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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墓穴走向帝国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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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墓穴走向帝国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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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5 雪莱 橡树文字工作室

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能够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传播呢?虔诚的基督徒会强调福音的大能。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福音传播是最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基督徒总是坚持认为神在这种运动中工作。神与早期见证者同工。教会的扩展当然离不开神的工作。但是神通常要通过人心和人手来工作,因此讨论哪些属人的因素有助于广传福音,也有某种价值。

当然,人的动机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混杂且神秘的要素。像今天一样,2世纪人们转向基督有各样的理由。普通的友谊关系、对被指控为不道德的秘传教派的好奇、某位殉道士的见证——这些以及其他众多因素都对人的心智发挥作用。但是,如下几个显著的因素明显地有助于基督教的扩展。

第一,非常明显,早期基督徒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所感动。大事件已经发生。神已经参与到时间之中,基督徒被这一重大消息中创造性的权能所打动。他们知道,人已被救赎,他们不可能不告诉别人救恩的好消息。在面对包括殉道在内的各种困难的时候,这种不可动摇的确信有助于解释教会增长的原因。

第二,基督福音满足了人们心灵之中某种能够被广泛感受到的需要。例如,古代斯多葛学派教导说,通过压制人对既不可能得到也不可能存留的万有的渴望,人就可以获得幸福。“面对外在无序的世界和疾病缠身的肉体,退回到你自身,在此发现神吧。”因此,斯多葛派的灵魂傲然矗立在生命的暴风雨之上,不为物喜,不为己悲。

早期基督徒在斯多葛学派道德观中捕捉到一种类似的声音。但是,他们增加了一个特征即恩典。只有神主动的爱——而不是个人的自尊——才有可能让人具有基督的生命,并引领基督徒走出来关心人类同胞的种种需要。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目标,基督徒们达到了。

第三,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基督之爱可能是基督教取得成功的最有说服力的原因。德尔图良告诉我们说,异教徒评论道:“看这些基督徒是如何彼此相爱的。”异教徒也不是在冷嘲热讽,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基督之爱充分表现在关心穷人、寡妇和孤儿中,表现在探访坐监或被判处在矿坑中过地狱般生活的人中,表现在饥荒、地震和战争期间的善举中。

有一种基督之爱的表现方式具有特别深远的效果。教会常常为穷苦的人提供葬礼服务。基督徒感到,剥夺一个人有尊严的葬礼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北非学者莱克坦修(Lactantius,约240—320年)写道:“我们不应当将神的形象和创造物扔给野兽和鸟,成为它们的食物;它必须归还到它从其所出的土地。”

在2世纪后半叶,至少在罗马和迦太基,教会开始为教友建立墓地。其中最古老的墓地之一位于罗马南部的阿皮安大道(Appian Way)上,该地名叫地下墓穴(Catacumbas)。因此,基督徒对亡者身体的怜恤解释了基督徒如何开始与地下墓穴[地下墓穴:其拉丁文为Catacumbas,意为“地下的空洞”,英文为catacomb。(catacombs)]——在罗马及其附近地区用于各种仪式的地下狭长通道——存在联系。

基督教最败坏的敌人之一、背教者罗马皇帝朱利安(Julian,332—363年在位)的一段话表明了这种善举对异教徒的影响。朱利安认识到,他所期盼的将新生命植入罗马传统宗教变得越发困难。他想将基督教抛在一边,将古代信仰招引回来。但是,他明确地看到,基督之爱在实践中具有吸引力:“通过向陌生人提供爱心服务,通过关心亡者的葬礼,无神论(即基督教信仰。罗马人将基督徒视为无神论者,因为基督徒所崇拜的上帝没有具体的形象,这在崇拜多神的罗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译者注)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没有一个犹太人是乞丐,无神的加利利人不仅仅关心他们中的穷人,而且也关心我们中的穷人,而属于我们的人寻求我们应当提供给他们的帮助时,却一无所获,这太不像话了。”

最后,在许多情况下,迫害有助于将基督教信仰公开化。在古罗马的竞技场,成千上万的人见证了殉道事件。“martyr”(殉道士)一词原意为“见证”,该词恰如其分地表明了许多基督徒在临死时刻的样子。

罗马公众既心肠坚硬,又野蛮粗俗,但他们也不是毫无同情心的;毫无疑问,殉道士的态度,特别是年轻妇女的态度,她们和男子一起受到折磨,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殉道事件中所能找到的,只是殉道士们面对折磨时的冷静和勇气,对待敌人的儒雅大度,接受苦难时的喜悦。所有这一切是主所指出的通向天国的道路。在见证基督徒遭受惩罚和死亡的异教徒中,有大批皈依了基督教。

由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原因,基督教会成倍地增长,最终,罗马帝国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强行压制。罗马帝国不得不和基督教信仰妥协。

但是,在基督教从地下墓穴走向帝国宫廷之前,这个时期是基督教异乎寻常地扩展的时代;这个时期让我们想起,只有当教会受到福音的鞭策,将万民引向对耶稣基督的真信仰时,它才是真正的大公教会。

本文摘自雪莱著《基督教会史》,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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