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慈善基金为何举步维艰

一位美国大亨的慈善之旅


大清早，穿着大红长袖T恤的于忠就赶到了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平素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残疾人士。簇拥着他们的还有许多医生护士、青年志愿者和因为好奇而驻足观看的路人。没等多久，突然礼乐齐鸣，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个身形魁梧、笑容满面的美国老头出现在广场中央。在他身后，是数百辆崭新锃亮的轮椅。
　　于忠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他把腰杆挺得笔直。“看，那就是贝林！”于忠兴奋地说，“送给我们轮椅的人。” 于忠和他的妻子都是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残疾的，两年前他们得到了贝林赠送的轮椅，开始了新生活。
　　他并不知道，这位帮助他的贝林先生有着比尔·盖茨般的传奇经历：小时候家里极度贫穷，13岁时打工收入就超过了父亲，贝林曾在维斯康星大学就读，但很快辍学，他的第一桶金是转卖二手车赚的，之后他经营过橄榄球队，做过房地产开发，曾3次登上《福布斯》世界前400位富豪排行榜。而如今，他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投资公司打理，自己则全身投入慈善事业，帮助世界上的穷人们。
　　这是贝林第二次来到唐山。两年前，贝林曾向在唐山大地震中残疾伤者捐送过500辆轮椅，今日之行，不仅是要回访受赠者，并且再为他们带来500辆轮椅。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欢迎仪式中，贝林只占用了不到5分钟作致词。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在分发轮椅，同每一位获赠者握手。“两年前，他就同我握过手，”于忠告诉《环球企业家》，“他太和蔼了，他总是微笑着鼓励我们……”   
　　即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位75岁的美国大亨依然精神矍铄。“我认为这是个人回报社会的义务，”贝林强调，“如果我有任何明智的地方值得你们称赞的话，那就是：付出不是责任，是快乐。”
　　“哪怕只捐一辆轮椅……”
　　在美国，贝林的慈善家声望已经超越了他的财富。作为全美排名第四十位的慈善家，他的总资产不过五亿美元，却向美国的各大博物馆连续捐赠共计一亿美元。贝林在伯克利大学捐资培养中小城市的中学校长，这些地方正在因为缺少良好的教育人才而导致那里的孩子们走向吸毒、犯罪。
　　但是贝林逐渐意识到慈善绝不仅是开张支票那么简单。“我喜欢旅游，我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的贫穷、痛苦，我总是这样想，他们不应这样生活，所以我经常带一些食物、药品、衣服和一些教育材料给他们。”
　　1999年科索沃战争刚刚结束。贝林带着15吨肉罐头送给那里的人民，因为他的私人飞机上还有一些空间，LDS慈善协会请贝林带着一些轮椅顺道去一趟罗马尼亚。他来到一家疗养院，把一辆轮椅送给了一位老人，这个老人的妻子刚刚去世，而他自己因为中风成了残疾。当老人坐上轮椅时，突然哭了，他对贝林说，我现在可以出门了，和邻居聊天在户外抽烟……贝林回忆道，“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我觉得没有人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被所有人遗忘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里度过余生，我突然意识到了我的真正使命，仅仅是一辆轮椅，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不久，贝林又带着50辆轮椅来到了越南。在一个污水四溅的贫民区，第一个受赠者是位8岁的小女孩，当贝林把她抱到轮椅上教她如何用时，她一直在哭，哭个不停，“可能她当时太害怕了吧，我给她棒棒糖都不管用”。贝林接过好客的小孩父母送上的“像门外污水一样颜色的茶”，“我喝了几口，没有死”。没有人在意那个小女孩竟然自己学会了使用轮椅，“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行动了，我们看见她笑了，嘴都咧到了耳根。她悄悄告诉我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活动’。”
　　接着，他们到了政府指定的发放地点。一个老妇人接受了捐赠，在同贝林照完相后，她握着贝林的手说：我今年78岁了，一直想死，却没有能力自杀，现在……老妇人笑着对他说：我不想死了。当贝林把最后的10台轮椅捐出之后，有一个人进来对他说“你们麻烦大了，外面还有四个人，眼泪都哭出来了，因为他们以为你还可以再捐几辆轮椅给他们，但是你们的轮椅已经捐光了”，于是贝林就满河内地跑，高价买了四辆二手轮椅，送给了他们。
　　在危地马拉，总统第一夫人把贝林带到了最穷的地方，那里有个男人的腿在田里干活时刮破了，伤处已经腐烂，他对贝林说，“医生叫我30天内切除腿，否则就没命了，切腿需要100美金，麻醉需要25美金，如果您送我一辆轮椅，我就去亲戚家借钱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做了。”贝林掏出了125美金给他，这个男人还给了贝林25美金说道，“我不需要麻醉。”一周后，贝林得知那人的手术非常成功，妻子已经上班了，他可以在家里照顾孩子了。
　　2000年6月13日，贝林在他生日这天捐出一千五百万美元创立了世界轮椅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为每一位需要轮椅的人赠送轮椅，给他们带去自由、自信、行动和希望。迄今为止，世界轮椅基金会已经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捐送出了近25万辆轮椅，并且为许多残疾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你不一定非常有钱，财富不多也没关系，只要你有爱心去关心帮助别人，事情就完全不一样，哪怕你只捐一辆轮椅，也可以得到巨大的快乐，因为将会有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因你而改变。”
　　在贝林看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恐怖主义是因为贫穷的人们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了，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我并非谴责政府发动了战争，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决定不了”，但是，他指出：“在中东，那些我们捐过轮椅的地方，人们就不再做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人了。达到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互助。”
　　目前，贝林和基金会正在努力实现5年里程碑---筹集1.5亿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放100万辆轮椅。为此，他一年有270多天在各地奔波。

“你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贝林回忆道，“没有衣服，没有暖气，也没有厕所，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做到了。”
　　1928年，贝林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乡下，不久他父亲的庄园就破产了。为了生计，7岁时贝林就出去打工。
　　“我几乎做过任何事情，送报纸，夏天搬运沉重的水泥，晚上和牲口睡在一起，冬天暴风雪时躺在地下修车，我做过销售，卖过东西，我不记得我没干过什么。”
　　14岁那年，贝林用自己攒下的钱买了十几台二手老爷车，自己重新组装、修葺、喷漆，使之焕然一新，然后再出手，第一次便赚了上万美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房地产开发出现高潮，这也让贝林的名字真正进入了商界。在接下来的35年里，贝林的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建造了不计其数的社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旧金山附近的黑鹰别墅区，以前这里是个不毛之地，现在全加州的富豪几乎都住在这里。
　　成功之后，富甲一方的贝林买下了一架“麦道87”作为自己的私人飞机。1988年，贝林以一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著名的橄榄球队西雅图海鹰队，十年后，贝林把海鹰队转手给卖了微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保罗·爱伦，售价为两亿美元。
　　他还在自己的别墅旁开了一个汽车博物馆，那里存放着300多台古董老爷车。闲暇之时，他便和工程师们一起细心打造这些宝贝。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想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然后你做生意非常成功，拥有了一切，之后你就想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我的情况就是买了一个橄榄队，收集了几百台老爷车，然后呢？就好像登山，等到了顶峰之后你就开始问自己，你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决定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世界上的人。”贝林承认。
　　他是前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坚定信徒。根据后者的说法：“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的可耻。”面对遗产问题，贝林毫不避讳，“在我死前会把财富全部捐完。”
　　这样做在贝林看来有两个理由。首先，给孩子太多的钱不是一件好事，“我见过一些朋友，在去世前把财产留给了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生活态度与那些自己赚钱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让他们自己去享受赚钱的乐趣。”
　　其次，美国有很重的遗产税，“如果我不把钱捐出去，大概70%的财产就被政府拿去了，所以我捐出去，就可以自己决定它们的用途”。作为一位天生的商人，贝林相信自己来运作基金会绝对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我见过政府是怎样浪费的，美国政府要捐赠一些轮椅，平均1个轮椅花费4万美金”。

“我送给你我的爱”
　　1978年，贝林同夫人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人人都穿着毛式服装，而且只有一家饭店我能住。”
　　如今，这已经是贝林第15次踏上这片土地。去年1月，贝林走访了8个城市，亲自看望轮椅的受赠者，并承诺4月再次来到中国，其间，“非典”已经变得严重，许多同行人员都劝他听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然而贝林仍然坚持一个人提着行李来到了中国，“想想那些残疾人吧，已经有人告诉他将在某天得到轮椅了，难道因为SARS的原因让他们再等几个月么？”基金会里的人都说贝林先生感染了一种特殊的SARS，即“仍然积极服务”。（Still Actively Rendering Service）
　　那次，贝林给中国几个城市的残疾人送去了3000辆轮椅。他不但拒绝戴口罩，而且还照样跟每位受赠残疾人紧紧握手。
　　“中国人说我长得像弥勒佛”，贝林开起了自己的玩笑。“我收到过很多中国人做的礼物，都是他们用双手亲自做的，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残疾得很厉害，他没有能力做东西给我，也没有钱，但是他说‘我送给你我的爱’。”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轮椅基金会捐赠最多的国家，3年以来近30个省市受赠6万多辆轮椅，超过捐赠总数的20%。
　　贝林知道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新富阶层”，他说：“我很理解他们现在的感受，当你有了钱就想赚更多的钱，财富排名第十就想当第一，以前我也是这样想，但如果你愿意拿出一点来同别人分享你的努力，不一定很多，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哪怕抽出十分钟，只要你是真心的帮助别人，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快乐。”在昆山，当地的企业家组织了一个晚会，宣讲“贝林精神”。
　　在贝林的高级助理，中国姑娘孙静眼里，贝林“对待国王和平民的态度是一样的”，“老板从不抱怨任何事，即使遇到一些他不满意的事情。” 贝林写了一本书，叫《巅峰的喜悦》，是他口述别人代笔，每当他看手稿时，总是划掉那些华丽的词藻，“这些话我说不出来，我只会说大白话。”
　　一年前，贝林的三儿子大卫自愿加入了基金会，现任基金会的总裁，“帮助别人，有些人只能给与时间，有些人只能给与金钱，而我父亲两者全部给与，我亲身体会到了他付出巨大的精力和金钱去帮助别人的快乐，我也深受感染。”现在贝林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都在基金会工作。“他有无穷的力量，每天都在工作，我们全家都支持他，没有任何事能让一个家庭如此投入。”贝林的夫人帕特里莎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帕特里莎已经同贝林度过了54个春秋，大部分时间跟着他“东奔西跑”。
　　唐山之行结束后，贝林会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麦道87”前往沈阳，在那里捐赠1000台轮椅，再之后飞到大连…….

慈善基金为何举步维艰
石淇玮|文
慈善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与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合作关系

　　在世界轮椅基金会上海办事处的文件柜里，已经整齐收藏了超过6万张国内残疾人士的照片，这个数目恰好和他们目前在中国的轮椅捐赠总数相当。负责人鄢滢小姐告诉《环球企业家》：“每送出一台轮椅我们都会索要一张照片，为了保证轮椅都发送到最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可以让捐赠者知道谁得到了他们送的轮椅。”她和她的4位同事承担着基金会在中国的整个联络运作。鄢小姐说，“对于我们这样的机构，名誉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事情做得没有任何疏漏。”
　　今年6月1日新颁布的《基金管理条例》并没有使她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她必须要为轮椅基金会找一个中国的业务主管单位，而条例中对行政开支不超过10％的“一刀切”规定将使她的很多劝募活动难以开展。此外，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仍然不得在中国境内组织募捐、接受捐赠，眼下，轮椅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美国，而她们刚刚启动的“行走*渴望”项目正希望从赚得盆满钵满的在华跨国公司那里募得更多资金。
　　“中国的劝募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对慈善事业的需求非常旺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对《环球企业家》说。
　　学者认为，慈善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不同于通过市场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调节的第二次分配，作为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完全志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分配才是效用最大化。目前，美国富人们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捐赠有6700亿美元，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其GDP的9%，相比之下，我国现有各种慈善组织所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截止2000年，美国的基金会共有5.6万个，其中近90%是私募基金会，他们掌握了全部基金会总资产的85%。而中国目前获批准的基金会仅1200余家。
　　中国现有的慈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官办的，政府把慈善组织看成自己的助手或者某种派生机构，这使中国慈善事业有着政府干预的强烈色彩。
　　“最大的问题是捐赠，我们的捐赠很大部分是行政性捐赠，强制性捐赠，这非常违反公益事业原则，如果捐赠不是志愿的，百姓的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挫伤。”王说。 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成了募捐主体。现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地方政府还在接受募捐，甚至发动募捐。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在国外，慈善组织的运作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拨款。英国是33%，德国是60%，美国也在30%以上。而我国不到20%。有了钱总是自己包揽一切，什么事都做，这是中国政府传统的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是很不划算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英国政府每年给慈善组织33亿英镑，而慈善组织向社会提供的服务达到了近100个亿，这种效率政府自身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认为，基金会在欧美如此发达主要得益于政府实行的各种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办慈善机构。在美国，政府不控制慈善机构的投资，也不控制基金会的董事会，政府只看慈善机构按不按他的宗旨办事情，慈善机构每年要向政府提交报告，如果发现报告中所作的事情不符合其宗旨，马上就可以取消免税资格。我国虽然在1999年也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根本就无法操作，因为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文规定只有向国务院认可的7家机构捐赠才能获得免税的待遇，其它一概不算。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明确地发出信号，安捷伦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cynthia Johnson希望他们不仅仅是目前被动的捐钱，而且能够更深地介入到慈善事业，“我们想找到公司能真正带来价值的项目，也是其员工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的项目。比如科学教育和环境保护”。
　　事实上，该公司每年将其利润的1.5％投入到自己的基金会中。去年其在全球的慈善支出大约是1千万美元。总部有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收集信息，来确定公益项目。各个分公司也有相应的设置，在安捷伦中国，这样的员工组织叫做“爱心俱乐部”。.

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上，读到这篇文章，热泪盈眶。

也是整理旧刊物，偶尔发现。那是2004-8的刊物了。我在筹妈妈育儿圆桌协会的过程中，压力非常大。

原来那些想来简单的事情，现在发现太复杂了，太难了。

现在光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行尚有困难，至于更多的爱心的行动，不知从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