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您在哪里？
戴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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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戴绍曾牧师（Rev. James Hudson Taylor III）是戴德生牧师的曾孙，1929年8月12日生于中国开封；少年时代曾被囚于山东潍县集中营三年之久。之后，戴牧师回美国读大学，毕业于密歇根州Spring Arbor College, 伊利诺州 Greenville College及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后又于耶鲁大学修读历史和神学。1951年，他与大学同学赖恩(Leone Tjepkema) 结婚。1955年6月，戴绍曾夫妇抵台湾高雄，开始宣教事奉，在他父亲创办的圣光圣经学院任教；1960至1970年，戴绍曾牧师担任圣光圣经学院院长十年；1970至1980年，戴牧师任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创校院长十年。1980年，戴牧师出任海外基督使团（原内地会）的第七任总主任。这是戴德生创立此差会后，第一位戴家后代担任此职。1991年，戴绍曾夫妇移居香港；1993年，戴牧师与另两位弟兄一起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在四川服事。
戴绍曾牧师一生忠心爱主、事奉主；也忠于神的呼召，一生事奉中国。戴牧师曾说：“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准备死在中国……”
2009年3月20日，戴牧师因患肝癌在香港辞世，被主接回天家。
《中国人，您在哪里？》一文，着于1971年，选自《爱的挑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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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教会诚恳的剖白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时代，也是百多年成长的中国教会自立的时代。
我，何幸生长在中国！更何幸在中国教会的行列里站进一份！然而由于外貌，意识上永远不被接受为“自己人”。我羡慕那些除了属天之外，在地上、在肉身上也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因为我没有！
近十年，中国人对自身责任的觉醒越来越强烈，无论在国内教会的表现，整个世界宗教的潮流趋向，都显明这福音担子在转移。而我，竟在这演进的过程中，被神指派扮演一个过渡的角色──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我深知我是没有资格的，我不是个有才干的人，学历也不足，又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非常有限，为什么是我而不是那些有资格的中国人呢？这里我愿将自己公开诚恳的剖白给中国教会。
一九六六年我从柏林的宣教大会回来，有一个异象十分明显，就是将来的福音重任将由中国人担当。这一代的宣教方法与上一代大不相同，中国教会必须有所作为；而教会的建立与稳固，首要在神的工人，神的工人与神学教育又是十分密切，于是一个超宗派福音神学院为应这要求而产生，很多人也有相同的感觉。但是中国人不出来，此中潜伏着两大礁石，一是各宗派的不同心不合作，二是轻视神学。真是听说神学就摇头，再谈联合就想走。我试着踏出这一步，却发现一步步像被人推着走似的直向前去，由不得我自主。
我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毫无特殊之处，但是，有一样任何人也没有的，而神赋予了我，它在中国教会具有十分的影响力，那就是“戴德生曾孙”的头衔。就因这身分，我获得普遍中国基督徒的欢迎。戴德生的信仰及其热爱中国的程度既不被怀疑，自然步他后尘的子孙就比一般没有背景的西国宣教士更容易被信任，又因此之故，在来往连络于各教会之间，较不易被排于外。
前年(一九六九)我经过面谈及论文审查，获准进入台大历史博士班，这是我个人极大的光荣，并非因为我是头一个外国人来敲这扇门，而是因我获得了一个机会与中国人一起挖掘这浩瀚无比、深奥难测的中国文化。入学之初系主任明示在先，此博士学位无法计年限，至少念五年才会有眉目。我既下定决心，就不考虑期限，深知这绝不是在外国研究中国文化可比拟的。一上课，困难接踵而来，上沈刚伯先生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专题讨论”还可勉强以中英文掺杂着做笔记；上方东美先生的“隋唐时代大乘佛学”就不知如何下手了。他若说标准国语我都听不懂一半，何况带有混浊的安徽口音？只听隔座同学沙沙地在纸上写，我是又急又恨，有时向他借笔记，字迹一样难认；图书馆所有这方面的参考书全是艰深的古文，既无标点，字体又怪，望着这座厚厚的城墙，心里不禁问道﹕我这是为什么？中国人，您在哪里？
当时我还有圣光神学院院长之职在身，每礼拜四天在台北，三天在高雄，来回的跑，更“不幸”的是“华神”竟在那一年如产期临到的婴儿，势之所趋非诞生不可，我既多年为此筹划奔波，自然这担子怎么也推卸不掉，而后以致于被选为院长。至此，我见“华神”有无比的潜力在推动，于是作了决定，告别圣光和台大。自知此一休学，可能永不再复学，然为情势所迫，此“壮志”只得留待他日了，对系主任许倬云先生实感抱歉万分。
在“华神”筹备之初，有时传来批评：“这只是戴某人循理会的扩大而已”，或“还不是外国人的东西”等，就心如刀割，我能不能不是外国人呢？教会各福音派真的不能联合吗？为了需要中国教员，凡我所知海内外有能力担当的中国人我都想法子接触或寻求。一次信件的误会，被人指为“狡猾”，给了我很大的教训，末底改指着以斯帖说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我也不能就因此急如星火，神都不强人所难，更何况我并不知神对每个人的计划呢？然而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华神有中国院长。今年暑假我在北美洲两个月的时间，从一个查经班到另一个查经班，面对那么多有抱负有理想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好几次我禁不住掉下泪来。自美归来，家里又遭遇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思潮起伏，到底神的意念是什么？
在美期间曾收到小儿一封信，信上说：“父亲大人，您在美国一定很忙吧，我们很好请不要挂念……最近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改变了。美国实在不应该，没有正义感……儿继宗敬上。”当时很高兴，他的中文有进步，也肯动脑筋。九月十二日返台，过两天“华神”开学，我气都喘不过来的忙着，典礼完后发现继宗还没有上学，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学，他说明天。第二天带着钱去注册，午饭就回家了，问他怎么办得这么快，他说他走到教室门口就被一个小朋友推出来，说：“都是你们美国人！”其他的小朋友脸色也不好看，连老师也瞪着他。我觉得奇怪就拨电话连络他老师，问个究竟。他老师吃惊的说，根本没看见继宗，学校已开学一个多月了，整个暑假补习都不见继宗的影子，还以为我们早已回美国了。至此，我知道事情严重，叫过继宗来，问他为何这样撒谎；他说他讨厌复兴小学，不想去念，功课那么多，别人又都看不起他，他不敢说是因为怕父母反对。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向他借钢笔，他没有办法借，因为只有一支，人家就笑他美国人还这么穷，他向人解释他爸爸是传道人，没有钱，不能随便要，听完他的话，我如被大锤重重的打了一记。这几年来东奔西走，难得跟他单独一起，很少过问他的学校生活，自从他转入中文学校后，他在班上功课一直拖在后面，而个子、年龄又比别人高大，同学都是富家子弟，包车接送，衣着饮食讲究，无形中他变得很自卑。发成绩单那一天，他不敢去学校领，怕看见自己是留级了。事情至此，他显然已不能再回复兴小学，那么读什么学校呢？台北美国学校也已开学一个月，不能进去；何况他现在既看不懂英文又不会写，必须再度降班重新开始。我再问他：“你这样做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我想去念士林国小。”唉！我长叹一声：“你以为你想进哪个学校就能进去吗？士林国小也开学一个多月了呀！国小毕业你又该怎么办？”我的心如同被撕裂，回想幼年时就是埋怨自己的父母，在内地传福音东奔西跑不管我们，真像一群孤儿，直到现在弟妹们偶聚一起，还会回想当年。而我今天竟然重演着当年我埋怨的角色而不自知。这孩子，若他的父母不向他负责，难道还期望别人吗？
我是神手中的器皿，器皿有一定的用处。施洗约翰说：“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知道他有一定的时间，他有一定的用途，过了这时间、这用途，就要让真正的角色出来。当然，放弃地位、尊敬、和心血换来的成果不是容易的事，但是约翰知道他必须放下。
我知道今天我之成为“华神”院长，是神用我做个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凭着神赐的名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时间如飞而逝，福音的巨轮不断往前迈进，中国教会能否早日在神祝福的大前提下，不再存成见派别，集中人力财力为前面的道路齐心努力呢？
“华神”是应运而生，不是某人办出来的，今天“华神”的同学在各位面前就是见证，他们是中国教会前途的象征，也是对中国教会的一个答复。
差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您在哪里？”
1971年12月于台北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