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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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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原创: 最爱君  最爱历史  今天




1




1919年新年刚过,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年的鲁迅,在北京买了套四合院。



这是一套含30个房间、“大得可以开运动会”的四合院,售价是3500大洋,然而对于月薪500大洋、堪称文人富豪的鲁迅来说,这不过是仅仅七个月的工资而已。这位刚在半年前的1918年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在文坛中声名鹊起的大文豪,对于1919年即将展开的时代风暴,还没有太多的敏感意识。



对于当时许多人来说,民国八年(1919),似乎又将是一个普通的年份。



相对于文豪鲁迅,邓.小.平(邓希贤)的父亲邓文明(邓绍昌),则为了300块大洋很是发愁。



这一年开春,邓文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去法国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尽管身为哥老会四川协兴码头分会的头领“掌旗大爷”,但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的邓文明思想开通,随后,他马上给自己当时只有14岁的长子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询问儿子是否愿意到法国留学。



在1919年初收到父亲邓文明的来信前,14岁的邓.小.平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四川广安,但邓文明决定要把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为此,邓文明回到四川广安卖掉了部分田地,还向岳父岳母和大舅子借了一些钱,好不容易才给儿子邓.小.平凑够了300块大洋的赴法留学的路费。



对此,妻子淡氏非常反对,她说,“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青年邓小平



但邓文明却觉得,这将是儿子改变命运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此,他极力鼓励儿子走出四川、走出中国。



他的直觉是对的。



1919年夏末,邓.小.平最终入读了重庆的留法预备学校,并开始学习法语和基本工业技术,1920年7月,就在赴法国留学前,他特地返回四川广安和父母亲告别。



当时,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和母亲淡氏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与儿子邓.小.平见的人生最后一面,他们都以为最多几年,就可以再见到儿子了,不料这竟是他们今生的永别。



1920年8月,邓.小.平和80多名同学一起,搭乘“吉庆”号邮轮起航出川,后又经上海转赴法国,当年10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了法国马赛,随后前往巴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被安排到位处法国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法语,而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正是同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在法国,邓.小.平开始形成了一个法国圈子,日后,他将和他的法国同学兼战友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人一起,在法国结下深厚的情谊,这些人,将极大改写此后100年的中国史。





2




而在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北漂青年毛.泽.东则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此前一年的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了北京。



日后,即将改写中国史的三个男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将与法国产生意外且深刻的关联。



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人生地不熟,为了谋生,他在恩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介绍下,进入了北大图书馆当起了图书管理员,月薪是8个银元。



钱很少,但更让毛.泽.东感觉失望的,是他这个在湖南最优秀的学生、公认的领袖人物,到了帝都北京,却在鱼潜入海一般寂寂无名,甚至只能干着管理员这种打杂的、无聊的角色,后来,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从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这段在帝都北漂的日子时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9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内心是失落的,当时,只比他大两岁的胡适,已经是北大的教授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比他大4岁的李大钊,也已是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而比毛.泽.东小4岁、日后的政治对手张国焘,此时也正在学生运动中日益声名显赫。



在19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毛.泽.东在当时的北大如此平凡,以致于他当时压根不知道还有毛.泽.东这么一号人物。



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去听他的课。胡适评论说,在作文方面,毛.泽.东很有特色。但另有一个传闻说,有次胡适上完课,毛.泽.东想向他提一个问题,但胡适拒绝了,因为毛不是他的正式学生。



对于一个从湖南到北京长见识的知识青年来说,帝都北京是一个如此陌生的存在,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北大师生相比,青年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感觉到了自己的平凡和渺小,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他决定,还是要离开帝都,返回故乡湖南谋发展。





3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一个月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也离开了北大。



短短两个月间,这两位先后脚离开北大的男人,即将掀起一场此后激烈改写现代中国史的革命风暴。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的陈独秀,从小生性倔强,小时候,每次被祖父痛打时,他都从来不会求饶和哭叫一声,对此,每次总是打得气喘吁吁的祖父就叹气说:



“这小子将来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将来不是虫,就变成龙。”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从而掀开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风暴前奏,1916年,慧眼识英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甚至主动帮陈独秀造假了一份学历,鼎力支持陈独秀当上了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陈独秀到任后,在北大文科鼎力推行“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的改革举措,这些在今天看来倒也算平常的改革举措,在当时却深深得罪了北大文科的众多教授。加上陈独秀个性倔强、锋芒毕露,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言论尖锐,这也使得他与许多北大教授的关系更加恶劣。



教授们在公事上捉不到陈独秀的把柄,于是就拿陈独秀的私德开刀。



当时,陈独秀很喜欢嫖娼,经常到当时北京著名的买春一条街“八大胡同”晃悠,就在出事前的1919年3月,有传言称陈独秀因为与妓女闹矛盾,甚至用手抓伤了妓女的下体,此事在北京也传为笑谈,于是,北大众多老派教授们,决定利用此机会大做文章,威胁北大校长蔡元培必须开除陈独秀。



尽管蔡元培力排众议引进陈独秀,但面对守旧派的激烈炮火,尤其是他们针对陈独秀私德的强烈攻击,蔡元培却难以抵挡,无奈下,1919年3月26日深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胡适等人一起集合开会,会上,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三人提出必须开除陈独秀,但蔡元培不愿意,最终只勉强同意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但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文科教授的头衔,以让陈独秀“体面”下台。



罢免决定出来后,虽然蔡元培竭力挽留,但生性狂傲的陈独秀却不甘受辱,在得知自己被罢免文科学长的当天就离开了北大。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不久,五四运动在浩瀚的群.众.运.动中爆发了。为了声援五四运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撰写了《北京市民宣言》,并要求北洋政府力保山东、外争国权,和罢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职务,陈独秀、李大钊为此还亲自跑到北京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地散发传单。



结果当天,陈独秀就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



就在被捕前,已有预感的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1879-1942)



被关押近三个月后,1919年9月,陈独秀才被朋友们保释出狱。从北大的愤然辞职,到被北洋政府逮捕,这也让原本就言论激烈的陈独秀,更加倾向寻求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最终,1920年2月,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陈独秀装扮成财主模样,跟着装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一起,乘着一辆带篷骡车从北京直奔天津,作为中.共建党之初最为重要的人物,“南陈北李”两个人此后携手,一起干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创业运动。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缺席的陈独秀,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被选举成为中.共.首任中央局书记。



对于当初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1919年3月26日的那场会议,陈独秀或许就不会从北大出走,思想也就不会那么“左倾”:



“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在胡适看来,1919年3月26日的那场会议,阴差阳错地让陈独秀走上了更加“左倾”的道路,并且无意中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政党,和一部即将改写中国的浩荡历史。



而胡适更加没想到的是,同样在1919年3月,那个他曾经拒绝回答其问题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也先陈独秀一步离开了北大。



这两个因为北大和胡适而产生交会的男人,此后将制造出最激烈的革命火花。





4




毛.泽.东和陈独秀先后离开北大一个多月后,由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风云浩荡的五四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但作为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第二天辞职不干了。



按照同为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回忆,1919年5月5日,就在五四运动刚刚拉开帷幕之时,“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傅斯年)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



傅斯年向来脾气火爆,并且也经常跟人打架,但在当时,傅斯年却对五四运动的走向感到担忧,由于受到胡适影响,傅斯年对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失控的局面感到忧虑,并且他当时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从北大毕业了,傅斯年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在他看来,因为打架斗气无意中退出五四运动,“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



作为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后人,傅斯年家族在文风本就浓厚的山东崇文重教,因此相对于自太平天国之乱后、通过战斗不断崛起、民风彪悍的湘系势力和湖南人,傅斯年更喜欢温和式的改革,因此在1919年6月底从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转身就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先后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6年,傅斯年回国后先是在广州中山大学当了三年文学教授,1929年,傅斯年又随自己一手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教授。



相对于因为五四运动而急剧崛起的学生政治明星张国焘,傅斯年的激流勇退,无意中成为了此后五四运动学.运.领.袖们的分水岭,在傅斯年之后,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此后,他们大多投身学术。



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王汎森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文中,将傅斯年的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在王汎森看来,在大时代的激荡中,激流勇退的傅斯年最终以学者的身份老死台湾,这是文化之幸,却也是分裂时代的一声叹息。





▲傅斯年(1896-1950)



与傅斯年不同,1919年5月4日参与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则在抗战时期,跟随汪精卫一起投降日本人做了汉奸,并官至汪伪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浙江省省长等高职。



当初正义凛然的五四学生领袖,最终个别人却蜕化成了汉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开出的巨大玩笑。



而张国焘则因为五四运动声名鹊起,此后还协助陈独秀和李大钊筹组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要联络人,1921年,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忙于公务无暇抽身,时年仅24岁的张国焘成为了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并逐步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1938年,张国焘脱党加入国民党,1949年后移居香港,1968年,张国焘移民加拿大,1979年,张国焘最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病逝,临终前,他改信了基督教。



与梅思平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却投降做了汉奸不同,在五四运动中被追打得声名狼藉的“赵家楼”主人,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却在抗战中守住了晚节,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被罢职,后来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终生愿做在野之民,尽管如此,他的家人还是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曹汝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由于受到父亲“卖国贼”恶名影响,没有一个同学愿意与之同座,这使得曹汝霖的儿子只能隔坐独桌,即使在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愿意理睬他。



历史跟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开起了玩笑,而蔡元培则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北大学生们喜欢玩政治的苗头。



对于五四运动的发起,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先是有20名学生被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支持下,1919年5月7日,20位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蔡元培带领着全校师生在北大红楼广场迎接被释放归来的20位学生,后来,被捕的学生之一许德珩回忆说,



“(蔡元培)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日多多的回忆,是值得我们办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



然而,北大的风气已经转变。



对此,后来也曾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而担心学生们过分热衷政治运动耽误学业的蔡元培,则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希望以此提醒学生们不要在政治的漩涡里越卷越深。



1919年7月,查毓瑛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忧虑的表示,早在五四运动开始前,北大学生就已经不认真读书,却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议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当时,一些北大学生尝到了学.生.运.动的甜头,裹挟着爱国运动胜利的余威,北大学生们动不动就搞请愿、闹独立,闹到后来,北大学生们甚至连宿舍分配等事务也不允许学校插手管理,一些北大学生甚至将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公开印在名片上进行派发。



对此蒋梦麟回忆说:五四运动后,北大一些学生“为成功之酒陶醉、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当时,学生们甚至取代学校,要求自己聘请或解聘教员,而学校考试如果要求严格一点,学生们立马就罢课反对;学生们甚至还要求北大应该资助学生们进行假期旅行、免费发给讲义。蒋梦麟说,五四运动后的北大学生,有明显的“好政治、好学运、好上街”的“三好”风气。





▲五四运动里的学生们



面对北大学生们越来越放肆的政治化倾向,向来谦谦君子的蔡元培最终也忍无可忍。



1922年10月,北大爆发了学生们要求免费发放讲义的“讲义费风波”,蔡元培对学生们终于从同情到了公开冲突,这位向来温和尔雅的君子,对于北大学生们喜欢玩政治、自由散漫的风气终于忍无可忍,当月,蔡元培再次提出辞职,随后,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也同日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对学生们忍无可忍的北大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北大校务一度瘫痪。



对此,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胡适回忆说,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一是迫使北京政府撤掉了三个亲日高级官员的职,二是迫使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和约上签字。但同时,五四运动也造成了一项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了。



胡适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初出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最终五四运动却走向了政治化,在胡适看来,这也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5




但1919年的中国,确实也难以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日本,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1919年5月,已经在日本留学待了一年半时间的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这并非是个别现象,当时,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纷纷决定提前回国参加五四运动。



周.恩.来的留日同学、南开中学校友马骏在描述当时留日学生的心理时说:



“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为了帮周.恩.来筹集回国的路费,周.恩.来的朋友甚至让妻子卖掉了戒指来资助周.恩.来,但路费还是不够,不得已,周.恩.来甚至连自己的书都卖掉了,最终,怀揣着30美元路费,周.恩.来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在回国前写的一首《雨后岚山》诗中,周.恩.来写道: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话说周.恩.来在赴日留学之初,就有革命化的倾向。



从1917年9月抵达日本后,周.恩.来就一直很少去学校上课,相反,他喜欢把时间花在政治会议,和到住处附近的一家有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学习,在日本,周.恩.来最喜欢的是阅读《资本论》,以及学习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主办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





▲青年周恩来



由于对日本的其他事物并不感兴趣,因此1971年在接待日本客人时,周.恩.来回忆说:



“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但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



在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中,周.恩.来最终西渡回国,1919年7月,周.恩.来率领几百名天津学生赶赴北京参加集.会,到当年9月,周.恩.来决定和大家一起创办《觉悟》杂志,在《觉悟》杂志的成立会议上,周.恩.来说:



“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改革,就要把那些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



在会议上,当时仅有15岁、正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邓颖超也站了起来讲话,怀揣着共同的革命理想,6年后的1925年,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20年1月,在一次爱国集会活动上,周.恩.来被警方逮捕,就在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当天,周.恩.来甚至在监狱中和被捕的同学们一起演了个小话剧,周.恩.来还扮演了地主如何压迫农民。



就在被关押7个多月后,1920年8月,周.恩.来最终被释放出狱,9月,周.恩.来进入了南开大学学习,并成为了《天津大学联合会报》的编辑,在天津法租界,他给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俄国教师谢尔盖·包列伏依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与共产国际的人员来往。



在觉悟社举行的年会上,周.恩.来专门从北京请来了李大钊,周.恩.来说:



“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而伟大的时代,最终通过“法国”这个名字,将许多重要人物关联在了一起。



就在邓.小.平赴法国后两个月,1920年11月,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在巴黎,周.恩.来将一本由德国人比尔用英文翻译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反复研读,并做满了旁注——对此后来外界评论说,当时,一位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回望1920年的这件即将改变中国的“琐事”,1920年代的世界史之复杂,也可见一斑。



也就是在法国,通过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的信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立三这些留学法国的中国学子们,最终结成了终生的革命同志情谊。



这一拨1919年的法国同学,将成为此后100年里,中国最显赫的朋友圈之一。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6




而与毛.泽.东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一样,1919年,蒋介石的日子,也过得不是很舒心。



1919年初,蒋介石正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扎福建,由于粤军和孙中山身边基本都是广东人,蒋介石这个浙江人很不受待见,处处受到排挤,对此脾气暴躁的蒋介石受不了鸟气,干脆决定请假回上海散散心。



尽管在上海的日子也有花天酒地,甚至与妓女们纠缠不清的时候,但在色欲情场中似乎有所醒悟的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1919年的中国走势。



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当时也是陈独秀的粉丝之一,到1919年,他经常翻看《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并且广泛阅读托尔斯泰《人生观》、《经济学原论》、《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新书。



五四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高度肯定说:



“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



而仔细研究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思想,会发现1919年32岁的蒋介石,真的很像一个左派青年,或者说,国G两党的话语体系,本来就是民国初期的时代特色:



“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指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劳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





▲1919年的蒋介石



然而,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甚至连蒋介石的精神导师孙中山也对新文化运动无条件接受时,蒋介石却始终保留着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思考: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在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考究日后,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是彻底打倒全盘否定、还是在批判中继承保留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也成为后来中国革命阵营两端思想决裂的根源之一。



所以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阳光的背后,也潜藏着日后动荡的阴影和种子。



而在日后,拿起枪杆子的书生们将证明,那些看似“日记强国”的书生意气和理论,事实上将如何深刻地影响此后100年的中国。





7




也就是在蒋介石远走上海的这一年,1919年10月,深感自己革命多年、却始终无甚成果的孙中山,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并在前面加上中国两个字,以表示区别于之前的国民党。



日后,这个政党也将影响中国100年,并延续至今。



此前,中华革命党由于要求入党人必须要摁手印、且存在必须效忠带头大哥等秘密结社性质,这也使得孙中山与革命元老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人一度濒临决裂。



但对于自己创立中国国民党的目的,1919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



从创立中国国民党、倡议国共合作,到此后联俄联共、兴办黄埔军校,孙中山从1919年开始的这些革新,日后也将剧烈地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



而在1919年3月离开北大,并南下上海、送别原来新民学会的同学赴法留学后,毛.泽.东却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往法国留学了,对此他说: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赴法勤工俭学)·······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从在帝都“北漂”,到决定放弃留学,毛.泽.东最终决定选择回归故乡留守国内,日后,他这个“土包子”出身的行动派,也将让他的众多“海归”同学为之震动。



随后,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找了一份历史教员的工作,尽管月薪只有4块银元,但毛.泽.东每个星期只需要上课6个小时,闲暇时间,他热衷于研究革命问题。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和邓中夏、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参与领导、策划长沙学校集体罢课,以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中的软弱妥协行为。



五四运动两个月后,1919年7月,由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正式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后来,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说:



“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此后,在陈独秀和李大钊这“南陈北李”两个灵魂人物的号召和发起下,1921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宣告成立。



就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作为当初新民学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创办人之一,1921年3月,毛.泽.东的好友萧瑜从法国回到国内,几个月后,在陪同毛.泽.东前往浙江嘉兴的一个夜晚,萧瑜对毛.泽.东说:



“像刘邦和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斗争,在耶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只是回答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



两个昔日的好友在理想上产生了鸿沟,对于更加专注学术的萧瑜来说,注重现实斗争和社会改造的毛.泽.东,已经是他难以理解的新型革命青年了。



但毛.泽.东对此并不介意。



在后来在国外出版的传记《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萧瑜回忆说,就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浙江嘉兴南湖会议期间,当时,萧瑜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和毛.泽.东一起住在同一个宾馆,那天晚上,毛.泽.东很晚才回到住处,撩开蚊帐后,毛.泽.东兴奋地对萧瑜说,他和许多同志一起,决定正式成立一个政党: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可能统治中国。”



萧瑜回忆说,他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毛.泽.东说的这些话,一直到28年后的1949年,他才猛地想起1921年,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浙江嘉兴聊过的天、说过的那些话。



时代风云巨变,那些拿起枪杆子的五四青年们,最终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开始了自己的征途。



一个伟大时代的决裂和奋斗,开始了。



参考文献: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智效民:《胡适与五四运动》

余伯流:《功是功,过是过:张国焘早期对建党的贡献》

李世弢:《五四运动中的张国焘: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陈铁健:《重读陈独秀:“终身反对派”》

卢毅:《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3期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出版社2015年版

李凡:《孙中山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张家康:《毛.泽.东的青少年记忆》

李蒙:《1949-1960历史点滴:毛.泽.东重整旧河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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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杨
全文读完只记住了鲁迅的四合院30间房,3500大洋,相当于7个月的工资。

琅琊楚狂
当十几二十岁的人尝到了权利的甜头,这是个危险的开始,很有可能祸国殃民,因为他们心智不成熟,虑事不周全,情绪化易冲动,是非观也不是正确,甚至还处于叛逆期,对父母都没多少感情,还好五四运动后学生还是学生,不然像多年后的红卫兵那样得多可怕!
鲁迅生活在那个年代很幸运啊,百年后年近花甲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终于靠着诺贝尔奖金,在北京郊区买了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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