恕与爱的演说。他呼吁每个在场的人宽恕那些警察，宽恕杀害吉米的凶手，同时宽恕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然后，我们手拉着手一起高唱《我们必得胜》（We shall overcome）。



    虽然马丁·路德·金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但是说到对死亡的看法，还是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最大。父亲一生受了许多苦。很多次他身患重病，几近死亡，但每次都奇迹般地支撑过来。妈妈比爸爸大4岁，身体健康，态度积极，几乎从未生过病。我们这些孩子们总以为爸爸肯定会比妈妈早离开我们，但上帝自有他的安排。1979年9月，妈妈被诊断出淋巴结肿瘤。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她一辈子都在服侍他人，现在却无法自理，不得不靠别人伺候。她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然而，虽然她身经苦痛，但她仍然信靠上帝，降服于他的旨意之下。她找到了内心的平安，无所畏惧地面对最终的时刻。

    那天，当医生通知妈妈的病情时，爸爸和妈妈黯然泪下，我们也都落了泪。然后他们彼此凝视着——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眼中流露出的爱意——然后转头对我们说：“从现在起，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刻。我们绝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向兄弟姐妹们、孩子们、客人和朋友们表达我们的爱。”妈妈告诉我们要完全信靠上帝的智慧和引领。那是个令人肝肠寸断又感人肺腑的时刻。

仅仅几个月以后，1980年的冬天，在短短两周内，我们身边有三名老年人相继去世。他们都是我父母最亲近的人，他们的过世深深地伤了妈妈的心。随着他们一个个去世，她也越来越虚弱。先是我祖母欧玛在95岁时去世。妈妈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无法亲自为祖母整理遗容和安排安放灵柩的房间。她觉得特别痛心。她始终觉得，向亲友致以“最终的爱礼”（这是她的原话）是无上的光荣。

    仅仅几天后，与妈妈相识50年的密友朵拉又去世了，我带父母去瞻仰她的遗容。妈妈看她的眼神是那么温柔，我至今也忘不了。虽然她无法参加葬礼，但当朵拉的葬礼队伍通过我家门前的时候，她还是下了床，浑身颤抖着站在门口，默默地致以敬意。

    过了一周，我爸爸的一个老同学路得又去世了。在路得的葬礼举办之时，妈妈穿好衣服，在她的床上坐起来。显然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是她还是坚持穿戴整齐，以表达她对路得的爱和尊敬。

教会的孩子们常常来看望妈妈，他们相信妈妈很快就能好起来。孩子们的信心很有效果，每当他们在我家的时候，妈妈就变得平和、喜乐。她常叹息说：“那些孩子呀，那些孩子！”但她不知道，那些孩子好几次悄悄地聚在一起为她的康复祷告。

    1980年3月，在确诊5个月以后，妈妈去世了。她的死对父亲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在我父母超过4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总是互相依靠，互相支持。而现在只剩下我父亲孤单一人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父亲的体力迅速下降。他每天读《圣经》，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就主持礼拜仪式。他经常讲到上帝对一切受造物的最终计划，不停地说，“唯有上帝的国度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这么渺小，这么软弱，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出口，上帝的爱可以借着我们流入并且影响这个世界。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也值得我为之牺牲。”我父亲一直坚持这个态度，直到最后。

    他临终前几个星期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我坐在他身旁时仍然可以感受到力量。上帝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可触，从上帝那里他得到深深的平安。在一个夏日的清晨，他去世了，身为他的独子，我亲手为他阖上双眼，这让我心中感到无比荣耀。.

不要惧怕【第二章 恐惧】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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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0年出生在英格兰，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德国轰炸机每天从我们在考茨沃德（Cotswold）乡村的房子上方飞过，去轰炸附近的伯明翰市（Birmingham）。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会时不时地随意投掷没有投完的炸弹。有几次炸弹落在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我妈妈后来告诉我，当时她心里非常担心我们几个孩子的安危。

1955年，我们一家人来到美国，纳粹的闪电战成为遥远的回忆，但是另一场战争——冷战——又大张旗鼓。两个超级大国彼此较劲，看谁能造出最厉害的武器。广岛和长崎的可怕情景还历历在目，核恐慌当时处于最高点。学校定期举行防空演习，各家各户都在为自己建造防空洞和储存罐头食品。报纸上刊登的也是苏联可能轰炸美国城市的各种新闻。

对我来说，在美国生活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与此同时，万一原子弹在纽约爆炸，我们位于利普顿的新家正位于专家所预测的方圆90英里的核辐射范围之内，这真叫人感到害怕。

我实在没法让自己习惯那些空袭演习。一次又一次地，我心里对原子弹和战争感到焦虑。我觉得我的许多同学也有类似的焦虑——虽然他们常就此开玩笑。我们这一代人无疑都有类似的记忆。

当然，恐惧不仅限于一些特定的场合和时代。就算它不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至少也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比如，突发的大火或狂吠的恶狗使人畏缩，或者人在突然下陡坡时会向后靠或者紧握把手。但还有一种更大的恐惧：当人染上重病，并且可能面临死亡时，恐惧会接踵而至。这种恐惧与自我保护没有多少关系，它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恐惧，是害怕改变，也许最重要的是，害怕在正视自己的一生之后却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一事无成。

我认识一个名叫马特的年轻人。几年前，他得了恶性淋巴瘤。我们曾谈到对死亡的恐惧，当时的谈话内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中。马特和其他被诊断出重病的人一样，很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不停地缠着医生询问各种问题。淋巴瘤的病因是什么？治疗的效果如何？他的生存几率是多少？这个或那个医学名词是什么意思？他一开始就这样，但是过了几天，他把自己关心的重点转移到了自己的生命问题上。他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不管结果如何，他需要调整自己。他的家庭医生后来回忆道：



马特出院两天后，我去探视他，发现他在哭。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简单地说，他和他的父亲作了一次长谈，他感到有必要让自己活得更有深度。他说他心里有些东西，想和人分享。他还说他感到“恐惧和孤独”。

我建议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即使他感觉虚弱，也要尽量出门走走，或许这样会对他有帮助。但是他避开我的目光，对我说：“我和上帝的关系不怎么好。”

我安慰他说，其实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活得更有深度，而且他的病帮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非常需要上帝。马特就躺在那儿，充满泪水的双眼直视前方，默默承受着沉重的个人包袱。我看着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时刻。



几乎同时，马特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他说：



《圣经·雅各书》里有一个信息现在对我很重要。上面说要彼此认罪，祷告才会蒙垂听，上帝才会回应祷告。确保自己承认全部的罪并得到宽恕，以及请求人宽恕我的罪，这些对我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甚至比医治身体更重要。当你对上帝的需要超过你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完美无瑕的需要时，悔改就变成了你的一种渴望，而不是惧怕。当我从医院回家的时候，我切实体验到这点。我知道，这段时间，修复我和上帝的关系真的生死攸关。



后来几天，马特给我发了许多类似的邮件，我尽量回复他的邮件。我告诉他一件事，就是得癌症意味着解除自己的个人力量，也许意味着上帝在通过这件事向他开口说话。我还提醒他，他一向都一帆风顺：年轻、强壮、英俊，又有天赋。他是个成功者，似乎全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中，但也许正因为这些天赋，上帝不能真正使用他。我说：“马特，也许上帝不得不降卑你，这样他才能通过你的弱点来使用你。现在你不得不求上帝赐给你力量，来理解和接受现实。”很奇妙，马特回答说：“我听明白了。虽然很难理解，但我必须这样做。”

后来几个月里，马特改变了很多。在诊断报告出来之前，他是个莽撞的人，经常口无遮拦地开玩笑，表面上开心又幸运，但实际上内心充满恐惧。短短6个月以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是的，他还是喜欢开玩笑，仍然时不时地会害怕，即使临终前也会如此。但是在经历了许多日日夜夜的彻骨苦痛以后，他展现出了新的一面，更有深度了。他不再逃避，反而能够平静地正视自己即将面临死亡的事实。就这样，他找到了力量，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的痛苦。

不是每个人都平静地死去，这也不是表面的情绪或者性格问题。人们经常说，“调适”情绪，但是平静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无疑，调整情绪可以帮我们减轻恐惧——就像马特，在脆弱的时候从我们所信任和亲爱的人那里寻求支持。但是人不能通过宣泄情绪或靠意志力来征服恐惧。就连最坚强的士兵也会在面对死亡时哭喊妈妈。

我觉得恐惧与硬心肠绝对有关。一个明白自己有弱点的人，能够承认自己的局限并寻求帮助，这样他的心灵就能得到安慰。然而，还有一种人很独立，他们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就是失败，于是他们长期把自己的心锤炼得像钢铁一样硬，拒绝向死亡“妥协”。他们没办法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没有办法从别人那里得到心灵的安慰。其实死亡对这种人而言尤其可怕，因为他突然发现独立自主竟全是幻觉——事实上原本就是如此。他还会认识到，在面对死亡时，即使是最强的人也是那么无助。

作家苏珊娜·安东尼塔(Susanne Antonetta)在她最近的回忆录《身体毒药》（Body Toxic）中生动地描写了这种人。安东尼塔的祖母是一个支配欲极其强烈的人，一切都要掌握在她的手里。她用铁腕统治家庭，不管是什么事，从食物、衣服、计划、事业到孩子们的恋爱对象和新生儿的名字，一切都是她做主，而且她绝不妥协。要是没有经过她的批准，她就坚决反对。但是，当死亡临到时，她完全被恐惧攥住了，而这恐惧是她无法控制的：



看到某人这么怕死，真是吓人。没什么话可以安慰她，那些老话——什么一辈子都过得很好啦，走的时候有家人在周围啦，人们将纪念她啦——都不能帮她克服无边的恐惧。我们在她身边陪她，这也一点用都没有。她看我们的时候视若无睹。恐惧令她日益憔悴，她的面颊和肋骨都塌陷了下去，她的眼神涣散。她曾经是那么喜欢独处，有一种潇洒的魅力，现在那一切都荡然无存。

我的祖母死的时候极不安宁，许多鬼魂纠缠着她。我说的不仅是她临死前。她每天晚上上床睡觉时，都看到许多鬼魂藏在她的卧室里，还成群结队地从窗户涌进来，她就不停地尖叫。她的世界充满了邪灵。当时我已经搬家，离得很远，所以我没机会听到我祖母自己的描述，但是我妈妈只说了一句：“哦，你知道，糟透了。”



安东尼塔描述的死亡一点也不可爱，但她非常深刻地指出，个人和宇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人，相反，我们总处于两股对峙的势力之中，那就是邪恶与善良的对峙。虽然这两股力量在许多地方搏斗，但我相信当一个濒死的灵魂悬于其间时，二者的搏斗最为激烈。

多莉是我妈妈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她经常感觉到这种矛盾折磨着她，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十年，特别是在她生命快结束时。多年来，多利就住在我们家隔壁，最初她是我父母的世交，父母死后，她又成了我的好友。

许多人所认识的多莉是一个快乐的女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有谁家生了小宝宝，她是第一个带着鲜花、水果造访的人，还主动帮忙打扫房子。要是有客人来的话，她也十分开心。她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把空房间打扫干净，为客人把床整理一新。她看起来永远那么快乐，各种杂活都愿意干，从不期望也不要求别人感谢她。

可是在私底下，多莉是个紧张且焦虑的人。她晚上经常失眠，总想人陪在她身边。每个衰老的迹象都令她忧愁，她害怕以后身体会得病，行动会有障碍。还不到50岁，她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幸好，她决心要做一个对别人有用并使别人欢乐的人，这使她活下去——恐惧感也不至于将她逼到绝望的地步。

随后是癌症的打击。多莉勇敢地与之搏斗了六年。最初，她做了几个疗程的化疗，每次都让她感到焦虑和烦躁，以至于她需要持续的情感支持和牧师辅导。幸好，她坚持下来了，又安享了几年时光。

可是，后来旧病复发了。这次癌细胞扩散得很快，我们知道多莉的时间不多了。她非常痛苦，放射治疗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和她坐在一起聊天，似乎效果更好。我妻子和我陪她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什么是死亡？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死？死后有没有生命？我们一起研读《圣经》上有关死亡和复活的经文，寻找可以激励她的话。我提醒她，她已经服侍了上帝和她周围的人几十年，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奖赏她。

然而，一切都于事无补。多莉在世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肉体和灵魂都经历了极大的挣扎。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不仅仅是一般的焦虑，而是一场为拯救灵魂而展开的决战。她似乎被黑暗的势力掳去了。我的妻子和女儿们好多天都一直照顾着她，直到最后。她们陪她走过长时间的内心折磨。有一次她叫喊着，说有邪恶的东西进了她的房间。她用仅有的一点力气拿起枕头扔过去，大喊着：“走开，黑影！走开！”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围在她的床边，向上帝唱歌或祷告。多莉非常喜欢主祷文，这段经文总能鼓舞她。

一天早晨，在度过一个特别不安的夜晚之后，多莉的恐惧突然消失了，她说：“我要单单信靠上帝。”她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期待着上帝接她去，她感觉到那一刻很快就要来临。她说：“今天有一个惊喜：天国就要降临了！当上帝来的时候，我要跑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就在当天下午，她宣布说：“我的疼痛都没有了。我感觉棒极了！谢谢你，谢谢你，上帝！”过了一小会儿，她微笑着说：“上帝今天晚上就会召我回家了。”

那天晚上，她将我们一家人——情同亲人的一家人——召集起来，与我们一一拥抱道别。我们在她床边唱诗祷告，她整晚都很平静。当黎明破晓时，她从我们身边悄悄地走了。

多莉所经历的战斗长久而艰巨，但她的离去绝对是胜利。她知道被冰冷的恐惧攥住是什么感觉，但她坚信上帝的伟大远胜过她的焦虑，上帝绝不让焦虑完全吞没她，上帝绝不会置她于不顾。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是那么平静。她和许多人一样认识到，这个世界仅仅是横跨此生与永生的桥梁。.

不要惧怕【第三章 绝望】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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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旅途中，一些人好像总是一帆风顺，其他人则似乎苟延残喘，步履蹒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没有必要回避，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常常不好意思与遭遇困境的人开诚布公地交谈，我们担心自己的关心会被当成干涉他人隐私，或者给对方更大压力。然而，根据我与濒临自杀的忧郁症患者交往的经验，我发现事情正好相反：内心有困扰的人经常迫切需要与人坦诚交流，谈他们的想法。可悲的是，他们经常无人可说，因为他们害怕对方用“高兴点，很快就没事了”这样的话来轻描淡写地打发他们。

每个个案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对每位抑郁症患者都应付得当。然而说到底，光靠语言不可能拯救一个人。除了语言，还需要持续的爱心支持，需要一种充满关怀的人际关系，正如保罗所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1970年，父亲将一位名叫特里的酗酒者带回家。他当时32岁，是一名无家可归的退伍老兵。他童年时曾经遭受性虐待，童年的可怕记忆经常使他陷于深深的忧郁。父亲花很多时间陪他，听他说话，辅导他，做他的朋友。父亲帮他找医生，让他接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每个人都喜欢特里，他和我们一起待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特里走了，他的过去仍旧阴魂不散，折磨着他。之后不久，我们听说他自杀了。消息传来，我们都震惊不已，特别是深爱特里的父亲，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家庭成员死了一样。他为特里哭泣，也为整个世界的苦难流泪。

也许你可以说，试图帮助特里那样的人是没用的，他根本无药可救。但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有很多人的伤痛是可以医治的，他们的自杀倾向也是可以制止的。

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很多绝望的人向我寻求劝导和辅导。他们的个人生活常常是混乱的，经常为人际关系、工作，或者是金钱问题而苦恼，他们的感情本身就脆弱，而这些问题进一步打破了他们情感的平衡。还有一些案例根本找不到合乎理性的解释。

很多年来，人们只能悄悄地在私下谈论自杀问题。虽然大家都说我们美国文化的容忍度高，但自杀仍然被视为一件羞耻的事。就算是在聊天，自杀的话题也是一种忌讳。不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向来都避免谈到死亡。而对自杀，人们更是三缄其口。你什么时候见过讣告里说，死因是自杀？

然而同时，根据最近研究，仅在美国，每15分钟就有一个人企图自杀；10～15岁的少年自杀倾向比十年前高出1倍。

显然，自杀是一个既有毁灭性又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多数人都在某时某刻闪过这个念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呢？也许，原因正是我们不想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离绝望的边缘不远。

吉姆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当他爱上希拉并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很荣幸可以给他提供辅导。后来，我很高兴为他们主持婚礼。

婚姻生活开始时，他们很幸福。不到一年，第一个孩子就出世了，非常健康。然后，就在孩子出生后几个月的一天早上，吉姆上班的时候突然感到内心不安。他后来说那种感觉很离奇，就是他总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希拉出事了！”他赶紧给她工作的地点打电话，她不在。又给家里打电话，还是没人接。然后，他慌忙离开上班的地方，从那儿跑了1/4英里回到公寓。他在床上看到一封信，赶紧撕开，然后朝浴室望去。她就在那儿，冷冰冰地躺在地上，旁边是一把菜刀，还有一个盛放高剂量止痛药莫特林（Motrin）的空瓶子……

后来，吉姆回顾整个事件时，才发现许多一直就存在着的警示信号，而他忽视了这些征兆，或者故意回避了。他想起来，有多少次，希拉曾试图告诉他，有一些阴沉的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她，而他总是竭尽全力地转换话题。事后，他才了解导致希拉如此绝望的前因后果。但是在那天上午，当他跪在厨房的地上摇晃着妻子的肩膀、对着她的耳朵呼喊她的名字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的只有：“为什么？”

绝望的魔鬼埋伏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都曾经感觉到它那冰冷的指尖。绝望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之一。它意味着失去一切的欢乐、希望、自信，有时候甚至失去活下去的意愿。自然而然地，就像面对其他疾病一样，我们寻找病因，以便对症下药。自我谴责常常是绝望的根源。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黑暗中，心中充满犯罪感。他们迟早都会被魔鬼引诱，走向自我毁灭。有时候他们的罪恶感是有根据的，其他时候则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仅仅是最不起眼的弱点和错误被无限地夸大，成为无法逾越的高墙。

感觉自己无用和无能，这是导致自杀的另一个原因。这种感觉肯定是正常的。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不配别人的爱和友谊，自己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小甲虫一样，只配让人随意捏、踩。很多老人将安乐死看做一条出路，可以解决许多复杂问题：配偶或朋友死后的孤独生活、生活无法自理、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感觉别人厌烦自己。他们害怕成为家人的负担，害怕情绪和身体上的痛苦，而最让他们发愁的是自己步向死亡的漫漫长途。

信不信由你，邪恶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而且每个人都可能受制于它。它是魔鬼创造出来的，《圣经》把魔鬼叫做“控告者”和“最起初的杀人者”。撒旦知道我们哪里最脆弱，并使用各种方式，包括精神的疾病等等，来攻击我们，要将我们击溃。它将人们抛入绝望和忧郁的深渊，让我们长年累月都无法振作起来。如果我们将自杀看做属灵势力之间的争战，我们就可以得到鼓舞，放弃我们的绝望倾向，转而投入上帝的怀抱，寻求他那无限的谅解与体恤。

很多尝试自杀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死。他们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们渴望爱，可是得不到关注和帮助。我们不该忽视他们的绝望，而是应该认真对待。一次自杀失败了，很可能会有下一次。要是得不到注意和干预，自杀迟早会成功。

我们该如何来帮助他们？专家提出很多防范自杀的计划，这些措施都是有价值的。但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太依赖专家了。要是一个人感到绝望，他恐怕根本就不想去面对所谓的“专家”。毕竟，当一个人觉得他甚至无法面对自己时，他怎能去面对那些分析和建议呢？当然，不能排除使用药物也有一定效果，但我们应该记住：一双专注聆听的耳朵——不论来自朋友还是家人——常常可以取得决定性效果。

自杀的根源在于灵魂的疾病——需要爱而得不到爱。预防自杀的最好措施就是帮助孩子从小开始寻找喜乐和人生的目的，让他们跟随上帝。在我们的文化中，自杀率很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许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忘记了《圣经》赐给我们的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我确信，我们必须严格地遵循这些古老而智慧的话语，它们今天仍然可以引领我们回应并战胜这个世界最深的绝望。

另一个不可低估的治疗方法就是祷告。不论我们的祷告可能多么贫乏、不足，而它仍旧是治疗绝望情绪的特效药。就算我们自己不懂如何祷告，我们还是可以回归上帝的怀抱。用《圣经·诗篇》来祷告会特别有帮助，因为诗人常常在祷告中说出我们灵魂最深处的渴望：“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还有：“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哪怕我们觉得被黑暗攻击，上帝似乎远离自己，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交流通道。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紧紧抓住了一根上帝从天上扔下来的救命索。只要我们把绳子抓紧——不论我们的内心多么麻木——他都能把我们拉向安全和自由之地。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有些人感觉自己根本不配向上帝祷告，《罗马书》八章这样安慰他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有时，这些经文还是无法安慰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这种时候，他周围的人就应该有信心，而且我再说，必须祷告。不管他多么确信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只要他确实知道旁边的人们在为他代祷，我们还是可能使他站立起来。他人的代祷中蕴涵着深厚的庇护。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为受诅咒的人献上的祷告，必会达到上帝耳中，而这确实是真理。”

可是，有时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去防止，他还是扬言不管怎样都要自杀，那该怎么办呢？正如希伯来先知耶利米所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挽救他，但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苛责的话语和审判式的口气。经历痛苦的灵魂需要的是同情，而不是谴责。尽管耶利米自己说过这样的警句，他本人也被自杀的想法诱惑过，他写道：“愿我生的那日受诅咒！愿我母腹成为我的坟墓！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在《圣经》里，有一些地方谈到了人生的辛劳艰苦，承认人在黑暗的时刻容易失去盼望。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对《路加福音》和《启示录》做过这样的解释：“在末了的时候，人将失去继续生活的愿望。人将呼喊群山倾倒下来，掩埋他们，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毁灭；他们除了死亡别无所求，可是连死亡都要摈弃他们。”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极度抑郁的人应该自杀。和多数有信仰的人一样，我认为自杀是错的，因为自杀就是背叛上帝。但是我想说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权力来断言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几乎所有的人都曾被自杀的念头折磨过，因此，当有人真的去实践这样的想法时，他们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审判。



在本章的开始，我讲过希拉曾经试图自杀。由于及时送到医院，医疗的介入使她免于一死，在当地心理看护中心呆了两周以后，她有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变——从想自杀到想活下去——她又回家与吉姆重聚。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不久以后，原先的魔鬼又来攻击她，有好几个星期，她都发现自己又在抵制自杀的诱惑，而且几乎每天如此。

之后几年，希拉的生活如同乘坐情绪的过山车——上坡的时候，她非常乐观，充满自信，相信自己马上就会康复，而到下坡时，需要药品、劝导和心理咨询，特别是深切的祷告，才能帮助她减轻痛苦。

有时，她的生活就像地狱之旅，因为她的情况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自己的罪恶感造成的——她在青春期有过不当的性关系，也有过极端痛苦的回忆。最后她感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和清除这种罪恶感，那样她的生命才有可能得蒙救赎。

希拉和吉姆常常来找我，让我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我有时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有时不行。那种时候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安静地坐在那里，呼求上帝的介入和帮助。

今天，在她尝试自杀7年以后，希拉已经是3个儿子和1个女儿的妈妈——并且不再受自杀倾向的折磨。她没有幼稚地以为这是“快乐大结局”，因为有时候，她还是觉得恐惧和自我怀疑——虽然这种时候没有以前频繁。但是她已经走到今天，她现在放心了，当她自己伤感和孤独的时候，上帝不会抛弃她。“有时候，我就是必须相信我在上帝的手里，”她说，“即使我自己感觉不到。”.

不要惧怕【第四章 丧子】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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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的降生是最奇妙的事。经过数月的期盼和数小时的阵痛，一个新生命来到世界。自古以来，这份新生命的大礼，总给人们带来无比的喜悦。正如《圣经》所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然而，俗话说得好，分娩的女人一只脚踩在坟墓里。即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每条生命的降临都伴随着对母子平安与否的忧虑和死亡的风险。

我侄子的妻子多莉这样描述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所感觉到的情感冲突：



史帝芬在一个大学医院里早产7个星期。他那奇迹般的、小猫似的哭声，我一生都无法忘怀。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当时，我仅仅来得及扫了一眼我儿子的样子，因为他被立刻送去作检查。

他出生2个小时以后，我坐着轮椅到新生儿重点看护病房，去看看和摸摸我的第一个孩子。他是那么小，还不到3磅，头上一小撮蓬乱的黑发。他的身上连着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得出的监视仪器，还要靠呼吸器的帮助才能维持呼吸。我心里为着我们儿子的出生而充满了喜乐和感恩，相信他一定能活下去。我丈夫艾迪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没有我那么有把握。作为援助1988年亚美尼亚地震的志愿者，他曾经亲眼目睹生命的脆弱和无数人的苦难。

史帝芬活了26小时加整整两分钟。他的早产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救活他。在他去世前6小时，一群医生告诉我们会诊结果，他们推测可能有某种遗传的原因会导致他夭折。我记得我当时不停地流泪。我的手紧紧抓着艾迪，无法理解医生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那些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家庭医生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每个人都明白史帝芬快死了。“困难”一词不足以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知道，如果我让他走，史帝芬可以前往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比我们所能给他的更美好。他的身体躺在我怀里，而他的灵魂回到了上帝那里。



不仅是孩子的夭折会对父母造成重大影响，我曾经为许多不幸经历胎儿流产的父母作过辅导，我意识到这样的经历也会给他们留下很深的伤害和悲痛，特别是对妈妈。艾丽斯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曾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她说道：



我们有7个孩子，6个孩子都安全地出生，他们的诞生都令我们无比喜乐，但是在我怀第五个孩子加百列时，我们却无法享受到那种喜乐。就在怀孕的中期，我们发现他存活的机会非常渺茫。我们多么渴望这个宝贝的到来，但同时又深知我们必须让他走。当时，我对此毫无准备。这种事只应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怎么能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超声仪上看到过他几次，他就在那里，看起来充满活力——那是我们的宝宝，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啊。我们怎能舍得他走？然后有一天，他的心脏不再跳动。再次检查，还是没有心跳。我们的小家伙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胎儿出来以后，艾丽斯和丈夫为他们的孩子送别。那情景真令人难忘，她抱着加百列那美丽的小身躯，将他温柔地包裹好，放在一个朋友凭爱心制作的棺材里。我们陪伴着他们来到墓地，忧伤地埋葬了宝宝。回忆这段经历时，艾丽斯这样写道：



我觉得，允许甚至鼓励父母医治内心的忧伤很重要。要不然，他们要花很多年才能恢复过来，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痊愈。不要为自己心中找不到平安而感到惊讶，因为得到平安需要时间，你不得不去忍受痛苦。这份痛苦会一直伴随着你，但你需要伸手去努力争取得到平安。



婴儿的死亡不仅令人极其痛苦，而且还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会想：“要是这些孩子注定活不长，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创造他们呢？”我妈妈失去了两个孩子，她说她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她确实在信心中得到了安慰：她深信上帝不会犯错，而且，因为每个生命都带有创造者的印记，所以就连最短暂的生命也传达着来自天上的信息。

显然，死亡的奥秘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逃避它。我们的文化对死亡采取了羞而避之的态度，特别是尸体在意外事故中被毁坏或者尸体被解剖检查之后。很多医学界和宗教界的人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入殓时最好是闭棺，免得家属看到如此残酷的情景。但是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毕竟，死亡就是结束，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也缓和不了它所带来的痛苦。简和艾丽斯的遭遇不同，她自己连她的孩子都没有见过一眼，她写道：



我们仅有的孩子是死胎。我们在第二天，即她父亲生日时埋葬了她。最难过的事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机会抱她一下。她是我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难产之后剖腹生产的。当时，我非常虚弱，我丈夫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找不到。医生问他，能否送我们的孩子去一个医疗中心做尸检，他同意了。因为我妊娠过程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在分娩前死亡。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无法找出死因。而且，在她的遗体送回医院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医生建议我们最好不要看她，因为她的小身体被切成了几片。我本人身体状况也很危急，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个星期。结果，我再没有机会看一眼或者抱一下我们的小宝宝。

虽然那是22年前的事，但是我丈夫和我至今都无法谈论这件事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内心的痛苦也一直伴随着我俩。一想到我们曾经允许他们那样对待我们的小宝宝，我们就追悔莫及，痛心疾首。现在，我们明白那是我们所做的最愚蠢的事。



从这样的经历中，我学到一个教训：死婴的父母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孩子确实曾经活在这世上，并且他们也像其他正常分娩的婴儿一样拥有永恒的灵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拿上面这个案例来说，父母会思考他们孩子的生命如此短暂，那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深信上帝创造这些生命都有他的美意，他们就能得到安慰和鼓励。

父母可以与其他子女谈及这个小宝宝，给他取名、照相、量身高体重或者保留足印……这些做法都有重要的医治功效，可以帮助家人在多年以后还记住这个孩子，并且知道这条生命并不仅仅是一个梦。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一个亲生儿子夭折以后写了下面这段话：



就像很多人会问自己一样，我经常问自己：“孩子为什么会死？”我从未找到答案。但最近，我没有像以前那么深究这个问题……我开始相信，每个人生命的唯一任务就是在爱中使自己坚强起来，而且借此把这种坚强的爱传递给其他人，让他们也坚强起来。

我们的孩子曾经活过，他就用这样的爱激励他周围的人；这样，当他离开我们，回到那本来就是爱的上帝那里时，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彼此吸引，更紧密、更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我妻子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过。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求爱，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厌恶争吵和邪恶。



然而，失去孩子的痛苦不见得就一定能使父母彼此靠近。实际上，这种痛苦经历甚至可能会成为对他们关系的严重考验。多莉回忆道：



我感觉到最艰难的时刻是在葬礼过后。我常常一个人到史帝芬的墓地去，哭了又哭。

人们喜欢匆匆地下些陈腐的结论。其中一种说法就是痛苦和悲伤可以让夫妇俩靠得更近。人们不应该这样想当然。虽然有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但一个孩子的夭折也可能给婚姻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不明白艾迪怎能回到工作中，而且一副平静的样子（至少我认为如此），不掉一滴眼泪。我属于脆弱的类型，大哭了几个月，眼泪可以用桶装。我们的教会和社区通过祷告和其他实际的支持——加上时间因素——最终帮助我接受了事实：艾迪有他自己的哀痛方式。

要是没有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温情辅导，我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能不能通过考验。这是一个过程。我的眼泪说来就来，现在还时不时地吓着艾迪。

孩子的死是无法“修复”的。我现在终于接受了事实，这份痛苦已经成为我本人的一部分。我曾经希望在史帝芬之后出生的孩子能医治这伤痛。但是，它还在我心里。虽然疼的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但它永远不会消失，直到我与史帝芬在天上重聚的那一天。



每次有婴儿或者小孩去世，也就提醒我们，地球还不是我们长远的居所，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其实转瞬即逝——就如花朵、青草、蝴蝶一般。不论死者多么年轻，不论我们有多少小时或者几天、几个月去爱、去认识这个孩子，那痛苦都难以忍受，伤口仿佛永远都无法愈合。我们除了与死者的父母一起依靠上帝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相信上帝的医治，虽然这个过程缓慢到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但上帝能医治我们。

在新生儿身上，我们看到天真和完美，我们盼望有朝一日整个宇宙都将被救赎，全部受造物都将再次完美。到那一天，就不再有死亡了。作家乔治·麦克唐纳德（George Macdonald）也曾失去过一个孩子，他写道：



要是我们的每根头发都被数算过（那知道一切的上帝是这样说的），那么每个孩子的诞生就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他们的生命也绝非仅靠医药的力量就能维持；这一切都按照最神圣、最美好的法则存活。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亲友死了就向上帝发怒气，这些人真应该感到羞耻。

我们所爱的人啊，为着你那可爱的容颜，我们可以等待，因为我们明白你是到父那里去了，他是主耶稣的父，你的父，也是我们的父。终有一天，我们相聚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时你的喜乐与我们的喜乐，以及宇宙万物，都将完美。.

不要惧怕【第五章 尊重】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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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比的第二个孩子安降生时，她非常开心。用鲁比自己的话来说，她整晚都沉浸在“无边的喜乐”中。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妊娠期一切正常，孩子出生时健康美丽，而且他们的大儿子大卫现在有了一个妹妹，他们可以一同成长了。可是，才过了两天，安突然死了。她父亲道格回忆说：



安出生一天后，医生告诉我们他很担心安，他说他接生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我们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没有立刻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穿越半个州，送安去一家大医院（我们当时住在北卡罗来纳的乡下），由于分娩不是在那家医院进行的，他们不允许鲁比和安待在一起。我们没办法，只能回家。等待消息令我们非常痛苦。时间似乎永无休止，但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与医院也没有取得直接的联系。

第二天，我们的宝贝小女儿停止了呼吸。鲁比痛不欲生，我无法安慰她，她不停地哭。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更糟的消息，化验结果显示我们的Rh不相容，也就是说，从医学角度来看，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再生孩子了。

我离开鲁比，一个人开车去医院，把安带回家安葬。结果到医院以后，他们告诉我，根据州法律规定，安的尸体转交给了当地的殡仪员。

我开车到殡仪馆，一开始受到了非常礼貌而热情的接待。当那人得知我不是去买棺材，也不是到那里安排葬礼时，他变得冷冰冰的，转身离开房间，不再理会我。我一个人在前台守着小摇篮，等待着。等他回来时，他竟然一只手抓着我们孩子的脚，倒提着她。我伸手去拿鲁比为孩子准备的被子，以便接住孩子，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他就放手，把她扔到摇篮里。他那么冷漠，满脸都是憎恶的表情。

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回程中，我内心竭力挣扎着，让自己原谅这个人。我们在自己家准备了墓地，悲伤地把我们的小女儿安葬了。



道格和鲁比的故事看起来太极端了，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种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态度。你可以称之为厌烦，或者冷漠，或者无情——那都是源于对生命（以及对丧失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不尊重表现在许多地方。比如我们在医院里看到，医生出于“专业的”需要，用房号而不是名字来称呼病人。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殡仪馆看到，人们在那儿推销奢侈的仪式，这样似乎表示省钱就是吝啬，就是不尊重死者。（谁愿意别人说他给妈妈买便宜棺材呢？）这种不尊重还体现在孩子们的纷争中——即使表面看不出来——关于遗嘱和遗产的纷争让父母不能真正得到最后的安息。

因为我们的浅薄和做法，我们无法分担他人的痛苦和悲伤，我们只好用强装出来的快乐来掩饰自己——那也是缺乏尊重的表现。琳达是我前面提到的年轻人的妈妈，她说人们这样做只能让本已困难的状况变得更糟。



当时,情况已经变得很清楚，医生已经帮不上马特什么忙了。不久以后，一位好心肠的邻居开心地告诉我丈夫，她知道我们的儿子能挺过这一关：“马特不会死的。我就知道他不会死。”当然我们很想相信她所说的是真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快他的病情每况愈下。抱着一个虚假的希望有什么好处呢？那是自欺欺人。几天以后，一个朋友来探望马特，他说他“还在祷告，祈求出现奇迹”。马特回答说：“谢谢，但我想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现在主要的是我需要平安。”



在马特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琳达发现身边很多人对死亡的态度都缺乏尊重——不仅是她儿子的朋友们，甚至马特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态度。



他去世前三天，有人租了一些电影给他看。我直接告诉他，我担心他会在自娱自乐中浪费掉自己在世上的最后时光。结果他自己陷入了家庭纷争。

在他生病的整个期间，他的朋友们都带录像带来给他看，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我总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不是说电影不好——虽然他看的一些东西确实不怎么好。我只是觉得他过多地沉溺于其中，把它们当成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我觉得这样是不健康的。

说实话，人们带给他的其他很多东西也给我同样的感觉：啤酒、白酒、几十盘CD、海报、耳机、收音机、一组新型的六个喇叭的立体声音响、一个可以从互联网下载音乐的RIO播放器，诸如此类。

我记得我和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向癌症病人表达关怀的最佳方式——把一堆垃圾倒在他身上。当然，从物质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安慰他。但最终这些礼物只是些东西而已——这些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让他不去想那些他需要面对的生死问题。马特对其中的大部分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一次他把很多东西都清理出房间。

不管怎么样，我担心马特会把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下午花在看电影上，我就对他这样说了。但是他完全反对我的看法。他说：“我只想能笑一下，能暂时忘记这些事情，哪怕几小时！你怎么在现在这种时候还想当我的道德指南针？”他非常生气。

我哭了，心想：“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只想逃避几小时，只想找一点小乐子，难道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吗？”而且，我才看了一本关于临终和死亡的书，该书的作者说特别重要的是要在临终的人周围制造平静的气氛和环境。书上说：“不要在家里争吵。”而我们却在争吵。这简直让我撕心裂肺。

其实我自己也喜欢看电影。可是我又觉得这太容易让人（让孩子们）逃避，而让人不去面对那些难事。我说的不仅是癌症。每当你处于矛盾中，如果你想挺过这个难关，你就必须定睛于那些可以让你坚强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让你转移注意力的东西。

另外，我又想：“马特生气是因为我太喜欢讲大道理。我需要听他的意见。也许我真的需要用心去体会他所说的事情……毕竟，他快死了！可他终究还是我的孩子，而我知道逃避对他不好。我怎能冒险不对他说出可能对他生死攸关的事情呢？”这是我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刻。

之后不久，马特平静下来，说他知道我的本意是好的。他说他在心底深处也觉得他的时间不多了，看电影确实是浪费时间。他实际上想多花时间来与其他人待在一起。他甚至感谢我没有让步。



这不是说尊重需要板着长脸，远不是如此。我的一个同事卡罗尔得了乳腺癌，她那古怪的幽默感让她保持乐观。有一次，她甚至让她认识的所有人都给她邮寄他们最喜欢的笑话。她收到以后，把这些笑话装成册，以便“我抑郁、需要好好笑一下时可以用”。到了卡罗尔这里，不分享她的古怪就是不尊重。她去世前不久告诉我：



说实话，当那个时刻到来（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我希望没有人唱那些关于我在天堂飞翔的圣歌。不然我会觉得自己正朝坟墓走去。你知道，那些歌的歌词可能很深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唱歌就让我想起生活中最令人郁闷的事情。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但我就是那样……我需要力量来战斗。

一想起人们满脸愁容（或者其他样子）地站在我周围，我就毛骨悚然。我不知道，但我猜每个人的死都不一样。我希望我走的时候，我窗外的操场上正在举行精彩的篮球赛，或者楼下传来热闹的音乐……



那么，什么才叫做尊重呢？按照词典的解释就是肃静、惧怕、服从。这种说法不错，但是这些词都很抽象。照我看，要理解什么是尊重，我们得亲身去体验。

在本章开头，我提到过安，一个因为父母的Rh不相容而夭折的婴儿的故事。几年以后，新的研究给道格和鲁比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尝试再要一个孩子，但是又失败了，孩子是死胎。然而这次，用道格的话说，“人们的尊重带来的救赎效果”化解了他们的痛苦。来源于他们的高期望值，孩子的丧失还是令他们格外痛苦。但是这次，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殡仪员和孤独，而是朋友的爱、整个群体的同情以及牧师的理解。牧师说：“任何一个生命都有其意义，任何希望都不会落空。”这样的支持给了他们活力，让他们坚强。道格说，当他们在月光下提着灯笼来到墓地安葬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不害怕他面前的一切，反而感到自己“行走在光明的避难所中”。.

不要惧怕【第六章 童心】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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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年人，我们经常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希望找到生活之谜的答案。有时候，我们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束手无策。尤其是在疾病和死亡的问题上，似乎总有测不透的奥秘——我们自己根本无法解释。但是孩子们并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奥秘似乎拥有更大的包容力。虽然在我们成年人看来孩子经常为“小事”烦恼，但他们更能适应生活的变化，不容易陷在对未来的怀疑和忧虑中。因此，他们也比成年人更善于接受事实——有许多事情，成年人夸大其实，对之感到紧张不安，小孩子却能以务实的态度加以接受。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99年4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哥伦比(Columbine)高中枪杀案。凯西·伯尔诺(Cassie Bernall)是科罗拉多州一位十几岁的女孩，案件发生以后，她的死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时，她在高中的图书馆里，两个同学拿枪指着她威胁道：“你信上帝吗？”她勇敢地回答说：“是的。”结果她立刻被打死。几天以后，国际媒体大赞她是当代殉道者，是勇气和信念的象征。而这个时候，她最要好的朋友们坚持认为真实的她是一名普通的女孩，有普通人都有的问题，并不完美，也有她自己的弱点。当然，他们没有贬低她的勇气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同学对凯西的妈妈谈到：



人们可以把凯西称为殉道者，但是如果他们以为她多么正直、神圣，以为她成天除了读《圣经》以外什么事也不做，那他们就有点儿离谱了。因为她不是那样的人。她和任何人一样真实。我想，现在这么多宣传——故事、Ｔ恤、网站、纽扣、别针——会让她发疯的。她很可能在天堂对着这些东西翻白眼，说：“我的天哪！”因为她想告诉每个仰慕者，她和其他任何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凯西会翻白眼还有一个原因——她孩子般单纯的信仰，她肯定会觉得人们没有必要在她“殉道”上大做文章。正如她妈妈米斯蒂回忆道：



一天，也就是凯西死前大约一星期，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谈话，并且谈到死的话题。我记不得我们是怎么谈到这个的。她说：“妈妈，我不怕死，因为我会上天堂。”我告诉她我无法想象她的死去——想到没有她的生活，我就受不了。她回答说：“但是，妈妈，你知道我会呆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难道你不为我感到高兴吗？”



回顾当时，凯西针对死亡的话语坦率得令人惊讶。米斯蒂一方面为唯一的爱女之死备受煎熬，而另一方面凯西的话——“可是妈妈，你知道我会呆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又令她感到无比安慰。



玛丽也失去了她的孩子，她也因为想到儿子彼得在上帝手中而得到安慰。彼得5岁，死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那是1960年夏天在美国纽约市——但他的死也同样来得突然。

彼得头发蓬乱，眼睛蓝蓝的，是个快乐的小男孩，喜欢在屋前的沙坑里玩他的玩具模型，特别是卡车。8月的一个早晨，他的幼儿园前往纽约参观布郎克斯（BRONX）动物园，彼得高兴极了。他穿着新运动鞋和最酷的衬衣。谁也想不到那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下午3点左右，他妈妈接到西奈山医院的电话，说彼得住院了，原因可能是中暑。玛丽慌了，她丈夫温德尔在欧洲出差，离家几千英里之遥，她自己去医院也需要两小时。她立刻搭邻居的车赶往医院。一到达医院的前台，他们就通知她，孩子已经上了病危名单。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感到十分震惊，立刻将消息传到整个社区，尽量聚集人来为这个小孩祷告。

彼得一直昏迷，而且情况恶化。医生束手无策，他们做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一位下班的专科医生甚至专门赶来，要看看她能不能帮忙，但是一切都没有用。大约晚上10点，最后的时刻到来了。谁也没办法相信这个事实。那天早晨彼得离开家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现在他竟然没有气息了，而他的父亲还在赶回家的途中，还没有到家。

第二天人们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当孩子们在观看猴妈妈和猴宝宝的时候，老师发现彼得——刚才还和他们在一起——不见了。他们非常焦急，立刻通知动物园工作人员，四处搜索彼得。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身体蜷缩着，昏迷在停车场上校车的后座上。他怎么从笼子、人群、庞大停车场的迷宫中找到校车的？如果不是他的守护天使，谁还能领他去那儿呢？

彼得去世那天，邻居们个个摇头叹息，无法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不仅玛丽和温德尔，社区里所有的父母和老师都因这个意外而伤心不已。然而，孩子们不是这样。就在头一天，他们还在动物园里看动物，现在则在讨论彼得将在他的新家——天堂——看到一些什么新东西，他们还画了一幅巨画，上面是天使在背着彼得，而他们周围环绕着星星、银河、云朵和彩虹。他们还记得彼得喜欢的歌谣，一遍又一遍地唱给他听。

40年过去了，玛丽说，时间已经冲淡她的伤痛，虽然她还是不知道彼得为什么会死，也不明白他是怎么死的，但是，她已经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就像彼得的同学们一样，她在信靠上帝，并从中找到了平安：“我学会了顺服上帝的旨意。甚至我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也要顺服他的旨意。人的一生太短暂，我们穷究一生，也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召唤孩子去他那里，但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是在对我们说些什么。”



几年前，我认识的另一个家庭也失去了一个孩子——这次是癌症。马克·约翰的死亡不像彼得那么突然，但是他的死同样显示出孩子般的心可以克服死亡的恐怖阴霾，并且将它转化成一种救赎的经历。下面引用他父母日记中的几段话：



耶鲁大学新港（Yale-New Haven）医院的医生建议将马克·约翰——当时他3岁——转到纽约市医院，去接受更强的化疗，以及其他一些还处在实验阶段的新式疗法。当我们询问这样做对马克有什么帮助时，他们只说这样做最多能把他的生命延长2～8个月，但是代价很高，他必须忍受极其强烈的副作用，而他的病体会变得极其虚弱。我们继续追问详情，他们才勉强承认，那种治疗方式会使孩子经受相当大的煎熬。实际上，治疗本身还可能让孩子丧命……

我们决定，我们宁可让孩子待在家里，和我们在一起，而不让他待在医院里，哪怕他在医院可以多活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他亲自掌控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这个小孩的生命。

马克·约翰一天比一天虚弱。几个星期后，牧师建议我们带他去参加一个礼拜，让众人为他祷告。我们知道耶稣能医治他，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也许想让他回到天上……

礼拜的形式很简单。牧师讲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孩子，然后我们祷告：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愿我们预备好顺服上帝的旨意。

复活节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让我们想到耶稣的受难和锥心之痛，想到他的被弃和无助，然后又想到他的复活和他对每个人所做的不可思议的应许。马克·约翰的信心非常单纯，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像小孩子。

复活节早晨，我们推着他的小推车走了很长一段路，他妈妈和他谈到了天堂和天使以及耶稣。她告诉他，很快他就会去天堂，说他要在那儿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在那里重新团圆。他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说：“好。”后来，当其他家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时，他把他的大姐拉过来，开心地轻声说道：“纳塔利，很快我就会有翅膀了!”

后来，马克·约翰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他发现时哭了。我们当时有一个问题：离开世界之前，他会完全失明吗？我们多么渴望他不要受这样的折磨。

一次，他在床上，躺在我们中间，问到挂在我们床对面的墙上的画——好牧人倚在悬崖边，要搭救一只羊羔，上面则是老鹰在盘旋着，要捕食它。我们知道现在也有一只捕食的老鹰在我们小孩的上面盘旋，但是他不知道，也毫无疑虑。他看着画，变得若有所思，叫我们告诉他画的意思。我们告诉他上帝是好牧人，我们都是他的羊羔——包括他。真是很奇妙，他听得非常专心，似乎明白这一切的意思。

后来，他几乎什么也吃不下了。他越来越瘦，我们担心他会饿死，也担心其他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痛苦会受不了，因为疾病缓慢而可怕地扭曲了他那可爱的脸庞和身体。然而奇妙的是，爱帮了我们大忙。所有孩子们都想和他在一起。对马克·约翰经历的一切，他们毫不反感，也毫无恐惧……

一天，他躺在自己的小推车里，我们俯身凝视着他，他突然伸出瘦瘦的小手，可怜地哭喊着：“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们说：“当你在天堂时，你的守护天使会把你抱到耶稣的怀里，那时候你就能再次看见了。”但是他得不到安慰，问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说：“很快。”他争执着说：“不！”我不得不坚持说：“我保证。”然后他才平静下来。

一两天以后，当我们对马克·约翰说晚安的时候，他伸出手来说：“我想亲你，妈妈。”然后他有力地亲了妈妈一下。亲完妈妈，又亲我。我们都好感动、好开心，因为他已经有好几天没让我们吻了，现在他的小脑袋，以及他那双再也看不见的宝贝眼睛都转向他的妈妈……

最后几天，我们常常对马克·约翰说他是一个勇敢的乖孩子，我们都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而感到极其高兴，他也一直是一个好孩子。有两次，他摇着他的小脑袋，认真地回答我们说：“不是，不是。”这让我们很难过。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回想起来，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有时他也有点调皮，而且他为此感到抱歉。

最后一天，他吐血了。医生对我们说：“时候快到了。”然后我们唱了那首我们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经常唱的歌：“我们将走过死亡的幽谷。”当我们唱到副歌“上帝自己将带领我们”时，马克·约翰清楚地说：“是的，是的，是的。”

上帝在马克·约翰最后的几小时里给了他无法想象的力量。他几次说：“起来，起来！”我们问他想不想去天堂，他说：“是的。”这时，我们说：“再见，马克·约翰。”他却说：“时候还没到呢。”这大约发生在他被接走之前一小时。

之后不久，当我们俯下身时，他突然说：“笑笑！”

“什么？马克·约翰？”

“笑笑！”

“但我们为什么要笑呢，亲爱的？”

“因为，”很短，却是很认真地回答。然后，当我们还在使劲想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时，他又重复说：“求你了，笑笑！”

然后我们说：“再见，马克·约翰。”然后他也说：“再见。”我们告诉他我们将很快再见到他，因为对他来说，在永生里时间会过得很快。然后他举起双臂，用所有的手指头指着天，两眼朝上方看——他瞎了的眼睛在这地球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但已经看到超越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然后喊叫着：“不是两个！是一个！”他重复喊了两三次“不是两个！是一个！”他看到两个天使来接他，我们却总是告诉他只有一个天使。

然后他转头朝着妈妈，清楚而温柔地说：“妈妈，妈妈。”然后又叫：“爸爸，爸爸。”似乎他希望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然后，他用独特的撒娇方式点点头说：“马克·约翰，马克·约翰。”似乎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所以他照样重复着。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那样叫自己的名字。我们俯身靠近他，他又两次抬起瘦小的手臂，指向天，几天来，他已经虚弱得拿不起杯子喝水了。

然后，他呼吸越来越困难，他不停地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爱伦温柔地安慰他……他还在沉重地呼吸，但我们已经感觉不到那小心脏的搏动了。然后，是那最后一声珍贵却凄楚的叹息。死亡已经攫取了他的身体，但他的灵魂得胜、自由了。我们呼喊着我们亲爱的小孩子：“马克·约翰，马克·约翰！”但他已经走了。医生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的灵魂自由了，他和上帝在一起了。他再也没有痛苦了。”我们问他：“你真的肯定吗？”他回答说：“我肯定，毫无疑问。”这时是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

现在，每当我们回想那一晚，我们能看到马克·约翰如何慢慢地走向另一个世界。在整个过程中,他满怀对上帝的信心，甚至带着快乐的表情。我们仿佛站在通往永生的大门口，只能送他到这里，然后我们不得不让他自己走。他得进去，而我们得在门外守候。.

不要惧怕【第七章  期待】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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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多数人平时不会去想死的事情，但有时候环境会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高速公路上可怕的交通事故现场；恐怖主义袭击；自然灾害；暴力犯罪的新闻报道；我们认识或喜欢的人被诊断出严重的疾病，比如癌症，这些事情都会提醒我们，死亡可能随时临到任何人身上。突然之间，死亡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远景——一件别人关心的事情——而是我们自己必须亲自面对的事情。我们是满怀恐惧还是满怀自信来面对死亡，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宁可快点死，也不愿意经历缓慢死亡的痛苦过程。然而，我在做辅导工作的30年里，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不为自己有机会为死亡做好预备工作而心存感激的。

温夫赖德是我认识的一位老编辑，她计划做心脏手术，并且期待手术后拥有健康的新生活。多年来，她的病体越来越虚弱，因此医生建议她做心瓣置换手术。另外，她明白手术过程的危险性，自己也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她首先整理自己的书桌。平时书桌上堆满了书和文件夹,而在手术前一天，书桌完全变了样，上面干干净净的：所有东西都放得很整洁，似乎等着另一个人来用。同一天晚些时候，她请同事凯西来和她私下谈谈。凯西回忆说，其实“没什么‘大事’”，她只是提到一些几十年来一直缠绕着她、让她良心不安的小错，比如她当教师时过于严厉，对她照顾的孩子缺乏耐心等等。

温夫赖德手术之后，处于半昏迷状态，几天以后就死了。她没有机会对丈夫和五个女儿说再见。温夫赖德死时79岁，生前遭受多种并发症的折磨。要是她没有做手术，而是死于心脏病，谁也不会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因做手术的结果，她女儿们感到十分悲伤和自责。每个人都知道手术有致命的危险，但是他们都没有预料到结果竟然会这样。医生不是自信地说一切都会很顺利，妈妈手术结束后会完全康复吗？而且，父亲不久前也做过同样的手术，结果非常成功。

虽然家人没料到温夫赖德会死亡，但从她与凯西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本人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死亡。因此，她的儿女们在母亲死后数月的痛苦哀悼过程中,也从中得到慰藉和平安。



35岁的丽拉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但做手术后病情得到缓和。然而，两年后病情复发，而且很快就发现任何进一步的医疗手段都已经无济于事。丽拉相信病情复发决非偶然，乃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她决定不再与癌症对抗。丽拉身材高挑，满头红发，笑容迷人，让人一见就难忘。她说话温柔，但并不拘谨，喜欢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花、音乐、诗歌，当然还喜欢孩子。同时，她成长于动荡的60年代末，深知生命中存在阴暗的角落，因此总是设法接触监狱中的囚犯、独居老人以及身心上有残障的人。甚至在疾病开始敲响死亡的钟声以后，她也没有停止这些活动。

当她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她精力耗尽，再也无法出门了。丽拉常常为世界的贫乏而哭泣，特别是为那些受苦的孩子们。她说：“我们的心胸都很狭窄，但愿我们能够扩展我们的心胸，而为所有受苦的人祈祷。”

丽拉被诊断出癌症时，正值我父亲在世的最后时光，她是我独自辅导的第一位临终患者，并没有父亲从旁给予我建议。之前我总是依靠他的支持。

和许多敏感的灵魂一样，丽拉原本内心也十分错综复杂。她认为自己有一些缺点，并且动不动就为此自责。另外，她多年来没有加入教会，信仰比较个人化。但是，她看到我父亲临终的经历，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也不远了。这时对她来说，生活突然变得简单了。

有一天，丽拉请我为她主持洗礼。于是，在我父亲去世一星期以后，我去为丽拉施洗。新信仰给了她巨大的力量。她说：“我的生命正在经历上帝的恩典！那是来自上帝的丰富和完全！”

随着病情的发展，她感觉到自己非常有必要花时间做好准备，与周围的人告别。她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其中一个计划是整理好她所收集的诗歌——其中有一些是她自己写的，然后决定把哪些诗歌送给哪些人。她的兄弟贾斯丁当时在帮她，他说，丽拉那种满不在乎的轻松态度令他深感困惑。她也发觉了这个问题。第二天，丽拉解释说，她不想增加他的痛苦，并且为与他谈论濒临死亡的问题而道歉。现在回想起来，丽拉和温夫赖德一样愿意直面未来，这种积极的态度帮助了那些哀悼她们的亲人和朋友。她生命中彰显的勇气，在她去世后仍然支持着周围悼念她的人。



1979年，琳恩被诊断出白血病，当时她刚刚生下第六个孩子。开始，化疗和放射治疗可以缓解症状，但后来病情复发。第二个疗程也暂时缓和了病情，这燃起了她要得痊愈的希望。但事与愿违，很快，白血病第三次复发。

专科医生催促她考虑进行实验性的治疗方案，那样，她需要转到一个很远的医院。所以，她决定放弃这个治疗方案。除了路途遥远的因素以外，正如她丈夫后来所说，他们两个人都觉得上帝在用他的手握着这个家庭，而他们也把未来的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坐等死亡降临。琳恩感到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她有步骤地为孩子们预备好她离开以后的生活。她仔细地为孩子们选择较大的床，把被子改大；她给每人做了一个相册，还特别预备了婴儿衣物，以备他们将来自己的家庭所需。她不知道她走后谁会照顾他们，就将他们所有的衣服和物品都分别整理齐备。除此以外，她在朋友和邻居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在内心为自己离开此生、进入永生而做预备。正如琳恩的牧师所评论，她就像《圣经》中的五位聪明的童女，已经将灯装满了油，预备好迎接新郎。

渐渐地，她体力下降，甚至不能经常到起居室活动，但只要有体力，她总是在起居室陪着家人，要么听孩子们讲他们一天所做的事情，要么调解争吵，或者给他们读故事。后来，呕吐使她只能呆在床上，哪儿也去不了啦，但她依然履行着妈妈应尽的职责，尽量多花时间陪伴每个孩子。最后，她只能用她的眼神拥抱他们。琳恩死的时候是在家里，在她自己的床上，当时家人都环绕在她的周围。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可以为死亡做好准备。然而，我认识几个人，他们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感觉到自己在世的时日有限，并为此做好准备。雷切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9岁，住在巴拉圭的一个村庄里，那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在当地，直接在火上烘焙是普遍的烹调方式。有一天，雷切尔的妈妈正在火上烤制太妃糖，有人来找她妈妈，她妈妈就出去了——“不过一会儿工夫”。这时，雷切尔弯下腰来搅拌糖浆，结果她的裙子着火了。她尖叫起来，跑出去求救，她整个衣服都烧起来了。她父亲听到叫声，赶紧跑过来，把她放在地上，让她翻滚，很快火焰就扑灭了，但是已经晚了，她全身四分之一已经严重烧伤。

雷切尔被直接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接受当地最好的治疗，但是接下来几天，她的状况恶化，她极其痛苦。她的医生想法联系并咨询最近的城市——首都亚松森市——的专科医生，但专家的意见也没有用。她损失了大量体液，体力耗尽。到第四天的晚上，她已经没有反应了。

很明显，此时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她的家人聚集在她的床边，唱着他们知道她最喜欢的歌谣。有一刻，当她妈妈和她说话时，她出人意料地坐起来，与他们一起唱歌。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她仍然保持清醒，甚至与妈妈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还自己唱歌。可是，第二天一早，她的情况急剧恶化，很快就去世了。

几天以后，她的家人想起一件事，就在出事前不久，雷切尔把她仅有的一些东西分送给了别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当她与妈妈坐在屋子外面看星星的时候，她突然谈起死亡的话题，还问妈妈关于上帝的事。回想起来，她当时似乎是出于直觉在为自己离开人世做好准备。当然，无人能够确知。.

不要惧怕【第八章 预备】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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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弗瑞精力充沛，笑口常开，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妻子和妈妈。正值她33岁时，疾病在人生的黄金期降临，并且来得十分突然，她当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盖瑞斯。她开始觉得眼睛疼，后来觉得胃疼，然后在头上发现肿块。她开始吃止痛片，但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靠吗啡止痛。几天以后，她就走了。

赛弗瑞发现自己得癌症时，简直被事实吓呆了。她对丈夫约翰说：“上帝不会让我们背负我们背负不起的重担，所以他肯定觉得我背得起这个担子。”她又对妈妈说：“你知道，我这一生最怕的就是我会得癌症。可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一点也不怕了。”后来她妈妈斯伯尔写道：“当我们听到她的诊断结果时，她说：‘约翰、妈妈，我不想看人拉长脸，不想看人哭，不想这件事情成为一个伟大、神圣的经历。我想看到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像孩子一样。’我心里忍着没说什么，可能约翰也是如此。可是，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摆出这样勇敢的面孔呢？”

赛弗瑞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病情的，她认为这是上帝在召唤她，要她放弃爱自己的生命和家庭，而去爱上帝——那是更伟大的爱。她深爱自己的孩子们，可她感到现在有了另一个任务——为自己的离世做准备——并且要在情感上放下孩子。当时的安排是由一位邻居来接手照顾孩子。通常妈妈都不情愿让别人照管自己的孩子，但她欣然同意，并发自内心感激这位邻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对未来的焦虑，连一次都没有。自从她得病直到她去世为止，没有任何人听她抱怨过，也没有见她流过一滴眼泪。

一天，我和妻子去看她，她请求我们为她祷告。几天以后，按她的要求，我们为赛弗瑞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聚会。众人都安静肃立，充满希望，但也令人心碎。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那一刻有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我们都感受到永恒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

赛弗瑞躺在病床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和氧气管，被推进房间。她进来的时候，开心地向大家挥手，还试着坐起来。有一张照片拍下了当时的情景，你能清楚地看到约翰脸上的痛苦。但是她的脸上闪耀着期望和喜乐的光芒。我把手按在她的头上，她信任地看着我说：“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尽管她确信，如果上帝愿意，她必能痊愈，但她心里也完全准备好了面对死亡。

第二天清晨，我和妻子再去探望她，我们对她说：“赛弗瑞，我们相信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你准备好进入永生了吗？”她让我放心，说自己良心上没有负担，还说自己有平安，并说：“不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都愿意顺服他。我已经准备好了。”当天晚上，她就去世了。



对一位罹患绝症的人来说，如果在去世前有时间和机会请求别人宽恕自己，自己也宽恕别人，弥补一些错事，让伤口愈合，并且与上帝和好，那真是莫大的恩典。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

瑞克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木匠，长期受哮喘的折磨，有好几次发作得特别厉害，医生都担心他的性命。但是，他的性格开朗活泼，喜欢讲笑话，还很爱孩子。

有一天，他突然死于脑溢血，留下妻子丽兹和8个孩子——从1岁到14岁。那天早晨，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毫无特别之处。瑞克一早起来，送女儿去上高中，回来和家人一起吃了早餐后，就直接去附近的工厂上班了。不久以后，他又出现在家门口，丽兹觉得很惊讶，原来他是来道歉的——为着早晨他没有帮她叫孩子起床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征兆显示有任何情况不对劲。

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同事杰夫发现瑞克靠在一堆木材旁，说自己头疼得厉害。在工作时偷懒休息可不是瑞克的风格，于是杰夫明白，肯定出了严重的问题。杰夫一边协助瑞克躺下，一边让其他人跑去找担架。才几分钟，瑞克就没有反应了。他被人赶紧送到医院，但已经没救了。当天晚上，他就死了，生命在黄金时期被攫走。人人都为此深感震惊。

《以弗所书》第四章提醒我们，要在每天“日落以前”与人和好。瑞克做到了，就在那一天，太阳在他的生命中永远地落了下去。对他的妻子来说，他死时，他们两人已经和好，这让她一生都深感安慰。

弗莱德是一名工程师，死得更加突然。一天早晨，当他在建筑工地监工时，他觉得胸口疼。他到附近诊所照了心电图，发现有心脏病的迹象，然后就叫了救护车。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接到电话后也很快赶到医院，但很快又离开，要回家拿点住院所用的必需品。过了不久，弗莱德躺在体检台上喊头晕，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医护人员做了各种尝试，努力抢救他，但毫无用处。当时，高级的心脏支持系统还没有发明出来，电击抢救的仪器也不是标准的急救配置。一小时以后，玛格丽特回到医院，听到丈夫已经不在人世的噩耗。

在工地那头，弗莱德的死讯很快就传开了。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不久以后，他几小时以前还在那里忙工作的地方已经堆满了鲜花。只是几乎没有人说话。弗莱德话很少，现在他已经走了，还有什么方式比静默肃立向他致敬更好呢？

像瑞克和弗莱德去得如此突然，周围的人在吃惊之余，又有点来不及作出反应，感觉似乎有些麻木。继而，人们会觉得恐惧，这也是人之常情。德国作家克里斯多佛·布鲁哈特曾写到，多数人被日常的世俗义务纠缠、吞没，几乎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吓着我们，因为我们心理没有准备。而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面对生活是危险的，而据他说，其原因就是“生活没有保护，缺乏意识，失去重心，脱离现实”。

那么，到底什么是随时为死亡做好准备呢？我们能否站在上帝面前，毫无亏欠地数算我们的一生？生命真是脆弱，任何人随时都可能消逝得无影无踪。

马丁·路德说过，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他今天还要种下一棵小树。路德是一个很虔诚的人，绝不至于肤浅到这个地步，甚至附和这句俗话：“吃吧，喝吧，玩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他的双脚稳踏地上，他的双眼和心灵却定睛在天上，这就是他信心坚定和战胜苦难的秘诀。只要我们有同样的认识，明白我们永远在上帝手中，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安全感——我们就和他一样信念坚定、永不动摇。不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能平静地面对，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亚伦和凯蒂带着7个十几岁的孩子离开美国俄亥俄州，前往被战争蹂躏的洪都拉斯。他们满心欢喜又迫不及待。那是1994年，他们是去中美洲赈灾的志愿者，这次活动的发起者是门诺会。他们的大巴士满载器材和补给品。要不是关于中美洲的暴力新闻报道，他们早就出发了。现在他们总算往南前进了。

他们的车行驶在一个赈灾车队中，跨越一州又一州，一路平安地抵达了墨西哥。但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当巴士从特古奇加巴（TEGUCIGALPA）盘山公路下山时，灾难降临了。他们的女儿雪丽回忆道：



我当时在打瞌睡，爸爸突然猛踩刹车，妈妈和曼蒂着急地问他：“刹车失灵了吗？”我听到这话立刻坐起来，一下完全清醒了。爸爸当时没有回答。然后，他用痛苦的声音说刹车失灵了，然后抓住无线电话机。我的几个哥哥驾驶的车就尾随在后，爸爸告诉他们出状况了。“快祷告！”他求他们说：“使劲祷告！”

我们现在开始加速，前面就是一个弯道。路的一边是巨大的岩石，另一边是悬崖。我们朝着爸爸叫喊，让他朝岩石那头开去，虽然我们知道那样也有致命危险，但是爸爸当时已经控制不住车子了。

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突然前面出现一群工人，他们正在往车上装石头，而他们的车就停在我们这一侧的公路上。爸爸知道他快撞上去了，不禁开始发抖，然后试着急转弯，以避开他们，可车子完全失控了。“我们要去永恒了！”他大喊一声。同时，我感觉到轮胎离开了地面。许多鹅卵石朝我们冲过来，破碎的玻璃如雨般飞溅，到处都是。然后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几分钟以后，雪丽的兄弟们从公路上顺着陡峭的悬崖下来，找到她和她的姐妹们。她们都受了重伤，但还活着。真是奇迹，她们竟然从摔烂的车子里出来了，可以想象车壳已经完全扭曲变形。看到她的哥哥在附近不远处乱成一团，雪丽朝他们爬过去。当时他们正试图安慰生命垂危的妈妈：



妈妈困难地喘息着，她的表情既痛苦又无助。我告诉她：“妈妈，我爱你。”她似乎专注地看了我几秒，但又昏了过去。那时，我看到父亲就躺在几尺外，身体扭曲，已经没有生气了。我的心沉了下去：父亲总是那么坚强，总是给我们安慰——他永远是家庭的支柱。



雪丽回过头来，看着妈妈，心里挣扎着，不想“让她走”。后来她写道：



我的心都被撕碎了。一方面，我想哭喊：“妈妈，要活下去！请活下去！”但另一方面，我希望她能立刻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我告诉她，她可以走了，我向她保证我们有一天会再相见。然后我转头去安慰我妹妹玛丽，她躺在附近，看起来已经快不行了。当我回头看妈妈的时候，我看到她已经走了。我在她身边跪了很久，除了哀伤，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除了亚伦和凯蒂以外，车上的其他人都幸存了下来。可是接下来的几天仍然是噩梦。雪丽和她的姐妹们住进特古奇加巴公立医院，接受一连串的检查和手术。医疗可以减轻肉体的伤痛，但无法抹去那令他们夜夜无眠的画面，那一幕幕似乎深烙在她们的头脑中。但是，在父母的遗体运回美国安葬时，她看到了父母安详的仪容，出乎意外的平安如泉水般浇灌她的心灵，让她得到莫大的安慰和医治。雪丽这时明白了，他们已经预备好了。



我看着棺材里的父亲，我的心灵深处洋溢着平安的暖流。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天堂的荣耀。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满足的面孔。我看着妈妈，她的脸上也是同样的表情。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快乐。我心里再没有任何怀疑，他们现在都在天堂里。.

不要惧怕【第九章 意外】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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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有些人看到西拉里的儿子还会说：“这不就是那个差点被噎死的孩子吗？”



当时我们正坐着聚会，突然，接待同工叫我们出去，原来是我们放在托儿所的儿子贾里亚斯被噎住了。几分钟后，我们赶到那里。同去的还有三个人——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他们立刻开始尝试打开他的气道。时不时地，他的气道稍微通一下，然后他就会哭，但声音很虚弱。其他时候，他就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医护人员间歇地拍打他的背，用管子吸他的喉咙，他全身就做出剧烈的反应。

贾里亚斯才9个月，是个快乐、健康的宝宝，刚开始学着探索周围的世界。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翻身，借着这个动作，他去他想去的地方，这简直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他能翻身去拿玩具，然后躺着研究这个东西——或检查他的手指头，看它们是怎么动的。那天早晨，他在地上玩，突然，他的托儿所老师发现他呼吸困难。幸好她立刻打电话呼救……

三名抢救人员继续努力，但情况明显没有改善。现在呼吸道几乎完全被阻塞，就算他好不容易呼吸一下，氧气显然也不够。人们叫了一辆救护车，车一到，我丈夫特拉维斯和我就带着贾里亚斯立刻跳了上去。

去医院的途中，急救队仍然继续拍打孩子的背部，吸他的气道，并密切监视他的心跳脉搏。不幸的是，我们到这个时候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他呼吸道阻塞。是食物？还是过敏反应？在我们到达急诊室以前，他的气道会不会完全闭塞呢？

我坐在车子的前面，看不到孩子，但我能听到他微弱的哭声，如同喉咙被勒住一样。期间是长时间、令人恐惧的无声。医护人员焦急地交谈着，讨论、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很无助，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在心里默默祷告上帝，求他保护这个孩子。

我们抵达医院之后，医护人员继续努力抢救孩子。他们把我和特拉维斯带到一边，询问病史和其他问题，救护队则继续工作，一边拍打，一边吸气。正当他们准备带贾里亚斯去照Ｘ光时，突然有人大叫道：“出来了！跳出来了！”我们赶紧跑过去。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子在那里愤怒地大哭——护士手里则拿着一个金属夹，那是从组合书架上掉下来的配件。原来，我儿子发现了这个金属夹子，就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东西：放进嘴里。

我们给大家打电话，分享好消息，结果他们告诉我们，有一场聚会刚刚结束，聚会的最后部分即是为我儿子祷告。自从那天起，我知道祷告何等有力量，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正是这股祷告的力量，将他从死亡线的挣扎中拯救了出来。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伊弗琳搬到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的家里，和他们住在一起。不久以后，她不仅照顾他们的孩子，还照顾附近一半邻居的孩子。她是个性格温柔、开朗的女孩子，好像永远都那么平和。她有办法让孩子们围着她转。如果她不在房子里工作或帮忙，那她肯定在和孩子们一起玩。

农场边有一条河，通常孩子们喜欢到河里玩。伊弗琳和她的小跟班们是被禁止下水的，因为水流很急，而且水里有很多旋涡。但是，1982年的夏天实在太热了，就算不会游泳，至少在凉凉的水边玩玩也能降降暑。当然，涉水也能降温。

伊弗琳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开始绝不下水。但有一天，她实在无法忍受了，因为别人不断地给她泼水、嘲笑她。几分钟以后，她就在浅水里和他们玩起了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不久，一个伙伴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沙洲，就建议大家一起去那边玩。伊弗琳个子最高，就帮助个子矮的伙伴，他们一个个都安全过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伊弗琳按照刚才的方式，一只手牵着一个孩子往回走。才走到一半，三个人都踏进了一个深旋涡。其他孩子当时还在沙洲上，他们看到三人在水里挣扎，游不起来了，就吓得尖叫起来。幸好，附近有一个大男孩听到了叫声，就赶紧跑过来，跳到水里救人。但是三个人都抓着他，他也不行了，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必须有一个人放手——我快不行了！”伊弗琳放手了，他带着那两个较小的女孩奋力朝岸边游过去。

一到岸边，他立刻回头游过去找伊弗琳，但是太晚了，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包括伊弗琳的父母在内）抵达现场帮忙，他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无法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后来，有人在下游几百米外找到了伊弗琳的尸体，一棵树绊住了她。奇妙的是，一点也看不出她脸上有惊恐的神色。尽管她在挣扎求生的最后时刻一定感到过惊恐，但她的脸放射出安详平安的光芒。

意外确实会发生。有些是可以预防的，或者说事后回顾时看似可以预防，但有的意外真的无法防范。要是发生“无谓的”意外，我们就很难原谅肇事之人。如果那个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同样无法原谅自己，也许我们天生就有负罪感。然而，即使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我们心中永远都渴望得到那一份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祷告上帝，让这份渴望将其他消极情绪——特别是苦毒的试探或是沉溺于自责——赶出去。简言之，即使我们无法消除悲剧所带来的痛苦，上帝的怀抱依旧向我们敞开，我们要么投入他的双臂，要么堕入绝望的深渊。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灵，让上帝来安慰我们。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凯伦是海地的宣教士，她三岁的孩子哈拿离奇地死在家中。



一天下午，我正在等我丈夫下班回家，我在炉子上烧水，好给女儿洗澡。我把洗澡盆准备好，收拾好尿布、毛巾和别针，她在我们床上睡着了，我就决定让她再休息一会儿。我把澡盆放在地上，在他身边塞了一张叠好的毛巾，免得他从床上掉下来，然后我就去厨房忙其他事。

那个简单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再也无法弥补。我离开以后，哈拿醒了，滚到床边，掉进澡盆。我几分钟以后回去看他，可是已经太晚了，我的宝宝已经淹死了。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我当时的感受。在我心灵最深处，我不断地向上帝哭喊……



我从其他的一些个案中得知，类似的意外常使父母心中充满愧疚，甚至终生无法释怀。我问凯伦，她能否把自己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当然，她仍旧会责备自己，但她现在心里明显多了些自由和平安：



从哈拿淹死到现在，已经过去9年了，但我仍然在想：“她现在该多大了呢？”“要是这一切没有发生，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有时候我还会哭，还是很悲伤。但是，要是我放任自己，让自己只想这些，我会变成行尸走肉。我学会要注目看我的创造主，把注意力放在信仰上，相信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须像绵羊那样紧紧地跟随他，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

现在，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安慰是无法表达的。这是个解释不清的奥秘。也许贾艾梅（Amy Carmichael）的话可以表达我的感受——这段话是一个朋友在哈拿出事后送给我的：“我们看时间，它就像狭窄的路边绿化带，我们大不了瞥见一英寸而已；而于上帝，永恒的时间却是开阔的草原，一切尽收眼底。你我时常存疑，爱怎能允许此类悲剧发生？但在天上的人们早已抵达那美好的彼岸，他们必定感慨我们怎么如此多疑。”



我们都希望，寻找医治的人都能像凯伦一样得到医治，但医治真是件稀罕的礼物。即使你能找到它，它也不会马上到来，你需要时间。毕竟，意外发生（不管是否致命）之后，最急迫的问题不是如何忘记它，而是找出意外发生的过程和原因。除非我们找到满意的答案，“向前看”就成了空话。

因为意外事故总是看起来毫无道理，大部分人就满足于任何听起来合理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是有，总有些人能给出答案，他们嘴里总有一套完美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个“明显”的教训。但是我们必须找出意外事故发生的更深刻的意义——如果有的话，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丹是一位40岁的男子，他曾经差点丧命于坠崖事件。他觉得事故发生以后，重要的事情不是找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思考事件所引发的问题：



我当时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有一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去参加校园里的摇滚音乐会，然后步行回家。我们想走一条捷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了一条深谷的边缘，我们都吓坏了。

后来朋友们告诉我，我前一秒还在，但转眼就不见了。他们相信我死定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就从陡峭的山崖爬下来，在岩石中间寻找我的尸体。一个人去报警，另一个留在我失踪的原地。我自己则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看到满天繁星。我两次呼救，第二次，有人在我上面大约20英尺的地方回答我。那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赶紧跑去找人来救我。很快，他和另一个会登山的学生一起回来了。他们一起放了一根绳子下来，把我拖了上去。

我的朋友都高兴极了，有人点了一根大麻，我们就一起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我摔了一跤，掉到悬崖下面，落到一个3英尺宽的突出的平台上——这可是1英里深的峡谷里唯一的岩石平台呀！要是我落到其他任何地点，我肯定活不了。结果，我背朝下直直地落到一片苔藓上，竟然没有受伤，连皮肤都没有擦破，也没有青淤。

回到寝室，我们举行派对，狂欢了一场。可是，我们笑闹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同学看我就像在看从地狱回来的鬼一样。我猜想，我当时可能就是那种感觉。我算是耍了死神一次，可就差一点把自己葬送于死地了。

这次经历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要是其他人遇到这种事，可能会被吓破胆，或加倍珍惜生命，但我不想让自己受任何影响。相反，我把这事彻底抛到脑后，在派对上尽情玩闹。

蓦然回首，我看到，我当时对这场意外抱嘲弄的态度，其实是我想逃避。我不愿意受其影响，也就失去了一个检视自己人生的宝贵机会——检视自己人生的意义、方向、目的。当时，我的世界观限制了我，我无法从中吸取任何深刻的东西。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能认真思考发生过的事情，并明白那天晚上的事情有多么严重。我现在才学会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保护了我。他的保护令我心存敬畏。

我还有过几次类似的遭遇，那都是上帝对我的近距离呼召。有一次，我差点死于车祸。前不久，我妈妈对我说了一席话，让我以前所未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惊险遭遇。她问我：“要不是这些伤痛，你能认识上帝吗？你现在会是个什么光景呢？”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死亡（或者与死亡擦肩而过）能带给我们新生命，上帝借着这些事故向我们伸出手来，要引领我们从生活的地狱走向天堂——这真是奇妙无比。我们可能无法猜透其中的奥秘，也许原本就不应该去猜透，但出死入生确实是事实。.

不要惧怕【第十章 弃医】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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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考虑以后的事情。星期二上午我去看医生，并且得知我现在服用的强效药剂已经无法控制肿瘤的扩散。我已经做了一次大手术，也接受了一轮化疗，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病又复发了。继续治疗可以延长生命，但不能治愈疾病。

我考虑得越多，就越觉得应该放弃治疗。治疗实在太痛苦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浑身发抖。而且，我无法再面对自己没有头发的样子。这看似小事一桩，对我却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我只想认真过好每一天。我知道要是能信靠上帝，他必定会陪我走过这死荫的幽谷。我深信约伯的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

我知道前面会有艰难险阻，但我想求助于那天上的医生，并在任何事情上都信靠他。他知道最佳的治疗方案。他已经给了我非常丰盛的生命，现在时候到了，我乐意将这生命献上归给他。

布朗文



布朗文49岁，在写这封信给我妻子时，肿瘤已经扩散到她全身。她知道已经不能做什么了。经过多年与癌症的抗争，她已经“受够了”化疗（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经厌倦一次又一次的治疗和没完没了的扫描。她不是厌倦活着，只是准备好要进入一个超越医药的境界。

多年来，我们这些朋友了解布朗文是如何对抗癌症的，所以我们很理解她当时的态度。她不是放弃治疗，而是她的抗争现在已经上升到新的层次。她坦率的态度让我们没有一丝怀疑。几天以后，她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现在已经能平静地面对我以后将面临的一切。我尽全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到最后，我所能做的只有祷告。”

可惜的是，我们的文化并不认可布朗文的这种决定。民意调查显示（至少在美国），大多数绝症患者宁愿死在家中，就像布朗文一样——在自己的床上，被家人和朋友的爱环绕着。然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医院里度过最后的时光，全身插满管子，与各种监视仪器连在一起，照顾他们的则是一些陌生人。结果，他们不能用他们最后的时间来回顾他们的一生——分享回忆、与朋友道别、庆祝自己的成就（或原谅自己的过错）；相反，他们得独自在诊所里面对那无法躲避的时刻。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医疗科学这几十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各条战线上都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尤其是肿瘤学家和其他专科医生有很强的欲望来表现自己的技艺，以证明医学无敌，可以战胜死亡。一位常春藤医学院教授在《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年轻的医生所受的训练就是要培养自己“面对致命的重症时，必须具备战斗机飞行员一样的必胜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会忘记自己首先是人。“他们在标榜着‘客观’与‘科学’的殿堂内互相膜拜，身披魔力斗篷以消除人性……美其名曰：战胜死亡。”难怪，当临死的病人坚持放弃治疗时，许多医生都受不了——他们受的教育就是永不服输。

这还不是全部原因之所在。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再做一次手术、再进行一个实验性的疗程——不让病人说出他们心里想说的真话：“让我出院回家吧，我想死在家里。”

而医院和病人家属这两方有时都有恐惧心理。医院害怕被起诉医疗不当，宁可抢救到最后一秒，直到失去“客户”，也不愿意让病人回家，免得病人家属日后上法院告医生没有尽到责任。家属也是一样，即使他们自己觉得已经尽忠尽职，但还是不愿意把病人接回家，因为他们害怕人家指责他们放弃得太早。

任何作过临终关怀的人都可以证明，没有一套现成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指南。每个人——即使他们得一样的病——面对死亡的态度都可以不同，每个绝症都会引发不同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坦诚地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有时，我会想一个问题，当灵魂渴望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到底应该让肉体挣扎多久？如果延长生命仅仅是为了在医院里呆着，接触不到亲友、病情，又无法改善状况，那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让这个人这样苟延残喘，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在坚持道德标准，还是迫于那些只关心医学实验的人的压力？

放弃治疗并不代表轻视医疗的作用，也绝非无视医药在消炎止痛上的功效。放弃治疗的意思是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输液、吃药、白血球数量这些东西上转移到社会问题和属灵问题上来，毕竟这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帕特是我的老同事，长年患有心脏病。当他发现自己日子不多的时候，他和家属决定不再继续住院。这个决定实际违背了专家的意见——医院似乎总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下”，而且他们很少鼓励你自己去处理病情。但帕特的家人坚持出院。帕特几星期后去世了，但他们至今没有后悔。他们说：“我们，包括最年幼的孙儿孙女们都和他待在一起。如果让他离开家，把他放在医院里，那才是浪费宝贵的时间。”

提娜也是在家中去世的。她虽然可以去医院治疗，但她没有这么做，特别是在晚期。这并不是信仰的原则问题，在乳癌的晚期，她必须依靠药物止痛，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最后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并且尽量不住在医院里。一个护士回忆说：



提娜一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就立刻下定决心，不再虚度光阴。她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粗暴，但很坚定：“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死，再去看医生、抽血、量体重或者做其他事情，都没用。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要活得舒服一点。”

她不肯躺在床上，甚至在眩晕呕吐的时候也拖着身体去工作（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做文字工作），就跟没生病时一样。“不是癌症带我走向死亡，”她说，“而是我带着癌症生活。”



临终时，提娜辞退了家里的护士，她说家人也能把她照顾好。他们确实照顾得很好，直到最后。当她走时，我相信没有一个医生或护士在场。

放弃治疗也不意味着等死。实际上，我见过一些相反的案例。比如我伯父哈迪，他就印证了一句老话：只有当一个人投降、放下武器时，上帝才能帮他作战。

哈迪是我父亲的大哥，他得心脏病和糖尿病好多年。1984年9月，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同年11月，他因心脏衰竭住院。还在医院里，他就想出院，要求在家里治疗。到12月上旬，他的血压已经降得很低，当时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他有时很焦虑，有时又很平和。在他平和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房间里有一股神圣的气氛。有一次他很简单地说：“你们都知道，我快死了。”

哈迪需要静脉注射药物来维持血压，还要靠输氧来帮助呼吸和减轻胸痛。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去拔静脉输液管，这把我们吓了一跳。哈迪说，虽然他不想死，但他已经做好死亡的准备。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一切。我们把医生叫来，与他长谈了一番，最后不情愿地同意停止输液。我们都以为要是停止输液，哈迪肯定活不长，而且哈迪本人也以为这样。跨出这一步确实需要信心，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最重要的是，哈迪准备好了。

结果，护士取下输液管，哈迪示意她弯下腰，然后吻了她一下。奇迹发生了，几天下来，哈迪并没有死，反而体力日增。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又过去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不但恢复了日常活动，甚至到欧洲长途旅行。三年以后，他因心脏衰竭去世。

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祖母爱米·阿诺德（Emmy Arnold）写道：“有时，当死亡临近时，生命突然绽放出绚丽的火花，让人重新燃起希望，以为身体将要康复。但那只是回光返照，如同冬季来临前璀璨的秋日。在度过了那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以后，春天必将到来，那就是复活。”.

不要惧怕【第十一章 天佑】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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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来看，雷完全是个健康的宝宝。但出生几星期以后，他得了黄疸。很快，医生诊断出他患有罕见的先天性疾病，他没有连接肝脏和肠道的胆管。虽然今天的科技可以治疗这种缺陷，但在当时——1967年，这种病是没法治的。耶鲁的医生把消息告诉雷的父母，说雷可能活不过一年。夫妇俩感到悲伤至极，把孩子带回家。

雷的身体发育一直比较正常，只是皮肤总是有点黄。但是到他6个月时，他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开始是体重停止增加，然后体重开始降低。他的肚子慢慢鼓胀，脸上却慢慢消瘦。他父亲后来说，他看起来就像是快要死于饥饿的孩子：皮包骨头，眼睛鼓出来，大得吓人。但他的哥哥姐姐并不认为他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得了绝症，他们还是一样爱护他，并相信他总有一天会长大。

雷死的时候，只有14个月，就像医生所说的一样。到最后，他的皮肤呈暗橙色，体重只剩下8磅。

今天，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科技，能够移植角膜和心脏，有人工呼吸机和强效药物，但医药不能征服死亡。也许这就是自古以来从未改变的人类命运：人命在天。

众所周知，无论什么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惧和可怕的痛苦时，也会哭喊道：“哦，天哪！”可是，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都把上帝抛到脑后。我们没问题，我们有计划，生活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中。直到我们像雷的父母那样遇到不幸，我们才发现，其实，掌控一切的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依靠上帝而活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识一个名叫亚德拉的年轻女子，她身患恶性淋巴瘤。对她而言，依靠上帝而活就意味着顺从上帝的干预、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让癌症剥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亚德拉被诊断出癌症是在人生的黄金期，那时她25岁，还在热恋中。这样的绝症或许会改变其他人的生活，但对于她和塞尔盖伊情况却不同。实际上，疾病不仅没有动摇他们的关系，反而使他们更加确信生命掌管在上帝手中。不管她健康与否，他们都要按计划订婚和结婚。

1985年8月，我为亚德拉和塞尔盖伊证婚。我问他们：“无论是喜是忧，无论健康与否，你们是否愿意永远彼此扶持，直到死亡使你们分离？”他们坚定地回答：“是的。”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话。那个问题在那一刻显得那么重要，那么切实。

按照一般的观点，这场婚姻毫无意义，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一系列痛苦的化疗，化疗本身就会让亚德拉生命垂危。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必须接受持续的化疗，忍受一系列并发症，还时常住院。整个期间，塞尔盖伊都忠实地陪伴着她。

后来，她的医生建议她采用更加激进的治疗方案，包括骨髓移植。她也做了这些手术，接受了这些治疗，但疗效都不持久。最后她决定放弃任何进一步的治疗。

亚德拉从小就是个外向的人，从来不缺乏幽默感。化疗使头发都掉光了，她在自己头上画头发，穿着小丑的衣服，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把病友们逗得哈哈大笑。当她得知自己不能要孩子时，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建议塞尔盖伊收养一个孩子。当然，收养孩子并不顺利，但他们还是继续努力。塞尔盖伊甚至买了一个摇篮回家，亚德拉则准备了一个小床。但可惜没派上用场。

1989年1月，亚德拉结婚三年后去世了。她去世前不久给丈夫写了封信，信上说：



求你不要忘记我，要记住我不是一个英雄，也常常不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是一个罪人，没有服侍好别人，没有好好地爱别人，我曾经绝望、抑郁、恐惧和怀疑过，也经历过魔鬼的种种诱惑。还要记得，我爱欢笑胜过哭泣；也要记得，人可以因癌症而死，也能因癌症而活，你可以戏弄癌症。请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保留这些信。信笺仅仅是这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你要留心记住,上帝的旨意无须问“为什么”，他的旨意总是最美的；甚至我们不爱他，他仍旧爱我们；在世上，你永不孤独；希望胜过绝望，信心胜过恐惧，记住上帝的力量和国度终将得胜。



她还写了一首诗，塞尔盖伊允许我发表在这里：



塞尔盖伊，吾之爱人：

读之君难，写之我苦。



我必早作恐将迟，

无君之日必难活。



唯有上帝知时日。

愿君那日就我侧，



耳语分别是此刻。

预备上路见我主。



俯身相就执我手

同心祷告罪得赦。



切切祈求我心安，

我亦为君求平稳。



挣扎苦痛皆为爱，

天国再见永不分。



俗话说，人要活得洒脱一些。常常有人批评说，抱这样的态度生活很危险，但从亚德拉和塞尔盖伊夫妇的身上，我们看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什么事都小心翼翼，先试试水温，再把脚指头放进去，那生活会闷死人的。人生应该完整而精彩，需要冒险迎接挑战，而不是逃避挑战；需要伸长脖子，而不是躲在人群中。你要敢于犯错，敢于凭着信心前进。这样度过一生以后，就能得到最终的奖赏，心安理得地面对死亡。

如果你相信上帝掌握人的生命，你就能从这个信仰中得到安慰。这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不仅对病人如此，而且对那些在他们死后哀悼他们的亲友也是如此。但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的亲友又如何呢？他们的痛苦将会加倍，因为他们不知道死者是否已经预备好离开这个世界。特别是遇到父母离异或分居、家庭不和、朋友反目的情况，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通常会特别恐惧，担心自己的前夫（或父母、子女）到底有没有上天堂？他是不是和上帝在一起？

通常，这样的恐惧不仅限于死者的归宿。信徒会担心死者最后会受到怎样的审判，不信的人也为未知世界而惶恐。我作为一名辅导人员，知道许许多多的人都为这个问题忧虑。当然，谁也不能为死者辩护，即使能，也不能改变任何事实。上帝的工作奇妙难测，而死亡则是最深的奥秘。然而我们可以学着把我们所爱的人交到上帝手里，相信他永远不会抛弃他们，那样我们就能找到极大的平安。



１９７８年６月清晨，人们发现丽莎死在她家附近的湖里。很多邻居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虽然她看上去不可能是自杀，但详细调查表明她确实是自杀的。

当时丽莎５５岁，她的生活经历了许多的不幸：她有９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死胎，另一个早夭，还有一个患有罕见的骨骼疾病。丽莎自己也疾病缠身，包括湿疹、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综合症。她行走困难，有时手抖得很厉害，连吃饭穿衣服都做不到。雪上加霜的是她丈夫竟然遗弃了她。

丽莎有许多好朋友给她很多帮助，另外，她有一名好医生，还有一名好护士每天给她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一位邻居也经常来照顾她。她的孩子成年后也尽量支持她。但这些都不够，现在她已经去世了，亲朋好友深陷于疑惑、自责和悲伤之中。

几年之前，丽莎和我住得很近，她在一家医院里当护士，我妻子也在那里受训。后来我们搬到了几百英里以外。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和丽莎保持联系，知道她很容易抑郁。但我们从没想到她会走到这一步……

丽莎的葬礼和其他任何自杀者的葬礼一样让人心碎。我父亲和她的家人有多年交情，他鼓励他们不要绝望。他们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自杀，倍感痛苦。他就用罗马诺·加迪尼（Romano Guardini）的话来提醒他们，不管他们的伤痛有多深，上帝总能看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明白这一切，他的爱和仁慈永无止境：



失去母亲乃是锥心之痛，但上帝的爱胜过一切。丽莎的死使我们更明白，我们必须信靠上帝，因为他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在《以赛亚书》中应许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我们无法明了人的行为，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他们外在的表现，但上帝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内心。人时常做蠢事，尽管他心里知道好坏。可能努力想做好事，但还是做不到；心里想说好话，可就是说不出。甚至有时候他做了一件好事，却无法向别人表明这是出于好意。于是，他只能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他越想越觉得受挫，也就变得越沉默，与别人的隔阂也就越大。这种心理状态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上帝仍然洞察并倾听……

上帝看顾我们，这是爱的表现。上帝拥抱一切受造物，肯定并鼓励他们。他不怨恨任何受造物。上帝的眼中充满了爱，没有什么比他的目光更明亮，也没有什么比他的目光更安慰人心……上帝看我们并非严厉无情的怒目，而是最深的怜悯和同情。



这些话时常萦绕在我心中，因为这话不仅与丽莎有关。５年以前，一位和我们比较疏远的叔叔在法国死于空难。约珥和我父亲是多年的同事，但是后来他们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原因是约珥娶了我父亲的妹妹，却有了外遇。外遇曝光以后，他们彻底决裂了。约珥对自己的私事被揭穿感到十分恼怒，就离开了家庭。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亲给他写信，请他检讨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并恳求和解。但约珥的心里只有苦毒。

１９７３年年初，我父亲接到约珥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充满怨恨和嘲讽。不久以后，传来他去世的消息。自然，约珥的妻子和孩子都深感震撼。他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他生前如此光景，死后怎能安息？

我父亲也同样心痛，但他提醒家人不要妄下断语。父亲提到各各他山上那个痛悔不已的强盗，他让大家记住耶稣的应许：“今日你要同我住在乐园里了。”父亲说，这些话是确定无疑的，任何人只要诚意忏悔，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也许约珥在他死前真心寻求并找到了上帝的宽恕。

约珥的家人心存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恐惧于事无补，也不健康。是的，上帝会施行审判，《旧约》中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在《新约》中，我们也读到：“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忧虑，可我们更有理由保持希望，坚定信仰。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也因为《罗马书》第８章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时，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不要惧怕【第十二章 苦难】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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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想起苦难，就联想到米莉安。她一出生就患有多种身体上的残疾，包括无法吞咽。因此，从出生后几个星期开始，她就必须靠滴管进食一直维持到1岁。她最严重的疾病是“脆骨症（brittle bone disease）”。小时候，有时她仅仅把腿从摇篮的栏杆中间抽出来，就会导致骨折。后来，不小心撞到门框或跌跤都能导致手臂或腿部的系列骨头骨折。有时，她手脚同时骨折，然后就必须住院开刀，而这些总是伴随着剧痛，还不说身子都灌上石膏，半年动弹不得。还不到８岁，她就把腿摔断了１６次。

10岁的时候，米莉安心脏衰竭。这些还不算什么，她的脊柱严重变形，压迫肺部，造成呼吸困难，她总是喘不过气来。到青春期，她成天只能呆在轮椅里。

之后，她刚刚１４岁，最沉重的打击就来临了——她妈妈自杀了。米莉安自己则在２８岁那年去世。从出生起，她已经做了至少１５次手术，住院４０多次，骨折次数则数以百计。

虽然她的生命短暂，她的性格却没有因为病情的负担而受到太多影响。实际上，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只可爱的鸟儿：娇小，敏感，又快乐。甚至到她生命的终点，她仍然是那么积极。当医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她隔着呼吸罩说：“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还有几张感谢卡没有写完。”

像米莉安这样充满苦难的一生，或是任何造成残疾的疾病，这些是上帝的旨意吗？如果我们说不是，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矛盾：因为《新约》告诉我们，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失明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且耶稣受苦和受死也是上帝的旨意。但另外，《圣经》中也有很多经文记载上帝有医治、拯救和赐予生命的能力，所以，疾病和死亡的存在就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作家伊莉莎白·艾略特指出，虽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但当这些事情临到孩子或无辜的成人身上时，或有人遭遇我们认为极不公平的事时，我们就会觉得无法理解。我们会试图从理性和神学的角度来寻找答案。我认为，这往往是浪费时间。当然，寻找受苦的意义或者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是有益处的，因为那会深化人的生命。但同时，艾略特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总是以理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就要付出代价。一旦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解开某个奥秘，我们往往就会停止探索。其实，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还需要继续探讨。要是我们满足于理性，就无法加深认识。”

作家芭芭拉·金苏威尔（Ｂabara Ｋingsolver）谈到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纽约双塔被毁时说：



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可是没有一个有用。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亡，这太令人痛苦了。可是，生命就是这样，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们都要变老，或者我们会得癌症、挨饿、遭到驱逐，或者上飞机时想的是回家，却遇到飞机坠毁。人生中有祝福，有奇妙美好的事，但悲惨的事无法避免。我们想让自己相信人生就如同一个游戏，只要我们策略对头，就能取得胜利，但人生没这么简单。



说到祝福，也许人生中最大的祝福就是在看似无稽的苦难中找出生命的意义。有时候痛苦是有意义的，比如婴儿分娩、运动以后肌肉酸痛或者外科手术，这些都有其目的。然而，有时我们找不到任何受苦的目的和意义，所以说痛苦看似“无稽”。这时候我们的反应就像躺在手术台上的猫（这是Ｃ保营甭芬姿咕俚睦子），它看不出手术和活体解剖的区别，只好拼命地张牙舞爪，又抓又咬。

所以，索尔仁尼琴的经历特别发人深省。面对无法理解的苦难，他不仅谦卑地顺服，并且让苦难来改变和塑造他。他曾被关进西伯利亚最残酷的集中营，后来侥幸逃生。他多年来一直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囚禁。如果他作恶多端，命中注定就该坐牢，那么就不难理解。但是，还有那么多人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刑罚，他们被捆绑在柱子上，被枪杀或烧死，难道他们是某种超级恶棍吗？可是，他注意到，往往是那些无辜的人遭到最无情的迫害。那么，那些刽子手又如何呢？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享福，好人却遭殃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思考这些问题，痛苦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决定不再纠缠于苦难之谜，愿意平静地接受事实，虽然自己无法理解。然而，在他学会接受事实以后，他找到了新的答案。



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受苦。多数人认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享福。但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心灵的拓展。从这点来看，那些刽子手所受的刑罚才最严厉：他们变成了畜生，他们的人性已经随天良一道丧尽。根据这个观点，刑罚是加在那些有盼望的人身上的。

回顾过去，我发现自我懂事以来，我既不了解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奋斗过程。我一直视为有益的东西其实是有害的，而且我一直努力的方向也与自己真正需要的正好相反。就像海浪将不会游泳的人冲向海岸一样——被厄运的浪潮击打的感觉很痛苦，但它将我抛向安全的干地。也就为着这个缘故，我才能在我所想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监狱的岁月好像我的一个沉重负担，几乎将我压垮。可是正是上帝加给我这个负担，我才学会了什么是人性的善良与邪恶。我年轻时，陶醉于各种成功，我觉得自己永远正确，所以变得刻薄。我拥有很大权力，也成为杀人犯和逼迫者。甚至在我最邪恶的时刻，我都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对的，而且有成套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直到我躺在牢房中腐烂的草席上，我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良善。



至于那些没有认识到或拒不领受这个道理的人呢？苦难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查克是我的一个同事，他说，对他的亲人和朋友来说，人在苦难中就得咬紧牙关，假装不在乎：



我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对于任何有关死亡的话题——比如疾病、哀伤、令人心痛或其他令人心焦的事情，我们都小心地避而不提。不是说真有什么明显的禁忌，只不过大家都尽量不和外人谈论“消极”的生活经历。我们只是不去谈那些问题。

工作以后，我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沉默，以及同样精心构筑起来的墙耸立在人与人之间。公司里有一位和蔼的工程师艾德，我一向将他当做我的前辈。他的妻子罹患癌症，他却似乎无动于衷。似乎在办公室里，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个规矩：谁显露自己的弱点，谁就不可靠；谁表现出痛苦，谁就软弱可欺。而这位工程师只好遵守规矩。

我知道艾德深爱他的妻子，但我真没想到他竟然可以对妻子的病情表现得这么冷淡，至少在工作环境中是这样。一天，他相当直接地告诉我，他妻子的肿瘤已经扩散；几天以后，他走进办公室，宣布他妻子当天上午去世了。我无法相信他竟然可以照常上班——不过也许他家里没有人和他交谈。另外，艾德处理丧事的态度，与平时处理办公室事务的态度并无两样。同事之间的友情还存在，但那只是表象。人们都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论内心有多少痛苦。



许多人相信，当面对人生的风浪时，只有咬紧牙关挺住，才能战胜痛苦。但这样的信念伴随着一种恐惧。也就是说，他们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不敢放下盔甲，也不敢暴露真实情感。他们保持防御的心理，是因为戴着无敌的面具至少会让他们感觉比较安全。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这幅盔甲和面具并不能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痛苦的折磨，反而会伤害他们更深；他们隐藏自己，不让别人接近，于是迫使自己独自一人默默承受一切。

还有一些人，他们对付苦难的办法是逃避，或是假装苦难并不存在。然而，儿子死于癌症的佛兰指出，长期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不能永远逃避苦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想躲也躲不开。也许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相当的阅历以后，才能明白这个道理。要是我能重新过一辈子，我希望自己能早点儿明白这个道理。生活原本就不容易，而且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心痛，不管你如何去掩饰或美化它们，都无济于事。当苦难来临时，你需要摆正自己的态度，因为它不会自动消失。



在儿子发病的头几个月里，佛兰的丈夫勉强摆出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后来他意识到，正确的态度就是坦诚，就是愿意敞开心扉，与家人分担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



我担心妻子承受不了，所以把自己对儿子病情的忧虑全都隐藏起来。我也没有分担她对儿子的忧虑。这样造成了我们之间的矛盾。她需要人吐露心声，需要有人了解她的恐惧。她需要我。

后来，我们的关系总算有了进展。我终于拆掉了我们中间的墙，取下面具，露出软弱的一面。我明白，如果我继续缩着头、躲在壳里，我们的婚姻可能就完了。苦难理应促进夫妻关系，但我们看到很多反面的例子，因为夫妻都隐藏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彼此疏远，暗自揣测对方的心思和感受。

如何处理情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样一件事情，今天能让我们开怀大笑，明天却可能令我们彻底崩溃。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人，平凡而普通，都有弱点。我们应该承认，自己遇到困难时需要帮助，这有何不可呢？难道这不让人宽心吗？要是你这样做，你就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感情，也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不正常。要是你想哭，那就哭吧。

我们应该释放自己，和其他人一起分担忧愁和痛苦。那样，我们的负担就不那么沉重了。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拥抱在一起，尽情哭泣，然后我们可以说：“好吧，现在哭够了，我们继续向前走吧。”



这样“分担痛苦”是面对苦难的最佳方式。今天美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心理分析和治疗方法，所以我们采取这个方式并不难。我认识不少人，他们不仅经历过巨大苦难，而且因苦难而变得更加坚强。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也许苦难并不是生命中完全消极的东西。要是处理得当，痛苦也可以成为救赎的机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成为新人。历经磨难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中大胆指出：“现在你不相信我的话，但迟早有一天你自己会明白……痛苦是个好东西。”只有遭受过苦难的人才有资格说这种话。但这样的话最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用来教训别人。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能在苦难中保持高贵和尊严。多数人都被打倒，甚至被打得粉身碎骨。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实在有其道理，正如下面这个故事所展示的。

黛布家境优越，就读于私立名校，经常周游欧洲，还在著名的玛莎庄园度假。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波士顿著名的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她的童年可以说是特权的同义词，但她的成年却截然不同。

黛布43岁那年，发现手脚有麻痹的现象。当时她已经结婚，生育了６个儿女。医生也检查不出麻痹的原因。她没有向任何人抱怨，只是静静地忍受这个麻烦的问题，而病情日益恶化。后来她越来越虚弱，手脚颤抖。“妈妈都不能帮我拉上夹克的拉链了。”她的儿子汤米对同学这样说。黛布需要两手并用，才能费劲地拿起桌子上的牛奶。然而，她仍旧勇敢地坚持着，履行做妈妈的职责。

１９６９年年初，黛布的脖子后面发现一个肿块，她立刻住院，接受治疗。医生给她做了紧急手术，切除了肿瘤。但手术使她颈部以下完全瘫痪。她几乎完全无法自理，只能通过眼睛与人交流。

尽管在别人眼里，这具肉体已经彻底毁坏，但黛布所看重的是自己还活着。黛布坚信自己可以康复，所以每周都做几次理疗，也在家里努力锻炼肌肉，希望它们重新听自己的使唤。她努力恢复体力和行动能力，这部分是出于她的个性——她是一名斗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宝宝。

手术６个月以后，黛布生了一个男孩。尽管黛布在这几个月里经历了这么多病痛，马克却奇迹般地很健康。黛布仍然非常虚弱，无法亲自照顾孩子，连抱他的力气都没有。但她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把手臂撑在枕头上，从旁边轻触奶瓶来给他喂奶。

当马克６周时，黛布参加了一个恢复训练，重新学习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技能，这些技能是她原本习以为常、现在却丧失了的，如走路、写字、系鞋带、扣扣子、梳头、打鸡蛋。虽然她竭尽全力，但仍旧无法完全恢复。行走还是很困难，手抖得厉害，字迹潦草，而且身体十分衰弱。

在后来的几年中，黛布勇敢地为康复而奋斗，然而每一步都走得十分不易。然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建议她做手术，于是她做了两次手术。但这些手术都没有长期的疗效。她生命的最后5年都在轮椅上度过。最后，她虚弱得连自己的头和手臂都支撑不住了。

但是，就算在这种状况中，她也拒绝颓废。虽然她的身体丧失了行动能力，她的心灵却保持着敏锐。她拒绝扮演一个无助的残废人角色，反而要作贡献，为周围照顾自己的人做点事情，来报答他们。她一直这样努力贡献自己的生命，直到她于１９８２年去世。此前一周，她还每天花几小时，帮助当地一家出版社校对文稿。

黛布出生于大家族，所在社区的人们之间关系亲密。她所享受的安全和舒适是很多人所没有享受到的——特别是今天，孤独、遗弃、贫穷让很多残疾人和老人觉得自己是个负担，而且从前无法想象的“自杀权”现在变成了许多人趋之若鹜的美梦，而这种美梦暴露的正是一种可怕的病态心理。

但除了这些优越条件以外，黛布自己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她虽然身体虚弱，却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而且关怀那些无法像她那样受到诸多照顾的病人。最后，她谦卑地承认自己需要其他人——她其实也是经历了许多挣扎以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黛布如何看待自己的苦难呢？在她临终时，曾有一位好心肠的人来看她，并告诉她：“要是你求上帝，他能让你康复。”“我知道，”黛布说，“但他给了我一个更好的礼物——我的家庭以及兄弟姐妹的爱。”在她的追思礼拜上，她的神经外科医生说，他治疗过几千位病人，但照顾黛布是他最大的荣幸。他总觉得自己是在服侍上帝，因为黛布的身上彰显出了上帝所赐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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