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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孙的分歧导致中国百年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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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孙的分歧导致中国百年大变局

沙漠的风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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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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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炮轰总统府是否真实存在?当时广州百余平民究竟丧命于谁的火炮之下?将近百年前这迷雾重重的事件,我们努力以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拨开迷雾,展露它的真容。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首行联省自治之民选县长》油画素描稿子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1909年,他就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同年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从政期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人员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推动自治进行。担任议员期间,他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

正是基于上述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两人对于“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用吴佩孚的话来说:“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独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

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有传言说他曾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到陈炯明那里,两人嫌隙于是无法弥补。

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于1946年后才公开于世的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孙中山在梧州的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受到严厉处罚。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但实际上在这关键时刻刺杀者究竟是谁呢?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随后陈炯明因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令其参加北伐,以及不能筹措到500万元军费,而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保留陆军总长职。

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北伐行动如箭在弦。他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试图以高官诱惑分化陈家军。叶举并不领情,却在10天后突然率领60多营粤军开入省城,成为广州城的实际控制者。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心迹,多次对外界放出话来,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实现国家共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辞职。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民望迅速下跌。

陈炯明对此也非常反感,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尽管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实施孙中山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应该宣告成功了,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坚持要通过军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与官兵合影
在两人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孙中山警告粤军几个下级官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在此情况下,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听闻后,立即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别轻举妄动。信中说:如果孙中山出兵北伐大获全胜,大家都会有好处;如果失败了,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叶举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书生之见不知军事,并让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容不发。陈炯明收到回复后,据说一怒之下打碎茶杯。

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与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所提出的相同,就是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并非想致孙中山于死地,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向孙透露了消息,让其赶快逃跑。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守军拒不投降,就开了三响土炮,以作威慑。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相关记载,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

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放炮后,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中山气急之下,索性自己动手亲自发炮,“孙大炮”由此得名。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在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后,孙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近年来,多位历史学家研究,“六一六事件”发生之时,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孙中山炮轰广州后,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让孙中山安全离粤,实际上救了孙中山。

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还一度曾想让他们破镜重圆,孙中山念及旧情,又是用人之际,便说“如他肯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当说客把孙中山的意思转达陈炯明后,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无过可悔”。

由于国民党后来统一了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叛逆者,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陈炯明是靠孙中山起家的,陈赶走孙不地道。实际上,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其同盟会身份是秘密的,谈不上跟随孙文革命。孙文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未踏入中国半步,如何跟随?陈炯明辛亥年组建循军,成为广东都督实至名归,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实为孙依附陈,而非陈依附孙,或者说两人结成联盟互相依附。孙中山在中国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外界很少支持和承认,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就是陈炯明将军。

关于孙、陈之争,在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写了一篇墓志铭,可作为两人关系恶化原因的参考。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很快被赶走了,退居上海,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就又回来了。由此可见陈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孙中山的。

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

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将相和”,那段历史固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近代历史也许会重写。

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决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恩怨功过全由后人评说。

对孙陈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谁优谁劣,谁是谁非,自有历史评说。不过,陈炯明赴汤蹈火的努力最终却以惨淡失败谢幕,而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也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热潮及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民族来说,何尝不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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