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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卡夫卡只属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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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卡夫卡,祖国的局外人

原创 2015-12-13 叶克飞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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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民族意识极强、始终捍卫捷克语不被侵袭的捷克人,并未将卡夫卡这位德语作家视为自己人。

很多年前,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昆德拉与布拉格乃至捷克的缘分似乎到此为止。捷克人一向对他不感冒,他也摆出一副打死不回捷克的态度。

作家与祖国或故乡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昆德拉就是一例。当然,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象,在他们眼里,名人与故地就像鱼和水,永远和谐。所以,你总能见到那种昆德拉如何怀念捷克,捷克人又如何以昆德拉为荣的说法,即使它与事实完全相反。

其实,无论是昆德拉念念不忘的“布拉格之春”,还是连一扇玻璃都未打破便宣告成功的“天鹅绒革命”,都展示了捷克人温和而不妥协的个性。所以,他们对留守者的尊重远大于流亡者。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虽诞生了众多文学大师,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爱拉远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习惯不卑不亢不仰视,也从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喜欢赫拉巴尔和克里玛。

当然,昆德拉后来改以法语写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见的重要原因。与他类似的还有卡夫卡,捷克人对这位以德语写作的大文豪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想象中热切。即使,卡夫卡的痕迹在布拉格随处可见。捷克人也乐于提起卡夫卡对布拉格街巷的无所不知,喜欢引用卡夫卡挚友约翰内斯·乌尔齐狄尔的那句“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但请相信我,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游客。那些把卡夫卡与布拉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和文字,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

▍布拉格广场前的喧嚣与落寞

去年和今年,我两赴布拉格。第一次算是圆梦,第二次则是因为第一次的沉迷其中。坦白说,这个城市已被游客包围,以至于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但这无碍它的精致美丽。

21岁那年,卡夫卡曾描述自己的夜间漫游,笔下所涉及的建筑与街道,几乎与今日布拉格毫无区别。这里有太多卡夫卡故迹,某些攻略还会附送一份“卡夫卡地图”供你按图索骥。可光鲜之下,没有多少人想起卡夫卡的落寞。


▲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

布拉格极适合行走,而我恰恰是个城市暴走爱好者,只要是心仪城市,一天走上二十公里毫无压力。这个距离已足够在布拉格市区内转上一大圈,走遍许多游客未曾到达的角落,至于那幅“卡夫卡地图”更是不在话下,它是一个很小的区域,即使卡夫卡曾屡屡搬家。

卡夫卡出生时的捷克处于奥匈帝国治下,他在犹太商人家庭长大。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是“寒鸦”之意,卡夫卡父亲的商铺便以寒鸦作为店徽。不过,他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也是他日后以德语写作的根源。

布拉格老城广场西北角有一栋尼古拉斯教堂,隔壁那栋房子是许多人寻访卡夫卡的起点。它就在广场入口处,外墙有卡夫卡胸像。对面小店卖好吃的肉桂卷,总是排着长队。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在这里出生,一周后依照犹太传统举行割礼。

这栋如今光鲜亮丽的房子为重建,原先的房子建于1717-1730年间,本是尼古拉斯教堂神职人员的办公室,1787年因国王下令改善犹太区环境而改为住宅。卡夫卡仅仅在此住了不到一年,次年五月便举家搬走。1887年,这栋房子被烧毁,只留下大门和走廊,后在此基础上重建。如今,楼内有一间关于卡夫卡的展室。楼下则是咖啡厅,名叫卡夫卡之家。门前空地仅一个篮球场大小,与老城广场相接,也被视为广场,并命名为弗兰茨·卡夫卡广场。


▲卡夫卡之屋

卡夫卡第一次搬家,是从老城广场西北角到了西南角。这栋楼如今是蓝色墙身,在精致华丽的广场一带也算出彩。五岁时,卡夫卡再次搬家,这次是从广场西侧到了东边,即Celetna街2号,又名西克斯特屋,门上方刻有“1796”字样,但实际建造年代可上溯到1220年左右。卡夫卡在此居住的时间同样不长,仅仅是1888年到1889年间。

不过,在如建筑博物馆一般的老城广场中,“金榔头饭店”才是最早能与卡夫卡扯上关系的建筑。它位于广场北侧,粉色墙身,雕花细致。早在卡夫卡尚未出生的1882年,其父经营的第一家商店在此开业,同年又与卡夫卡的母亲结婚,一年后生下卡夫卡。


▲中间为金榔头饭店

卡夫卡曾无数次在广场间穿行,遗落自己的敏感。他曾在信里写到一次童年记忆:“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从未得到过的粗暴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那时的卡夫卡,住在著名的“一分钟之屋”。1889年到1896年间,卡夫卡一家在此居住,他的三个妹妹也在此出生。“一分钟之屋”为红色斜顶建筑,墙面有极其漂亮的绘画。这些画作制作于1615年左右,叙述圣经和其他各种神话故事。尽管是单色绘画,但仅靠明暗深浅,已经使得画作栩栩如生。墙角上有一个白狮像,是1712年加入的装饰,当时的住客开设了白狮药局,因此请人制作此像。药局营业了130年,随后被一位烟草商接手,之后便是卡夫卡一家。卡夫卡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他每天穿过广场东行,来到如今同样游人如织的火药塔附近,进入他所就读的德语小学。


▲老城广场

卡夫卡的上学之路,主要经过Celetna大街,我曾多次在这条街上往返。这里有一家数百年历史的老餐厅,环境典雅,是各路攻略普遍推荐的去处,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味道着实一般。这条街的商业气息也嫌太过浓郁,遍布着各种纪念品商店,终日人头涌涌。读中学和大学时,卡夫卡一家又搬到了这条街上的一栋大楼里,卡夫卡的卧室在临街的二楼。

卡夫卡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住处从未离开老城广场范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短暂工作,地址在老城广场与瓦茨拉夫大街之间。

瓦茨拉夫大街当时还颇冷清,如今已是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街,面对着捷克国家博物馆的圣瓦茨拉夫广场,则是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的“主战场”。卡夫卡后来工作了14年之久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其旧址如今是一家酒店,旁边便是布拉格最大的购物中心,靠近游客涌涌的市民会馆和火药塔。


▲圣瓦茨拉夫广场

总在这一带打转的卡夫卡曾对朋友说:“这里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他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圆圈说:“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在这个小圈圈中。”

▍孤独者走过查理大桥

卡夫卡出生时,奥匈帝国已摇摇欲坠,民族矛盾明显。在斯拉夫人占据多数的布拉格,讲德语的犹太人是少数,因此卡夫卡始终有着极大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即使在家中也未被淡化,他的父亲性格专断,简单粗暴,以至于卡夫卡一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

有人曾这样描述卡夫卡的矛盾:“作为犹太人,他(卡夫卡)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种族问题同样困扰过卡夫卡。191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伤害(来自布拉格)”。1920年的反德和反犹运动让卡夫卡更加彷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布拉格不会放开我们的。我们中间哪一个她也不会放开。这位母亲长着一双利爪。”

但布拉格毕竟包容了卡夫卡。关于这一点,差异巨大的卡夫卡和哈谢克能够并存是最好的证明。与内向的、坚持德语写作、素食并滴酒不沾、不敢出版自己作品的卡夫卡相比,哈谢克是个酒鬼,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美食家,也很外向,他在一个小酒馆写作并为了一点啤酒而卖掉文稿。北岛曾写道,正因为卡夫卡与哈谢克的不同,后来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对这种荒谬的藐视以及用幽默消极抵抗暴力的态度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卡夫卡的文学成就也的确与布拉格的多元文化有关,有人认为:“卡夫卡的消失标志着从捷克-日耳曼-奥地利-犹太混合体中产生的布拉格知识界的结束,这个混合体曾在几个世纪中起着支撑和激励布拉格的作用。”

布拉格包容了卡夫卡的敏感脆弱、彷徨无助,也包容了他的人生。他这样记录自己第一次性经验——刚过20岁的他在一个酷热的夏天认识了家对面服装店里的姑娘,他们通过手势联络。一个夜晚,他们去了旅馆,直到凌晨,“我们穿过查理大桥回家。我,当然幸福,这幸福的含义仅仅在于我那呻吟的身体终于平息了。而最主要的,这幸福在于整个事情并没有更令人作呕,更肮脏……”

查理大桥是如今布拉格人气最高的地方,布拉格的一河两岸,在我眼中犹胜巴黎塞纳河。这座1357年建起的大桥,历经沧桑而不倒,并成为欧洲最美之桥。


▲查理大桥和远处的城堡山

1919年6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提及,自己和妹妹奥特拉经过马提尼新桥回家,在桥上望向查理大桥,“桥在夜里展现着奇特的夏夜之光。”

第一次前往布拉格时,我就根据卡夫卡这段记录,选择了马提尼桥旁的一家酒店。酒店斜对着城堡山的阶梯,从客房里凭窗望去,可见城堡山美景。走出酒店,穿桥而过,对岸就是卡夫卡长大的犹太区。我也曾学着卡夫卡,在马提尼桥上望向不远处的查理大桥,感受那“夏夜之光”。

这种夏夜之光,如果在大桥靠近旧城区一侧的塔楼上观赏,更是绝美。从塔楼望下去,大桥向河对岸延伸,更远处则是城堡山,再远处则是或蓝或暗的天空。我更喜欢黄昏时登上塔楼远望的感受,白天尽管天色极蓝,但过于明朗,倒是黄昏时,不管有没有夕阳,都透着一股神秘。

尼采曾说:“当我想以另一个字来表达音乐时,我只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另一个字来表达神秘时,我只想到了布拉格。”

也许正因为这神秘,卡夫卡对查理大桥一直十分喜爱,友人曾回忆:“我经常会为卡夫卡如此钟情查理大桥而吃惊,他从3岁时便开始在桥上游荡,他不但能说出大桥上所有雕像的典故,有好多次我甚至发现他竟在夜晚借着路灯的光亮在数着桥上的石子……”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则是:“我的生命和灵感全部来自于伟大的查理大桥。”

▍黄金巷里的喧嚣与孤独

顺着查理大桥或马提尼桥向城堡山走去,就可以到达人们最熟知的卡夫卡故居——黄金巷22号。1916年到1917年间,卡夫卡和妹妹在此居住,潜心写作。

在所有旅行攻略里,黄金巷都是重中之重。不过,这条神秘街道如今已是游人如织。我第一次到访时,正值三月淡季,可一个台湾旅行团和一个大陆旅行团仍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第二次到访更是盛夏七月,恰是旺季,小巷里塞满了人,吓得我不敢流连。

黄金巷其实是当年宫廷仆人和工匠所居住的地方。国王鲁道夫二世迷恋上炼金术后,便将炼金术士安顿在这里。后来,小巷变成贫民窟,尽管它与王宫仅几步之遥。许多潦倒文人都曾在此居住,其中就包括了卡夫卡。

这条小巷并排着二十余栋小房子,都十分狭小,大概在十平方米左右。有些布置成展厅,还原当年模样,摆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一个缝纫机,还有些杂物,便只容人转身了。卡夫卡所居住过的22号也是如此,外墙被涂成蓝色。如今它是一家书店,已看不出旧日格局,但可以想见,卡夫卡在此居住时,一榻一桌何等局促,而《城堡》这样的巨著,便是在这里完成。

巷口那栋房子如今是咖啡馆,并命名为卡夫卡咖啡馆。它开业于1999年,当天是卡夫卡去世65周年纪念日。卡夫卡当然无缘在此喝咖啡,他生前常常光顾的是希贝斯卡大街的雅可咖啡馆。在黄金巷居住期间,他每天都会去这间咖啡馆写作,仅靠几片面包果腹。一个女人注意到了他,坐在他对面,阅读其作品,那是《变形记》的手稿。她离开时,留下一张便笺,由侍应递给卡夫卡,上面写道:“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上了你和你的作品。”

这位名叫马琳娜·杰森斯卡的女子曾是一位记者,还出版过不少著作。当时她已是作家波拉克的夫人,但并未向卡夫卡透露。此后,他们开始通信传情。杰森斯卡的睿智与见识,都使得她能够成为卡夫卡的交流对象。

1920年,卡夫卡偶然得知杰森斯卡是有夫之妇,痛苦之下与之断绝来往。后来,卡夫卡坐在咖啡馆昏暗灯影里给杰森斯卡写了最后一封信:“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你脸庞的样子了,只有你离开咖啡桌那一刹那的背影及衣饰历历在目。”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卡夫卡去世后,杰森斯卡搬回布拉格,1939年被纳粹送往集中营,并在那里死去。

他们留下了大量信件,有许多关于卡夫卡作品的交流。而卡夫卡给杰森斯卡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开始的:“马琳娜女士,下了两天的雨终于停了,为了庆祝这件美事,我决定给你写信……”

想来,恰恰是杰森斯卡的出现,才让卡夫卡从上一段失败爱情中走出吧。在那之前,他与菲利斯第二次解除了婚约。

菲利斯是柏林人,是那个时代里当属前卫的职业女性。她认为卡夫卡并不适应社会,卡夫卡则认为结婚会使他失去写作的自由,他曾写道:“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二人在观念上无法调和,两度解除婚约。

卡夫卡的爱情从没有朝夕相对,总以书信进行,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在与菲利斯通信的五年里,他写成了《蜕变》、《审判》和《城堡》。二人解除婚约后,菲利斯结婚,搬到美国。后来,因经济状况不佳,她将600页之厚的卡夫卡情书卖给了出版社。

卡夫卡曾写道:“结婚生子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走出自己的世界。

从黄金巷出来,沿阶梯向上,便可到达圣维塔大教堂和旧时王宫。沿着王宫向外走,则是城堡的城墙,在此可以一览布拉格老城风光。


▲城堡山上望旧城

如此华美的城市,却只能让卡夫卡有更大的疏离感。见怪不怪的他甚至这样写道:“不过是一座形状寒碜的市镇而已,一堆乱七八糟的村舍,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么,唯一的优点就是它们都是石头建筑,可是泥灰早已剥落殆尽,石头也似乎正在风化消蚀。”


▲圣维塔大教堂

在布拉格城堡中穿行,很容易想起《城堡》。正如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样,“城堡”也是个隐喻,代表着孤独封闭的内心世界。

布拉格乃至捷克的历史在他笔下也是苍凉的——“它反复地被侵占、反侵占、被轮流侵占;它不时地更换国旗和标语牌;一种语言今天被禁用、明天恢复、后天又被禁用;一种口号突然流行又突然消失……”

如果你要探寻这些历史,犹太区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犹太区里的尘归尘、土归土

犹太人也许是布拉格命运最为坎坷的群体。如今走在犹太区,都是繁华商业街,可在当年,这里总是阴冷灰暗,街巷窄而肮脏。卡夫卡对这里无比熟悉,去世后也被葬在了犹太区的墓园里。

如今的布拉格不会放过任何展示卡夫卡的机会,墓园入口处就有卡夫卡之墓的指示牌,墓前总有来自世界各地读者的献花。

我喜欢在欧洲的老墓园里流连,因为它大多宁静沧桑,却又不失情趣。即使是乡间公路旁的小墓园,你也可以坐在其一角的大树下静观,看尽生死。布拉格的犹太墓园更因其故事而尽显沧桑,这个城市曾经历过的坎坷,犹太人曾经的苦难,都在这里无声诉说。

1923年起,身患肺结核的卡夫卡辗转求医于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但已无力回天。他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星期都住在距离维也纳不远的一家疗养院里,那时他已失声。1924年6月3日,卡夫卡辞世,数日后,葬礼在布拉格新犹太墓园举行。


▲卡夫卡之墓

墓碑呈灰白色,形似方尖碑,但下窄上宽。这并非卡夫卡的独立墓碑,而是家庭墓穴,他的父母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去世,与卡夫卡合葬。人生终究是尘归尘土归土,各种隔膜与距离,也在身后一一消解。

卡夫卡的父亲粗暴专制,作为一个曾经历过生存艰难的犹太商人,他固执地奉行实用主义,希望卡夫卡能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可卡夫卡的孱弱身体、对写作的热衷、孤僻的性格,都让父亲十分失望。

卡夫卡选择了妥协,他考取大学时没报读文科,但也没有完全听从父亲意见。他深知自己没有选择喜欢职业的自由,但可以在自身意愿和父亲意志间寻求平衡,“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

因此,他选择了法律,并在毕业后进行了一年法律见习,《法律门前》和《审判》等作品中的法律元素,恰恰来自于他在这一年里对布拉格法庭的认识。

即使有了工作,卡夫卡仍然无法逃脱父亲阴影带来的心灵重压。1907年10月,他到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任职,没干多久便辞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使他难有充裕时间写作,另一方面则是经理与父亲酷似,1919年11月,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回忆道:“我在那儿向经理提出辞呈,理由是这样骂人我受不了……在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从在家里时起就有了。”

1908年7月,卡夫卡开始在布拉格官方开办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一干便是14年,直到1922年7月因肺结核退职为止。也是在这14年间,他打通了自己内心的广阔世界,完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品。

墓碑下方还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的薄碑,上面刻着卡夫卡三个妹妹的名字,她们分别出生于1889年、1890年和1897年,去世的时间却统一写为“1942年-1943年”。没人知道她们确切的死亡时间,也没人能找到她们的尸骨。在二战中,她们都死于纳粹集中营。

捷克人并未忘记二战,犹太人更不会忘记惨痛。就在这个墓园里,还有一块又一块与卡夫卡妹妹们的墓碑相似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都不止一个名字,死亡时间都在二战期间。这些死亡者并非以家族为单位,而是以职业为单位,比如作曲家、视觉艺术家等。列出来的名字当然不全,所以墓碑下方还会刻上“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字样。

这阴冷的记忆,甚至让人对卡夫卡的早早去世有释然之感。如果不早逝,卡夫卡有能力逃过二战的苦难吗?他会不会也成为集中营里的一员,木讷呆板地穿着囚衣,被赶入毒气室?而他的著作,也许更无法得见天日。

▍结语

也有人认为,如果卡夫卡能经历二战那个大时代,并成功脱逃集中营的残酷,避居海外的话,那么以其睿智和深刻,将写出更具时代意义的作品。我对此论调不以为然。

我们常常以为宏大叙事就是记录历史的唯一路径,但卡夫卡早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人们常常会陷入狂热,甚至被裹挟入邪恶的洪流,革命、战争,莫不如是。但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正如克里玛所写道:“与历史的宏大潮流相比,他(指卡夫卡)提供的经验微不足道;与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他描绘的图景也许很微小。当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什么是宇宙意义的答案时,卡夫卡的主角却在徒劳地寻求回答最普通的问题,企图超越他们居住的空间界限。”

也正因此,毕生以德语写作的卡夫卡,早已超越了布拉格这座城市,无论你置身何处,都可以感知卡夫卡的世界和心灵。这是真正的卡夫卡,而那个被布拉格商业化、世俗化的卡夫卡显然不是真相。



歌德曾说:“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而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也无可争议,二者看似“绝配”,但却非如此。如今的布拉格,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卡夫卡纪念品共同制造了一道迷雾,遮蔽了历史上的那段格格不入。民族意识极强、始终捍卫捷克语不被侵袭的捷克人,并未将卡夫卡这位德语作家视为自己人,而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讲着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同样是多种文化碰撞出的天才,并非布拉格专属。那个被纪念品异化的卡夫卡,注定只属于游客。

【注】本文原标题《在布拉格,卡夫卡只属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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