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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在华西坝回望南京:《拉贝日记》

在华西坝回望南京:《拉贝日记》

在华西坝回望南京:《拉贝日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5-05 23:03:39 / 个人分类:电光倒影
王怡
http://www.gongfa.org/blog/?uid-2576-action-viewspace-itemid-1472

妈妈4岁时,在教堂里,给新娘子牵过婚纱。轮到自己结婚,父亲送她的聘物,是毛选四卷。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生养在后一种遗传里。大学时,写过一首叙事诗,是我断续了解到的家族史。

“衙狱清静。贞妇涌现/祖父经营上南街的药铺/在押往西域的头晚/戴袖章的母亲被白衣人拉走”。

“当父亲衣衫褴褛。从青海扶棺回来/青石板路满插彩旗/城关万人空巷。士卒朝天放枪/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

要到2007年,我才知道,和妻子青梅竹马的幼儿园,是贵格会的传教士办的。我们读的小学,连出生时在那里昏迷了三天的县医院,也是贵格会兴办的。

英国的贵格会,也叫公谊会,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教义,但我的一生,却无缘无故地,和他们有着密契。1894年,贵格会的传教士陶维义,揣着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只足球,来到我家乡三台。几个月后被乡亲们赶跑。去了重庆。不过,几经反复,三台至今仍被称为四川的足球之乡。贵格会在四川的传教士,大多中文姓陶。我问母亲,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个蓝眼睛姓陶的黛丝姐。不过当年在中学球场上,我快乐奔跑,铲球过人。对这些渊源,全然无知。

后来,一位宣教士在我家乡被殴打,得到二千两银子赔偿。教会用这笔钱买地修医院,立了一块碑:

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

怜尔病、爱尔民,敢谓名医

1910年,贵格会和其他几家差会,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贵格会的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当时被誉为中西合璧建筑典范的华西坝。1937年,南京沦陷。金陵女子大学迁来成都,只留下美国传教士、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在她那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保护了上万的妇女免受日军凌辱。那时的华西坝,余民聚集,恩典存留,如南京城里的安全区一样,成为一座看得见的逃城。中国最好的6所教会大学,华西、燕京、齐鲁、东吴、金陵和金陵女子,在我此刻从书房望出去的一箭之地,组建了中国基督教联合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成为抗战后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的中心。恩惠所及,至今影响着全球的华人教会。

那时的陈寅恪,也在这里回望废都,伤怀文化: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其实贵格会对抗战的贡献,也和拉贝一样,少为人知。他们持守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历次战争中都以医疗救助为使命。在被称为中国战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奔跑着贵格会的救助车队,承担了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医疗物资和60%的其他救援物资的运输。1947年,英美两国的贵格会救护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惜受惠最多的中国人,连我这个经他们之手来到这世上的人,几乎都已忘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

陆川在影片和一些访谈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对拉贝等人的冷漠。他对感恩一词,似乎条件式的反感,或商业性的回避。对一个感恩太少、而非太多的民族来说,如一位网友感叹,中国人的不知感恩,和日本人的不知悔改,其实一样可耻。我寻思,陆川的心理,是把对于施爱之弟兄的感恩,和对于市恩的皇上党国的戴德,混在一起了。换言之,人类是一个整体,弟兄相爱撼山河,这样的情感认知,对陆川和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所以他的框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灵魂的边界。

所以期待《拉贝日记》,导演的情感方式,对于苦难和德行的陈述,能有一种怜悯,超越在我们灵魂被捆绑的边界之外。尤其是电影在德国拿到了最佳影片和影帝等奖项。但看过之后,还是稍微失望。

我怕的是,反过来将拉贝拔高了。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上,就是文学。

电影前半部,好过后半部。因为拉贝的歧义性,一度得到有力的呈现。差点使我预测,要好过辛德勒了。他是基督徒,是西门子公司的商人,是纳粹党员,也是国民政府的友人。这些复杂性超过辛德勒,逻辑上说,他的故事,也具有超过辛德勒的张力和压力。但在书写这种张力上,导演开了好头,却无力为继。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译制误作德国国旗),覆盖了600个中国难民,免于日机轰炸。这一幕极具震撼力,也是拉贝日记中的真实故事。

老实说,读拉贝的日记,他对上帝的感恩和仰望,和对希特勒的敬仰与盼望,有点难分高下。仅从日记看,我很难认为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逃城的盼望,在拉贝那里,被放在混合的平台上。基督、纳粹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影响了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安全区的基督教背景,在魏特琳女士,和其他几位长老会和圣公会牧师那里,比在拉贝身上更凸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张纯如说,读到这一段,她泪如雨下。而在拉贝日记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仰望、祷告和祈求。

另一面,对难民来说,卍字和卐字,也很难被区分。所以称拉贝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也折射出这种歧义性。连他晚年的凄凉,也是这种重叠性的延伸。但这部电影似乎过于瞩目拉贝的纳粹身份。基督教的背景,只剩下魏特琳办公室墙上的十字架。可惜她的形象在影片中也过于单面,结果连后半部的拉贝,也逐渐失去了挣扎中的丰富性。

在感恩与审视之间,是很难平衡。因为我们里面的情意结,尚未解开。拉贝的妻子朵拉,不认为丈夫在南京所为,有多么了不起。她说过一段有穿透力的话,若非她亲口所说,我们来说,就显得刻薄无良了:

“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算真正的善行”。

我相信拉贝也同意这话。当人怀着这样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时,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从他那里移开,在华西坝回望南京的苦难,也回望面包和恩典的来源。

  

2009-5-4成都华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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