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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上帝:五百年前,他无意间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

重新理解上帝:五百年前,他无意间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

重新理解上帝:五百年前,他无意间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今天受他影响的教徒已超过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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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上帝:五百年前,他无意间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今天受他影响的教徒已超过5亿
原创 2017-11-01 李星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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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转载到朋友圈。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1520年6月,教宗利奥十世 (Pope Leo X) 发布的训谕传遍了欧洲各地,这篇训谕悲叹“一头野猪闯入了上帝的葡萄园”。“野猪”这一不甚雅训的称呼,指的正是3年前,那位一手持锤子,一手持书写于羊皮纸之上的《九十五条论纲》,走向维滕堡教堂大门的那位修士马丁·路德。如今,维滕堡教堂的木门早已经换成了青铜大门,论纲内容也变成金属字体,永久性地铸造在了大门之上。

在2003年上映的传记电影《路德》片尾,用简单的几行字幕概括了路德的身后事:路德和他妻子凯瑟·琳娜的婚姻很美满,育有6个子女。路德的身后影响及于经济、政治、教育和音乐方面,他翻译的《圣经》成为德语的基石。今天,有5亿4000万人加入信义宗(路德宗)。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在中文世界中得到的关注却远逊于那些实际历史影响远不及他的人物,甚至有人还分不清他和400多年后的马丁·路德·金的区别。或许,历史情境的巨大差异,以及对路德信仰的隔膜,都阻碍了对这位精神巨人的生平及观念的解读。


关于宗教改革的绘画,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由于当天恰巧是重要节庆诸圣节前夕,人们纷纷前来观看,《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迷思 1
路德放松了对基督徒的要求

最常见的一个神话,就是路德响应了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了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教会神权统治的政治运动。实际情况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是教义,对于这一点,急于从世俗政治角度加以思考的人士总是难以理解。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和瑞士既是观念的诞生地,也是运动的发源地,而英国的改教运动尽管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但观念的作用也绝不可以忽视。

不理解基督教信仰就无法真正深入理解西方文化,在路德的时代尤其如此。路德后来脱离修道会“还俗”,在无神论的语言环境中,常被理解为脱离了信仰。但实际上,将“Clergy(神职人员)”与“Laity(平信徒)”翻译为僧俗,是历史环境差异导致的误植。在路德时代普遍具有信仰的气氛中,Laity只是相对于教皇、主教、神父而言,属于不担任神职的平信徒,但他们仍然是基督徒,而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路德对于上帝的信仰非常坚定,这点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欧洲人乃至天主教会都没有分歧。区别在于,他对敬拜上帝以及获得救赎的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宗教改革之前,流行的口号是“上帝不会拒绝赐恩典给那些尽最大努力的人”。不过问题在于,谁能确定自己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谁能确定是否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许多人为了赢得救赎,采取了五花八门的方式,对于富人来说,可以通过采取朝圣、死前加入修道会和购买赎罪券的方式。这些补赎逐渐掺杂了越来越多的人为成分,如天主教会发明的炼狱概念,使天堂和地狱之间存在一种可上可下的不定状态,叫使那些坏的不够下地狱,善不至于上天堂的人,通过积累善功加以补赎,从而少受炼狱之苦,早上天堂。如在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墓前做一个信心的表示,可以助你的灵魂免除一万七千年的大刑,去参观出卖耶稣的三十银币之一,可以带来一万四千年的赦免,登耶稣在彼拉多总督府中所登的阶梯,据说每一级可以获得九年的赦罪。

僧侣是上帝和一般民众之间的中介,享有诸多特权,披上僧袍,好比进行第二次洗礼,可以叫罪人洁净。即使在往后的日子犯了罪,也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只要悔改认罪,就可以回到昔日无罪状态,修道院是进入天堂的捷径。天主教会规定了七件圣事:洗礼、坚振、圣体、忏悔、病人傅油、圣秩和婚姻,将这些圣事称为基督身体的七条“血脉”,将恩典倾流出来。只有神职人员被授权可以打开这些管道,那些无文的底层人民则被认为无力承受“清晰的信仰”,只能通过这种形式,领受“隐含的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接受了“因善功称义”的观念,沉溺在恐惧和盼望之间,不得超脱,许多人年纪轻轻已经被苦行折磨得衰老不堪。甚至王孙贵胄也有抛弃特权,背着粗布袋在街头托钵而行,在过度禁食和不眠不休祷告的情况下,他们看起来皮包骨头、瘦骨嶙峋。


马丁·路德像

路德本人也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他虔诚地相信这一切,在进入修道院后,他经常使用一切办法真诚地祷告,有时甚至连着三日,一点面包都未沾唇,他不断守夜和祷告,甚至超出了修道院规则的要求,夜里丢掉毛毯睡觉让他险些被冻死。他后来自我评价说:“我极严格地遵行规条,可以说,如果一个修士能单凭他的苦修进入天堂的话,那非我莫属。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我可能会死于守夜、祷告、读经等等”。

但越是如此,他越是感到自己没有办法进入一种自由、喜乐、不受挟制的状态。他回忆说“我的隐修生活不管怎样无可责备,我仍感到在上帝面前自己是个罪人,良心极度不安,我也不相信上帝对我的苦行赎罪感到满意,对这个惩罚罪人的公义的上帝,我不爱,毋宁说我恨”。

尽管深受修道院院长器重,但路德到后来常常感到绝望,因为人毕竟是不完美的,他始终无法确信自己是否能满足要求,他到最后甚至希望自己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到了公开犯下渎神罪的边缘。路德后来对修道院的反叛,乃是出于一种非同一般的虔诚。正如他投身修道院的心志一样,目的仍然是要与上帝和好。

在改教前,“凭善功称义”导致了和上帝做买卖的种种行为,而路德根据圣经中《罗马书》第一章原文提出的“因信称义”,使人能够从恐惧死亡、斤斤计算善功的境遇中超越出来,在确信自己灵魂已经因信仰得救的情况下,去努力追寻自己的呼召。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在确信身体有一双大手托举的情况下,在游泳池里尽情遨游,不求完美但求尽力。这样的转换,其实比起“凭善功称义”要更为严格:原先只要一手交善功,一手交救赎即可,驱动力是恐惧;现在必须注重时时刻刻、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驱动力是对上帝的爱。他的个人主义,不是强调个人才能的满足,而是强调个人对上帝负责。

不过,路德始终没有像激进派那样认为教会和洗礼等组织和仪式并不重要,他将教会定义为忠实信徒的结合,使用平实的方式进行敬拜,但反对将教士作为特别的圣品等级。马克斯·韦伯在其大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从社会学角度,而非神学角度,对这一转换的影响进行过众所周知的解读。

  迷思 2
天主教会全盘拒绝了路德的观点

很多人认为,天主教会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最大的反角,集反动派、刽子手于一身。但实际情况是,天主教会被骤然而起的新教改革运动震惊之余,也有许多人认识到自己的敬拜方式存在诸多弊端,需要改革。14-16世纪,欧洲经历了精神上的复兴,天主教内部许多有识之士对种种腐败和弊端早已痛心疾首,对明清时期的东亚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耶稣会,就是这次复兴的产物。中文世界在介绍但丁时,常把他塑造为一个反教权主义者,如但丁在他的《神曲》里把教皇尼古拉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投入地狱的第八层,但他也在《地狱篇》同样将神圣的审判施加在那些抵挡教皇的人身上。但丁的观点是,教皇不论是好是坏,都是基督的代言人。

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改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宗教改革即新教改革,我们耳熟能详的改教家路德、加尔文以及有所耳闻的圣公会、浸信会、信义宗都与前者密不可分,而广义的宗教改革除了新教改革外,还包括了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


《路德在沃木斯议会上》,1877年,安敦·冯·维讷绘,1521年由查理五世主持召开的沃木斯议会上,马丁·路德(中右)在王公面前受审,基于“路德对他的意见、谬误和异端邪说极其顽固不化”,议会判决马丁·路德为异端,并下令逮捕他

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这一中文译名,经常会被中文世界的读者误解为这一运动就是单纯的镇压新教运动。实际上,“counter”并非是指敌对,而是指针对新教提出的挑战,相应进行的改革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545年末召开的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这次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563年12月,即整整持续了18年。天特会议之后,直到1869年,在三百年间,天主教始终没有召开大会,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天主教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与天特会议相比,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在天特会议上,许多与会者赞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观点:清除天主教会的弊端,就能与新教徒和解。多数人还同意,大会的最重要事项应当是改革。最后达成的折中是,每制定一项关于教义的法令,都要制定一些关于实际改革的法令。

在教皇保罗三世去世后,继任的教皇尤里乌斯三世还允许新教徒的代表列席并陈述意见。尽管这一和解目的在当时并未完全达成,但仍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比如天特会议提出,只有为其神职受过良好训练和考核的教士,才能担任教会职务。这一改革针对的弊端是,此前神职人员往往由各地领主任命,将此变成了犒赏仆从与崇信者的奖励。

改革后,由主教团来遴选任命神职人员,这无疑是一大改善。又如天特会议决议取消协助主教处理事务的会吏长一职,这是因为会吏长时有滥用职权。至于臭名昭著的贩卖赎罪券制度,也在1567年被废除。不过,天特会议决议在教理、版本、仪式上仍然保持原有制度。

在天特会议之后,天主教在自身进行了转型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复兴,虽然没有和新教和解,但也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自身的面貌,并且为向新世界和东方散播信仰,打下了基础。今天的天主教会,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路德的部分论点。

  迷思 3
路德是一个不通世事的老古板

路德守护自己信仰的坚定举动,加上他曾经是戒律严格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一名修士,常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路德是一个青灯黄卷常伴、缺乏正常人情和娱乐的老古板。然而,路德有非常幸福的婚姻,他的妻子是凯瑟琳娜·冯·宝拉,一位出身贵族、改教后脱离修道院的前修女。

路德开创了一项传统,即家庭不是引诱人远离上帝的安乐窝,而是一同敬拜上帝的场所,这一婚姻也被认为是新教改革中的重要事件之一——从此,新教的牧师都可以结婚,而不必恪守单身主义。在他们的婚姻存续期间,他们既是爱人,也是朋友:他俩的通信内容诙谐,谈论共同爱好,但有时候也会闹别扭。被昵称为“凯蒂”的凯瑟琳娜一直是路德的贤内助,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


《凯瑟琳娜·冯·宝拉》,1526年,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绘,纵37.5厘米,横24.4厘米,她是马丁·路德的妻子、贤内助,两人的婚姻被认为是新教改革中的重要事件之一——从此,新教的牧师都可以结婚,而不必恪守单身主义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路德在结婚前不修边幅,他回忆说:“未婚时,床铺整年都没有收拾,而且有汗臭。但我那样辛勤工作,疲累至极,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婚后他发现很多事情需要习惯,比如“一早醒来,发现一双辫子在枕头上,这是以前没有的。”

婚姻还必须考虑妻子的愿望,比如凯蒂曾因担心路德可能遭遇生命危险,而眼泪汪汪,使路德取消了去某地的行程。他们俩在结婚时都一文不名,路德还对人特别慷慨,另外还拒绝了所有稿酬和讲道的酬劳,更是使家庭开支雪上加霜。为了维持家用,路德作为丈夫甚至还去学了细木工。

除了啤酒以外,凯蒂禁止路德喝酒,并且自己酿啤酒,作为治疗路德失眠和结石的溶剂。路德对婚姻非常满足,表示这样的生活金不换。在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汉斯后,路德作为一名喜悦的父亲,记载下了孩子的成长记录,上面写着:“汉斯正生乳牙,并且开始牙牙学语。这些是婚姻的乐事,是教皇不配享受的。”他的拳拳父爱和幽默风趣跃然纸上。


《马丁·路德一家》,古斯塔夫·斯派根伯绘,马丁·路德热爱音乐,享有美满家庭生活,画面中,他弹奏着鲁特琴,一旁的小孩随声歌唱

在享有美满家庭生活之外,路德还热爱音乐,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他创作了大量圣歌,在1529年写就的赞美诗名曲《上帝是我坚固堡垒》一直传唱至今,还被译为多国语言。更重要的是,路德很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此前,平信徒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直接参与敬拜中的各项活动,只能由神职人员代理。但信义宗创造了自己的礼拜仪式,在教会中推行全面的音乐教育,并且还发明了特有音乐形式——“众赞歌(Chorale)”,提倡在礼拜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积极参与教会敬拜。

路德宗教会不但推广高水准的音乐,也带领会众齐唱浅显易懂的诗歌,代表了圣乐上的创新。路德认为音乐能够修炼人的灵魂,他形容,自己欣赏音乐时全身都沸腾了,他认为音乐可以抚慰人的忧伤,震撼人的灵魂,消除人的骄傲,化解人的仇恨,因此音乐创作者不仅要有技巧,还要使作品充满情感,洗涤心灵。

马丁·路德曾经在德国艾森纳赫(Eisenach)城翻译了德语圣经,一个世纪后,著名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出生于此,在作曲上也受到马丁·路德所开创的音乐传统的影响。不仅如此,学者普遍认为,德国新教地区能够孕育出许茨、亨德尔、舒尔茨等音乐大师,使巴洛克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的德国音乐攀上高峰,和路德留下的音乐遗产有着很大关联。


马丁·路德坚信《圣经》本身包含的真理足以直接为基督徒了解,因此尽力翻译出了德语版《圣经》,使人人可以直接去认识上帝,图为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版《圣经》(1534年)

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迷思是,认为路德是第一位路德宗(信义宗)信徒。实际上,路德一直反对“路德宗”这一叫法,他认为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福音派或者基督徒。路德后来回忆,1517年他在提出论纲时,他是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徒,急于阻止赎罪券的滥用——而不是赎罪券的使用。他想指出,当时赎罪券的问题在于,人们购买赎罪券的时候,只关心减轻罪的刑罚,完全不提实际的悔改与个人的谦卑认罪。或许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提醒我们跳出日常的进步—反动叙事,真正回到本源,去认识这场极大塑造了我们如今所处世界面貌的运动——尽管这一因素就像空气,我们因为身处于其中,反而常常予以忽略。

注: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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