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浦东的几所私立学校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毕竟圈子小。
给个另所学校的老板的发言稿大家看看，里面有对尚德校长的评价。仅供参考，希望大家客观分析、理解。（源自此学校官方网站）
强化制度管理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亚龙集团董事长 张文荣
金苹果学校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第七个年头。七年来，金苹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今天发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市民办教育的“航空母舰”。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谈一谈人的问题。一个人是要有思路的，有了思路就会有行动。不过，如果思路出现问题，行动必然会出现问题。因此，思路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成败。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应不断创新，正所谓澳柯玛冰柜的一句经典广告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今天，我要谈三大问题。一、学校今后如何管理；二、学校的教育理念；三、谈谈我个人最近的一些事情。
在谈第一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个故事。大约在五、六年以前，上海建平中学在虹桥西郊宾馆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55周年校庆活动。那天到会的人非常多，足足有三、四百人。在来宾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教育界的精英。那时候，我刚创办上海金苹果双语学校不久，在上海教育界还只能算作无名之辈。从我和太太应邀参加这次校庆起，我就打算通过这一难得的机会认识更多的人。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必须尽快熟悉教育圈子里的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教育的内涵和教育的导向。可是，要想在人头攒动的公共场合认识并熟悉教育界诸多精英，并实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校庆结束之后，在晚宴举办期间，校方安排了一次自由报名演唱活动，凡是有歌唱等一技之长的业内外人士均可报名登台表演。我叫太太上去演唱一首，谁知她却一百个不愿意。情急之下，我只好找到建平中学的冯校长，请他帮忙在舞台上点名让我太太登台演唱，冯校长满口应允。就这样，我太太碍于情面，被冯校长“钦点”后被迫上台演唱了一首歌曲。如我所料，演唱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但在回家的路上，太太满脸怒气，责怪我不事先与她商量，是对她个人不尊重的表现。我基于内疚，再三向她表示道歉。我的观点是：人生不可能有无限多的舞台供你表演，你只要慧眼独具，抓住其中的一次机会，就有可能取得成功。或许表演也会出现“砸台”或尴尬的局面，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能通过下一次的机会予以纠正。通过这次校庆演唱活动，与会的英才们方才能够知道在上海滩有一个张文荣、一个朱少丽（即我的太太），还有一个金苹果双语学校。假设那一次我和太太失去了登台演唱和自我展示的机会，也许后来还会失去更多的机会。这说明，人在任何场合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展示自己。对每个人而言，其实机会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第一个问题：金苹果学校今后如何管理。
制度化管理是金苹果学校必须要走的路。为什么要推行制度化管理？欧美国家百年以上的企业非常多，而中国几乎没有。那么欧洲企业的历史何以会有那么长呢？
有这么几个现象：1、欧洲的商店都是晚上5点钟关门，在营业时间内，营业员的态度非常地好。到了5：01商店正式关门谢客，即使有生意也不做。这一现象说明，5点以内的时间是属于顾客的，5点以后属于自己。显然，制度比金钱更重要。然而在中国，制度却非常地活络，可以随着人的意志而改变。2、上海有一个朋友多年前到德国去打工，刚开始在五星级宾馆里洗碗。这家宾馆餐饮部规定，每一只碗必须清洗四次才算合格，少一次也不行。起初，这位朋友老老实实地按照制度规定的步骤清洗碗碟，未曾出过差错。时间一长，他发现碗碟清洗四次和清洗三次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至少在外观上用肉眼无法分辨出差异。于是他想，这些德国人都是些死脑筋，订出些制度来根本就不管用，只能吓唬住那些不会拐弯的老实人。接下来，他便心生一计，趁主管不注意，洗碗时私下里减少了一道程序，即每只碗只洗三次。事后较长时间内都没人发现他做过手脚，为此这位朋友不禁心生得意。发展到后来，他竟擅自把一只碗清洗三次又改为清洗两次。就在他自以为聪明过人、瞒天过海之际，主管终于发现了他的劣行，很快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此时，这位朋友还试图拉拢主管，让他放自己一马。可是主管毫不领情，严厉地批评道：“即使我个人可以原谅你，但是制度却不能原谅你！先生，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不诚信的人。”于是乎，这位朋友丢掉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这份洗碗工作。这个事例说明，制度是铁的制度，不容改变。德国企业如西门子、梅塞德斯-奔驰等，之所以能成为百年以上的长寿企业，就是因为制度过硬、用制度说话。有一篇文章说，如果因为上班路上因交通拥挤而迟到了，在德国是要接受处罚的，没有任何理由可言，一切按制度办事。
金苹果想要做百年学校，必须进行制度化管理，以人性化待人。制度化的最终理念是：每个人都有非常具体的分工，前提是把事情做好。有时候，我们的部门之间会出现相互责怪和推让的情况，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没有把分工划分清楚。如果每个人的基本工作范围都进行了划定，那么责任就没法推脱了。比如，打扫卫生的人，规定他每天早上7：00-7：30负责清扫2号楼走廊、7：30-8：00负责清扫卫生间、8：00-8：30负责清扫教室……把工作细分到一小时甚至半小时，将一天、一个礼拜、一个学期的工作范围都订死，那么工作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今后学校不管是新生老生，对每门功课都要进行测试，以测试三次的结果作为测试依据，包括行为规范的测试。以口语中心为例，口语中心在对新生老生的外语掌握程度予以测试的基础上，一个月后再进行考核，只要成绩提高了就是好样的。还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如果个人出现一些小问题，譬如空调未关、校服未穿等，可以用道德品质来教育和考核，而不用经济处罚。
或许有的老师业务能力很强，但是道德品质较差。对于这样一类人，我们一方面既要肯定他的成绩，但又不能评选他为优秀教师，到第二年再请他另谋高就。这就是我们党所提倡的一分为二的观点。
作为学校来说，学生要越教越多才行，不能越教越少。
在制度上，原则规定不能越级上报，如果要越级上报可用文字化的东西进行表述。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所有事情只能对事不对人。一旦有些事情反映得多了，我们可以针对实际情况对某些制度进行调整。
作为每个人而言，都要清楚自己的主管是谁，并且努力地完成自己的本职任务。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有奖，达到目标任务的合格，完不成目标任务的予以辞退。
亚龙金山工业园的财务总监曾经向我提出问题：说我到亚龙两个月不到，有两个想法，一是对夏季穿西装打领带感到不解，如果说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就能让亚龙集团得到发展，那我一定会穿，可我看未必；二是吸烟的问题，我吸烟20年了，亚龙却不让我在公共场所吸烟，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我认为，他找我谈心，向我敞开心扉是难能可贵的。我告诉他，其实穿不穿西装、打不打领带，跟企业发展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全都要求在工作时间内穿着正规服装。换句话说，只有正规化（包括服装正规化）的企业才有成功的可能，才能持续发展。而您作为一名干部，却连制服都不敢穿，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怎么能去适应制度呢？假设你能在办公室里吸烟，那么保安也就可以在值勤地吸烟，这个道理很明显，那就是“大夫与庶民同罪”。说到“以人为本”，我自然是要遵循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我会在每隔200米的距离上设置一座吸烟室，方便那些“瘾君子”，你能说我不“以人为本”吗？归根结底，制度才能成就百年大计。
中国现在的企业，充其量只能称作是经营性企业。什么叫经营性企业？就是今天有人来买东西就卖给他，明天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去开会就去开会，完全没有计划性。那些制度化不强的企业是跟着人走的，一旦能力强的企业管理者离开企业，企业就会垮掉。我们金苹果学校现在的状况是事情随着人走，什么时候人随着事情走，也就是制度落实好了，我看校长每周就可以安排两天时间去打高尔夫球了。因为这才叫管理，这才叫以制度管人。
举一个例子。有一天开会，要通知胡书记，吴冰校长说已通知小贾，让她转告胡书记。小贾说已通知了胡书记。可是到了开会那天，胡书记却迟到了半小时。我说：胡书记怎么迟到了呢？胡书记说，没有通知我开会呀，小贾只通知我到学校来，并没有告诉我要开会。所以，以后再通知开会时，应设专人用书面的形式通知开会，注明开会的时间、地点、内容，在正式开会前15分钟再用电话通知一遍。
从我的观点来看，制度的制定仅占制度化全部内容的40%，培训和贯彻占20%，另外40%来自于监督，副校长以上的干部80%以上的工作量是要用来监督的，可以说没有监督就不可能有制度。制度有四个步骤：一是非常健全的制度体系，二是非常好的培训观念，三是非常强大的监督力度，四是大力发展金苹果学校的特色制度。
现在学校朱少丽董事长的主要任务，一是监督校长和副校长，二是作为学校的形象代表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露面，三是负责接待外来嘉宾。
第二个问题：金苹果学校的教育理念。
先说中国教育。目前政府和社会把学校的升学率作为第一要素来抓，其它的一概视为次要因素。好像只要分数上去了，其它的都不重要了。
我们知道浦东有一个尚德实验学校，它实行军事化管理，管得很死、很严。我不同意，我认为管和教完全是两种概念，如果把管变成了教，就会误人子弟。你不妨在周边的人群里做一个测试，选20个曾经非常听话的人，再选20个原来调皮捣蛋的人，你会发现调皮的人比听话的人的成功率要高30%，听话的人不一定有出息。所以说，管是控制，教是引导。
贾志敏校长曾经说，一个小孩随意在墙上画画，你如果打他，他可能永远都不敢再画了，这就是管。如果是教的话，就要对他进行表扬，告诉他“你画在了墙上我是要擦掉的，假如你画在纸上，我就能够把它存放起来。”打骂孩子的结果，是使他不敢再画，而且扼杀了他的潜能。因此，我不提倡管死。
今天中午，我们和浦东足球学校的老师一起吃饭。老师们说他们学校的孩子比较调皮，不敢让他们到金苹果学校来读书，怕他们惹是生非。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假如在这批调皮的孩子中间有两个头头犯了错误，我们要处罚他们，但是罚完了以后还要找他们，把罚过的钱再还给他们。这样，这两个孩子就会萌发意识，知道如果今后再犯错误就要对老师负责任。
金苹果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坦率地说，小学阶段一、二年级英语口语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小学时掌握两门以上艺术专长（含钢琴）的做法应持之以恒地推广下去。学校要引导学生懂生活、懂学习，特别是懂礼貌，教会学生熟练地运用微笑、问候、鞠躬等文明沟通手段。初中阶段，强调综合能力的提高，即：班主席轮流当；落水、失火、休克自救方法的传授；每天坚持男孩子1小时、女孩子40分钟的运动；男女生发育期的教育、调整和管理。高中阶段，韩国有一门课程叫“大家闺秀”，主要教一些礼仪举止和美容方面的知识，我觉得金苹果学校也可以适当地借鉴，当然这一建议不一定正确，还需要反复论证才行。不过增加一些女孩子的“淑女教育”和男孩子的“阳光教育”也未尝不可。因为现在有的女人不懂打扮，那张脸整天黑黝黝的，40岁的人看起来就像“熊猫”一样。
一个月以前，上海“新沪商”协会多次请我去演讲，这家协会是由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负责人创办的。在他的听众里边，有吉林省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20多个地级市的市长以及众多领事馆的官员。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去演讲？那位负责人说，他曾经四、五次听过我的演讲。那天，登台演讲的人共有3个：世博局的一位副局长、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还有就是我。我演讲的选题是教育问题，教育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教育目前存在着五大问题，它们是：
（一）基础教育问题。
现今的中国教育，过于追求以成绩为主，而较为忽视政治素质、身体健康、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因此，形成了每年上百万学生为高考争过独木桥的“壮观”场景，令世界为之惊骇。
可见，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1、体育问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做支撑，那么即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再好，也可能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用健康的身体作保障，学生才有可能在掌握综合技能的基础上，学习和领会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实践技巧。我们常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青少年普遍身形矮小、体质瘦弱单薄，可是如今的日本青少年不仅在身高上全面超越中国，而且体质也明显强于中国学生。这是因为日本自五十年代起发奋图强，用每天一杯牛奶和标准化的体育锻炼造就了新一代的日本学生。同样，全民教育亦促使日本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强盛的发达国家之一。
纵观中国学生，身体素质跟不上、体形偏瘦、环境适应能力差的现象比比皆是。譬如，学生军训时往往有人在烈日下经不住考验，瞬间中暑晕倒；有的人在跑步过程中全身发虚、冷汗直冒、头晕眼花，不得不中途退出集训队伍；有的学生自小生长在江河之畔，却不识水性，意外落水时不幸淹死……
显然，政府有义务提倡和引导“全民健身运动”，不仅要狠抓在校学生的体育锻炼，而且应当切实关心居民小区的运动场所、运动器具的配备使用情况，从管理和落实入手，真正实现毛泽东主席所倡导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与愿望。
2、道德品质问题。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时常会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好场景，且不说当时有文化大革命和清苦生活的困扰，但那却是一个“夜不闭户”的太平年代，人们的思想极其单纯，犯罪率极为低下，夜晚住户们几乎不用关门闭户，也绝少听说偷盗案件的发生。公交车上，年轻人为给“需要帮助的人”让座的事例不胜枚举。那时候，只要看到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总理的画像，人们都会禁不住肃然起敬。反观21世纪的今日，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浑浊起来，犯罪率持续上升，公共场所为老年人、孕妇婴幼儿、残疾人让座的事例少之又少，违反公共道德准则的手机短信漫天飞舞。
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有10个初中学生无意中在地上拣到了100元钱，其中5个学生说需要上缴给警察，3个学生坦言不用上缴留给自己开销，2个学生表示要回家问妈妈怎么办。事后调查发现，那3个说不用上缴的学生，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从小教育他们做人不能太老实，老实就会吃亏，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上缴了拾到的金钱就是太老实的表现。
这一切说明，如今人们的道德品质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距。俗语说得好：“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将道德品质教育纳入到法制教育当中去，从婴幼儿抓起、从小学生抓起、从中学抓起。只有这样，良好的品德教育才能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根本好转。
3、综合能力问题。
现在的中小学生可谓“本末倒置”，仿佛是为了成绩而学习、为了考试而考试，两眼中除了分数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忽略了道德品质、体育锻炼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学生应该以道德品质为主，身体健康其次，综合能力第三，最后才是学习成绩。
综合能力的内容包括：领导力、紧急状态下（落水、失火、触电等）的求生技能，甚至包括洗衣做饭都能够归结为综合能力的一种。
学生综合能力跟不上，就意味着学生融入社会的适应力较差、生活自理的能力极度匮乏，就会成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书呆子”。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现象，我们叫做是“偏门”现象，即有的学生语文成绩特别突出，但数学成绩跟不上；有的学生英语成绩良好，而语文成绩偏差……如原上海松江二中学生韩寒，尽管在学习上有“偏门”的表现，但他创作出了《三重门》等一系列蜚声海内外的文学著作。类似这类奇特的人才我们也可以归纳为特殊技能很强的学生，它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表现，呼吁政府对这类富有专长的特殊人才予以支持和鼓励。
总而言之，只有道德品质优良、身体健康、掌握了综合技能、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好学生”。（未完待续）
（二）大学教育问题。
1、知识转化生产力问题。
高考留下的后遗症同样影响到了大学教育，使大学教育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原本，大学生正处于年轻好学、精力旺盛的非凡时期，能够恰到好处地将文化知识转变为劳动力，使生产力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中国教育显然扼杀了这一点，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大学门槛较高，而一旦进入大学就如同钻进了“保险箱”，进入难出来却容易。许多大学生在“有幸”进入大学之后，变得无所事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静而美丽的校园里“谈朋友”，寻找精神寄托。致使毕业以后，造成学历虽高但动手能力却很弱的尴尬现实。且不说专科生、本科生，即便是硕士、博士生也大多是为文凭而来，创造力较差。反观发达国家的大学，进入容易毕业却难，因而学生在校期间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同理，发达国家博士生的动手能力也远远超过中国学生。
2、人生目标问题。
中国大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对自己将来做什么不明白，也就是定位不明、缺乏人生目标。学生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就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即将来大学毕业后是继续深造硕士、研究生、博士或博士后，还是走上社会成为一名航天工程师、银行家、医生、教师或是别的职业。然而，80%以上的大学生不关心自己的未来，或对将来缺乏明确的打算。
我们有必要帮助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前途进行设定，譬如化学成绩好的学生将来可引导进入科学家的行列，数学成绩好的学生可考虑当建筑设计师、注册会计师，作文成绩优良的学生可选择职业作家等，而赛车手就不一定非要经过与本专业无关的大学教育了。
坦率地说，就现今的中国而言，在经济上或许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算十分遥远，然而中国的大学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却有着十分突出的距离。以大学扩招为例，现在的大学扩招不是根据学生的特长进行悉心培养为目的，而是以收取更多的学杂费、实现学校灰色财政收入为目标，这就造成了大学教育质量或多或少下降的趋势。
3、大学就业问题。
这几年，由于国家公务员具有工作稳定、灰色收入高、无后顾之忧等无可比拟的优势，众多大学生在毕业后纷纷趋之若骛。据报道，2005年公务员录用考试时出现了群雄逐鹿的壮观场面，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高考，平均每个岗位的录取数与报考人数之比达到了1：24。
据不完全统计，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的工作流向分别为：公务员（含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大中型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最后才是民营企业。这就出现了一个政府导向的问题。大学生们选择公务员行业或许并不为过，但政府工作机关悠闲的工作作风可能会淹没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外资企业收入虽高，然而容易造成国内的人才流失。可见，政府理应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或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学生进入民营企业，帮助民营企业顺利向前发展。可悲的是，目前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激励政策，甚至连基本的服务机构都不存在。
（三）职业教育问题。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相当普及，其普及率达到了95%甚至更高。在这些国家，无论何种人士均必须接受职业教育。但中国不同，国内不大重视职业教育工作，把职业教育当成了教育末端的一个或有或无的教育分支机构，眼睛大都瞄向了名牌高校。即使是在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职业教育也只是刚刚起步、略有苗头而已；在内陆，职业教育几乎根本就不存在。
多年来，国人发自内心地称赞日本、德国的产品质量过硬，而中国造质量较差。为何？因为中国缺乏标准化，显然缺乏标准化的国度不可能制造出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产品。毫不夸张地说，职业教育可以直接创造出生产力。在日本，著名汽车巨头丰田公司的员工在职期间自始至终地接受职业教育；在德国，职业教育如火如荼，因此每个德国人每小时能够创造出170欧元的价值。而在上海，许多当地人因无专业技能吃着“低保”，外地人却干着厨师等较为体面的工作。假如上海市政府能够定期给下岗工人进行职业培训，使他们都能成为专业技师，那么，“低保”这部分费用就可以免去，而且还能创造出可观的社会价值。此外，上海若想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有必要组织非常专业的金融培训，这种培训不是强调学历有多高，而是注重金融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其实从大学开始，就应该下力气抓这方面的工作。如今上海的保姆群体已达数十万人，不可谓不庞大，然而真正接受过保姆培训、符合保姆标准的人群恐怕连保姆总数的1%都达不到，甚至就连倒茶水这道标准化的服务工序都不懂。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已成为世界的工厂，而滞后的职业培训作为当今的头等大事无疑已摆在了政府的面前。可以肯定地说，职业教育社会化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必然发展趋势。
（四）创新领导力问题。
国内的企业看似十分庞大，有些甚至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之列，然而实则不然。那些貌似强大的国内企业不过是由国有资本拼凑起来的所谓“集团公司”而已，竞争力低下，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缺乏有着“企业灵魂”之称的创新领导力。
说到底，中国的企业领导其实都是处在经营状态之中的一种领导模式。那么，什么叫做经营状态之中的领导呢？那就是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解决什么样的事情，正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少考虑到要用制度化来进行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只有实现了制度化、科学化、流程化的管理程序，企业才有可能在“法制”的前提下实现正常运转，并进而做实、做细、做大、做强。
显然，要提高企业领导人的创新领导力，就必须进行创新领导力（EMBA）的培训和培养。眼下社会上的高尖端管理人员正面临着科学创新的教育问题，惟有创新才有发展，才能打造出创新型社会。
前两个礼拜，我去学EMBA，老师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勤劳致富”。然而在创新时代却对这句千古不破的“名言”提出了相反的论述，叫“非创新致贫”。怎么说呢？据对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调查表明，目前世界上的部分发达国家每周工作时间仅为32小时，中国人的正常上班时间是这些国家的3倍；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人均所创造的效益和财富却是中国人的5倍。
以上说明，光有勤劳未必能够致富，惟有创新才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富。举例说，一般发达国家的土地拥有量少，资源也较为缺乏，而这些国家创造的财富却是拥有大批土地和众多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无可比拟的。因此说，技术、观念、管理的不断创新，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科学创新理念的教育看来是应该大大加强了。可是，眼下创新领导力（EMBA）培训的覆盖面不够，而且收费过于昂贵，致使许多渴望接受创新领导力培训的人员可望而不可及。在此，希望政府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思维最活跃的教授加入到EMBA教育的行列中来，以低廉的价格推广EMBA教育，逐步将创新领导力的培训工作推向普及化，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创新领导力培训的队伍中来。只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紧紧抓住创新领导力之“魂”，使企业有足够的后劲向国际化接轨。
（五）教育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
教育成果（知识产权）如何顺利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直困扰中国教育界的实质性问题。坦白地说，中国拥有许多可贵的教育成果，但其中的大多数却无法转化成生产力。其原因在于中国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律。正因为如此，不少中国本土的教育成果无端地被国外机构买去，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生产力，变成商品后反过来重新销售给中国，而其中的大部分利润竟悉数被外国商人赚走。
举一个例子，浙江是民营企业大省，但近年来，民营企业“不敢创新”的状况，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提升。据了解，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大多数企业开发新产品以仿造为主，以致于大企业开发的新产品很快就被其它企业模仿，享受高额利润的时间极短。绍兴县中国轻纺城一位姓李的布商介绍说，只要新的产品一出来，哪一种产品好销，企业仅仅只需买手绢那么大的一块布，第二天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这样的布。谁还敢花大力气进行新产品开发？
而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则称，飞跃集团的技术人员为了保护缝纫机软件的核心技术，甚至把“密钥”贴身藏在裤衩里，只有洗澡的时候才取下来。就是因为害怕核心机密泄露，泄密后又得不到有效保护。
由于创新需要大量投入，而投入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不创新慢慢死，一创新就快速死”，在民营企业里面这种心态相当普遍。
如果中国拥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保障，那么国内的教育成果（知识产权）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转化为生产力，教育成果的实力也就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毋庸置疑，以上五大教育问题一旦解决得好，中国的教育便能够腾飞起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事实上，就目前中国的财政实力而言，完全有能力解决上述问题。只有教育的问题解决了、人才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扬眉吐气，外国人才能够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目前，不断有各类机构邀请我去演讲，说明我的观点、我的理念还能为人们所接受，还能卖出去几个钱。
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是西北航空公司，这家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濒临倒闭。当时，董事们投票，选举了一家宾馆里的一位公关经理去担任西北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这位公关经理原来的年薪是80万美元，西北航空公司以200万美元的年薪聘任了他。其实这位公关经理不懂航空，只会微笑，就连打架时都满脸挂满了微笑。这位总经理一上任，就狠抓空姐的微笑工作，规定所有空姐都必须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微笑服务，凡是不会微笑的空姐一律辞退。微笑的结果使公司效益提高了50%。七年后，西北航空公司兼并了七家航空公司，运输量占到了世界的10%。可见微笑的力量十分强大。
再说周增益。曾经身为上海首富的周增益做人十分清高傲慢，生活作风不够检点。当时他出事了，中纪委调查他却查不出什么名堂，最后以虚增注册资金罪判入狱2年，其所有资产以原价被国家收购。还有刘晓庆。自己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演员，可能她确实算得上是中国最好的演员之一，但是她不够含蓄，直到自己被关起来才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可见，微笑能够缓解所有的仇恨和仇家，问候同样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微笑和问候是没有成本的，但效益却非常的好。我们除掉自己要学会微笑和问候以外，还应该教会学生。
关于金苹果学校的文化和福利。现在如果拿金苹果学校、尚德实验学校作比较的话，我们说东方世纪已经落在了后面，因为他们的领导层不够稳定。建平实验学校装潢得非常好，完全是西式化的。他们的蒋校长当初非常想到金苹果学校来，开价50万元。我当时考虑到他的理念可能不适合百年大计，所以婉拒了他。后来吴书记介绍了吴沄。吴沄和我合作了五年，当初他的思想一直不能与我合拍，到现在，他的思想才和我的思想完全融合了起来。建平实验学校西式化的装潢风格里面，却掺杂装饰着中国画和书法。我没文化，就问蒋校长：“你这是什么文化？会误导学生的。”
蒋校长的军事化管理很有特色，但他脑子里的文化不如我们。有句话说的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是个混蛋的民族”，我们说“没有理念的校长是个不称职的校长”。
亚龙集团准备办一家百货店，卖的是什么呢？我咨询过很多的专家，进行过无数论证，决定卖服务。在欧洲，无论买、卖、退东西都非常的客气；在香港，买卖东西都客气，但是退东西就不客气了；在上海，除了买东西，其他的都不客气。目前，上海卖服务的商店还没有，我们准备开这么一个先河。在21世纪的今天，唯一的卖点是卖品牌和服务。
金苹果的福利。金苹果学校基本上每年都在加工资，去年慢一点，因此小学里边许多人都走掉了，我很理解。我说过的话是一定会兑现的，只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会延误或走样。我保证在现有规模下学校的员工收入，不过要想继续提高就要看大家的了。我说，学校的现状是我的事情，学校的发展就是大家共同的事情。
有一次，我到普陀山去，那里有一个方丈，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他建议学雷锋的活动要取消，因为学雷锋的结果是弊大于利。为什么？学雷锋一两天行，一辈子不行。有的人电视机坏了，不拿去修，等到学雷锋的时候才拿去修，这就让贪小便宜的人钻了空子。学雷锋还扰乱了无线电修理市场。所以下一次学雷锋我不去了，因为是误导。
第三个问题：我个人最近的一些事情。
我从1986年到上海，至今整整20年。在这期间，我个人走过的路和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几乎一模一样。20年前，我就像一个开小铺店的个体户，乘火车也会逃票。但20年后的今天，无论行为、举止、层次，自己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个星期以前，我开了一次非常严肃的家庭会议。我的两个儿子，一个21岁、一个18岁，还有我的太太，都参加了会议。我告诉儿子，我23岁时到上海来闯荡，你们现在和我原来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开家庭会的中心目的，是在儿子从小孩变成大人的过程中，教会他们怎么做一个大人。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无论怎么穿衣都非常的随便，99%都是运动衫、牛仔裤、球鞋。大儿子刚上大学时，我到梅龙镇广场为他买了西装、衬衣、领带，到学校报到时他穿着去了，可是后来就很少看见他穿。我告诉他，你现在不是为自己而穿，而是替别人穿。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我不要求你，但现在你成年了，我就有义务要求你。我总结过，为别人而穿衣服的人的成功率可以提高40%-50%，而为自己穿着的人成功率就低。我对儿子说：“今后你要考虑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场合做什么事，当然在家里可以随便些。”
亚龙国际广场装修的日子，设计师说扶手有三种类型，问我选哪一种。我说，设计方案都定好了，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其他的我不过问。因为装修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喜不喜欢的问题。家里的事情可以问我喜不喜欢，但商场不行。只有大多数人喜欢，租金提高了，我才高兴。
周二的时候，在新疆有一场辩论赛，是由吴伟（原团中央书记）组织的。吴书记说，浙江的工商业非常发达，年产值每年都增加300个亿以上，而新疆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铜和铝等所有资源占到全国资源总储量的40%左右。浙江人有能力把这些资源开发出来，因为乌鲁木齐的高层建筑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浙江人建造的。浙江有很好的经济资源，新疆有很好的矿产资源，如果两相结合，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新疆有一位官员说，浙江企业很优秀，不过新疆企业也不差，新疆的资源理应让本地人来开发。这位官员是维吾尔族，华师大毕业的，很厉害。他说新疆的财富可以和美国相媲美。
辩论赛上的火药味很浓了。接下来由我上台演讲，我原来准备的不是这个题目，看见场上紧张的气氛需要缓解，于是说：“我既不是新疆人，也不是浙江人，我是上海人。20年前我曾经是个温州人。现在我既不谈经济，也不谈管理。我说一个兔子和乌龟的故事（大家笑）：兔子和乌龟比赛，兔子想我怎么也比乌龟跑得快，于是在路上睡着了，结果乌龟先到，兔子后到。兔子不服，要重新来。乌龟说，要重新来可以，但游戏规则必须由我来定。规则是，必须经过一条河流。结果又是乌龟赢了。兔子还不服，争来争去，被牛发现了。牛说，在现在的社会里如果你们两个都想快的话，就必须合作。在水里的时候兔子可以爬在乌龟身上，而在陆地乌龟可以爬在兔子身上。各位新疆的朋友，新疆的资源很丰富，哈密瓜只要2分钱一斤，可是没有铁路运不出去。可以让浙江人来造铁路，把资源运出去。只有新疆和浙江合作，才能实现飞跃。结果当场就有70多人纷纷掏出名片和我交换。那天我回上海的时候，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亲自把我送到机场，说：“张文荣，你脑子里都是润滑油。”意思是我善于搭桥。
两年前，在南京路上的明天广场举办了一次上海高级论坛，那天我没有演讲机会。登台演讲的一共有三人：联想集团的柳传志、阿尔卡特的中国总裁、盛大集团的总经理。演讲的主要内容是21世纪的企业文化。联想柳传志着重讲述了联想公司的发展、运作和管理；阿尔卡特的中国总裁阐述了从国外到中国的企业制度引进和演变过程；盛大集团总经理陈天桥讲述了中国企业资本运作的成功案例。论坛的现场秩序非常地好，演讲者都充满了霸气。当时的主持人是“财富人生”的叶龙。我坐在第一排，我和叶龙比较熟，叶龙就连续两次让我上台谈谈对论坛的体会。我走到台上，想：既然要“娶”我，就不要做“小姨子”。于是我说：“我是抱着学习的精神来的。各位博士、硕士，我大学没读过，既然叶龙要我说，我就发表一下个人的建议。企业文化没法学，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在不同的企业里不可能有两种一模一样的文化，就像柳传志是中国人穿中山装好看、阿尔卡特人穿西装好看一样，显然中方不好学西方，不过不穿衣服是不行的。”我还说：“大家不要向演讲者学习，因为下面都是上海滩的精英。有时候书读得多了不一定就是好文化。”
昨天晚上，上海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头脑风暴”，非常精彩。内容是江苏企业和浙江企业的比拼，结果浙江企业人气占到了40%出头，江苏企业只占20%多。人们都说：“吴国和越国打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