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定型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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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准备八卦些美国CIA和中国安全局的合作故事，以及双方在台湾、新疆及西藏的爱恨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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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葱白对不起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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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点当年CIA主导下的自由世界通共的事情吧。
　　
　　70年代开始为了提升中国实力对付苏联，西方确实卖了不少好东西出来，美国的东西最杂，此外还有英国的航空发动机意大利的轻型鱼雷瑞典的船用螺旋桨瑞士的小口径高炮等等等等，和以色列的航空技术交流也不是秘密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两个贡献很大非常低调的国家----法国和德国。
　　
　　说起法国军售，一般的印象就是当年卖台湾拉法叶护卫舰(已经是缩水版了)，被TG骂得狗血淋头，其实都是喷口水。从80年代开始法国就卖给中国飞机设计软件和航空电子系统，海军方面有反潜声纳防空导弹和柴油机，还有最有名的100毫米舰炮。即使是89以后还派技术人员过来做客服，单独为中国搞出了一个改进版，现在南海舰队的168~171四条新驱正用着呢。
　　
　　至于德国就更是一脸无害的样子了，卖的都是军民两用的技术，但是到底用在哪里他们也不管。比如运载东风导弹的重型车，就是用的德国动力和控制系统，现在我们都能消化自制改进了，还有驱逐舰上的柴油机，去亚丁湾3个月的就是用引进技术生产的国货。.

再说一段中国当年的工业和科技升级，其实建国以来有3个阶段，一个是50年代中苏蜜月期，老毛带领4万万同胞对苏联同志搞全民大忽悠，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毛子当时也晕菜了确实舍得给技术。另一个是80年代中美蜜月期，欧美是抠门了一点刀也够快，不过的确让中国开了眼界，可是缺乏专家指导和相关技术资料，自己偷偷搞逆向蹲墙角消化起来进度很慢。
　　
　　最近的一次是90年代，老天帮忙苏联解体，虽然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形势上马上吃紧，但也捞了很多好处。去俄罗斯用白菜价捞步兵片这个大家都知道，苏27伊尔76甩卖并不是毛子白痴，缺现金是一个因素，还有一点就是TG用美刀开道，从上到下砸倒了一批人，然后里应外合黑毛子国有资产，不光从正规渠道进口，还有以报废名义偷偷倒卖的。
　　
　　上面只是进口装备应急，更重要的是从前苏联那里挖人，航天航空导弹雷达材料激光各个领域五花八门，反正嘴里说着当年的中苏友谊手里偷偷塞过去美刀，据说是挖过来好几千，有的还是带着投名状过来的。最有名的是得过列宁奖的工程院外籍院士，还有搞水下机器人的，一下子把中国的深潜技术从1000米提高到6000米。
　　
　　都说毛子做事不厚道，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对他们厚道过了。。。

偷偷地挖人，宣传地不要，低调，低调。。。
　　
　　
　　比施根斯（Г.С.Бюшгенс） 俄罗斯人，俄罗斯著名飞行器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家。俄罗斯在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方面的权威。1916年出生。1940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1964年以喷气飞机的动力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现任莫斯科技术物理学院飞行力学系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
　　20世纪60年代比施根斯曾帮助中国开展超音歼击机的方案设计，对歼8飞机调试起到了先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起帮助中国搞远景新飞机的方案设计，提供了一批从四方得不到的软件，并组织俄ЦАГИ和设计局专家帮助我国设计新飞机，使我国250多人受到设计远景新飞机的锻炼。
　　1996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来源：中国工程院网站）.

近一百年感动TG友人奖名单出炉（排名不分先后）
1，蒋介石同学
2，麦克阿瑟同学
3，尼克松同学
4，戈尔巴乔夫同学
5，拉丹同学
6，布什同学
7，奥巴马同学，奥巴马同学？奥巴马同学哪去了？快过来领奖，快点。。。.

看得很HIGH。。。。原来咱也不是省油的灯。。。.

解放战争开打以前，米国主持两边谈判，顺便派了几个无线电小组监听国共两边的电报通信，连电话都不放过，不过效果并不是很好，一是对TG那边的密码方式不熟悉，二是没有投入过多的人力资源，三是国控区条件不好经常停电(不排除老蒋经常折腾的可能性)，所以后来发现双方都没有诚意谈判以后，就草草收场转移方向去监听苏联去了。米国认为中国这么大，内战还要且打好几年呢，木有想到KMT4年就跑路，然后紧接着就是朝鲜战争。
　　
　　米国当时技术监听的部门是陆军保密局(Army Security Agency, ASA)，后来整合成为三军保密局(Armed Force Security Agency, AFSA)，52年以后才改组成为传说中的大牛‘国家保密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朝鲜战争时是AFSA，49年TG建国以后重新开展针对中国的工作，开始没什么人手，就从监听民用通信和军政明码电报入手，还真截获了不少部队调动的周边情报，比如列车船运被服地图甚至防化装备，得出了中国在东北大规模集结部队，很可能会出兵朝鲜的结论，可惜上面有人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尤其是麦克阿瑟和华盛顿的一些鹰派(更不巧的是麦克阿瑟特别迷信空中侦察)，于是报告石沉大海无人过问，而KMT送过去的情报分析米国人那时根本不信，直到在朝鲜北部被突然出现的大量志愿军打了闷棍。
　　
　　开打以后，相关的侦听小组当然要靠前配置，技术装备上米军很先进，但问题是那时缺少中文语言专家，尤其是通晓各种方言的，米国土鳖华裔那时都是从南方出去的，而TG军队里以北方口音为主，所以监听效果很糟，直到后来从国军里找了部分北方监听员才解决问题。战争初期米军只能搞电台定位和流量分析，电台定位不用解释，流量分析就是某个地域无线电通信突然猛增，说明TG很可能马上要在那里折腾一下，于是后面就要通知前面: 童鞋们要注意躲炮弹啊，土八路吹小号冲锋时要挺住啊。
　　
　　到了朝鲜战争后期大约是52年以后，随着懂中文的密码专家的加强，米军号称能够破译多数志愿军低级的电报通信，可以掌握相当数量的战术情报(高层通信密码复杂不止一层，而且样本比较少所以破译困难)。52年10月白马山38军没打好，一直说是一个连级军官投敌，其实有相当大的通信泄密因素，基本上这两个渠道可以互相印证，让对方在兵力和火力调配时非常有信心。
　　
　　总体说来朝鲜战争里米军通信情报部门的表现相对二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战后就被改组。.

说起监听，插点美国和英国的
米国的技术流情报机构NSA(相对于高来高去的CIA和FBI)，英国的技术流GCHQ(相对于MI5/MI6)。
　　
　　跟米国的NSA一样，都是偷窥狂偷听狂和拆信狂(密码破译)，GCHQ全称是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政府通信总部)，其前身是二战时期的政府信号密码学校(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 GCCS)，再往前追根究底的话可以挖到一战时期的‘40号房间’(Room 40--40室，或者随便怎么翻)，从一战开始就破译了德国外交密码(影响了米国的站队)，后来还破译了部分德国海军密码(对日德兰海战有贡献)，有兴趣的童鞋可以自己去挖掘。
　　
　　英国的风格一贯是低调，低调地做了几辈子坏事还能让原殖民地老百姓感恩戴德，哪象米国还没出去做坏事马上全世界都知道然后一起臭骂。不过英国的GCHQ这里也做过很脑残的事情，影响很大国家利益受损还被盟国长期耻笑。

二战以后密码学校改组成为通信总部，跟MI5/MI6是军队系统不同，GCHQ一直是政府系统，里面的多数都是平民雇员，英国政府那时脑门被门夹到，居然允许工会组织在GCHQ里发展会员，开始也没什么事情，后来到了70年代工会运动风起云涌，阶级斗争开始激烈，终于出事了。
　　
　　79年2月，GCHQ总部的工会成员发动了两天的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那里的工作很多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一部分员工罢工，剩下的很多就没事可干了，于是总部的监听和密码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立刻工会组织发现一个惊喜，在别的行业罢工，撒切尔政府只是非常不爽，但在要害部门罢工，政府就会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痛。
　　
　　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本来是GCHQ成员发疯工作的时候，但是工会组织开展了‘选择性干扰’活动，这倒不是砸设备烧资料这种文革举动，而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不早到不加班午休一分钟也不能少，而且在监听时就在固定的几个频率上守株待兔(牛人都是在一个频率没动静的时候不停地换台追信号)，有信号就记录没信号就两眼望天进入白日意淫状态。

GCHQ很多工作是需要跟NSA交流沟通的，结果两国一起开协调会的时候，英国人被米国人疯狂笑话，也不好还嘴郁闷地一塌糊涂，只好说我们最近有困难，拜托你们多担重任啊。开始米国还是笑笑，时间一长久笑不出来了，发现GCHQ这样一搞，效率实在很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81年年初，工会居然在GCHQ的所有海外站点里策动总罢工，不过最后貌似没搞成的样子(有否搞成这点我不是很确定)，总之事情越来越大条了。
　　
　　82年马岛战争爆发，两个变态机构一起对阿根廷侦听，结果英国居然堕落到多数情报要靠美国来提供的地步，NSA号称破译了超过90%的阿根廷作战来往电文，英国人当时差点疯了。通过此事英国朝野基本达成共识，撒切尔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在GCHQ内部禁了工会，判决生效的第二天所有工会成员就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封信，要么退出要么走人，结果有十几个人辞职或者被开除。不过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梅杰政府又把这个禁令给取消了，那时英国工会势力已经被撒切尔给打得很低落了，估计也是和工会达成了默契，在要害部门里不折腾。

再补充一点，GCHQ在80年代初的低效率和过于依赖美国的情报，促使英国政府要狂爬科技树的决心，83年通过预算准备打一颗电子监听卫星。其后BBC在搞一档关于情报机构的纪录片，里面涉及到此电子卫星财务运作的黑幕，后来事发86年底BBC迫于压力决定纪录片不能播出，86年初的时候政治部抄了BBC格拉斯哥制作中心的办公室，没收了母带和相关资料，还搜了制作人的家。
　　
　　结果在87年，监听卫星计划还是因为严重超支而取消，童鞋们，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钱不够多都是杯具啊。。。.

　了解密码破译的人肯定会知道一个名字，艾倫·圖靈(Alan Turing)，二战前后英国一个很牛的数学家，在密码逻辑和人工智能方面很有才华，为破解德国密码机作出了很大贡献，时代周刊的20世纪100个最重要的人物和BBC的100个最伟大的英国人排行里面，他都榜上有名。
　　
　　二战期间的事迹就不说了，总之是介于牛和很牛之间，不过二战以后他的人生就变成了杯具。50年代初圖靈因为背背山被抓，后来被判有罪(那时在英国同性恋还是犯罪行为)，差点跟王尔德一个下场，还好当时时代有所进步可以不用坐牢，圖靈选了荷尔蒙疗法(说难听点就是化学阉割)，治疗的后果大家可以自己去钻研，这里就不说了。
　　
　　两年后圖靈服用氢化物自杀(这个有点争议)，上个月布朗首相正式为其恢复了名誉，也算有了个交代。.

都说TG会多，其实欧美也不少，不过人家是国际碰头会多，利益分配问题，要么扯皮要么打架，所以这就给了英米鬼畜做猥琐事的空间。美国最早有个MI8，是NSA的爷爷，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谈判期间，MI8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能解读来往的日本外交电报，掌握了日本政府的谈判底线，使华盛顿海军条约美日主力舰比例最终确定为10:6，而不是日本海军要坚持的10:7，条约签署后日本不得不拆了好几条已经上了船台的战列舰。
　　
　　20年代末MI8被满脑子正义理念普世价值的国务卿关掉，里面的首席密码家失业，恰逢经济危机投资尽墨，到了30年代初只好写书贴补一下家用，里面爆了当年海军会议的一些料，日本人一看大怒，几年后终于撕毁协议开始造舰，不过也有点晚了。密码大师看码字钱来得快，还写了第二本，结果被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新书被禁，双方翻脸成仇。二战开始后，他也没得到重用，38年去了重庆培训中国密码破译人员，时间不长待了一年多，钱倒赚了不少。
二战以后搞联合国，米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主场之利的重要性，于是把总部张罗在了纽约，开销再大再扰民也不要紧。对代表团具体的监听行动肯定是很多的，具体细节也只有天晓得了，但比较出名的一次走光事件，是03年入侵伊拉克安理会表决前，NSA对安哥拉/保加利亚/喀麦隆/智利/圭亚那/巴基斯坦，这6个立场摇摆的非常任理事国代表团进行监听，最后被一个‘有良心的’GCHQ中文监听人员爆给了英国媒体，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不光是政治谈判，就是经济谈判NSA也会出马，只要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底线。90年代美日汽车贸易战，两国谈判的场地一个是华盛顿，另一个居然是日内瓦，泥轰还是不吸取教训居然争不到主场。在华盛顿谈判时，NSA大拿们蜂拥而出，对日本代表团进行全方位监听，虽然日本代表团也架设了保密线路，但是随团的日本汽车企业头目们明显保密意识不够，经常使用手机和酒店线路讨论问题，让米国收获很大。
　　
　　米国不仅针对政府，还对上了黑名单的企业进行国际通信监控。90年代中国卖伊朗C801/C802反舰导弹，米国表示不满，后来的江克会两边就此喷口水，喷下来的结果是米国卖TG民用核电设备，TG承诺不继续卖伊朗导弹。但考虑到这是一个胡萝卜都靠不住的世界，米国当然不能凭TG的一张嘴就信了，关键时候还是要靠自己人，于是NSA对中国对伊朗的出口贸易开始上心，尤其是精密机械进出口，变成杯具了。当时中国伊朗之间的传真NSA都能转换成文字识别按照关键词自动检索，主要是找关于导弹和相关配件的合同协议文字，两国之间的海运提单也有专人追踪，精密机械进出口和伊朗办事处之间的电话联系被24小时监听录音，估计到现在还有存档吧。。。.

阿富汗历来都是四战之地，占住了方便到处打人，也方便了被人到处打，更何况都是山地民风彪悍立足不易。苏联跑那么老远折腾，基本有以下几点:
　　从沙皇时代就开始的往中东和南亚扩张政策的延续；
　　进一步靠近中东产油区，至少也处于能影响伊朗事务的重要位置；
　　挤压亲美亲中的巴基斯坦，必要时挑动卑路支省矛盾或干脆自己出兵，拿下瓜达尔港，获得面向阿拉伯海的港口；
　　遏制伊斯兰势力对苏联几个中亚共和国的影响，避免内部产生分离倾向。
　　　
　　都说79年12月苏联全面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拉动中巴开始搞援助，其实在79年初美国就开始跟巴基斯坦商量怎么恶心苏联了，没谈多久巴基斯坦的金主沙特突然冒了出来，说我没枪没人但就是不缺钱，你美国出一美刀我也出一美刀，不含糊！然后CIA突然收到消息，说79年4/5月间TG居然向阿富汗游击队送了一批枪，同时英国也愿意提供部分资金和情报支持，于是地球上的5个大小邪恶政权居然神奇地走到了一起，开始恶心一个更邪恶的政权。。。

TG以前一直是往外送枪的，从那时起开始搞军火贸易大家都知道了，这东西跟吸毒有一拼，利润太高了，何况又是米国下订单，TG一看连卖步枪都那么赚，那卖坦克大炮还了得啊，没过多久来了两伊战争，TG鸡冻地浑身发抖，这个不提。。。
　　
　　沙特当时还是很土鳖的，比TG还土鳖，虽然要富很多很多。沙特人给钱的时候，如果正好碰到特使去巴基斯坦协调工作，有时会直接拎几箱美刀过去，美国沙特巴基斯坦特务头子们在开会，隔壁小巴军情局的人就在那里哗哗地数钱，场面很壮观。
　　
　　80年代中期的时候，米国出的钱每年达到2亿美刀，再加上沙特的1:1就是4亿，但是往阿富汗运的多数都是低科技轻武器(中国的56-2/63自动/40火/12.7什么的)，虽然偶尔会带点别处搞来的苏联SA7肩射导弹和老式厄利空20MM防空炮(毒刺是86年开始运的)，要把预算花完还是得费点心思。虽说步枪运得多，但阿富汗土鳖糟蹋地也快，于是米国开始全球采购，小弟那里也要摆平。所以巴基斯坦埃及甚至土耳其都开始向米国卖枪，开始是苏制装备，后来不管了连二战时生产的武器子弹都要，甚至李恩菲尔德经典老步枪都卖出了好价钱。

沙特只管出钱根本不在乎采购成本控制什么的，只有CIA还稍微上一点心把钱还算当钱用，不过不可能每个环节都盯着，就想了一个办法，雇了几个军火贩子盯着军火黑市，什么时候AK步枪价格大跌，说明阿富汗土鳖或者巴基斯坦军队在甩卖军援物资了，那时就得敲打一下他们。
　　
　　10%先生的名气大家都知道，不过那时巴基斯坦军情局更猛，雁过拔毛那根本不叫贪墨，貌似83年时玩了一把极端腹黑的。当时巴军方把一批李恩菲尔德步枪和子弹卖给了米国，然后在运输过程中被军情局给黑了，这事米国也不在意，这么老的东西爱贪不贪。不过光贪那不叫本事，这批枪弹装船离开卡拉奇，出去转了一段时间，回来卸货后以从海外采购来的走私军火名义，巴基斯坦军情局居然把已经卖给米国的东西再次卖给了米国。还好CIA的人当时比较有责任心地象征性开箱看了一下，然后马上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子弹底板上面巴基斯坦兵工厂的记号(POF)还在，不过此事也是不了了之，估计最多也就是抱怨几句不会再次付钱而已。

　开始5个大小流氓的援助还比较谨慎，因为巴基斯坦怕把苏联惹急彻底翻脸派部队杀过来，于是大家商定要细水长流，让阿富汗成为苏联长期流血的伤口。但是差不多从85年开始，阿富汗反苏武装派别变多都要求增加援助，米国内部也希望加大力度，所以往那里扔了很多毒刺，由CIA赤膊上阵派人培训。钱多了枪多了，人自然就多，阿拉伯世界不断有志愿者蜂拥而至，最后圣战终于形成了气候，打跑了苏联，折腾了米国。。。.

话说沙特和巴基斯坦当时对于阿富汗的介入还是比较深的，主要是两国的情报局在折腾，沙特的GID和巴基斯坦的ISI，各自在阿富汗都有自己支持的部落武装，最神奇的是，连沙特的宗教部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山头，而且沙特情报局也支使不动。
　　
　　沙特之所以这么来劲，主要还是宗教原因，除了要输出瓦哈比在伊斯兰世界当头，还有对马列无神论的极端怨念。80年沙特牵头召开世界伊斯兰组织大会，阿拉法特事先打招呼说要在会上发言，沙特估摸着肯定是亲苏反美言论，于是打算在他后面安排阿富汗代表的血泪控诉抵消其影响。从那帮山地土鳖里选谁是个问题，选不好就丢人现眼了，于是召集武装头目们碰头选秀。这些人一听要在全伊斯兰头脸人物前出风头，一下子就热闹了，当时沙特也够土鳖，但还是彻底败给了这帮阿富汗土鳖，武装头目们开始是拍桌子吵架，后来干脆发展成全武行，沙特特务和宗教头子们当场目瞪口呆惊呼不可战胜。
　　
　　毕竟沙特情报头子是干这行的，外加亲王头衔说一不二，杯子一摔当场将土鳖们拿下关进监狱，倒也不是要皮鞭调教，就是让他们要吵在号子里吵个够，有了结果再出来见我。吵了大半天终于有了结果，沙特亲王一看，大叔长得够悲愤但不吓人，说话也很煽情，就定了人选。但是有个问题，阿拉法特虽然手下枪不算多粮不算足，但声望值非常高，自己选的阿富汗代表以前也就一在野武将，影响力不在一个级别上。输人不输阵，咋整? 改名！亲王把此人的名字略加修饰，据说有先知的奴仆之类的意思，看上去马上就有了历史显赫的世家公子仇记的味道，至于为什么阿富汗人当年会去服侍穆罕默德，这个不是重点。。。

再说巴基斯坦，5大邪恶政权一起在阿富汗折腾毛子，毛子也不是省油的灯，经常派亲手培训的阿奸特工过境搞破坏，或者干脆派飞机越境轰炸(跟米国现在一个德性，小巴做苦孩子也有年头了)。
　　
　　ISI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情报机构，80年代中期经手的援助越来越多，手握利刃杀心自起，打算向毛子中亚共和国反击也搞破坏。这事沙特非常积极，跟巴基斯坦一起整出来的主意是搞宗教输出，煽动几个中亚共和国内部一直被压制的宗教情绪。米国对此态度暧昧，既想让毛子肚子疼又不想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只是提醒他们不能太过火，最后基本属于默许。
　　
　　84年沙特和巴基斯坦合作，印了几千本乌兹别克语的古兰经偷运进乌兹别克斯坦，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ISI还培训阿富汗游击队特工进入中亚地区挑事，最终效果不明。大家都没想到此事在20年多后还有回报，现在巴基斯坦军队开进部落地区围剿塔利班，那里的乌兹别克外援就有一万多，而且战斗力很强，出来砍人早晚都要还的啊。。。.

继续说沙特啊，伊斯兰世界的大金主，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虽说沙特近几十年没怎么跟人打过仗，但是也有一定的危机感，跟也门一直有宿怨和领土纠葛，早先怕以色列炸过来后来怕伊拉克打过来，所以很早就出钱请巴基斯坦派一个装甲旅常驻沙特。80年代初跟大陆还没建交就买了东风5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同期沙特为了支持北也门打南也门，还从台湾请了部分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作雇佣军常驻北也门，直到90年中沙建交。
　　
　　不过最火星的是79年麦加围城战，当时那里居然被一批宗教狂热分子给打了进去，占了有半个月，后期沙特部队在炮火支持下打了几次都被轰出来，伤亡惨重。其间负责指挥的王储一拍脑门说要玩高科技，派特种部队机降清真寺大院，不过沙漠土鳖当时不懂从空中火力压制，结果下去多少人马上就被交叉火力给突突了。
　　
　　然后沙特人就没信心了，重金从法国请来国家宪兵特勤队(貌似是临时火线入教)，再把巴基斯坦部队拉上来，用土工作业(在墙上开洞什么的)配合强攻，终于打了进去收复圣地，事后被抓的几十人全部公开砍头示众。。。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3:43 编辑 ].

太好看了，比YY小说好看多了.

撒花，太好看的了。
就是有点太杂了，一个一个来说明白吧！.

话说当年米国当年在阿富汗的行动始于70年代后期卡特时代，开始是很低调的绝对不用美国装备，到了80年代中期米国的政策逐渐调整，从给毛子放血转向到要把毛子赶出阿富汗。前年好莱坞有个电影‘Charlie Wilson’s War’就是讲那个事情，里面还是习惯性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塑造了德州牛仔政客与草菅阿富汗人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可歌可泣的故事，其实一个人能搬动影响国运的帝国外交车轮就见鬼了。
　　
　　那时要求对行动升级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面对巨额援助的诱惑，阿富汗部落土鳖们在有心人的指点下学得也很快，开始在华盛顿各个部门大楼和头面政客办公室里搞游说，而且绝对不会穿西装打领带，要的就是大胡子+长袍配合血泪控诉的那个效果。巴基斯坦对毛子的越境袭击要搞报复，沙特的钱也给得快想搞宗教输出，CIA内部也有山头要搞扩张抢预算。因为历史和民族矛盾，很多阿富汗武装并不喜欢巴基斯坦的干预，而且米国内部也有很多人不满巴基斯坦的雁过拔毛，所以很多力量都要求米国加大投入自己拉队伍早日解决邪恶苏共。

83年里根大统领与阿富汗自由战士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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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要预算也是很有手段的，自己不能去搞院外游说，但是经常组织‘战地旅游团’，把有兴趣的议员拉到巴基斯坦边境难民营去参观，回来以后议员肯定跟打了鸡血一样到处演说要求加大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力度。据说还有参议员混在什么代表团里去喀布尔访问的，回来后就狂喊要多运狙击步枪过去，说自己在马路上就能看到路边大楼窗户里的毛子将军，运过去100把能打死多少大头目啊。
　　
　　不过CIA也有顾虑，以前冷战前期二战杀气犹在，米毛之间手上都沾过对方的血，不过后来发现这样搞下去永无止境，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双方的秘密战线上基本有了潜规则(或者说君子协定)，如果知道监控对象是对方正式编制里的人员，那是不能杀的不然肯定有报复，最多就是抓起来以后搞交换，对于编外人员那就没什么客气的了，管杀不管埋。开始在阿富汗也一样，米国装备绝对不能用，在巴基斯坦边境抓到毛子也管吃管住，同样毛子也不针对CIA打打杀杀。.

82年有个跟中国有关的11号文件，主要是军事合作技术转让，至今一个字也没解密，83年还有一个76号文件，关于跟中国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算是部分解密，公开的方式很囧。。。
请看下图：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3: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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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这个所谓的部分解密，仔细一看除了某年某月跟那个谁签了什么协议由某部门具体经手，关键的内容什么都没说，不过这也算解密了，以后也可以算在公开化透明化的统计数据里面，不象TG什么都要藏着，用猥琐方式搞变相开启民智。。。.

一直以来有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些说法:
　　流言一，当年中国历次核爆前后，必有神秘飞行物侵入西域，绘制飞行线路的速度跟不上报告位置变化的速度，都是高来高去根本拦不住；
　　流言二，TG爆氢弹爆炸当天，米国大统领拿到现场照片要早于TG大统领，当然照片是不一样的。
　　第二种说法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第一种还是比较靠谱的。
　　66年5月TG在罗布泊搞氢弹的前期核试验，当天米国从关岛飞了一架SR-71，核爆时已经飞到试验地域附近探测，然后在返回时穿过高空放射云收集数据，消息是通过通信接力，从SR-71到西太平洋上的另一架米军侦察机到关岛再到本土，白宫在核爆8分钟后就收到初步通报，在5小时后收到数据分析报告确认不是热核爆炸，也就是说不是氢弹，第二年TG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SR-71的侧视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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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后期是SR-71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活动最频繁的时候，除了跑罗布泊，越南朝鲜也是要去的，68年美国间谍船事件发生3天后，为了了解详细情况，美国从嘉手纳出动了一架SR-71四次横穿朝鲜，中国雷达发现了目标，在事后通知了朝鲜。
　　
　　到了60年代末米国D-21无人机出现后，SR-71就不怎么飞中国了，70年代初D-21计划取消但中美关系改善，SR-71也不搞穿越，而是在沿海地区打过擦边球收集电子信号。

米国本土以外的SR-71基地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4: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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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在沿海的活动以及68年的两个大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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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71路过海南时也顺便拍了点风景，下面贴的是前面一次任务的报告，不过我只能认出榆林和陵水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4: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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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就有CIA武装台湾的黑猫中队了，不过连着被干下好几架。
冷战时期老蒋指派其子小蒋和米国CIA签约，从1953年开始，台湾帮助CIA侦查大陆情报来换取经济援助（混的越来越没志气）。
黑猫中队即35中队成立于1958年，飞行员陈怀生设计了黑猫图案，黑猫造型代表U-2机身金色眼睛象征锐利的高空摄像机。又因飞行员身着特制的黑猫图案夹克衫，因此被称为黑猫中队。
黑猫中队成功首航两天后，两蒋父子就在士林官邸接见飞行员陈怀生，“空军总司令”陈嘉尚陪同出席。
合影留念时，小蒋与陈怀生分立老蒋两侧，状似亲昵，陈嘉尚担任“空军总司令”，却只能站在更外侧，显示黑猫中队在两蒋心中的分量。1962年9月9日，陈怀生因座机在江西遭击落而死亡。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4: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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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黑猫：
侦照目标举凡大陆东北之佳木斯、小丰满电厂、沈阳飞机制造厂、绥远、北京、包头、成都、武汉、中越边界、新疆、罗布泊原子弹试爆场等，对了，还有老蒋母亲坟墓。总计自 1961至1965年深入大陆执行任务约30余次，自1966年以后任务减少，多为沿海照相任务。1967年9月，黑猫中队奉命停止进入大陆侦察拍照。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承诺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1974年终止计划并撤退米帝代表(1975年U2撤离)，前后达13 年。期间有6架U-2在执行任务中被TG击落（PLA摸着萨姆2感谢对岸协助训练。）击毙飞行员4人，另有2人被俘。（黑猫中队共计损失U2飞机14架，10名飞行员。）整个中队只有12名飞行员幸存。另，飞行员王锡爵1965年退休后入华航当机师，于1986年劫机华航334号班机投奔中国大陆。。。
说到TG打间谍飞机的成功之处，除了PLA争气之外，还要感谢余则成同志。
　　
　　谢翔鹤少校是对岸传说中的飞行精英，服役于6大队4中队曾多次驾驶RF-101巫毒式侦察机出入中国大陆的领空，进行战术侦察任务，因而获得老蒋的召见，并颁发“宣威”、“肜弓”、“飞虎”和“云龙”等勋章。 1964年12月1日，谢翔鹤在执行对路桥的侦查拍照任务返航时，为PLA海军航空队第4师第10团飞行员王鸿喜所驾驶的歼-6歼击机所击落，随即为中共海上民兵所俘虏。
　　
　　传说他在被俘后面对TG的说服教育人员态度嚣张，直嚷嚷辣椒水老虎凳使劲上，美女金钱尽管来，哥绝不泄露一句党国机密，期间还“因不满TG干部出言污辱蒋介石总统，而站起来与对方拍桌子对骂”。后来把TG的人弄烦了，直接拍出一张照片，你丫自己看，这张照片在你来之前俺们就拿到了，你的党国还有啥机密。。。

执行任务比较牛的一次是1969年，大陆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与原子弹。为了获取情报，前“黑蝙蝠中队”飞行员黄文与11名组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驾驶一架米军的C-130运输机从泰国起飞，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甘肃酒泉外围沙漠上空，空投两大箱侦测器材后安全返航。
该中队成立于1958年，1967年12月停止侦察任务，1972年撤编。期间使用B-17,B-26,RB-69A,P-2V,P-3A/B,C-123,C-130机型，先后有15架间谍飞机被击落或坠毁，损失148名机组人员，占全队2/3。传说他们为保住机密，即使飞机被击中也不跳伞逃生，选择如蝙蝠般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

　　
　　当时担任空军“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负责这两支队伍，衣曾任蒋介石的座机机长，后出任“总统府”情报总管，负责和米国“西方公司”联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衣复恩被莫名关进牢里，一关三年，至今真相未明。1969年衣复恩以中将退役，转任亚洲化学公司董事长，在2005年4月9日去世。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4:27 编辑 ].

CIA的马甲：西方公司
　该公司的正式名称是「西方企业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简称ＷＥＩ），直属于ＣＩＡ内的「政策协调处」（ＯＰＣ），这是一个与「特别作业处」（ＱＳＯ）平行的单位。「西方公司」的最先倡议者不少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宋美龄（宋美龄传说中的称号是「西方公司」保姆。。。）、陈纳德（抗战时传说中的飞虎将军）、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等。最主要的推动人则是ＣＩＡ的政策协调处处长魏斯纳（Frank Wisner），远东处处长史迪威上校（不是抗战时的那个史迪威，后来做到西点军校校长），政策协调处的中国科长狄普义上校（Col. William E. Depuy此人后来做到四星上将，是提拔米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的恩人）。
　　
　　　「西方公司」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米国匹兹堡市正式注册成立，出面的负责人是布立克（ Frank Brick），此人曾任米陆军第九十师军法官，是中情局创始人杜诺万将军的老同事。独眼龙汉弥顿是「西方公司」的秘书兼财务，总裁则由庄士敦（Johnston SACO的老特务）挂名。西方公司的雇佣人员在公司成立后的次月（一九五一年三月）即抵达台湾，开张营业，摩拳擦掌的要向当时相当无害的小白兔伸出魔爪。

「西方公司」的台湾总部设于台北市中山北路，靠近圆山饭店，首任老板是皮尔斯（Will iam Ray Peers）中校，二次大战时在缅甸主持敌后的情报工作，是ＣＩＡ前身ＯＳＳ第101支队的队长，后派到中国，在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内工作。「西方公司」的全盛时代的工作人员达七十多人（当地的支持性职员不计在内），有各式各样的人才，包括游击战术、爆破、密码解译、伞兵训练、心战等方面的专家。其中一位早年在上海「字林西报」当过驻北京特派员的甘露德（Rodney Y. Gilbert），即是负责对大陆的心战业务，此人那时已年逾六十，和二十多岁的作者比当爸爸都有余了，故被尊称作「罗得伯伯」（Uncle Rod）。
　　还有一个地点是位于新竹市东大路与北大路口神成桥畔的灰白色洋房，里面住着很多外国人，极为神秘。历史评论家郭冠英的家就在附近，他说，小时候不知道那里是做什么的，只是常看到黝黑色的雪佛莱轿车进出，就像电影中的那种车一样。
当年大陆周围有不少台湾的所谓“反G救国”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训练、装备都是ＣＩＡ提供（JD，ZD的武装人员训练也有CIA的影子），由ＣＩＡ招募的二次大战中的情报老手 （包括中美合作所ＳＡＣＯ及ＱＳＳ的成员）和借调自米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组成「西方公司」负责执行此一计划。整个目的在牵制TG在朝鲜战场上的军力，使TG无法抽调部署在沿海的部队到朝鲜半岛去作战。故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西方公司」的历史性任务即完成，逐渐式微，而后易名为海军辅助通讯中心（ＮＡＣＣ），外岛的游击活动也自一九五三年七月突击东山岛的战役后画上休上符。
　　这本书是CIA推荐读物，（当年成员何乐伯Frank Holober写的《中国海上突击队（Raider of the China Coast）》）,个中猛料非常丰富，比如闪电突袭大陆沿海地带、伪造大陆邮件、给老毛子下仙人跳却被调戏、被女王国揭发等，可惜在网上找不到全本，谁有资源望告知。
　　早前不少老片子的题材都是抓特务（那时候小孩还流行抓特务的游戏），只要影片地点是沿海一带那绝对是全民皆兵，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部片子里n个女民兵挂着子弹带，背着步枪杀气腾腾地巡视海岸。现在想来，这些场景绝不是艺术夸张。。
“西方公司”的米国工作人员提供情报、训练（辨识船只的类型、国籍）和武器拦截驶往大陆的商船，也会引起一些国际纠纷，其中最著名的波兰油轮“陶普斯”号。由于船上有不少的俄籍船员，那时正是冷战高潮东西对峙的年代， “西方公司”希望俄国船员投奔自由，造成宣传的效果，尽管米方没有直接参与侦讯俄国人的事，却在幕后扮演了角色。先是透过“西方公司”驻台北代表迪伦（Robert S. Di llon）的安排，米第七舰队获得一部份“陶普斯”载运的喷射机汽油。台湾情报单位体会米方盼望，俄国船员弃暗投明的“心意”下了不少功夫。提供舒适的旅馆之外，还准他们上酒吧，晚上供应女人，并暗中加以录像，作为要挟俄国船员投诚的手段。那知老毛子们不吃这一套，居然叫看管的人加印那些妖精打架的照片，说是要寄给他们的好友们，让好友们羡慕而仿效。。。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4:29 编辑 ].

我怎么感觉茅台好喝呢，喝完没有不舒服，五粮液喝了上头。
听说现在市场上的茅台90%是假的，一定要从厂里直接买。.

从50年代起米军就在台湾设立了监听站，主要站点在台北县的林口乡，又称林口通讯站，那里原先有一个日本空军机场，就顺便在原来的地盘上扩建，编制上属于米军，情报处理上跟NSA来往更多。
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对台湾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基辛格访华前米军要停飞U2一段时间，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于是只好说全部U2都要一起检修3个月，还不放心专门从本土派了一队人马把飞机全部大卸八块拉进仓库封存。　　
　　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米军在林口的通讯站也要关闭，人员逐步撤出一些设备拆除，最后把那里交给了台湾国防部电展室，并加装了一些卫星天线用来接收米国商用卫星图像，后来部分营房台湾又划给了宪兵队。
不过米国完全退出台湾的监听工作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又通过一个在马里兰州注册的顶峰电信系统公司(Summit Telecom Systems)在阳明山搞了一个通讯基地。阳明山通讯站设备全部从米国进口管理和维护全部由顶峰电信运作，而此公司在日本和韩国也有很多神奇的业务。
　乔倒麻袋，马里兰--电子--通信--亚洲，怎么看怎么眼熟的样子，一翻小黑本本，原来是NSA的马甲公司，阳明站里的米国技术人员全部是从NSA退休的老江湖，不远万里来发挥余热，米国真是好地方，活雷锋满世界跑。
说起这个阳明站，当初还帮过FLG的李大师一把：


03年香港报纸：
干擾中共衛星電波 源自陽明山？
　　
　　外傳中共通訊衛星被干擾，源頭居然指向台北陽明山。專家對此指出，我國與新加坡共同擁有「中新一號」通訊衛星，在軌位置與中共衛星過近，兩者發生互相干擾的狀況事屬必然，而且「中新一號」也曾被干擾，錯不在我單方。
　　
　　由於國家安全局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對大陸監聽的基地就設在陽明山一帶的「梅園」，讓人聯想是否有其他設備或作業意外干擾到中共通訊衛星，國安局相關官員昨天表示不可能。國安局指出，我國雖不是聯合國「國際電訊聯盟」ITU成員，但向來遵守ITU的公約，也絕不會干擾其他衛星。
　　
　　國防部有關官員指出，交通部與新加坡共同所擁有的「中新一號」同步通訊衛星，與中共衛星太接近，且都使用C和Ku頻段，難以避免轉頻器互相干擾、影響通訊功能，我方早多次透過新加坡與中共協調，不得要領。如今中共衛星被干擾，反過來指控我方，沒有道理。但據了解，八十七年發射「中新一號」前，曾有人預警，交通部和國防部都對外宣稱不會相互干擾。
　　
　　軍方人士透露，當時新加坡積極與中共溝通，還動用政府高層（吳作棟）私人情誼。但中共沒買帳，表示同步軌道位置已向聯合國ITU登記，還要求「中新一號」的Ku頻段排除台灣軍方使用。據了解，「中新一號」在C頻段具十四個轉頻器，Ku頻段十六個，Ku頻段已有國防部通信電資參謀次長室、電訊發展室清風園和法務部調查局租用；中共解放軍則運用他們通訊衛星的轉頻器。
　　
　　軍方通資專家說，他們早注意到這個狀況，可能會有軍用轉頻器遭敵方施以電子戰而被干擾的危險，甚至通訊內容被截收存錄，然後設法解碼解密破解，不利國家安全。
　　
　　據指出，國防部在經費許可和客觀條件配合下，數年前即展開人造衛星軍事應用的相關規畫，也研究反制中共軍事應用之道。目前國軍的衛星通訊網絡頗上軌道，可強化指管通情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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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时弯弯为什么要帮文盲轮轮扬名立万，米国为什么要默许呢，这里面就说来话长了。
　　
　　为了防备阿共仔武力犯台，弯弯经常要搞军事演习，演习通信主要是固定电话无线电台和卫星电话，固定电话土鳖木办法，无线电台里也不会有太高端的情报，而军演部队经常机动固定电话不是很管用，无线电台有时受地形影响会出现叫不通的情况，所以弯弯军演里卫星电话用得不少，很高科技的样子。(国军大头兵用手机那是违规耍赖行为，这种事情新加坡有时协同演习部队经常投诉，说无论他们运动到哪里总能被弯弯的对抗部队找到，而且新加坡兵在吃军队配给份额时弯弯兵总能从周围小店里搞到五花八门的盒饭。)
　　
　　弯弯当时通信卫星是跟中华电信和新加坡电信一起委托欧洲航天局98年打的‘中新1号’商用通信卫星，没什么加密和抗干扰能力，慢慢弯弯通过各种渠道发现演习情况阿共仔居然非常熟悉，而且有时还是即时消息，终于经过米国指点发现问题出在卫星上。弯弯一直号称一切尽在掌握的，这下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后来就通过米国帮忙搞了一段时间的卫星反击大作战，顺便拉了轮轮出来当枪使，跟米国在基里巴斯搞土鳖航天监控站拉弯弯出来当枪一个调调。土鳖在定位信号源后也不想扯上米国，只要报个阳明山三方心里就明白了，当然轮轮是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的。.

台军情局秘训“轮轮”人员
　　
　　 据相关资料显示，“轮轮”组织胆敢在台湾对卫星信号猖狂干扰，其组织在台迅速膨胀，胡作非为，其实就是陈水扁当局纵容、支持的恶果。在岛内，台当局不仅允许“轮轮”在台湾“合法”注册，还提供活动场地、活动经费。今年台湾“大选”期间，以张青溪为首的台湾“轮轮”头目更是公开号召台湾地区“轮轮”分子支持民进党当局，成为民进党的铁票来源。不仅如此，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军情局等情治机构也秘密对“轮轮”组织进行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比如军情局曾命令混入“大陆海yun运”中的特务，在纽约一宾馆与海外“轮轮”头目召开密谋会议，讨论如何遥相呼应。
　　
　　 而在卫星干扰方面，台湾当局更是给予直接的物质和技术支持，据了解，台湾地区干扰我卫星信号的发射源之一是阳明山一带，而此地正是台当局军情局电子监听站，由此可见台当局对“轮轮”在台组织的支持力度。正是由于陈水扁当局的撑腰壮胆，台湾“轮轮”分子才得以妄称“轮轮”在台有30万信徒，也才敢屡次对我民用卫星进行干扰攻击。通讯卫星作为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对其进行攻击或者干扰无疑可以达到破坏社会稳定的阴险目的，“轮轮”分子此举也正显示了其与“独独”势力合流的危险趋势。
　　
　　 发射台就架设在台中山区
　　
　　 为了制止“轮轮”分子的罪恶行径，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工作，比如利用技术手段侦测干扰信号发射源，再通过大功率信号进行压制。据了解，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2003年之后“轮轮”分子对我鑫诺卫星的干扰活动才愈发困难。
　　
　　 不过，“轮轮”分子不甘心就此失败，因此才利用国际民用通讯卫星频率、频道公开的特点，转而对亚洲 3S卫星进行攻击。同时，由于目前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台湾当局的暗中支持，台湾“轮轮”组织已经掌握了一批机动大功率卫星信号发射器，不仅可以在台北地区进行信号干扰，在台湾台中等腹地山区也架设了发射台。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台当局继续对“轮轮”组织的违法行为给予支持和纵容，未来我通讯卫星还可能遭到其干扰和攻击，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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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山确实是个早晨跑步晚上散步周末泡温泉的地方啊，以后去台湾旅游完全可以去看一下老蒋的避暑山庄，但是不能漫山瞎跑跑错地方，被当作阿共仔的美女间谍就杯具了。。。.

学习中.

CIA在台湾告一段落，改天再上新疆和西藏篇吧，内容太多了。.

来点美国奥总统的：
话说当年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承认，在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日就职典礼上，4名音乐大师演奏一首古典音乐时，其实是随着录音“假演”。就职典礼委员会解释说，由于天气寒冷，乐器容易出现断弦等状况。为保证典礼顺利进行，“假 演”属无奈之举。另外，奥相似居然在演讲时对口型失误被活捉，白宫事后的表态更好玩，说这是‘(信号)回馈’问题，‘从技术上说’总统还是在演讲。.

作为世界上使用炸药最多国家的大统领，奥去领炸药奖真真实至名归。

他说，他派遣军队是“基于人道理由”是为了达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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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背熊腰步入奥斯陆大厅！之前奥总统在挪威诺贝尔学院的贵宾簿上留言实在太长，以至于太座大人质疑丫是不是在写书。

黑风双煞驾临，诸神起立！
评委会主席Thorbjoern Jagland 将炸药奖奖状和奖牌颁给和平天使奥总统。他获奖的理由是通过但不仅限于通过使用包括炸药在内的百般努力来促进世界各国大和谐以及世界人民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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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个世界上做大统领，最可预见下场的应该是韩国：
流亡,遇刺,入狱,跳崖:韩历任总统难逃凄凉宿命2009年05月23日 14:46　
中新网5月23日电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今天早晨突然坠崖身亡，让人叹息。回头来看，韩国的历任总统，似乎结局都不怎么完美。卢武铉的逝世，更让这种“宿命”蒙上一层悲剧色彩。
　　
　　 以下是韩国1948年建国以来几位总统就任前后经历简述。
　　
　　　　李承晚(1948至1960年)：
　　
　　　　李承晚在美国协助下建立了大韩民国。他在任的最后一年因操纵总统选举引发全国学生示威浪潮，被迫下台到夏威夷寻求庇护。1965年去世。
　　
　　　　朴正熙(1961至1979年)：
　　
　　　　朴正熙是前将领，196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1979年，他同情报局局长共进晚餐时遭人开枪暗算。
　　
　　　　全斗焕(1980至1988年)：
　　
　　　　全斗焕是在朴正熙遭暗杀后出现权力真空之际发动政变上台。1987年他向学生民主运动屈服，允许全国选举直选总统。他的继任者卢泰愚对他担任总统期间的行为展开调查。全斗焕辞职后，自我放逐到山区的一间古庙隐居，过着清苦的生活。
　　
　　　　卢泰愚(1988至1993年)：
　　
　　　　金泳三在1993年上台后，领导一场反贪污运动，他以贪污罪将卢泰愚和全斗焕送上法庭审讯。后来卢泰愚和全斗焕分别因为1979年政变和1980年光州屠杀平民事件被控以叛变罪和叛国罪。
　　
　　　　1996年8月，两人叛国、叛变和贪污罪名成立，全斗焕被判以死刑，后来减轻为终身监禁，卢泰愚被处以22年半徒刑，经上诉后减刑为17年。1998年初两人获释。
　　
　　　　金泳三(1993至1998年)：
　　
　　　　他准许财阀毫无顾忌地扩张，结果许多大企业债台高筑，造成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来国家濒临破产，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他的儿子因贪污罪被捕入狱，金大中上台后才获释。
　　
　　　　金大中(1998年至2003年)：
　　
　　　　他原是异议分子，全斗焕上台后被判以死刑，后来获准到美国流亡。
　　
　　　　1997年底当选总统，他因为实行同朝鲜和解的政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任期末年却因企业丑闻而蒙上污点，两个儿子因贪污和逃税被定罪。
　　
　　　　卢武铉(2003年至2008年)：
　　
　　　　2003年2月25日正式出任韩国总统。
　　
　　　　2004年3月，由于由于助手涉嫌受贿和收受非法政治资金等问题，韩国国会以法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弹劾动议案，卢武铉即被中止总统权力，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权力。5月14日，韩国宪法法院对弹劾案做出判决，宣布驳回国会提出的总统弹劾案，卢武铉将立即恢复行使总统权力。
　　
　　　　2009年4月初，卢武铉承认妻子权良淑2007年收受韩国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100万美元，其侄女婿延哲浩也承认从朴渊次处收受500万美元。4月30日，卢武铉以嫌疑人身份前往最高检察机关大检察厅，就所涉受贿案件接受检方问询。
　　
　　　　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跳崖自杀身亡。

那么李命薄先生。。。。。。？
　　.

再八个人物篇：牛顿同学
3月28号是牛顿的忌日，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其实牛顿老师在科学圈里曾经很有权势，被女王封了爵位成了贵族，官至皇家造币局局长兼皇家学会会长。如果阿尔伯特没有辞了以色列总统的话和他有一拼。
　　
　　说他有权势并不仅是官大，主要是贡献大。如果17世纪就有诺贝尔奖的话，牛顿老师至少能连续垄断4届物理学奖（分光计；力学体系的构建；反射望远镜；万有引力），同时为了表彰他在炼金方面的造诣，再奉送他一届化学奖。而且这孙子鼓捣出了流数术，所以菲尔兹数学奖也要给他。要知道，他的这些发现基本都是在 26岁以前获得的，30岁以后牛顿就开始玩票了，成天琢磨上帝和炼金，以及怎样把莱布尼茨搞臭，捎带手的把以前的发现整理成书。所以你能想象到他在当时的欧洲是如何的一呼万应，敢跟他叫板的只有莱布尼茨和大主教贝克莱。牛老师死的时候，全英国的名流以给他扶柩为荣，全欧洲的名流蜂拥伦敦。来自法国的傻逼文科生伏尔泰在国葬现场大受刺激，回去就写了首诗，嫉妒之情溢于言表。
　　
　　牛顿老师的一生是天才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孤独的一生。一辈子没有朋友，也没有结过婚，很可能到死都是处男，关于牛顿是否处男的问题，由于篇幅过长，我将在另一篇文中论证。当然他肯定不会孤独，因为科学的世界里乐趣无限，快感连连。出乎世俗想象的是，科学其实远比任何娘们儿都风骚，玩科学比玩女人爽得多，得到一个成果所获得的高潮强烈而持久，不仅有快感，更有巨大的自我认同感，远胜于那几秒寒颤之后无边的空虚与落寞。所以陈景润其实是沉溺于美色不能自拔，身体弱架不住高潮过度被爽死了。
　　
　　牛顿老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生性孤傲，自恃高才，瞅谁都是傻逼，当然不会真心跟傻逼交朋友。同时在他眼里人是不分男女的，只有傻逼和巨傻逼两种，所以他对女色没兴趣也就可以理解了。有婚介中心给他介绍过几个名媛，拾掇拾掇都是当王妃的坯子，但一见面就受不了牛顿的牛逼烘烘和不知所云。比如有次相亲，他把姑娘的手指头塞进了烟斗。
　　
　　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不光他不愿意交朋友，也没有人真正想跟牛顿当朋友，结交他的人都是有目的的。人们对他只有敬畏和仰慕，并不真的喜欢他。这道理其实很浅显，绝大部分人都热衷于跟比自己傻的人待着，很少有人愿意在人精的身边衬托自己的二逼。所以好多人都喜欢小动物和小孩子，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够傻。不少姑娘一见到小猫小狗小人儿都会迫不及待的搂抱，接踵而至的就是很嗲的说好可爱欧~，听得我都竖起来了。有时候可爱和憨态可掬的潜台词就是弱智。小猴子也很好玩，喜欢的人就少多了，因为猴子机灵到能戏弄人，那些人没有驾驭猴子的自信。同理，喜欢小孩的都是喜欢他们的单纯与缺心眼，在他们眼里，小孩跟小动物没有本质区别，也都是四条腿走路，露着屁眼随时拉撒。如果遇到一个小天才，3岁就会心算三位数乘法或者知道傻逼二字的正确写法，她们一定会骇破了胆。所以那些喜欢养猫狗的女士们别再标榜自己有爱心了，你们其实比谁都缺德。我从不喜欢猫狗，这是因为我敬畏大自然的生灵而不忍戏弄它们；我也不喜欢小孩，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小畜生看待。
　　

　　大家不喜欢牛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性格暴戾乖张。长年在他身边的人回忆说，牛顿在人前只笑过两回，其中一次还是嘲笑：有人问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么老朽，不知道还有什么价值。牛顿闻听放声大笑。而且他人品太差，跟谁都打架。众所周知他从小就有校园暴力的记录，胖子同学不小心踩了他的风车，他抬手就把胖子打哭了，我们的教科书居然说这是他有志气的表现。长大了不以拳脚论高下，他就雇用枪手大骂莱布尼茨，甚至不惜化名亲自去骂，人品至此真是无以复加。莱布尼茨若不是脸皮厚早就跟纳什一样疯了，而且牛顿老师肯定会拍个片子叫《丑陋心灵》继续恶心人家。
　　
　　关于牛顿的另一个谎言是他的谦虚，证据就是牛顿老师说过两段著名的话，一段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另一段是海边捡石头子。这确实很有迷惑性，我第一次听到后感动的直冒鼻涕泡。但任何话语都是有语境的，巨人肩膀那一句的语境是这样的：胡克其实早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推导出了正确的公式，但由于数学不好，他只能勉强解释行星绕日的圆周运动，而且他没有认识到支配天体运行的力量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是“万有”的。第谷早在100年前就发现了行星的公转其实是椭圆运动，开普勒甚至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所以科学界对胡克的成果不太重视。后来数学小狂人牛顿用微积分极其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把他提出的力学三条基本定律成功推广到了星系空间，改变了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公认的天地不一的旧观点，被科学界奉为伟大的发现。于是胡克大怒，指责牛顿剽窃了自己的成果。牛顿尖酸刻薄的回敬道：是啊，我他妈还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这本是一句反语，至少不是真的想客气一下。几百年后罗永浩说自己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这意思。但后人出于塑造完人的目的，只保留了孤立的原话而去掉了语境，变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谦辞。
　　
　　牛顿老师人品差，不谦虚，没朋友，按现在的说法这是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事业不会成功。但我们也发现，当智商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取代情商的。所以那些说自己情商低的所谓天才们，你们没成功只是他妈的还不够聪明而已，怨不着人家情商。要知道牛顿是个遗腹子和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不到5斤，没吃过DHA和 RHA配方的奶粉。亲娘改嫁后跟文盲姥姥度过无聊的童年，没有任何的早期智力开发和学前启蒙，7岁上学以前脑子里空空如也，牛妈妈对他的期望仅仅是认识点字然后回家务农。但是牛顿上中学后已经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然后被推荐进了剑桥，20出头就当了卢卡斯教席的终身教授。
　　
　　晚年的牛顿除了升官发财再无其他骄傲之处，而且官迷心窍，没退休一直干到85岁寿终。当然他并没闲着，写了150万字的神学著作，同时一心扑在化学事业上，在家里盖了窑子，拿出年轻时搞物理的劲头玩命试验。但这次他的出发点就错了，总是希望从黄铜和煤渣中提炼出黄金。要知道化学反应只改变分子并不能改变原子，能给原子做变性手术的只能是核反应。他违背了物质不灭的化学定律，所以虾米了。
　　
　　最后，说两段悼词。一段是他的墓志铭：伊萨克牛顿爵士，安葬在这里。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与形状；彗星轨道与海洋的潮汐。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光线的各种不同的折射角，颜色所产生的种种性质。让人类欢呼，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类之光。另一段是英国诗人写的：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片光明。
　　
　　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这里，我总是有点感动。.

来个方丈篇：
方丈们终于立功了，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斯里兰卡陆军司令一行到北京灵光寺参拜佛牙舍利
　　
　　2009年5月12日，斯里兰卡陆军司令一行到北京灵光寺参拜佛牙舍利，受到灵光寺方丈常藏法师的热情接待。常藏法师与陆军司令一行进行了座谈，并向陆军司令赠送了纪念品。



1961年6月10日，喜饶嘉措大师和赵朴老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组成中国佛牙舍利护侍团亲自护送佛牙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班达拉奈克总理率文武官员亲到机场欢迎。佛牙在斯里兰卡巡礼两个月，到过八个省份，九个城市，十五个行政区，受到三百多万斯里兰卡人民的虔诚瞻拜。
刘少奇主席曾对斯里兰卡驻华大使佩雷拉先生说：
　　"为了满足锡兰（斯里兰卡）人民瞻礼中国佛牙的愿望，中国佛牙护侍团把在我国的佛牙送到锡兰供奉，受到锡兰政府和人民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这生动地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我深信，这种友谊今后必将获得更大的加强和发展。"
1955年, “ 法献佛牙 ” 首次出巡缅甸，揭开了新中国 “ 佛牙外交 ” 的序幕。
缅甸是佛教十分盛行的国家，传说释迦牟尼曾到缅甸讲经，公元11世纪时缅甸的名王阿那律陀就曾想将流传在中国的佛牙奉迎到缅甸。
中国解放后中缅人民友谊日益加深 。
1955年3月，佛牙被迎请到广济寺时，新华社发表了一条英文消息，当即轰动了国际佛教界，许多国家的虔诚佛教徒，都表示希望要来中国朝拜佛牙，瞻仰2500年前佛陀遗留下来的这件圣物。
同年4月，以已故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在缅甸访问时，吴努总理向我驻缅大使姚仲明和代表团秘书长赵朴初提出，希望迎请中国的佛牙到缅甸作一个时期的巡行，供缅甸人民瞻拜。他说这是缅甸人民久远以来的愿望，如果他的建议能够得到同意，缅甸政府将郑重地派遣一个使节团到中国迎奉佛牙。我国政府和中国佛教协会为了满足缅甸人民的虔诚愿望，欣然同意了吴努总理的建议。
同年6月，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带领使馆人员和摄影师来到广济寺，在征得中国佛教协会的同意后，对供奉在舍利阁的佛牙拍摄了纪录片。
9月30日，缅甸政府派遣以 缅甸佛协主席、 最高法院院长吴登貌为团长、XX官吴千吞为副团长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一行12人为迎奉佛牙到达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我国政府、佛教界和有关人民团体的代表1000多人的热烈欢迎。中国佛教协会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的赵朴初副会长和代表团的吴登貌团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0月1日，代表团参加了我国的国庆活动；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晚上，中国佛教协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缅友好协会联合举行宴会，欢迎缅甸客人。
10月3日，周总理为招待缅甸佛教、文化和军事三个代表团举行宴会，总理讲话时说：“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这次到中国来的使命是迎奉佛牙到缅甸去。供缅甸人民瞻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愿意帮助我们的缅甸朋友完成迎奉佛牙到缅甸去的使命。” （《人民日报》1955年10月4日）
l0月4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举行了隆重的恭送佛牙法会，参加法会的四众弟子 1000多人。法会由大悲法师主持。当时广济寺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彩旗幢幡，到处飘扬。僧尼、喇嘛唱赞诵经之后，大悲法师致词，他说：“中国佛教徒为回答缅甸佛教徒诚挚的友谊，同意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的要求，前来奉迎佛牙到缅甸去，供缅甸佛教徒瞻仰供奉。”代表团团长吴登貌和副团长吴干吞在法会上讲话，并将玉佛一尊和南传巴利文三藏一部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法会结束后，佛牙由特备的彩车运载，从西四经阜成门缓缓前行运送到畅观偻，跟在车后送行的佛教徒有1000多人。沿途观看的人群成千上万。这样规模的宗教活动，是北京解放后的第一次。
l0月6日，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我国周总理等许多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以及宗教、文化界的人士都参加了宴会。代表团在京期间，还游览了名胜古迹，朝拜了佛教寺庙，并先后在广济寺、通教寺斋僧。
l0月7日，代表团迎奉着佛牙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南京、上海、杭州去广州。以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中国佛牙护侍团亦随同前往。佛牙离京时，包用了两节车皮，一节布置佛堂供奉佛牙，以便代表团沿途每天朝拜；另一节是软卧包箱。由于代表团在沿途各大城市要作短暂停留进行参观访问，直到10月15日，才由广州乘缅甸派来接运佛牙的专机飞到仰光。
10月15日，载有佛牙的飞机抵缅甸首都仰光机场 。 仰光欢迎佛牙的盛况是空前的。机场上人山人海，无数彩旗迎风飘扬。
缅甸总统巴宇博士、总理吴努、陆海空三军司令、政军要员及各国使节都赶来欢迎。
飞机一着陆，一张特制的金染大XX座椅抬到舱门前，将盛有佛牙的金制宝塔奉迎下来。
此宝塔是专门从北京故宫中调拨的，重153公斤，嵌有800多颗珠宝。
当时法螺、锣鼓齐鸣，巴宇总统随后又接受了木匣，古塔塔砖拓卷。在场上三呼 “ 萨度 ” （善哉）。
巴宇总统激动地对全场人说： “ 感谢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由于他们深厚的友谊，缅甸人民的历史愿望得到满足。 ”
佛牙金塔先被抬到绚丽的彩棚中接受全场人礼拜，又由总统、XX官、上下议院议长、佛协主席抬上彩车，在市区内巡行一周，最后送到仰光世界和平塔旁的吉祥石窟中供人瞻仰。 吉祥窟，是缅甸政府为第六次结集修建的大会场，外表是岩石山洞，内部则是能容纳数千人的大会场。
佛牙舍利在缅甸展出 9 个月后才送奉回国。 9 个多月的时间里，有100万人从缅甸全国各地来到仰光朝拜佛牙。
1956年6月5日，缅甸佛教会在仰光机场举行了隆重的佛牙舍利交还仪式，巴宇总统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亲自把佛牙舍利奉还给中国佛教代表团副团长赵朴初居士。

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後留下两颗佛牙舍利，一颗传到锡兰(今斯里兰卡)，一颗传到当时的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後由该国传到于闻(今我国新疆和阗县)。5世纪中，南朝高僧法显西游于阗，把这颗佛牙舍利带回南齐首都建康(即现在的南京)。隋朝建立後，佛牙被送到长安。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佛牙舍利又辗转传到了当时北辽都城燕京(即今北京)。咸雍七年(l071年)八月，招仙塔建成後，这颗佛牙舍利便供奉在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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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在俄罗斯南部，一些在海边游玩的民众包裹着泥土行走。这张图充分说明了俄罗斯女人从小到了老的身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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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还没翻页？那就再加一个，兄弟情谊：

黄伯韬战死后，尸体被部属偷偷埋在徐州碾庄的一片苇塘里。埋尸的人一个军长杨言君、一个副官李文杰，都是黄伯韬的心腹铁哥儿们。
　　
　　后来黄伯韬夫人柳碧云念叨着入土为安，求得蒋介石同意，命令杨军长和李副官再偷偷潜回解放区，把黄伯韬的尸体运回来。
　　
　　嘿嘿，这位杨军长当时是慷慨激昂，满口答应，可第二天就化装逃往马来西亚，一去不回头了。
　　
　　剩下的那个李副官，可怜的柳碧云送钱、流泪、几次下跪，他才答应启程，但要柳碧云必须再雇几个亲戚或者朋友帮忙，否则不去。
　　
　　柳碧云花钱再花钱，最后凑足了五个人。一个是副官李某某，黄伯韬生前的一个好友商人和他侄儿，还有一个菜农及其远房亲戚。
　　
　　这五位，偷偷出发，找到黄伯韬的尸体，只是往回走没几天，副官和两个商人就卷着钱跑了。
　　
　　最后是只剩下那两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风餐露宿的推着灵车往回走。一路上总算是没出事，国民党地盘上，找到了国军一个吕姓的团长
　　
　　这位吕团长认出了是黄伯韬遗体，好吗，竟然想干掉这两个农民，然后跟蒋介石和柳碧云说，黄司令官遗体是他异回来的，把赏赐全给他!
　　
　　幸亏是团长的一个伙夫听到消息，连夜救出了这两个农民。临走之前，三人把黄伯韬遗体抬到另一口棺材里，和另一具尸体调换了位置。
　　
　　后来就有趣了，那位吕团长不明就里，推着假黄伯韬的遗体进了南京城。当然被柳碧云一眼认出那不是自己的丈夫，于是当着蒋介石的面放声大哭。吕团长吓傻了眼，被恼火的老蒋下令毙了.

终于翻页了，开个新篇给钱老吧,景仰啊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5:34 编辑 ].

两张：
1947年，蒋英摄于上海兰心大剧院独唱音乐会之前
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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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回钱老的那几个美军飞行员，就是他们了。1955年在罗湖口岸到达香港后再回到的美国。已经在中国当了起码三年的俘虏了。看样子挺精神的。

[ 本帖最后由 njlzc 于 2011-9-19 15: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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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49年当太祖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科技落后，文盲率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TG开始疯狂的建设这个国家，狂热的攀科技树。加上当时国际上以米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的核讹诈和封锁，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发展两弹一星（卫星是后来加上的，当时世界上还未有发射一个呢）就成了新中国的一个必然选择。有这个必然选择需求固然很好，可也得有能干的人才行。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这些方面的人（尤其是导弹和火箭）基本没有（有一些后来大名鼎鼎的火箭专家在50年前就回国了，可惜当时没人认为可以，具体原因后面说）。TG虽然给人的映像是土鳖一个，可实际上TG一点都不土：高层基本都是出国留洋过的，未留洋的也都啃过资本论，里面对工业发展还是有相当道理的；在太行山的兵工厂时期就有留德的博士。想想这些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因此没有人的话，决策部门是不会同意上马导弹和火箭的。
　　　　　　
　　　　我们看翻TG航天的历史，发现是一个璀璨的明珠+一小批欧美海龟+一帮苏毛海龟+大量的土鳖演出了整个过程。然而，到1955年，欧美海龟已经到位，苏毛海龟和土鳖却不见踪影。而到位的欧美海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中国的航天还未开始就要夭折了。然而，到年底，那颗璀璨的明珠出现了.........
　　　　　　
　　　　1955年底，经过周总理的外交努力，一个全世界伟大的科学家回国了，给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带来了希望，他就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1956年2月，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此开始起步了。那句“火箭比飞机容易”的话也就是那时钱学森说出来的，其原因我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就不再说了。
为什么钱学森这么重要，这要看他的经历和之前的成就。下面是个钱学森在米国的简单介绍：　　
　　　　
　　　　　　1935年 留学米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 1年读完硕士？)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3年读完航空，数学双博士？)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米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呀，这个经历很辉煌，就是现在留学后能在米国一流大学当教授的人，都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作为人才引进回国的话，那可是风光无限呀。但光看这个经历是不够的，当时TG手上也不是没有世界顶尖大学的教授级专家（以当时名气和能力而言），如华罗庚（数学家，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周培源（量子力学、相对论、流体力学专家，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5年与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王淦昌（核物理学家，1930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因导师未批准而未做，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发现了中子并因此获得１９３５年的诺贝尔奖。）、郭永怀（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授。钱学森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是世界级专家，回国比钱学森晚两年）、钱伟长（力学家、应用数学家，钱学森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是世界级专家）等，这些经历并不能让TG将他捧到简直就是决定航天生死的重要地步！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航空工程（当时中国流行航空救国的说法，造出好的飞机就是很多热血留学人员的目标），获得硕士学位后，由于当时外国留学生在米国航空工厂不受欢迎，再加上他的父亲好友、也是他的岳父，蒋百里（民国名人，军事教育家）考察欧洲后的结论--独国空军的强大是建立在航空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上，钱学森于是开始转向航空理论研究。这个转向对于后来的中国是很重要的。
　　　　于是钱学森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找的导师是冯·卡门。
　　　　　　
　　　　我们提到钱学森时总会提到这一点：钱学森的导师是冯·卡门。到底冯·卡门和钱学森是名师出高徒还是高徒出名师呢？这里简单介绍下他：
　　　　　　
　　　　冯·卡门是匈牙利犹太人（又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冯·诺伊曼是，马克思也是），大学毕业后先在奥匈帝国军队的陆军部队服役一年，退役后1906年去了哥廷根大学（当年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跟随现代空气动力学之父普朗特尔教授研究材料力学，又和独国物理学家玻恩（学量子力学的都知道这个人，号称汇集全球三分之一智慧的照片---二十世纪科技大牛合影中的一个，量子力学历史上星光最闪耀的人之一，他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从此世界就不是我等小民能理解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量子力学史话》）合作搞过晶体原子结构模型。冯·卡门在１９１１年推出了他生平最著名的论文，阐明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阻力源，叫做型面阻力。他发现当气流和物体之间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体后面乱成一股尾流时，就会产生型面阻力。后来，这个伟大的发现被定名为“卡门涡列”。
　　　　
　　　　它成了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冯·卡门被征入伍。大战期间，他曾设计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留式直升飞机。１９３０年，他提出了关于“紊流理论”的论文。到那时，他已经是世界伟大的空气动力学大师了。同年，独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感谢猿首！顺便一提，爱因斯坦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去米国的），把独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米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后面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因为那和钱学森无关。
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2.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1939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
　　　　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 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计算机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大师。这也是为什么钱学森为争取火箭项目说了那句争取立项的话后，能被大家认同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要知道，当时TG手上可是有好几个英米世界级航空公司回来的专家，没吃过猪肉也看到过猪走路，如陆孝彭、徐舜寿、吴大观等。
　　　
　　　　如果就这样下去，钱学森就仅仅是个世界伟大的航空大师。然而钱学森开始转向研究火箭了。这不奇怪，当时的航天才刚刚发展没多久，航空航天还没有分家，冯·布劳恩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的就是航空工程，科罗廖夫则是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得意助手。这次转向对于后来的中国的重大帮助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
　其实，早在钱学森到加州理工学院后，就对火箭发生兴趣，参加了同学马林纳组织的著名的“自杀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甚至连试验、研究的场地也没有。没有设备，几位年轻人到旧货摊上、到废品仓库里去拣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到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因为这类试验稍有不慎便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以，马林纳戏称自己组织的是“自杀俱乐部”），这就是著名的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未来的米国火箭诞生的摇篮。
　　　　
　　　　钱学森于1937年5月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这也是当时米国在火箭方面早期极有价值的一份研究报告。
　　　　
　　　　1940年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制组，研究火箭固体燃料、结构变形等课题。
　　　　1941年参与风洞研制。
　　　　1942年发表论文《风洞的汇聚风斗之设计》。举办了喷气技术和火箭训练班，为美国空军培训了第一批导弹技术人员。
　　　　1943年和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几种火箭研究的设想，为美国发展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技术基础。
　　　　同年米军情报部探知德军正在德国境内建立大规模的火箭发射基地，火速拨款成立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共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有相当消息称是实际的第一任负责人。
　　　　1944年，在冯·卡门领导下，钱学森作为火箭理论组组长，参与成功研制了列兵A（PrivateA）固体燃料火箭。列兵A/F系列火箭后改进为Corporal液体火箭。而后来米国火箭的两个鼻祖之一就是Corporal液体火箭，另一个鼻祖就是大名鼎鼎的V2。
　　　　1944年米国国防部聘冯·卡门为米国空军顾问，草拟未来20年美国太空研究的蓝图。冯·卡门特约钱学森到华盛顿参加他领导的国防部科学顾问小组。
　　　　1944年冬，钱学森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参加国防部科学顾问组。
　　　　1945年4月，米国国防部派遣以冯·卡门为首、团员包括钱学森（此时已因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米国陆军航空兵上校）在内的调查组，飞往德国，审问独国火箭科学家和考察独国火箭设施。这就是著名的米国抢独国火箭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有两个花絮很有意思：
　　　　
　　　　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审问了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
　　　　钱学森审问了冯.布劳恩（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审问未来的米国航天之父！）。冯·布劳恩应钱学森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
　　　　1946年发表论文《超等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力学》。
　　　　1947年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40年代钱学森又在超高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对航空工程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40年代末提出“钱学森弹道”。半弹道式再入航天器或升力体式航天器的再入弹道的基本设计思想，均来源于“钱学森弹道”。（目前载人航天的必备）
　　　　40年代后期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10年后的洲际导弹将此变为实现）
　　　　40年代后期，钱学森带研究生的课程中已经有火箭洲际飞行的课程了。
　　　　1949年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领导米国太空火箭的研究。上面的直接负责人是米国海军次长。
　　　　1949年发表了一篇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其中提出了星际旅行的相关惊人理论，从而再次誉满全球（米毛后来都研制过核火箭发动机，可惜都失败了）。
　　　　
　　　　到那时，钱学森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界级航天大师了。此时他已经完全可以和科罗廖夫以及冯·布劳恩比肩了，在相关理论研究和指导（这是大师们的极其重要一个方面，往往这就是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毕竟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会带领大家）方面已经超过他们了。科罗廖夫此时还在秘密开发火箭，而冯·布劳恩则在米国坐冷板凳。
一般的纪录都是说米国人对火箭不感兴趣才导致冯·布劳恩二战结束后在米国坐了5年冷板凳。但实际上到那时，米国对火箭还是很重视的，米国海军次长亲自主管领导米国太空火箭的研究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而且冯·布劳恩咸鱼翻身（1950年）就是从钱学森开始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开始。从上面的纪录来看，相信钱学森当时的成就和表现是导致冯·布劳恩坐冷板凳的极为重要原因。如果钱学森继续在米国干下去，带领米国的专家和科罗廖夫对抗的应该就是他，米国的航天之父也就应该是钱学森了。　
　　　　　
　　　　麦卡锡（他一定是个共谍！！！）主义开始在米国出现，此时钱学森也在考虑回国，后面迫害的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他对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当时说出了著名的话“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才5个师？？？这是对钱学森的侮辱！！！他以后就会知道这一点的。）
　　　　
　　　　当然，后来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又后悔了：“这是这个国家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他(还是因为他对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说，他曾经努力使钱学森留在美国。“即使我是土星共同体他也不会是，但我们还是让他走了。”（米国人还会更后悔的，越往后米国人越会后悔。到2007年中国用竹竿从太空中捅下一个卫星后后悔达到了高峰，但未来还有后悔的更高峰）
　　　　　　
　　　　现在钱学森变成一名“土星共同体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事实上钱学森没有拿任何机密文件。但他比有史以来所有的土星共同体间谍加起来还要伟大。他带给红色中国的岂是区区几份机密文件能比的吗？他携带走的是整个航天部门！！！），不去研究火箭了，但伟大的天才就是天才，他开始去研究控制论。1954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在由米国McGraw-Hill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是这一领域的奠基式的著作。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3项科学成就，而《工程控制论》就是控制论的一个划时代著作，现在学自动控制的没有不学它的。
　　　　我个人认为冯·卡门的那句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更多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大师在晚辈取得的无可仰望的成就面前不得不说的。因为原来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学生虽然已经在这个行业内超过了老师，原来是行业大师的老师也不会公开承认的，毕竟米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利益怎么能放弃呢（其实，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也一样）。但当这个学生在另一个更伟大的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老师也不得不承认。
　　　　米国人认为当时火箭技术的快速发展只需要5年就会让无法接触相关内容的钱学森落伍，不再有价值。（米国人目光实在太差了。很快他们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于是终于在1955年同意钱学森回国了。
现在，一个伟大的航空科学家+伟大的航天科学家+伟大的控制论科学家（别忘了火箭导弹上自动控制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航天方面的全才回到了新中国。这个历史的传奇故事就从此开始他最绚丽的演出。
　　
　　　　这就是钱学森回国后能全面主持中国航天的原因。可以说，除他外实在没有其他人能办到了。虽然中国的航空和航天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的产品仿制开始的，但如果没有钱学森，其它条件不变，那么我们的航天很可能当时就以失败而告终，也许坚持努力下来，也就是20世纪末才研制出类似东风5的东西，现在的航天能力比阿三强，但绝对不可能搞定载人航天，发射个同步卫星都有较大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还有很多的归国专家在，可没有钱学森，下面章节的内容再做分析的话，大家就会看到，事情很可能就是上面写的那样。
　　
　　　　PS：40多年后，米国又出了一个类似的冤案，主角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在米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工作。不过，从技术层次上对比，他比钱学森差多了，如果他是洛斯阿拉莫斯的首席科学家还差不多。
　　
　　　　我一直认为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也是共谍。TG虽然不土，可不明白、不了解的科技方面当时还很多（当时缺人才呀，国内的空白太多了，简直就是白纸一张），而且那时刚建国，各种事情多如牛毛，还没有工夫去了解大洋的彼岸有什么、有多少顶尖科学家可以收编，丹尼尔的那个著名的“5个师”的讲话其实是在大声提醒TG，这个人对你们超级有用，不重视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TG当然不傻。
　　　　米国对钱学森的种种迫害，其实是在告诉TG，这个人你们绝对可以信任！！！TG当然明白了这一点。
　　
　　　　顺便说一下，换回钱学森只用了扣押的4名（也有资料说是12名，但我看到的是米国同意放钱学森回来之前，TG放了4名）米国飞行员，实在是太便宜了。 钱学森回国后，TG一开始不知道钱学森回国的打算，小心翼翼的接触钱学森。让中科院接待他，安排他到各地参观。争取钱学森的好感，尤其是让钱学森看到TG和KMT在建设上的区别，这招可是无往而不利呀。连功德林的特殊居民们在这招面前都豪无抵抗能力。
　　
　　注：此处带破折号部分为作者加的小注。原文是以括号形式加在文中。后面还有很多此类注。
　　
　　 中科院抗战后核专家阳春----此处向她和她的丈夫----农牧专家寒早----致敬，迈哈顿工程的重要核科学家费米的助手，无比坚定的土星共同体成员，后加入中国国籍----来中国并一直在中国，但她是真正反战的----选择了她丈夫的行业。钱学森在米国只能说回国是搞民用，不可能大声宣布要回国搞导弹火箭----否则就回不来了。
　　　　
　　　　
　　　　钱学森到达哈尔滨后，突然提出希望见见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两个学生。但哈军工保密要求很严陪同人员就上报了，并立刻获得同意。
　　    毕竟是军工嘛，而且里面的军事科技不低，还有苏联顾问团---含中将在内的军事专家和高级军工专家。
　　　　当年中国最牛X的学校呀，你不会连它都不知道吧？虽然哈军工早就不存在了，可很多国防工业系统的人一说起大学，就提起哈军工。我老爸-----他不是大学生，当兵出身------在我考大学时还常常说：你要有考上哈军工的水平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两天后的，当钱学森前往时，院长陈赓大将在门口亲自迎接，全程陪同（他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请教这个世界顶尖大师，清晨乘专机从北京赶来亲自接待的。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同志，你的良苦用心TG明白了。），无所保留（按苏联的制度-----哈军工照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TG自身的保密准则也是如此。米国移民局的同志，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的给钱学森参观。
　　
　　　　当钱学森在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时，陈赓大将从旁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领导要从你这得不到信心，他会搞吗？不愧曾是米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主任），陈赓开始十分惊异（不要怀疑，TG不是自大的白痴，知道搞高科技的艰难，知道这不是想搞就能搞出来的），继而变得兴奋起来（这是因为说这话的是钱学森，并且还得到一个超出想象的回答---毕竟中国各个方面都很差，有个别的顶尖专家也没用），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TG的目的表露出来，钱学森也明白了，此事大有可为）
钱学森回到北京后，没几天，就在陈赓陪同下，会见了彭德怀元帅。（当时彭德怀权力极大，全面主持全国军事工作-----包括国防工业，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实权国防部长，------漏了林彪，现补上，但林彪的情况和彭德怀大不一样，彭当时相关的都管）
　　    彭德怀没有寒暄和客套，直截了当（已经知道钱学森回国的用意了，同时大家可想这个诱惑力有多大）的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
　　（元帅就是元帅，一针见血的指出发展导弹火箭的重要性，当时TG在1954年就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导弹火箭已经是必然了，它相比于其它常规武器的优先程度已经早被决定了，除非找不到人）
　　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回答说：“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时间我想是可以的。”
　　（牛人呀，开始调教领导了，第一个目标就是国防部长。既不能说大话-----对方一开始不大可能只听你一个人的，发现你说大话就完了，并且以后怎么办，-也不能让对方觉得代价太大-----代价太高对方有可能放弃。当然，这个时间还是短了，实际用了7年，还是在苏联的帮助下）
　　　　
　　　　彭德怀很高兴，又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导弹的技术知识。彭德怀听得很有兴趣，觉得听钱学森谈话很长知识和见识。
　　（要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向领导们介绍，并且还要有趣，抓主对方的心。每一个技术人员都要牢记这一点，要不然现在怎么有ppt是最重要的软件开发能力的说法呢？）
　　于是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艺儿，你安排钱先生给高级干部讲讲课。”（大鱼上钩了。但事情太重大了，必须要大家都同意才行）
　　
　　　　于是钱学森又在1956年元月，给TG将领作了火箭导弹技术的讲演。在总政排演场，一连讲了三天，盛况空前，引起TG高级将领的极大兴趣。（扩大推销和调教对象，这很重要，你怎么知道以后会和谁合作？他们有疑虑的话，你不怕国防部长反悔？）
1956年2月5日下午，叶剑英元帅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作陪的是陶铸（也有资料说是陈赓。一个人的话，有时很容易被人说昏头，再加个副手一起去就好多了），谈话的主题也是导弹问题。（又一个有所顾虑，来确认的，而且在搞定国防部长后还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可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所犹豫，现在出面的这个就是代表组织来最后考察的。大家知道钓TG的项目不是那么容易了吧？）
　　    谈话气氛十分融洽，越谈，三人对火箭、导弹的兴趣越浓，越谈，他们的心情也越加迫切（钱学森谈话的水平很高呀）。叶剑英便直接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现在可以说成功了）。为祖国效力是钱学森多年的宿愿，祖国的强大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
　　　　
　　　　所以钱学森并不犹豫，当即表示，感谢领导的信任，将努力为之（你前面的意思已经表达的够多了，现在绝对不能矫情。在米国那不行，在 TG这也是同样）。
　　　　叶剑英立即起身说：“今天是周末，总理他们可能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跳舞，我们现在就去找他。”。（TG做事还是雷厉风行的，尤其是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而且人选到目前看来是无可挑剔的，TG还需要摆什么架子呢？连面具都不要了。）
　　　　
　　　　叶剑英带着钱学森他们驱车来到三座门，果然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总理认真听着叶帅的叙说，频频点头，显得十分高兴。“好啊！”周总理说，“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敲定了）。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作大事一定不能盲目，不能撒手什么都不管）
　　
　　 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事业）便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不愧为米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主任，完整、可信、可行的报告这么短时间就写出来了，这就是水平。领导能不满意吗？中国的国防航天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照钱学森的意见办的。）。这一天就是中国航天的开始！太祖按奈不住，邀请了钱学森（应该是第二次见面了，因为1956年2月1日政协会议的宴会上他是做在太祖身边的）。在菊香书屋对话如下：
　　　　“主席，”周总理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太祖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太祖，“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太祖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同志，你放心了吧？）”太祖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伟人毕竟是伟人，比米国目光短浅的家伙看的明白)！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连最高领导人都被迷住了，谁说这个天底下技术人员不会有王八之气？）！”
　　　　
　　　　太祖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学森同志，”太祖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最高领导最终拍板了）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交了报告后一定要表示谦虚，因为现在是进入细节部分，尤其是刚回国，在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虑上肯定会出现偏差）
　　　　太祖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有错误也不怕，这简直就是最高领导对你说：我罩着你啦）
突然本已结束的考察出现了个尾巴（虽然可以说已经无关大局了），1956年春节后不久（春节是2月12日，故而因该在17日后），200多位科学家（包括钱学森）聚集在北京的西郊宾馆,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学规划”，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具体组织科技专家们参与制订，花了相当长时间--------好几个月），这个规划相当重要，它将决定下面的科技发展方向。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但是，期间，军事部门的一致意见，是重点发展航空飞机，以巩固我国的空防（来自技术方面的挑战出现了，只是出现的太晚了一点。这样的意见很正常，中国现在除了一个钱学森，就没有学、干过导弹火箭的。国家并不富裕，加强了航天，就意味着航空获得的就要少了。大家都是英米留学回来的，老外那套如何争取项目的国际先进方法大家都学过。加上TG在此之前一直吃敌方飞机-------从KMT、泥盆一直到米国人的--------的亏，飞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足为奇）。
　　
　　
　　钱学森说：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来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优越，因为导弹将比飞机有更高的马赫数（当时的科技是打不下它的，现在也很难。飞机呢？能保证一定能和对手对抗吗？如果不行，那就是完全浪费）。尤为重要的是，掌握或开拓导弹或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我在如何争取项目的国际先进方法上学的比你们更好，我要的目标是立项，而不是什么产品难度的虚荣面子。）。因为这里所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却要求能多次使用（选择了进攻目标），这样，在燃料、发动机以及结构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着力点。我可是一开始就学飞机的，在航空工程-------具体的飞机设计上--------上不比你们差，还在10几年前就是世界级空气动力学大师，你们谁有资格能反驳我关于飞机的判断？）。发展导弹技术就可以暂时地不去解决这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给你们台阶下：你们的水平我相信-----不要得罪对手，要不然以后如何合作？-------但时间呢？同时，在我这个世界顶尖导弹大师-------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导弹专家-----------面前，谁有资格能说我说的不正确？PS：飞机和导弹要求不一样。但它对于燃料、发动机和结构材料的要求低吗？不是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吗？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节的列子中已经看到，非常难，没有长期的试验根本搞不定。后面还会看到这个难度）。发展导弹技术所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必须告诉大家有困难的地方，如果都不难，那就会让人认为是在吹牛，而且，这对了解这个会议的领导们也是一种调教，要不然出问题怎么办？），这在短期易于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比较容易实现（巧妙的转换结论。事实上，研制导弹火箭制导是很难的，花的时间是很长的。但我是是没有之一的世界顶级控制论大师，谁对此的认识比我有资格？）。接着钱学森便介绍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这是水平展示，彻底击败对手，同时也是告诉领导，有我在，再难都能突破）。
　　于是，在这次会议的纪录上是：学森同志力排众议，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同志所接受（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接受呢。相反，米、毛、欧、日等国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它们研制过，知道难度，还知道这就是争取项目的手段---毕竟钱学森是从它们那学会这一套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发展导弹火箭）就此确定。
　　
　　
　　顺便说一下，钱学森的这个讲话（他还在很多地方面对不同的听众----------相当多的消息说包括太祖---------讲过类似的话，不过这次是最完整全面的，因为对手是全中国的顶尖科学家）居然被有些人（包括航空部门的有些人）当作航空失败的借口：因为这是伟大的钱学森说的呀，你看他不是一直没有反驳过这种说法吗？
　　他要反驳干嘛？他的目标实现了，成果取得了，这就足够了。
　　
　　我敢说，要不是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他的这次讲话就会被当成一个瞎吹牛的典型被纪录在中国科技史上。
　　
　　现在的老板们（包括TG的领导）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家伙是否在吹牛（TG后来吃过很多这样的亏，现在的老板们大都也亲身经历/听说过这样的吃亏事情）？
　　
　　
　　钱学森在这次事情中还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等5项紧急措施的决策做出许多重要贡献，纪录如下：
　　
　　
　　通讯技术既是国防建设上的关键技术，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但是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上，在当时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线和无线之争。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主张重点发展有线？这除了有技术上难易等问题以外，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却是军事技术上的一项很根本的要求。为此，钱学森（当然还有其它无线电电子学的专家们）提出意见说，保密当然是通讯技术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的要求，其严重的弱点是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通讯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至于保密问题，可以设法通过其它办法求得适当解决。然而，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通讯。它是民用技术以及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农业、医药卫生等部门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在国防技术上，如雷达，自动化火炮的设计和指挥等也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钱学森还特殊地论证了高空大面积彩色电视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指出高空中的彩电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对现代战争的监视和指挥。可以说，钱学森的这一独到的精辟的意见，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电子计算机也是当时有争议的一个项目。电子计算机是那一时代划时代的发明。已知美国的电子计算机每秒能运算8000次。这比起手摇电动计算器来真是飞跃式的进步。但是，有关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却并不那么明朗。快速计算机能否代替大脑思维的问题，更是一个疑问。为此，钱学森同志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曾举出水轮机的设计为例。过去为了设计好水轮机，要进行许多实验模拟，理论只能在极其简化的条件下进行计算。现在由于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包含一切因素的复杂的方程精密求解。这样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响水轮机设计的种种因素都放进去（直接指导了一个行业的发展研究方向）。这就能在最短期间以最经济的办法做出最佳的设计。钱学森同志还提出，过去数学家所能研究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而实际问题中所遇到的方程只好采用线性近似，这就丢失了原来方程式中所蕴含的特点。在有了计算机以后，就可以用数值方法来求解（现在所有学科都这么干了）。当然也因此提出了发展计算数学的种种理论问题（这就是后来数学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伟大的有限元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钱学森同志还举出电子计算机可以下象棋的实例，表明可以代替人的思维。那时有些同志怀疑电脑怎么会胜过人脑，钱学森同志回答说，
　　
　　
　　
　　人的度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捷，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一定条件下将能胜过人脑（1997年5月11日，IBM制造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在国际象棋上赢了卡斯帕罗夫，轰动全世界。）。钱学森同志还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而学习功能等等，表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于是，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下来了。
　　
　　关于自动化技术问题，钱学森同志也做了很好的论证。他向我们解释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原则上的差别。机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产程序而操作的机器；而自动化却是在电子计算机控制下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自动操作的机器。未来工业的发展必然走向自动化操作（偶像呀，工业母鸡和其它机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这不仅可节省大量劳动力，而且为保证高质量的产品所必需（太佩服了）。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有自动化的攻防装备，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的高灵敏的快速反应的现代战争（很多小白推崇的林彪发表的战争按按按钮就就结束的讲话，就是从这盗版去的。）。
　　
　　钱学森同志还特别提出农业耕作的自动化问题。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仅限于机械化，而是必须走向自动化。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精耕细作，按照钱学森同志的语言是如同绣花一样。中国必须发展自动化的农业机械，必须在农业机械的设计引入控制机。钱学森同志的这一建议提出后，当时具体负责规划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我国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同志十分欣赏钱学森同志这一意见，认为这真正符合了太祖同志在中国如何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想法。然而钱学森同志却具体指出了技术上如何实现的途径。可惜的是，钱学森同志这一关于农业机构化的想法未能落到实处，在长期内被人们所遗忘了！我以为，这仍然是我国农业部门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指导思想。
　　
　　原子能不是钱学森同志的专业。但是他也预见到许多重要领域的发展。他曾指出快中子堆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增殖燃料。他也曾提倡研究受控热核反应。为此，他在规划研讨会上做过一个如何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设想的报告。他指出只
　　
　　要将墙壁做成多孔材料，那么通过液体在多孔介质中渗漏，将能解决任何大量热能产生后的散热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飞机和潜艇上应用的重要性，因为这能极大地增加续航能力。
　　
　　钱学森同志也热情地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因为利用半导体将能制体积小、寿命长并稳定可靠的二极管和三极管。这对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至关重要（我实在是无法形容了）。可惜的是，我国科学家未有预见到集成线路以及大规模集成块的发展。以致于我国的
　　
　　在这方面工作的起步竞落后于国际水准10年！
　　
　　PS：1972年，外交部某领导从国外带回一部科学计算器，但国内有的专家（其实就是计算机行业的权威们）认为（这最起码是主流意见），我们已可制出百万次计算机，这种小玩意算什么。当时钱学森认为不要太早下结论（其实就是否定计算机专家们的意见，但说话的技巧很好），于是国防科工委下文由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吴几康教授主持，由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的研究所及清华大学组成研究分析组，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报告对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对我国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处理器、微型计算机提出了建议。从此这方面的工作才展开。
　　
　　
　　牛人就是牛人，不得不让人佩服呀。在这次事情上，钱学森从多个学科方面展示了他的水平和能力，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们在以后就会看到，他还在很多和航天不相关的学科上展示他的天才能力，到后面，TG完全是将他作为国家最高层的科学顾问在用，科技的不能说全部也至少是决大部分方面都去听取他的意见，甚至就以他的意见为准！他对于中国的作用何止是5个师！.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导弹航空事业的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钱学森为委员。遵照中央军委的决议，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
　　
　　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建议建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中央书记处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初步意见》。土星共同体中央总书记（职位和权利远不能和现在的比）太宗表示：“大家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连笑贫天尊也被迷惑住了，他可是在原子弹上投了反对票的--理由是代价太大，而却始终基本没有为难过航天--------在20多年后至少没有专门为难。可以说，一网打尽了中国在接下来30多年中的所有领导人）。于是钱学森立即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航天部的前身）。
　　
　　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由聂荣臻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车道沟兵器招待所宣布成立。
　　TG的确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错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事。
　　
　　
　　
　　我们知道，光一个人是搞不出火箭的，哪怕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钱学森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精通所有科技知识（钱学森可以说精通了相当多的学科）。中国发展航天事业也同样如此。
　　
　　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其实，所有的大工程都如此）。在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钱学森之下有一批英米海龟，他们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主要代表人员（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任新民：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在哈军工程任教授，后被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8月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5院的第2个人或第3个人，另一个我没有查到）。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集中国第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
　　
　　
　　庄逢甘：
　　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回国，历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军工教授。
　　1956年8月调入国防部五院，长期从事导弹、火箭再入飞行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试验和计算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此人是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极为重要人物，筹建了空气动力所和风洞建设工程，任过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委29基地(谈飞机不知道这个部门就可以去死了)副司令员。谈到中国的风洞不能不谈到他。
　　
　　
　　
　　梁守槃：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1939年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2月回国，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大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士、设计课课长，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主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年9月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苏联P-2导弹）总设计师。后负责火箭发动机研究、空气动力试验和全弹试车工作。后因故专攻海防导弹（这不在本文的范畴，故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童鞋可以自己去了解，成就很辉煌）。
　　
　　
　　
　　屠守锷：
　　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任工程师。1946年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航空系任教，任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从1957年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黄纬禄：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重工业部电信局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1957年加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奠基人。
　　
　　
　　
　　陆元九：
　　1941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后到福特汽车公司任主任工程师（为了回国）。1956年回国（紧跟钱学森）。中科院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
　　1968年调航天工业部。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
　　
　　
　　
　　杨嘉墀：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9年获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和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68年后加入国防科委五院。提出了中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型号--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
　　
　　
　　杨南生：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195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先后在长春一汽（顺便提一下，当时386也在那）、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任职。
　　1964年调入国防部五院四分院，领导了T－7系列探空火箭的研制。领导过多种战术型号动力装置，“长征一号”末级发动机（固体发动机），返回式回收制动发动机，“东方红二号”远地点发动机，某型号两级发动机（水下发射固体火箭发动机，应该就是JL1潜射导弹）等动力装置的研制。并领导了第二代固体战略型号（东风31）打基础的多项先进技术的预先研究和几种大直径综合试验发动机的研制。
　　
　　
　　
　　王希季：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放弃开始攻读的博士学位回国，建国后第一批回国人员）。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1965年加入航天部门，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中国返回式卫星系列总设计师。曾主持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样火箭的研制工作。提出了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他们大都是两弹元勋，星光闪耀，很辉煌吧？但是看他们的所学在加入航天部门前的经历（尤其是1956年前的经历），当时连他们自己在内谁相信他们能将火箭、导弹研制出来？好像只有任新民沾边一点，因为他在华东军区的时候研制过类似火箭弹的东西（还只是讨论设想而已）。
　　
　　
　　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关键人物钱学森是从航空口“挖”过来的，这部分人相比后来在航空口广为传送的海龟大牛们，可是一点都不差，也许我们可以说，钱学森要对中国航空的落后要负责。不过，我们也别忘了，钱学森本人就是当时（也是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到现在好像还是）中国最顶尖（没有之一）的航空大师，是世界最伟大的航空大师中的一个，在航空方面的成就比其它人都要高无数倍！他本人从航空跳槽到航天才是中国航空最重大的损失！！！
　　
　　钱学森固然伟大，但钱学森加上上面介绍的英米海龟们就可以研制出火箭导弹了吗？
　　答案是还不行。光他们几个能否详细设计出一枚火箭都成问题，更别谈电子、燃料、加工、测试等等方面需要的人了。就是从无到有设计一辆汽车需要的人都比他们几个多的多。研制火箭导弹需要的各个方面的人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工业化后产品基本都是需要N多部门配合才能制造出来。而且，火箭导弹牵扯到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专门的设计人才，中国是压根没有的。
　　
　　
　　当然，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慢慢发展，TG已经在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教育也在展开（其中大学的理工科尤其是重点。要知道，以前中国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文科、法律、金融等等，学理工科的人比列很少，当年那么多人高喊实业救国，可就每年那么点的理工科学生，救什么国？）。钱学森也亲自给从各个高校选派的学生上课，开始教育人才（可以说，中国的航天人才都是他教育出来的，包括上面的英米海龟、本节的苏毛海龟、下节的土鳖，还调教出精通技术的领导们）。等这一切差不多了才开始不也可以吗？反正米苏不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
　　但这样办缺的是时间，而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西方的敌人早已经大喊对红色中国实施核打击了，第7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台湾的军用机场上满是米国的战机），太祖不是说过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只能就是争取外援了，中国将目光投向外部，那个国家合适呢？答案是只有一个国家可以，那就是苏联（米国也可以，但它正在对中国封锁）。中国其实从50年就开始向苏联派出留学人员，来加快国家建设。53年开始就接收苏联的援建项目----大家耳熟能详的156个项目（人类历史上决无仅有的。赫秃子，你的功劳大大的大，你一定是共谍---错了，他本来就是土星共同体员，还是苏共的头头）。
　　
　　现在，航天事业也要向苏联求外援了。
　　
1956年，苏联同意接收中国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予以培训，同意为中国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苏联仿制德国的V2导弹）。
　　
　　1957 年10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即有名的“10月15日协定”。该协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引进导弹的仿制工作，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同时还增加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还援建了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有资料说还援建了一个，但我未查到是哪个厂）
　　
　　
　　航天领域的苏毛海龟开始诞生了，他们作为中国航天金字塔的第3层出现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实在太多了，在这选最最主要的，主要是和火箭及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丁衡高：
　　　　 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系。任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7年到1961年在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光学学院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中国战略导弹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曾主持并参与突破惯性平台系统、仪表及器件的多项关键技术。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空气轴承、三自由度气浮陀螺及陀螺加速度计。
　　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航天、核工业和其它装备的上级主管。
　　说个8卦，其夫人是聂力中将，可能有人不清楚，但聂力的父亲就没人不知道了---聂荣臻元帅，两弹一星的主管领导。
　　
　　
　　宋健：
　　1948年至1953年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1953年至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炮兵系学习，研究生，斯科大学夜校攻读数学力学系。
　　最有名也通常不为人知的是他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试验弹打下了快200KM外发射的靶弹，这可是在70年代末）！！！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
　　他是钱学森在工程控制方面的衣钵传人，80年代后修订《工程控制论》，署名的就是钱学森和宋健。
　　此人为红小鬼出身。后来出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一代传奇人物呀。
　　
　　
　　
　　刘纪原：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
　　　　我国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为早期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两弹结合”试验。在我国地地导弹采用和实现全惯性制导、改进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可靠性等科研攻关中，功不可没。
　　任过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
　　此人为烈士子女，读的小学是延安保育小学。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回国。曾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第二代液体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固体战略火箭和地地战术火箭总设计师和研制总指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型号总指挥，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这个人对中国航天极其重要，他是钱学森之后的中国航天领军人物。关于他和钱学森的关系，可以说，没有钱学森，就没有王永志。王永志出任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和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就是钱学森推荐的。具体的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李伯勇：
　　1957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系。
　　参与仿制“1059”导弹（P2）、预研100吨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及研制“东风二号”发动机的备份发动机、主持研制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还记得前面谈到的牛X的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吗？）。先后担任了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等职务。
　　此人后来居然担任过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我是四川的，以此为记）
　　
　　
　　
　　孙敬良：
　　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
　　回国后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不久又转到了发动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风暴一号火箭，长征三号火箭一、 二级，做出重大贡献。主持研制长征二号丁，长征四号火箭等的研制。创造性地解决了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技术关键。
　　液体火箭发动机与运载火箭设计专家。
　　
　　
　　朱森元：
　　1949年至1952年在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航空系学习，1960年12月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校研究生院获副博士学位。
　　1961年至今，任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原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理论和研制工作，是我国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70年后，负责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
　　
　　
　　孙家栋：
　　1951年至1958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毕业时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
　　回国后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领导了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与中程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0年就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此人后来主管卫星，在中国卫星方面，辉煌到什么程度？曾任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三号试验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北斗一号导航卫星、中星22号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现任绕月工程总设计师，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环境一号卫星和鑫诺二号大容量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当然，为什么会是他，而他又能成功，这又要扯到钱学森了，因为是钱学森站在他的背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钱学森真的是中国航天（不仅仅是火箭导弹）的灵魂。
　　
　　
　　于龙淮：
　　1951年他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
　　1958年回国。仿制P2导弹的发动机。1961年，任东风二号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在1965年，从设计部调到研究院科技部。参与了很多型号工作，主要做指挥、计划、生产、调度等工作。长二捆火箭的总指挥。可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工作。
　　
　　
　　这些苏毛海龟，素质是相当的高，可以说丝豪不比前面的那些英米海龟差，甚至还要强（毕竟是TG从全中国选拔出来的）。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派人（还是选拔的优秀学生）到苏联留学，有一位就被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教授找到她，说：50年代我
　　
　　教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各科成绩都是5分，你怎么只有 4分？
　　还有，他们去苏联都是去的顶尖大学（如莫斯科航空学院，苏/俄的主要航天成就基本都出自于它），专业对口的学习，而苏联的顶尖大学，教授非常厉害，如，总师们必须担任学校的教授！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王永志（前面介绍了，他可是钱学森后的中国航空领军
　　
　　人物），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最后一年学习时的导师是米申（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苏联第一代洲际导弹的设计师，联盟飞船的总设计师，N1火箭的总设计师。说句题外话，包括在苏/俄，很多人对米申不满，对他的评价很低，其原因是米申主持的苏联登月计划
　　
　　失败了。但作为科罗廖夫的副手和接班人，米申对的功劳是极大，水平不会比科罗廖夫外的俄国其他顶尖宇航专家差的，只是时也命也，谁叫他负责登月，却又无法压制对手，也不能争取到国家最高领导的绝对支持，结果N1居然没有获得试验的拨款，米申只好用实际发
　　
　　射代替试验，于是登月就失败在N1华丽的接二连三爆炸上），毕业论文就是洲际导弹。
　　这些人物其实当年是干活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加入航天晚，经历少，开始一段时间是屈居于英米海龟之下，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但也意味着他们将基础打的极为扎实），于是，他们后来纷纷冒头，在中国航天上开始无比绚丽的表现。
　　
　　
　　PS：
　　关于苏联为中国培养的人才，这是中国建国后科技发展的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对中国来说也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看一下相关纪录吧(不同来源，因为向苏联派留学生这事有多个部门都在进行，至今没有一个全面统计)：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53年，采取“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方针，共派遣1708名留学生。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采取“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共派遣5853名留学生，其中研究生1213名、大学生4640名。另有进修教师135名、实习生6802名。1958年，采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的方针，共派出1654名，其中研究生544名、大学生60名、进修教师176名、实习生874名。1957年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且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以便在留学时真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第四阶段是1959年至1965年，派遣留学生数量很少。1960年后，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仅有数人至数十人。留学生回国后使中级科研
　　
　　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档案处保存的文件表明，1951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7493人，其中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进修生、实习生和专科生；69％的留学生学习工科专业，10．6％的学习理科，6．9％的学习农林，3．4％的学习医学，3．2％的学习文科，1．7％的学习文化艺术，1．6％的学习财经。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一书的说法是，1949年至1966年中国向2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88人，其中留苏学生有8213人；
　　有学者根据《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组关于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59年7月27日)》统计，1950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16152人，学成归国的有9074人，7778名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学习工科的有5179名。
　　
　　学者郑竹园提供了更大的数据，并做了行业分类。他提供的数据表明，1950年到1960年，中国在苏联受教育的人数有38000人，技术人员有8000人，科学家有1300人，教师有1300人，学生有7500人，工人有20000人。
　　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51年到1962年有8000多名中国人在苏联学习生产技术，11000多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苏联的学校学习，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与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相关的留学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建设起来，实现正常的生产和发展。苏联方面相应的接待单位为这些项目培养了各个层次和环节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厂长、总工程师、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段长和工人，以及其他直接参加基建、设备安装、投产准备等企业建设的工作人员。比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173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的短期培训审查也相对较松，人数很多。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医学、电信、铁道、气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那个时期国家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旨在能够马上解决紧迫的问题。当时，学习基础理论的留学生比较少。一般说，各部门派遣的研究生和大学生考虑选择三四年后急需的专业，而实习生与进修人员则选择当时最急需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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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作者：ChloeI的小马甲　回复日期：2009-11-03　06:26:36　  
　　民国也有一批人留学海外（主要是欧、米、日等国，数量也不少），其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米国返回的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的一批留学生，毕竟其中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其中）。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远远远远不够（土鳖才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航天中也一样，在本文下面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需要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中国，而不仅仅是去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属于工程技术领域，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官派占的比列我就不谈了，还有相当多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不过大家一般都华丽的无视了）分布专业（国家当前急需的程度）和人员数量（不仅仅是要高水平科技人员，还要大量的中低级人员），加上两个时期的土鳖数量对比，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建设不起来，无法成为一个工业化大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必然。
　　但是，光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这些人组成的金字塔中间层也还有很多空缺，更不要说还缺一个宽大的基础。于是，中国航天的土鳖出现了。
　　
　　
　　土鳖们可以说早期一点都不出名（除了极个别极优秀的人），因为他们上面有英米海龟和苏毛海龟两层，这两层的海龟都是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的，而当时中国的大学水平相对于国外的好大学，相差太远（虽然其中会有些归国的大师任教，但相对于国外的一流大学而言，最起码数量上是远远不如的，硬件设施条件更不用谈了），于是在相当长时间中他们一直被海龟们压着，很难冒头。除了卫星，那是因为中国真正决定开始搞卫星时，已无法派出留学人员了，而绝大部分海龟们此时已在其它领域功成名就，加上也不是闲得没事情做，自然不大会选择这个新的任务。如孙家栋后来在卫星上极其有成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卫星之父，但当时他在导弹上干的很好，也不想改行，可钱学森把他叫过去，让他改行搞卫星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早期的土鳖们，基本都是在卫星上冒头的。
　　
　　
　　但土鳖的重要性可是一点都不低，所有的工作都是土鳖们具体完成，他们组成了从最低级的技术人员一直到中层技术领导。他们的数量相比上面的海龟们可是多N倍，如：
　　国防部5院从开始组建，钱学森就从各个高校、各地选拔大学生到5院，到5院建立时，就有156名大学生了。在1960年苏联专家离开后，又立马从全国选拔人员，导致5院一下从几百人扩大到上万人。
　　
　　
　　其实，土鳖才是决定中国航天的关键。
　　
　　
　　直到80年代，海龟们实在是已经太老了，而中国又有快20年没有从米毛两家获得航天留学人员，于是土鳖们开始纷纷冒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夜之间出现在航天舞台上，开始他们绚丽的表演。而很难有人知道，他们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的时间。就是80年代冒头的土鳖，大部分还是新的土鳖，最早的那一批土鳖，大部分也太老了，得不到他们加入航天那天就开始梦寐以求的舞台。
　　而新的土鳖，看他们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年轻，他们居然和当年的海龟们在航天大舞台上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差不多，甚至还年轻，要知道，这可不是中国航天发展的初期了，而一般说来，向成熟发展的行业，年轻人是很难出头的。他们表演的还不赖！我个人认为，这才代表中国在航天上能真正的独立自主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老的土鳖）中的最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毕竟名气不如前面的大。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吧：
　　
　　
　　谢光选：
　　1942年，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
　　1957年3月，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60年出任第一研究院总体部五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1962年底，任东风二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77年后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
　　
　　
　　王德臣：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1962年3月任火箭总体部结构组组长。先后担任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新型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刘竹生：
　　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
　　在中国第一代捆绑火箭“长二捆”中研究成功的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二号F”火箭系统总设计师。
　　
　　
　　张恩昭：
　　196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毕业，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第三设计部工作。
　　60年代后期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双组元姿控发动机的总体设计。60年代末任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上面级发动机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60年代末开始任变推力发动机的关键技术研制技术总负责人。70年代未80年代初，任长征四号火箭三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任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90年代初，任中国新一代重点型号液氧煤油发动机（长征5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主要负责人。
　　
　　
　　孙凝生：
　　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火箭控制专家，参加了我国几乎一半以上火箭的研制发射工作。长二捆火箭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
　　
　　
　　邢球痕：
　　1957年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固体火箭武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工作。
　　1959年9月，作为组长承担起固体火箭推进器的研制任务。
　　他可以说是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之一。基本上中国火箭导弹的固体发动机都和他有关。
　　
　　
　　李相荣：
　　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火箭专业，加入航天部门。
　　在“长征三号”的研制中有突出贡献。先后担任了长征四号A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二号丁火箭副总设计师、载人飞船921-3副总设计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总指挥。
　　PS：此人是朝鲜族，1941年出生在韩国庆尚北道，1942年随父从国外归来。这次棒子的罗老号，背后就有他的身影（传闻是棒子找中国要求帮助---当然是出钱的，中国派了他和另一个人去做技术支持---也可以说是去当太上皇，也因此罗老号的第二级发动机是在上海航天局生产---挣外快），不过由此也证明，光一两个顶尖专家对于航天这么大的舞台也是没用的。
　　
　　
　　王礼恒：
　　1962年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火箭发动机专业毕业，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长期从事导弹动力研究和航天工程管理。1965年后，任型号液体发动机总体工程组组长。70至80年代，他和同事们突破发动机的相关关键技术。1999-2002年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范士合：
　　1956年北京工业学院火炮专业毕业，入国防部五院工作。
　　任过长征三号火箭的第二任总设计师，
　　
　　
　　龙乐豪：
　　196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总体设计部工作。
　　70年代任长征三号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主持和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工作。1986年与1989年先后任长征三号甲火箭副总设计师与总设计师，1991年任长征三号甲、乙、丙火箭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曾广商：
　　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主持研制了用于弹道导弹和大型运载火箭推力矢量控制的16种伺服机构系统，以及百余种适宜于集成化、整体化和机电一体化的伺服动力、控制、测量器件。将控制技术、火箭发动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融于一体，使我国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航天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主要开创者之一。
　　
　　
　　
　　说实话，土鳖在航天这个大系统中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螺丝钉，就是幕后的英雄，他们在相当长时间中被海龟们的耀眼光芒所掩盖。不过，任何大一点的工程都这样，耀眼的只是站在上面的极少数人。我当年在雷达厂的设计部门，30多个设计师中，耀眼风光的也就是那几个总师。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千万不要埋怨，这是正常的----古今中外都如此，也是合理的-----工程项目客观决定的。要耀眼风光，就努力吧，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学习总师们的领导能力，学会和上级打交道，这样才能最终站在那个位置。
　　
　　
　　在中国的航天中，还有一批土的掉渣（超过大家想象）的土鳖，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有些还是土八路。可他们却通过工作和学习，成长为航天的专家（任中、基层技术人员的就更多了）。
　　我们就来看他们中的最最最主要代表（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名气比上面的土鳖还差。选的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
　　
　　
　　李占奎：
　　1952年中学毕业后被破例保送入航校。
　　　　 1958年，被选拔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设计员升任为组长、副主任、主任、副总设计师。担任过“长二捆”火箭副总设计师，1993年任长征二号丙火箭第三任总设计师。
　　
　　
　　这可是航天呀，这在其它国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这就活生生的存在中国航天中。
　　这样土的掉渣的土鳖，当时在国防工业（其实民用工业也一样）中其实是很常见。我在雷达厂工作时，就有几个很老的总设计师是这样的土鳖（有的是当工人读夜校出身，有的是当兵出身），但他们的能力绝对不可小看。
　　这样的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当时在各个方面是如何的缺乏人才，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包括航天）是多么的艰难。
　　
　　
　　PS：
　　现在中国又有大批留学人员（数量高达数十万近百万，数量现在还在增加），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回国了，在各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辉煌了（相对同时期的对比），因为现在土鳖的水平相对于以前土鳖和海龟的差距（大家的中坚层，不谈个别的，否则土鳖中也有牛X的一沓糊涂，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海龟中也有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已经大为缩小了，但土鳖的数量太大了。
　　真正内在支持、决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已经变成土鳖了，这才是中国成为大国，能向着超级大国迈进的关键因数（我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变成）。
　　量变导致质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是一批特殊的功臣，这是一批经常被很多人遗忘的功臣，这是一批个体成就看起来非常渺小的功臣。在现在人们谈起中国航天时，没有多少人会记得的功臣。只有TG官方在很多“有良心”的人痛恨无比的8股中才会提到的功臣。

    50年代的中国，即使有了以上的科技人员，搞导弹火箭可以说仍然是个梦想，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家，全国的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当时的TG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庞大的工厂，可以花宝贵的外汇买来先进的设备，但工人呢？科研人员们的脑力劳动最后是要靠工人的劳动来实现的，没有合格的工人，前面再完美都是没用的。

      说起工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将人敢进工厂就立马出现了合格的工人。很多人会反驳说，改革开放来，沿海的血汗工厂中上班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厂前不就是农民吗？这有什么难的？那是因为环境条件不一样了，经过TG30多年的疯狂建设、教育和宣传，虽然改革开放初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农民，但大部分人毕竟不在是文盲+科盲了，已经接受工人这个概念的文化了，同时中国也已经变成世界前10位的工业化大国，大量产生工人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即使这样，农民工仍然和标准的工人有差距，这个差距每年都会让很多的企业管理人员头疼）。然而在50、60年代，这一切条件都不具备，可以说，能否拥有大量的合格工人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包括航天）成败最直接的因素。

       而且，当时很关键一点是，当时的机器完全是靠人来操作的，是否拥有合格的技术工人就决定了中国航天到底能否搞成。有些人可能会说，当时不是有自动化的机床，如组合机床等吗？可惜当时的自动化机床只能适合于极大批量（如年产数万到数百万）生产的东西，如果，在火箭研制中就采用自动化的机床设备来加工，被修改一次图纸就得调整或重新设计制造机床，就是苏联也会破产的，而且，火箭上很多零部件体积很大，要是用自动化机床的话，成本会高到一个天文数字上去。而且，要造出自动化的机床，仍然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更何况，在火箭上，很多地方都是手工操作，对技术工人的要求就更高了。因此，没有大量合格的工人，火箭对于中国来说，就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只能停留在设计师的绘图板上。

       但这个难题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新中国领导人考虑的话题，因为TG自信它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当年淮海战场上的百万小推车就是TG信心的证明。TG开始全国扫（文）盲，科教电影加在每一部电影的前头，所有的宣传都在大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尽可能的为工人创造出总总好的条件来吸引大家，已经成为工人的则要接受完整全面的培训，还提供工人夜校。后来的事情表明，TG在这个任务上完成的极为出色。很多条件糟糕，按常规因为条件不具备，因此很难完成，会严重影响任务甚至导致计划失败的事，都被当时充满了无比激情的人们克服。

       在航天中，N多的零部件要求手工加工，要求还很高，完全要靠工人的经验来完成，到装配时更是如此。相比于米、毛两国，中国的条件要差的多，从各种加工、辅助设备到工作环境，因此要出成果，中国的工人们必然要比国外的同行们付出更多的代价。最惨重的代价居然发生在90年代初，那是长二捆第一次试发射前，发现有故障，于是需要钻进火箭内排出推进剂。我们大家知道长征火箭和我国的液体导弹的推进剂是联氨/偏二甲苯，是有毒的，而且火箭内部是很精密的，于是两位水平很高的老技术工人带着防毒面具钻入火箭内，轮流工作，结果两人都因中毒而牺牲。
       由于他们单个的功绩太小，太不起眼，我没有找到当时航天界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拿其它行业的代表来说吧。
       我们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铁人王进喜。当然有人后来说了，石油开采中最重要的是发现石油，打出地一口喷出石油的井，如国外的石油公司，打出第一口井奖励百万米刀，后面的就没有了，因此大庆精神不算什么。可问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全国勘探到打出地一口喷出石油的井，这样的代价中国付得出，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在茫茫荒郊野外建立一个石油基地就困难无比了，因为这是国力的体现了。

       自古到1949之前，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民族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都是加在社会的中上层中，因为他们是真正享受到相关的利益的，因此也只有他们才说、也才有资格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真正承担起这个责任的往往是社会的下层人民，但下层人民们只是因为朴素的思想而被动的承担了这个责任。相反，“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这是古代的自称“受命于天”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同意的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遗言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就是一个证明。
       这一次，社会底层的人民第一次主动自发的将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他们的伟大贡献。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就是新中国一切伟大成就的最终基础。

      PS：
             作为一个的对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援外回国人员，关于在很多国家援建工厂后对那些国家工人的评价，很多人看了说，这些国家是没指望的，可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们的中上层中，国外名校毕业回来的博士们比比皆是，而且还没有当年中国遇到的国际封锁，还能从国际上较容易获得贷款。区别，就在于TG真正的动员起了人民，而不是大家口头说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