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机－－论西方世界基督教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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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祖鲲
从二十世纪的后半开始，有一连串的运动及潮流，彻底地改变了十八世纪以来世界的局势及形象。在国际政治上“后殖民地主义”(Post-Colonialism)的兴起，使得1950-60年代有上百个新的国家，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在思想上，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之反弹，产生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思潮。同时，原来是基督教大本营的西方国家，也开始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国家”(Post-Christendom)时期。其实这些运动彼此都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
对基督徒来说，西方国家的“去基督化”(de-Christianization)现象是令人触目忧心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例子来看：
- 法国虽算是“天主教国家”，但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低落。目前每个星期去教堂的人数，大约在全国人口的2-3%，其总人数可能比每周去清真寺的回教徒还少。
· 澳洲1900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数达96%，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个比例已降至70%，而经常去教堂的人数，更远低于这个比例。
- 曾经是“改革宗”大本营的荷兰，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安乐死”法律的国家之一，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更有“妓女之都”的称号。
- 加拿大已经通过修改对婚姻的定义，而容许同性恋合法化。
- 曾经是最主要宣教士来源的国家，诸如英国、纽西兰、德国等，如今不但献身宣教的人数锐减，而且教会的人数也稀稀落落。
如今美国似乎是福音派基督徒的最后一块“乐土”，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前景未必乐观。我们所不确知的问题是：美国能撑到什么时候才“沦陷”？
因此，当今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对策？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从历史的回顾及圣经的教训中，除去一些常有的“迷思”，我们才能正面地去面对这些挑战。
历史的回顾：西方曾是“基督化”的社会吗？
每当提到现今西方国家的“去基督化”现象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缅怀过去西方国家的“美好时光”(Good Old Days)。其实我们从来未曾仔细思想过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真的曾经是“基督化的国家”吗？
其实，这其中牵涉到两个需要区分的观念，那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Christendom)与“基督教文化”。当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接受了基督教，以及后来宣教士前仆后继地向欧洲的野蛮民族宣教以后，一千五百多年来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因此，每个人的公民身份与教会的“教籍”成为同义词，受洗也就变成兼有宗教及政治意义的仪式。相反地一个人若被开除“教籍”，就等于被剥夺公民权一样的严重。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每个不同的时期，基督教信仰在社会文化、伦理的影响力，却大不相同。
Stephen Neill 在他1957年的书《未完成的任务》(“The Unfinished Task”)中指出，只有当福音深入到人们的内心及社会潜意识中时，我们才能说文化已经“基督化”了。依据这个指标，他认为在过去的两千年的西方历史中，只有两个时期勉强算得上合乎这个条件，就是第五世纪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的时代，及十五世纪义大利文学家但丁写下《神曲》的时代。
单以英国为例，基督教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卫斯理兄弟领导“福音复兴运动”的时候。那时藉着约翰卫斯理的布道，大批的下阶层农人、矿工信主，再透过以主日学的管道，推动的“平民教育”，使圣经成为影响每一个人思想的“触媒”。因此，奴隶制度的废除、狱政的改良、劳工工作环境改善等社会改革运动，纷纷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即便如此，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可见当时“基督化”的影响力，都还不能说已经普及到每一个阶层。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蓄奴的利益冲突，使许多南方的所谓基督徒原形毕露。甚至到了一百年后，美国种族问题引发了民权运动，但是在美国南方的基督徒和教会仍然根深蒂固地歧视黑人。所以，美国算是“基督化”了吗？
而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更对欧美基督教的影响力造成极大的摧残。许多最有活力的宣教团体（如青年会、学生志愿宣教运动等）逐渐消沈或转向；同时圣经既被质疑、批判，基督徒在社会伦理方面发言的份量也大为失色。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是“圣经文盲”。因此，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大部分时期本来就不是“基督化”的社会。这是基督徒常有的第一个“迷思”(myth)。
圣经的观点：影响世界的是信徒的“质”而不是“量”
整本圣经其实一直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每一个时期，真正忠心为主而活的人，总是少数人。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虽然有迦密山上的大复兴，但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只有七千个人。犹大国灭亡之后，真正蒙神救赎得以归回故土的，不过是那少数的“余民”。
主耶稣也一再地提醒门徒：‘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7: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2:14)。其实这个真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是正确的。即便在西方国家所谓“基督化”之后，大多数人仍然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信仰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力，是相当肤浅的。在某些道德行为的规范上，或许大多数人还有些共识，也能与圣经的教导吻合。但是到了大是大非或切身利害的关键问题上，就可以看见其差别了。
十多年前在卢安达(Rwanda)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事件，震惊全世界。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卢安达是全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中有43%是天主教徒，29%是基督教徒。但是当种族屠杀发生的时候，信仰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甚至有胡图族的神父将图西族的修女杀死的事件。因此有宣教士感叹，在非洲宣教两百年后，‘非洲的教会好像一条大河，河面有十公里宽，河水却只有三公分深！’因此，我们不要被数字蒙蔽了！一个国家或社会基督徒的比例，不一定能代表在那个社会中基督教的价值观或伦理观的影响力大小。这是基督徒常有的第二个“迷思”。
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虽然在社会上坚持按照圣经的教训为主而活的人总是少数，然而他们的影响力却不一定是小的。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太5:13-14)。少量的盐，能防止食物腐败，问题在于盐不能“失了味”。耶稣也曾说过：‘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13:33)。这少量的“面酵”乃是生物性的“触媒”，可以使大量的面团发起来。所以，问题不在于信徒的“量”，而在于“质”。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是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的。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去教堂的人数有多少，而是基督徒是否都有从神而来的生命？
西方教会的信仰危机，在于太掉以轻心，以为西方世界是已经基督化的地区，因此不再在信徒的信仰上继续“深化”、“活化”。以致于西方国家逐渐堕落回到过去的异教世界去了，有人称之为“新异教”(Neo-Paganism)。其实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的世界观，永远是与世俗的世界观（不管是西方的或东方的）抗衡的。这是我们必须去除的第三个“迷思”。因为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属灵争战。
前瞻：全方位的宣教
西方教会的衰微，其实有正面的教训，这对普世教会都是个警钟(wake-up call)，提醒我们要面对现实，也激励我们更加奋发向前。针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传统的宣教策略与作法，以“全方位宣教”的观点，调整我们的战略。其中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 破除“前线”与“后方”的分界线
传统上，西方国家是宣教士的后勤基地，是征召宣教士的地方，也是“福音饱和”的地方。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了，好像“后院失火”了。其实正如今天的反恐战争一样，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战争，战场不仅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在欧美国家的本土。所以整个作战观念都要改变。二十一世纪的宣教不是仅仅差派宣教士出去到“福音未达之地”传福音，也需要在自己的本土继续不断深化、扩大福音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必须兼顾宣教工场及基地的福音需求，对所谓的“基督教饱和区”的宣教需要有新的策略及关注。
2. 强化“寄居区”(Diaspora)的宣教事工
今天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的工场，不仅在回教国家，也在波士顿、巴黎、伦敦等回教徒移民群居的地方。这些新移民，正如当年犹太人散居各地一样，迁移到许多“寄居区”里。由于战争、政治迫害、经济压力种种因素，二十世纪末有数千万人迁移到不是自己祖国的地方居住。他们离乡背井，也远离原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及社会的束缚，因此通常对基督的福音比较开放，成为福音的沃土。所以，移民潮成为福音的挑战及良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本地教会而言，这种近在咫尺却是跨越文化的事工，这就好比耶稣在使徒行传1:8“大使命”中所吩咐的“撒玛利亚”事工一样。这是过去常受忽视，如今却蓬勃发展的福音事工。
3. 宣教事工必须包含“文化宣教”
二十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对抗，使得许多基要派的教会及基督徒退出政治、文化及社会的圈子，以致于影响力逐渐衰微。二次大战后，许多基督徒开始反省这个策略及心态的得失，于是产生今日福音派的崛起。福音派体认到过去的错误乃是：我们虽然竭力避免成为失了味的盐，但是却把自己封闭在盐罐子里了，因此失去对这个社会发挥防腐及调味的功能。或者说，教会成为“斗底下的光”，失去声音和见证。今天我们必须记取教训，不能忽略“文化宣教”的重要性。但是所谓的“文化宣教”不仅是与知识份子对话，还包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教育的活动，使得基督教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能更深、更广。
4. 强调基督徒生活的见证
初期教会所以能在受尽逼迫的恶劣环境中逆势成长，所依赖的不是政府官方的支持，或法律的保护，而是信徒们的见证。不要忘记，初期教会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是同性恋、婚外情、暴力充斥，基督徒们以和平演变的方式，逐渐改变了社会不良的风气。今天中国基督徒的影响力，正透过一个一个“福音村”，和“温州商人”逐渐展现开来。欧美国家基督徒伦理观、价值观的式微，只要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失色了。例如美国基督徒的离婚率与非基督徒相去不远，教会中（包括天主教）的丑闻不断，教会的世俗化等等，这都表示教会的“盐味”已经失去了，社会的腐败乃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寄望有更多的保守派大法官可以扭转乾坤，而是竭力恢复教会圣洁的见证。或许社会形势的发展仍将极为恶劣，但是教会做为一个圣徒的群体，应当成为黑夜中的明光，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腓3:16)。
－－转自：《青草地》，2006-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