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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 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 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 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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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 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原创 2016-08-24 陶医生以斯帖娅桐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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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医疗之光】
文| 巴拿巴、以斯帖、娅桐

三个医生故事:《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你做得再完美,还是会看着人命离开,如果没信仰,同情心耐心良知都会亏损。《我曾是一名医生也是癌症病人》:虽然失去子宫仍是完整的女性,也更能理解病患的软弱。《临终病房,尊严何在》:没有亲人的爱怎能走得安详?


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口述/巴拿巴(浙江某三甲医院)采访/《境界》记者 秋菡

基本上,无论哪位医生,在工作中都希望自己负责的病人能康复。所以手术失败的例子,尤其对于主刀医生,真的是个打击。夸张一点说,经常接触重症患者的医生,每个人手上都会有几条人命。我的感受是如果医生没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时间久了肯定会受不了,会很抑郁的。普通人和医生同样需要面对治疗的无效或失败。

记得我自己在刚刚上班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当时已经信主了,但还是难以承受。

那是我一开始学习独立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位因车祸脑外伤的病人,情况很严重,在手术台上就已经不行了,脑外科的医生勉强把她弄好送下来ICU。当时我太没经验,思路单一,一心想着要仔细关注头部的术后情况。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她的腹腔也有出血,虽然我们立刻安排了手术,但她最后还是没撑住,走了。别人也许会说她本来就很严重,即便你做得再完美还是会随时没命,但我自己清楚,有时候细微的检查和判断对于重症患者来说,都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这件事对于刚刚入职的我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沮丧和抑郁。沮丧到一个地步,只要临到我值夜班,从早上起来,看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夜晚,我的心情就越来越差,在家里一边哭一边祷告,直到最后上班时间到了,才硬着头皮走进医院。

后来有年轻的后辈遇到类似情况,我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也能帮助到他们。随着时间推移,我面对重症、突发的情况都有了经验,才慢慢走出这段阴影。对于基督徒医生来说,这些事情也会让你更深地明白自己的无能、上帝的主权,以及从祂得力量是何等宝贵。

对病人来说,认清楚医学不是万能的,有助于降低病患或家属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现实情况中多多少少能理解医生的某些做法。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许多普通病患来说,还是希望痛苦得医治,医生做得都完美。就好像前段时间我家孩子做扁桃体摘除手术,要全麻,那时候我内心最大的渴望就是,他一定要好好进去好好出来。可见,当医生成为病患家属时,内心也立刻会以病患为中心,而绝对不会是首先考虑,要如何去理解其他医生的任何失误和失败。

谈到医患关系,我刚开始进ICU工作心里特别有压力,害怕处理不了重症患者或家属的关系。但后来经验告诉我,不管你医术多么高超,一定要做到的是态度温柔、谦卑、诚恳。至少在我行医过程中,这非常重要。就像《圣经》所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医学很复杂,治疗过程变数很多,这些都需要以和善的态度跟患者沟通清楚,相反地,因为医生态度不好,即便患者得到了正常的治疗,最后引发纠纷的也不在少数。

我说这些并不代表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也常常会态度不好,尤其是遇到很忙而事情又不归我管的情况。然而,换个角度想,这的确是患者的切身需求,比如在ICU的患者,他们每天吃药、打针,接受各种治疗,大部分都会带来身体上的痛苦。然而他们自己又不懂我为什么要吃这个,打那个,究竟有什么功效。况且,医生也不可能百分百坦诚地告诉他所有的治疗细节。这时候唯一能让他具体感受到被关怀,确信自己被好好照顾了,就是来自医生的温柔的沟通。

我自己面对患者和同事,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信仰。所以在适当的场合谈到福音,身边的人也见怪不怪了。对我来说,最合适的时间是值班的时候,可以单独面对病人。比如之前有个动脉瘤破裂的病人,因为经济困难没能马上做微创介入的手术,在医生看来她身体中就像藏着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着清醒,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立刻没命。于是我趁着跟家属沟通之前,先跟她谈福音,让她求告耶稣的名。后来她真的就像我们预测的那样,第二天就不行了。在ICU里还有很多情况是,我想着要和病人分享福音,但一忙完回来病人就昏迷了,再也醒不来了。

就像前面提到的,作为医生,我为垂死的病人祷告或传福音常常体验到“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很多时候是你祷告了但没有理想的结果,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有段时间也迷惘过,那干脆就不祷告呗,反正是生是死都由上帝决定;但回头想想,又觉得信仰不应该这样,我们还是要竭力与神同工。直到现在,我依旧在与神磨合之中,不能说是完全清晰完全顺服的状态。

回想自己的职业经历,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一个医生没有信仰,他看了太多病痛与死亡,先是同情心、耐心,而后是良知,通通都会受到亏损。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可能会有刺激过度后“无所谓”的倾向。所以作为基督徒医生,与神亲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很可能会慢慢变得麻木了。



我曾是一名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文/以斯帖 生物医学研究员(曾在血液内科、肿瘤内科、放射科行医10年)

我曾经是一名医生,也曾经是一名患者。7年前我被诊断患上子宫内膜癌(早期)。那时候我40多岁。医生不仅切除了我的子宫,卵巢也一并切除。现在我提早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也在服用药物治疗。除此之外,目前我的身体还健康。当时医生给我的治疗方案非常彻底,不给癌症留任何机会。

当我看到《人间世》第五集里患者陈莉莉第一次听说要摘除子宫时,情绪非常激动。子宫对她来说,不仅是个器官,也是一个女性的标志。作为一个女性,没有子宫,是否就不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女性?这会影响到我的家庭吗?周围的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这背后的许多担心其实也暗示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生命观。

看到她激动流泪,相信她那时所担忧的不仅仅是病本身,用她自己的话是“天塌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自己面对治疗时很平静,也没有过切除子宫就不是完整的女性这样的挣扎,但我依然能理解像陈莉莉这样的软弱。

虽然我失去了一些女性器官,但仍然是完全、完整的女性,而且依靠我的神,会继续喜乐地走前面的人生路。因为我相信等将来人生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会永远与主同在。我们的生命掌握在赐生命的创造主手中,医生能最大程度地帮助我们除去病痛,但他们掌管不了生命,所以真的不能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医生手上。若是我们心里有永恒的盼望,大概就不会把所有来自疾病的压力、痛楚和愤怒发泄在医院,更不会对医生施暴了。

片中展现出医生相当不错的素质,他们反复讨论,最后给出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先切除一部分,病理检查后再做决定,但患者要付出两次手术的代价。所以在这时候,医生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给予解释,否则病人有可能会对方案产生误解。

在这里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事实上,患者陈莉莉的第一直接家属,最有资格和医生讨论她病情的人应该是她的丈夫。但我们自始至终看到她的姐姐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很情绪化的反应,让医生感到为难。这就牵涉到专属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也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所以作为国内的医生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对避免纠纷和误解能有些帮助。

许多病患的故事不仅是身体上的病痛,同时也裹挟着很多家庭、心理、伦理、及社会文化因素。这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为何当今医患关系有如此大的张力。

患者来医院看病,不仅是为医治身体上的病痛,他们其实也在寻求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人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往往心灵也很软弱,这一点我们做医生的要特别注意。大多数医生会首先关注到身体本身,并且针对这些生理病理上的问题而给予治疗,但是从患者这一方面就远远不是这么单纯。

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他们会非常密切接触到患者极其软弱和私密的一面,而患者也对医生怀有高度的期望值。作为医生,时常都需要谦卑怜悯的心,体恤病人的软弱,无论身体或心灵。

我自己曾经行医十年,我相信大多数医生都是愿意为病人着想,服侍病人的。记得当年我接了一个危重病人,令我从头一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过才下班。因为是危重病人,那一晚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吃过饭,正准备睡一下,接到电话,让我再回去看这个病人,我只好起来再回去。后来留了多久都忘记了。但几乎30多小时没有睡觉,真的很累。所以,要相信在病人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医生们也是日夜忙碌,放心不下的。这就像大家看到纪录片中医生们在讨论病例时,总会争执不下。每一个医生都希望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案,每一个医生都是想让病人得到完全的医治,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在医生手中。

这时候医生能做什么呢?医生自然地承担起一个劝导者的角色。作为医生,尤其是其他辅助管道还不很健全的时候(比如心理辅导、临终关怀等),他们就不得不承担起一些除了技术以外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十分艰难,需要十足的爱心、耐心,需要医生自己的生命也能连于力量的源头——主耶稣!若能效仿主的榜样,存柔和谦卑的心,对患者不仅仅是提供高端技术的服务,更是出于真诚的关心和怜悯,我相信一定会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临终病房,尊严何在?
口述/娅桐(医学博士在读)采访/《境界》记者 秋菡

临终关怀是个非常重要、矛盾重重又能够展现世情的话题。俗话说,患难生死见真情,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亲情中微妙的尴尬和冰冷,在临终病房确实体现得淋漓尽致。

纪录片《人间世》的第四集《告别》,就以上海市静安区某临终关怀中心为背景,围绕一位罹患腮腺癌的病患,分别以长期病患、病患家属、即将离世的病患和临终关怀科医生的角度来谈“如何面对或看待死亡”。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或许就是:让病人少受点痛苦,走得有尊严一点。但实际上,将死之人尊严为何?很遗憾,片子并未提及。

硕士毕业后,我曾在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实习,后来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短短的日子中,从我手上送走的病患也有好几位。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八九十岁的癌症晚期老人,一开始送进来的时候家属表现很好,大家都以为老人快走了。可是老人生存意志顽强,一直坚持了几个月,后来家属就吃不消了。常常过来问医生,老人到底啥时候能走?言谈之间,你会听到他们的难处,经济紧张啊,家里有事情忙不开啊,好像生活中一切都要等到老爷子离开才能步入正轨。

每天都来问,甚至连最起码的营养剂都不愿意给用,就想这样耗着直到人走。只要老人病情稍有恶化,全家人就都赶到等着,其实老人当时意识还清醒,还明白着呢! 这种情况连我们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心寒!那时候我自己也信主不久,也是刚刚从一种担心发生意外啊,死亡啊之类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看到不信主的人离开,心中也是很多的怜悯。然而,当这位老人去世,我甚至会觉得对他是一种解脱,终于可以离开那帮没有爱的亲人了。

在我看来,临终病患最大的痛苦,其实不仅仅由于身体上的疾病或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更多是来自于家人在情感上的“遗弃”。纪录片中展现了医生对临终病患的关怀,握着他们的手,倾听他们的心事。但实际上,医生的关心跟家人的爱与陪伴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医生并没有参与病患的人生,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多么亲密的私人关系。如果医生对患者投入情感太多,对医生来讲会有许多负担和压力,可能影响正常工作。我记得片子中有位病患坦言自己好孤独,我想这种独自面对生命结局的孤独绝不是医生可以缓解的。

片中医生也谈到一种临终“优死”的观念,意思就是减少生理痛苦,最大程度让患者安详离开,这样就算是有尊严了。且不说没有亲人的爱,如何能够安详,但即便有这些,在我心里还是远远不够。我以为有尊严起码意味着病患可以参与到决定自己如何被治疗,甚至以怎样的方式离去,但在复杂的临床实践中,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患者直接谈到治疗中可能面对的风险以及死亡,都是极其避忌的,这更加令中国的患者很难有机会,或有能力去参与决定什么。所以,所谓尊严,谈何容易?

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另一种开始,是“安息主怀”,这本身已是极大的尊荣了。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在我行医时,没能找到很多机会去跟病患传福音,或说我自己的生命状态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服侍,现在暂时离开职场回到科研工作中,暂时有喘息的机会,也盼望神借着祂的爱来更大更多地改变我,充满我,叫我成为祂好消息的管道。

(为更真实地反映基督徒医生和护士群体在这个世代的挣扎和见证,《境界》特开设“医疗之光”专栏,欢迎基督徒医生、护士投稿至jingjietougao@gmail.com,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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