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内地会的宗派理念之前,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其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本人的宗派归属。戴德生传记的读者应该记得,戴德生出生于一个循道会世家,他的曾祖父戴雅各(James Taylor)乃邦士立镇(Barnsley)第一位循道会地方传道,并与当地会众协力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少年戴德生因母亲和大妹的祷告真正得救的那年(1849年),该镇的循道会发生分裂,他和他的父母决定加入“改良派”,亦即后来被称作循理会( Free Methodist Church )的这一分支。他前往赫尔(Hull)担任诊所助手的时期,则在当地的弟兄会聚会,甚至在那里接受了成人洗礼[1]。也是通过赫尔的弟兄会,戴德生深受孤儿之父穆勒(George Mueller)的影响开始学习祷告将需要交托给神,由神感动人心来供应,绝不亲口提醒雇主发薪水。戴德生转往伦敦学医之际,在托特纳姆区(Tottenham)的布鲁克街(Brook Street)一家贵格会背景的弟兄会擘饼聚会。十年后,戴德生从中国第一次返回英国养病期间,一度成为韦斯特伯恩路浸信会(Westbourne Grove Baptist)的会友。英国女学者麦凯(Moira J. McKay)查考了内地会早期支持者的宗派背景,发现弟兄会、英国国教和浸信会名列前三名。[2]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出任英国本部联络人之后,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了内地会的支持圈,逐渐吸引了以“剑桥七杰”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加入内地会的团队。终其一生,戴德生和各大宗派的领袖与会友都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这些人脉关系是他后来建立一个跨宗派差传机构的社会基础。
《戴德生传》的读者应该也记得,戴德生抵达中国之前,已经有不少其他新教差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展开了福音事工。差派第一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是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第一位赴华美籍宣教士裨治文(Elijiah C. Bridgman)的是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两者恰巧都是公理会背景。戴德生在上海寄人篱下的时期,居住的就是伦敦会的宿舍,他的发妻玛利亚也是已故伦敦会宣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的女儿。初步掌握语言之后,戴德生曾先后和伦敦会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包约翰(John Burdon)、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郭达门(John Quarterman)、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宾惠廉(William Burns)和苏格兰长老会(Church of Scotland)的慕维廉牧师(William Muirhead)结伴出门布道。除此以外,当时中国还有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等不同差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具有明确宗派定向的宣教差会。不仅相同的宗派因为国籍的关系分为英国和美国两个机构;甚至来自同一国籍同一宗派的宣教士,因为种种原因而分别归属不同的差会。英国方面,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先后成立了高派的安立甘会(Society of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缩写SPG)和低派的英行教会(CMS),前者为英皇威廉三世御笔钦定,史称“特批差会”(chartered society),而后者则为国教会中的福音派领袖推动的志愿差会(voluntary society)。两个差会在中国皆设有各自的宣教站。美国方面,美国长老会和浸信会差会,后来因为南北战争的缘故,皆分裂为南北两部,其在中国原有的宣教站也不得不人为地划分归属。
在实际操作层面,为了保持内部的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对本宗派“情有独钟”的申请人,内地会往往会建议他们改投本宗派成立的一元性差会。除了宗派差异,内地会的团队建设,还需面对不同时空中的政教纷争。在戴德生的时代,主要矛盾集中在欧洲同工中“国教派”(conformist,如圣公宗、长老宗和路德宗等政教关系较密切的宗派)和“不从国教派”(non-conformist,如浸信会、贵格会、弟兄会、公理会等属公民社会范畴的宗派)之间;到了他的继任何斯德(D. E. Hoste)任期,北美同工中“自由派”(liberalist)和“基要派”(fundamentalist)之争则日渐凸显。
然而,对内地会跨宗派主义实验最大的考验,还不是人力资源间的磨合,而是财务支持的保障。内地会被公认为“信心差会”的鼻祖,但戴德生本人从未自诩为最具信心之人,也从未暗示其他差会缺乏信心。然而内地会在神学层面的跨宗派主义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其在财政层面的信心原则,久而久之,旁观者把“信心差会”的黄袍加诸其身。[4]戴德生在北美阻止慕迪(D. L. Moody)收奉献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内地会传奇之一。他对全场会众的当场说明是“信心原则”的最佳解说词:
戴德生“羊以群分”的方案并非横空出世。早在现代宣教运动发轫之初,各新教差会就发现:在母国壁垒分明的宗派差异,到了福音处女地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同一禾场的不同差会之间逐渐形成了“宣教协商制”(comity)的惯例,这种默契,又被称作“新教共识”(Protestant consensus)。按差传研究学者比弗(R. Pierce Beaver)的界定,“宣教协商制”可被简单地理解为“按地理划分的宗派主义”[8]。早在1836年,美部会便呼吁所有的差传机构“瓜分”世界,达成全球性的“协商约定”[9]。1877年首届在华传教大会便已设立“禾场分治”的委员会(a Committee on the Division of the Field),1890年的二次大会达成了具体协议,但因为中国幅员广大、外来势力复杂、天灾人祸不断,这些协议从未真正执行过。[10]戴德生将这种本来是不同差会之间的磋商模式,改变成内地会内部调兵遣将的分配原则。这一理念的提出,要到内地会的宣教团队不断扩大、同一宗派的同工达到一定基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施。譬如,内地会和陕南的英国浸信会联手打造“浸信会传教区”,在其他地区建立了若干非正式的长老会和卫理公会传教区。
最经典的案例为内地会与英行教会合作的“川东教区”:内地会负责该地区的宣教事工,并提供圣公会背景、而且具备按立资格的传教士出任当地的神职人员。第一任川东会督[11]为剑桥七杰之一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1895年10月18日,盖士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正式按立为华西的川东会督,同时具备内地会和英行教会双重身份:一方面保留内地会的成员资格,出任其地区主任兼中国咨委会(China Council)成员之一;另一方面由英行教会支付薪金,享受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的待遇。鉴于英行教会在川西已有传教区,内地会的职责以开拓川东传教区为主,并于第二年便在第一个宣教站保宁创办福音医院。盖氏的女婿华福兰(Frank Houghton)四十余年后被按立为川东会督,继而出任内地会总主任(相当于戴德生的职分)。这一史无前例的合作模式乃是经过内地会和英行教会这两大国际差会、中国圣公宗领袖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多年酝酿协商方得以建构。多年后,另一跨宗派差会“非洲内地会”(Africa Inland Mission)仿照此例,在乌干达尼罗河西岸建立了类似的圣公会传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