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7月29日报道

丘成桐：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卓以和：美国朗讯公司半导体研究副总裁、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现在都还没获得诺贝尔奖？”7月26日，在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上，61岁的丘成桐和73岁的卓以和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现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了科研愿意拼命，从早到晚做研究。新生代研究者把工作时间限定为朝九晚五，休息时间就出去玩。”两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对中国年轻学者的科学精神颇为担忧。

症结 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目前缺少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尖端人才，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十分急功近利，取得一点点成绩就自我满足了。坦白说，在中国很少看到年轻人日以继夜地为了某个科研项目去努力。”丘成桐认为这是中国远离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丘成桐说：“得诺贝尔奖要作出有很大创新性的贡献，中国的创新人才还差很远，大学也没有形成创新的浓厚氛围。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

丘成桐表示，中国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训练他们为高考做准备，在学校里老师帮学生猜高考题目，学生照着模型去练习，完全埋没了人的创新能力。

“最高尚的境界，就是中国有一群优秀年轻人真正为了人类求知欲望来做学问，探寻大自然的奥秘，能做到这个，很快就会有中国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丘成桐说。

退步 名校生考不过哈佛入学试

“高考不考微积分，很伤害中国整个科技的发展。因为微积分是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文艺复兴第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后来全球科技才开始长足发展，”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中国高考为了标准化，担心很多学生学不懂微积分，就干脆不考。高考不考，学生也不学。但是，美国的中学是要学微积分的，学得好的大学生在20多岁就开始做相关研究了，而中国学生到了大学才学这门课，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国一定要培养一批精英学生，要跟全世界开展科技竞赛，人家能懂，你也要能懂，不能为了公平起见，大家都不懂。”

“近10年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比20年前水平差了很多。以前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会轻松考过博士入学考试，而且得到很高分，但近几年中国名校的学生到哈佛却考不过入学考试。”

丘成桐说：“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我在美国遇到很多中国去的人才，我问他们要是回国的话，什么是最要紧的条件？很多人回答我说，最要紧的是自己需要一个靠山。”卓以和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会用的问题，有了人才怎样留住？应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薪水，还有稳定的研究时间。”中国要想留住人才，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怪象 名教授不屑给本科生授课

“在学校里要端正学风，教授和学生都要做到这样，”丘成桐说：“世界上抄袭别人的学者很多，但被发现后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但在中国，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这让学生怎么看？教授在台上告诫学生要诚信，学生则在台下偷笑。一个老师面对几百个学生，一个校长面对一两万个学生，学生会想：老师、校长都能抄袭，我为什么不能做。学风不正，再怎么谈诺贝尔奖都是假的。”

“中国要大力提倡自主创新，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惩抄袭者。不仅是工业创新，学术创新也是这样。一个好的创新研究动不动被人家抄去了，研究者情何以堪呢？不搞好这个，自主创新没法谈。”丘成桐说。

卓以和说，美国很重视从小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在学界若发现有人抄袭，就将抄袭者解雇。

“中国很多有名的教授不重视教学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名教授觉得自己有名，要做研究，很伟大，教本科生显得水平太低。但是哈佛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吧，哈佛就要求每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中国学校太宠名教授了。”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有很多人去申请，申请者要讲清楚自己对教学有什么贡献。有这个机制后，名教授也不得不花心思去教本科生。美国没有教授敢说自己是做研究的，不教书，但在中国常有人讲。在这方面，美国的机制值得借鉴。

出路 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卓以和说，做实验需要和最好的科学家一起合作，尤其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交叉在一起，产生了灵感，就是新发明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中国有这么样一个实验室，能够集中最优秀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一样，将有力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加大经费投入保持实验室的运营，不要给研究者太多的压力，不要规定他们一定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有时候十几年才真正将一个发明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卓以和说。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南方报网 http://www.nfdaily.cn/ ).

很难，因为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为了制造---数据，不是工作，更不是追求真理。.

钱伟长：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kafx.html?tj=1
。“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
     新近辞世的钱伟长教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大师的尊崇，以及对“三钱”这样近乎传奇的已逝学统的缅怀。然而，钱伟长人格之伟大和余绪之悠长，并不是著名科学家和优秀校长这样的描述所能概括的。人们或许会好奇，作为1931年毕业的“老清华”、曾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的钱伟长，为什么在8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他与清华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荣辱，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传统，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三大支柱”，是由老校长梅贻琦校长奠定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中，“旧清华”作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的典型，成为被批判改造的重点。曾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的研究型大学，最终被改造为包括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7系18专业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纳入培养“专才“的轨道。

     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亲历了这一过程，他坚持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传统，成为对大学的学术性、精英性价值最后的维护者，与蒋南翔在办学方针上发生尖锐冲突。他反对按照苏联模式培养现成工程师的目标，认为必然导致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以及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的弊端。在通才教育已经被批判否定之后，在整风运动中，他支持学生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他批评院系调整、教师工作量等一系列的改革，无非就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