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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理想家庭,都少不了和平那样的“五好儿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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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理想家庭,都少不了和平那样的“五好儿媳”吧

原创: 孙若茜  三联生活周刊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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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里,和平这个角色主导着家庭关系。

最初英达找王朔商量《我爱我家》里人物设置的时候,只给老傅安排了一儿一女,后来,变成一儿两女,大女儿带着上门女婿跟爸爸和弟弟妹妹住在一起,上门女婿在家里自然会觉得别扭,遇到事儿的时候,说话不合适,不说话又不行,英达觉得这会很有意思。梁左接手以后,提议把大女儿换成儿媳妇,因为他们家里就是大哥、二哥加上一个小妹,自己写的时候有好多故事可以往里糅。再说儿媳妇和公公也是一样,有些话说了不合适,不说也不合适,还一说就容易坏事。另外,这里面也有对演员的考虑。于是,和平就随她妈妈姓和,而没成了贾和平。



上门女婿和儿媳妇一样,又很不一样,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只剩下一个老爷子的时候,儿媳妇不管是撒娇耍赖还是奉承,哪怕是揶揄,都会成为家庭关系的润滑剂,就像和平对她公公老傅,说话再没溜儿,老傅也只会生一时之气,哄哄就好。换成女婿,面对一个老傅这样爱说教的革命老同志,自己的事业又不上不下,难以化解的尴尬恐怕就多了。相反,如果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婆媳之间和“丈母娘看女婿”,那就又是另一码事儿了。但不管这个家庭的成员构成是怎样的排列组合,以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同一屋檐下的那个唯一的外姓人,其融入与不融,一定是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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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没文化那能怨我妈吗”

《我爱我家》里,主导家庭关系的成员显然是和平。“主导”听着威风,但毕竟不是领导,就像和平自己说的,自打嫁进了贾家门儿,十来年她养老的、生小的,缝新的、补旧的,熬稀的、煮干的,容易吗?当然不容易。这种不容易还不是和平一个人的,所有在八九十年代因为住房紧张不得不和丈夫一家老老小小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儿媳妇大概都深有同感。



谁家没有和这几位差不多的角色呢?干了一辈子革命事业、退下来心有不甘的老爷子,游手好闲的小叔子,有点儿文化、心高气傲的小姑子,比自己主意都大的孩子以及在家里没什么实际作用还时不时精神出轨的丈夫。和平自嘲在家里也就是个使唤丫头兼老妈子,小保姆好歹挣工资,她一分不挣还得往里倒贴。丫头还得是那种通房大丫头,里里外外忙活一天,到晚上还得陪主人睡觉,一肚子委屈没处儿说去。这是她的气话,不能全听,否则一不留神以为又一个刘慧芳呢,但这话又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



和平心里所有的委屈,起根儿都是因为觉得自己娘家穷,唱大鼓的妈在人眼里就是个没文化的小市民,同样唱大鼓的自己在人眼里也跟对贾家另有所图似的,怎么说老傅曾经也是个局长。所以,但凡遇到娘家的问题,和平看起来都不像是平时那个和平。

一次是《亲家母到俺家》,娘家装修,老和要到老傅家借住几天。和平跟在老傅身后,一上场就是少有的一脸殷勤,毕恭毕敬。家里人挨个儿把老太太挤对了一遍,就连圆圆也没对姥姥显示出丁点儿欢迎。和平只得让公公撑腰,说志国对丈母娘的态度完全是阶级偏见、种族歧视,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又忙不迭地叫屈:“我妈没文化那能怨我妈吗?赶上旧社会,又没托生在好人家,只能认倒霉呗!再说解放后经过扫盲,我妈多少也认俩字,如今那琼瑶小说看得溜着呢!”老和来了以后,贾家没一个不盼着她回去的,和平挨个儿安抚,连保姆小张都直截了当地说“大姐,你妈要再不走我可走啦”,她也只能底气不足地塞两块钱哄小张买糖吃,一点儿火儿都没撒,那种卑微和小心翼翼真像是自己犯了大错。



另一次是《名门之后》,老家寄来的和氏祖谱儿让和平摇身一变成了和珅的嫡亲十三代外孙女。早上她还在为两根儿油条急赤白脸争嘴,为留着肚子吃中午的炒疙瘩后悔多喝了半碗豆浆,晚上“认祖归宗”回来,红烧肉在她眼里也变成了“穷人乐”,说:“这等粗食如何吃得,我闻都不要闻!”再见着油条,她更是嗤之以鼻:“你说要是搁从前我们家早上起来哪能吃这个呀!”那吃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吃!我们根本不起来!我们盯个十点十一点我们才起床。起来以后我们先喝一大碗香油……喝完再吐喽,那叫漱口知道么?喝完香油,我们再喝一大碗牛奶,也吐了,再喝一大碗人参汤,也吐了,再喝……反正喝什么我们都把它吐了!有钱嘛,就爱这么花,明白了吗?”虽然她嘴上说做剥削阶级后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但只要想起自己的祖先是“骑在大伙儿祖先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这么一想啊,平时挨贾家受点儿委屈也就忍了吧。




“阿敏才返一回,我返了三回”

“一反常态”可以说是情景喜剧的一个创作规律,《我爱我家》里很多戏都是这样。抛开制造戏剧冲突和喜剧效果不讲,“一反常态”也应该是最容易看清一个人的时刻,这就好比人急于炫耀的通常都是曾经最令人求而不得的东西。

和平再一次一反常态,是在“走穴”成了腕儿的《潇洒走一回》里。她大模大样地在家聊起自己走穴演出的阵容,如数家珍:“也就是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阿庆,还有说相声的阿昆阿巩阿文、演小品的阿宏阿山阿丹,唱大鼓最大的腕儿就数我啦!”再说现场,“就是观众太热情,老鼓掌让我返场受不了,阿敏才返一回,我返了三回……”一连串的“阿”字,既透着和平对活跃在90年代舞台上的大腕儿们的那股子一厢情愿的亲近劲儿,也把套近乎的她身上所承袭的那股旧社会的艺人习气以及小市民的俗劲儿抖落得淋漓尽致。



据说,总文学师梁左曾经认真地跟梁天说过,如果真想当演员,一定要看《红楼梦》。梁天去看,第一遍他觉得自己没看懂,第二遍还是不懂,准备看第三遍。梁左说:“你先别看了,看到现在你脑子里有没有人物形象?”梁天答:“有。”梁左说:“《红楼梦》里很少有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大部分都是对话,为什么看完脑子里还有人物形象?这就是语言的魅力,什么人说什么话,每个人说话都不一样。演戏不管什么角色,台词要反复斟酌,话说对了,其他就都对了。”



而《我爱我家》的语言魅力,就是只凭一个“阿”字,已经能让人了解和平的性格,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和平家与老傅家之间但凡出现无法融合的时刻,那种距离,起根儿上就不单是钱的问题。

再说和平,街道评的“五好儿媳妇”也不是白当的。还拿走穴来说,即便是一时间成了腕儿,对家里人那么变着花样儿地颐指气使,让志国给做按摩,让老傅给接电话当秘书,演出前要喝鱼汤吃甜点,但那些辛辛苦苦走穴挣的钱,也没见她塞进自己的腰包,基本上还没到手就已经口头儿贴给家里的伙食费了。所有的感情都是相互作用的,和平走穴赔进去一万块钱,在90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这里面既有老傅的存款、志新和小凡的钱,也有圆圆的零花钱和小张的工资,但大家都安慰她,能平安回来就好,说到底这就是一家人。



其实,和平这十来年在贾家所收获的尊重,或说树立的地位在《不速之客》里也可略见一斑。她心一软领回家的那个葛优扮演的“二混子”纪春生,像鬼子一样扫荡了老傅一家:抽了一条老傅不舍得抽的“中华”烟,用了大半瓶小凡的增白粉蜜,喝了圆圆的乐百氏和鱼肝油,他吃饭吧唧嘴、随地吐痰、上厕所不冲、偷看小张洗澡……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可为什么就是没人把他轰出去呢?老傅一语中的:“唉!投鼠忌器呀!他不是你嫂子(和平)领回来的人吗?”

“你只有懂了她,才能演好”

和平的扮演者宋丹丹是最早确定下来的演员,当时她和英达还是一家人,英达和梁左说好了,他们家出宋丹丹,梁家出梁天,有了这两位,就算其他演员不是腕儿也没什么关系了。1989年,宋丹丹在央视春晚上演了小品《懒汉招亲》,第二年又和黄宏在元旦晚会上演了《超生游击队》,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爱我家》开拍之初,副导演林丛的工作之一是组织人到现场做观众,有时候临开拍前排还空着不少座位,她就到处拉人,请人看戏。人家问什么戏,她一下子很难描述出情景喜剧的概念,就回答说,反正是宋丹丹演的喜剧,特别好看。

其实宋丹丹在此之前并没有演过这种角色,不管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还是在电视剧里塑造的人物,都跟和平有很大的差别。《我爱我家》之前,她刚刚在电视剧《爱你没商量》里扮演了周华,一个年轻文艺的话剧演员,转而就成了贾圆圆的妈,年长几岁倒是其次,主要是和平身上那种俗气、那股“侉”劲儿并不好拿捏。



当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宋丹丹完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和平。在剧本精准的语言之外,我们能一下想起的和平一定是冷不丁地缩下脖子,瞪个眼睛,盘着腿儿在沙发上打着毛衣,说起话来,但凡遇到两个都是四声的字,电视、睡觉、再见、抱歉、胖瘦……第一个字永远会念成扬起的二声,一种让人难以锁定区域的土味儿京腔。这些细小的动作和略带夸张的口音剧本里原本都没有,全凭演员对角色的诠释。

《我爱我家》的摄影师王小京回忆,宋丹丹读剧本之快,本子拿到手里就能演。“感觉就像这个人肚子里有戏。”英达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宋丹丹的表演。他说演员表演的时候有一个气场问题,《我爱我家》的气场对演员来说是陌生的。现场一表演就轻松自如,能与宋丹丹相比的很少见。有的客串演员到现场一看,宋丹丹他们都演成那样了,就会有点儿含糊。

用副导演林丛的话说,宋丹丹是“不多见的喜剧型人格”,整个剧组的状态都依赖她的带动。还有人说,剧组里所有人都爱开玩笑,但是能够从头到尾开玩笑的只有宋丹丹。

《我爱我家》的创作有它的特殊性,志新这个人物,就是梁左以弟弟梁天为原型写出来的,因此表演者和角色之间非常紧密。和平虽然并非依照宋丹丹创作而来,但也难免从她的经历中取材。这一点,读宋丹丹自传《幸福深处》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比如,宋丹丹和剧中和平一样,都参加过西哈努克亲王访华的迎宾活动,为此宋丹丹的母亲还特地裁了一块儿农村的大花布给她做了一条与众不同、难得一见的“百褶裙”。

又比如,在《超生游击队》的轰动之下,宋丹丹体会到了真正的“一夜成名”,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她就开始和黄宏到祖国的大江南北走穴,正是和平口中一起走穴演小品的阿丹和阿宏。

采访杨立新时,我想请他谈一谈宋丹丹与和平这个角色。他说,宋丹丹跟和平差不多。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在说宋丹丹本人跟和平有多像,而是在讲一个演员是否可以演绎一个角色的可能性。

宋丹丹也曾经写道:“其实很难讲清楚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诞生的、她是由哪儿来的。你的记忆?你自己?但是她存在于你的内心。当你遇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人物,你真的会发现其实你在演她的时候想到了谁,你在演你见过的或认识的或报纸杂志小说、电影电视里的,反正是你观察到的,你懂了的。你只有懂了她,你才能演好。”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0期封面故事,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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