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强按：这本《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豆瓣书介）是去年的旧书了。过去一年获得不少好评，俨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案例读本。维多利亚时代和今天的中国很相似，高速的发展不断刺激人的欲望，社会的贪婪甚嚣尘上。而幸运的是，受到约翰卫斯理大复兴的影响，这个时代也是信仰的时代，因而英国没有出现法国以及欧洲的社会动荡和风起云涌的革命。卫斯理的名言“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奉献”影响了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们。书中的10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其中包括联合利华的创始人利未兄弟，吉百利的创始人等等。这些人其实都不完美，有的脾气古怪，有的对外面很慷慨，对员工却不怎么样，有的对员工很好，却有很强的家长色彩，未免和我们现代的理念有点出入。作者没有美化这些人，诚实地按着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实地写了下来。但是就是在不完美中，我们却看到信仰给这些人生命的深刻影响，以致今天这个世界都还在受其影响，被其祝福。我们呢？贪婪还看不到头，信仰的维度呢？
有约束的资本：读《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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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舟
法国史学家勒高夫在研究中世纪经济与宗教时，提到天主教会给高利贷者的选择：钱袋或永生。高利贷者却想把鱼与熊掌的单项选择改作多项选择：钱袋和永生。在世俗化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初高利贷者的抉择之艰难。如勒高夫所言，“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在13世纪，显得更像是一种学术假说，而非一个真实的人物”。在中世纪，财富的获得与使用始终受到信仰的约束。
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颇遭诟病，但它对破除简单的唯物主义，关注人的信念对制度演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与我们现在相信什么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信仰，将决定我们获取财富的手段，以及财富的最终去向。一个有信仰的人，心里知晓自己不过是地上产业的管理者，真正的业主是那位世界的创造者。拥有超乎常人的财富，不意味着你配得这一切，而是要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如果没有对资本的超验性约束，很难想象新教伦理在释放出资本主义的巨大能量之后能够将其驯服。托尼在发展韦伯的论述时，对个人主义的世俗世界面临的道德危机深感忧虑，冀望于大学能给资本输入价值约束。可是大学自身的价值根基立于何处？斯密的伦理学有着类似于其经济学的思路，带着浓郁的自然神论色彩。然而，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价值的超级链接不过是一个复杂的自我循环。少了一条属天的管道，没有神圣价值可以灌注到尘世，就不会有真正的价值约束，有的只能是人的自义。
没有信仰就没有约束，离开神圣价值的灌注，资本即便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地上也只会满了逐利之徒。一家互联网公司，为了经济利益，出卖其邮箱用户的信息，使他丧失自由。无约束的资本转变为压迫性力量，与利维坦暗通款曲，侵蚀着公民的权利。
恩典下完整的自由是有约束的自由，信仰中的资本也是有约束的资本。惟有约束划出了界限，自由与资本才能获得一种让人放心的品质。
维多利亚时代，一群虔诚的基督徒企业家以他们有信仰的资本影响了世界。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在享受着他们的资本所带来的益处。他们身处社会巨变的时代，那是格莱德斯通和迪斯雷利的时代。时势移易，政党轮替，道德标准却恒久不变。格莱德斯通——自由党的领袖，正是这群人的英雄。丘吉尔评价他“洋溢着传道士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是非标准”。在这一时期，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批优秀的企业成功崛起。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立场与基督教信仰在企业的创立者身上完美结合，堪称典范。信仰背景下，坚定的是非观念与决不妥协的道义标准，促使他们的资本受到神圣的约束，财富最终毫无例外地流向慈善事业。
资本给他们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责任，捐钱只是一方面，他们还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通过影响立法来改善宗教环境，创办报纸宣扬自由主义理想。政治本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人之自我完善所必需的，高尚者远离政治，将其拱手于宵小之辈，势必导致政治的腐败。政治参与惟有在信仰背景下方能被理解，如果没有需要向其负责的对象，所谓公民责任便无从谈起。没有“治理这地”的神圣话语，政治参与凭什么成为公民责任？
信仰、资本、政治参与，一个都不能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群企业家那里，资本的世界从未孤悬于信仰之外，政治实践也始终受到信仰的支撑与约束。出于对公义的坚持，而非利益的考量，他们和前辈信徒一样，倚靠着信心，表现出极强的行动力。倘若没有信心，我们甚至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在路边的乞丐面前投下一枚硬币。没有信心，资本便没有约束，这个世界将只有利益，而不会有公义。与公义隔绝的自由，谁还敢说它是自由？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1期，7月17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