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下面新出台的政策，我们还要不要择校呢？
上海小学初中招生政策
昨天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布《关于开展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导的实施意见》，对7个方面进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导。
据悉，这次专项督导主要包括：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点班，以各种形式测试选拔学生，把开展学校教育实验研究、创建特色学校与招生入学工作挂钩的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的情况。
■各类初中学校招收无学籍材料学生的情况。
■民办学校录取学生时存在的问题，比如进行考试和测试、要求报名学生提供其他学科类竞赛、等级考试证书、要求学生提供在小学、幼儿园或参加社会办班取得的学科考试与测试成绩或竞赛证书、要求小学或幼儿园推荐“学科学习特长生”、向学生收取报名费和面谈费的情况。
■区县体育、艺术特长生招收数大于本年级学生总数5%，以及学校以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为名招收择校生的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服务区域以外学生的情况。
■符合规定条件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未能统筹安排就读的情况。
有关负责人强调，对违反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有关规定，社会各界及舆论反响强烈的，由市和相关学校所在区县政府教育督导室联合开展重点督查。经查事实确凿的，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责成有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作出纪律处理。
小升初：治理小学“择校热”
“治理‘择校热’的关键，是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实现学区内、城区内公办学校发展的相对均衡。”杨东平在日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改革路径探讨研讨会”上指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恢复义务教育的根本宗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只要做到依法办学，就能够从根本上缩小学校差距和基本上取消择校，这已经有大面积的实践作为例证。”
●择校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近年来，择校在我国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教育腐败，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择校与重点学校的存在密切相关。当前，重点学校已经成为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直接障碍，要求取消重点学校，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据会上公布的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展开的关于择校问题的调查结果，在1074名受访者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取消“重点学校”，其中表示“非常赞成”的超过了6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芳博士调查发现，择校从精英层向中等收入家庭蔓延，择校费数额一路攀升，很多学校划出公费线、自费线和赞助线，差一分交的钱就差好几万。各学校入学门槛形态多样，考核方式五花八门。
一位家长代表谈了自己被卷入择校的亲身经历，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就开始打听“小升初”的游戏规则，为了能通往“重点校”的证书拼搏着，选择好几个学校的培训去“占坑”。该家长还想方设法为孩子制作出一份份精美的简历，有的一份简历长达50页。
●择校合理性之辩
在是否应该取消择校的问题上，一些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李芳认为，解决教育均衡的路径在于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扶持弱势群体。“禁止择校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变堵为疏，择校的最后解决途径绝对不是终结，而是疏导。”李芳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择校，我们批判择校和‘重点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背后是政绩工程和权钱交易，而非否定家长和学生追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的选择权。”李芳举出了日本和港台地区的例子，它们都允许择校，以满足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的权利。
而中央教科所研究员高峡明确表示反对。“重点校占据了更多纳税人的钱，这本身是不合理的。”
“西方国家的择校改革跟中国的择校完全不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强调说，“西方国家的择校改革跟中国的择校是性质、内容、价值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国的择校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动机出发的，跟西方国家因为过于均衡，学校缺乏活力，鼓励建立学校的特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实现教育均衡首先要依法办事，建立问责制
“按照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说，“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依法办事？根据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我们要提供均衡水平的教育。”如果政府提供的教育不均衡，就一定会有选择。政府应该均衡地提供教育资源，只要这样做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不是能力问题，完全就是个认识问题，是不是依法办事的问题。”
刘凝已经连续两年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解决择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提案。他建议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应该把择校率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杨东平同意刘凝的观点：“当前首要的问题还是恢复义务教育的根本宗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只要做到依法办学，就能够从根本上缩小学校差距和基本上取消择校，这已经有大面积的实践作为例证。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公立学校没有择校，就是因为相对均衡。”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如沈阳的教师流动，深圳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等。
“教育的均衡化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我们更多地期待政府的作为，缩小教育差距，体现公平的追求。”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说。
“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其实是有宪法规定的，这是国家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说，“在法律规定下应该是责权对等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权力获得利益的时候，包括校中校、名校办民校等，他们是心安理得的。但是后面的责任我们始终没有问责。”
杨东平也指出，应该建立依法执教的政府的问责制，政府应该树立自己的目标，限期治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限期整顿，比如三年或者五年逐步取消，北京已经在逐步缩小择校生的比例。第一步首先应该做到由公众参与来审查名校的择校收费，不应该使它有监管之外的黑洞。这些学校应该公开帐目，公开择校费使用的方向。”
●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是师资均衡
与会者指出，随着近年来政府推行标准化学校建设，对薄弱学校校舍等硬件投入的加大，义务教育的均衡越来越关键的是软件的均衡。
“很多学校的设备特别是师资的不均衡，造成了人们要择校，愿意选择一些‘重点校’”。北京市崇文区崇文小学校长白淑兰说，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完全取消“重点校”。她建议政府下大力量真正去解决教师工资问题，让教师保持稳定、持续、关注的工作状态，否则教师就会奔着心目中的“重点校”，或者寻思跳到福利待遇高，更好的学校去。
“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是教师均衡，教师均衡的关键是教师的流动，教师流动的关键是教师待遇均衡。”北京市政协科教文卫体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说。在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里，还有这次北京市的义务教育实施办法里都有明文规定，校长教师要流动。
刘凝认为，实现师资和校长的均衡并不难。“海淀区有多少校长是一级校长，有多少二级校长，排下来，就在海淀区的范围内统一均衡分配。一个好校长能把中关村三小办好，一定也可以把蒲黄榆小学办好。”
●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
杨东平指出，尽管高考也有影响，但直接影响到小学生行为的就是小升初和中考制度，“小升初还是要依法行政，规范学校行为”。他建议政府“首先把那些最坏的行为制止住，我建议像打击黄赌毒那样，严禁戕害小学生的奥数训练等辅导班。需要对之进行问责。如果政府问责的话，这种现象根本不应该发生”。
“治本的办法是改革中考制度。”杨东平说，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有效的办法，包括河南新郑的做法也是如此，就是把重点高中的生源平均分配到初中，使得任何一个成绩相当的学生在一个普通的初中上学都有可能进入重点高中。“很多人担心这会降低教育质量，这跟教育质量毫不相干。只是一个选择的均衡问题。改革中考制度，把重点高中的名额大幅度地下放，同时实行高中的自主招生等措施，这对大幅度地改善对中考的竞争是很有价值的。”
“‘重点校’、择校背后有一个东西，就是都用分数这个战车评价教育。”白淑兰说，学校和学校的平均分差0.1就能差出五个学校的排名，政府就拿这个分数考校长，这是造成今天择校愈演愈烈的原因。”她建议终止或减少示范校的评比。“政府要做的是评价，引领校长发展，下大力量培训校长、教师，而不是拼分，分数只是我们做教育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综合素质的。”
●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责任：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政府不大可能包揽所有教育资源，在中国很长时间内还是需要好的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向教育流动，形成一个社会共同办教育的格局。”杨东平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区分公办和民办，就是政府的责任和市场的责任，这两者应该分开。“有句话叫做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多样性等，主要应该通过民办教育实现，而不是通过公办学校的民营化。”
程方平认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日本的义务教育阶段现在只规定了九年。日本的经济实力肯定比我们要强得多，但是日本政府知道，在哪一个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我必须要做到，必须要做好，所以在最穷的地方它的义务教育学校也是一样的。幼儿园这一块因为多元化，高中这一块因为要高考，政府知道规避这一块的风险，这块不做可能会更好。”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处处长赵连根指出，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基本需求跟多元需求的关系。政府提供的是最基本的需求，公办学校就是保底，保证最基本的需求。“多元学校怎么满足呢？就是鼓励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择校到民办，就是这个概念。这个做不到位的话，我们现在谈论公办择校的问题就是治标的问题，不能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