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五四，就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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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五四，就想念他们
原创 2016-05-03 言究者 言究所
自从几年前看到这张照片，每到五四，就会想起他们。
他们合作翻译修订的一本书于1919年4月22号在上海印出。
这本书在从那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至今仍在继续的深远影响。
相比那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随后种种热闹一时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无论在当初问世时，还是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里，大多处在默默无闻当中，虽然很多人都听说过。
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也想不到的动力，我也不会关注这张照片中的他们，也就不会在意1919年的中国除了五四运动究竟还发生了哪些跟当今中国人有关的事情，我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记忆就还是停留在那些让人不仅耳熟能详也喜闻乐见的名人名言名事上。
比较他们修订的这本书，他们就更加默默无闻了。当然，他们也许并不太在意后人是否会记得他们，他们看重的显然是这本书自己和这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
但作为这本书进入现代中国的见证人，鉴于这本书对他们还有更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生命归宿的影响，他们值得被人记念。
根据看到的对于这张照片的解释，照片中人从左向右依次是：
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1852—1922）、刘大成、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张洗心、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王元德、鹿依士（Spencer Lewis，1854- 1939）、李春蕃。
在目前已经查阅的历史记载中，这里只有中文名字的人都没有确切的生卒年记录。
大约了解的是，刘大成是内地会英国籍传教士鲍康宁的中国合作者，张洗心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善的中文老师及合作者，王元德是美国北方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学生及合作者，李春蕃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的中国合作者。
他们合作翻译修订的这本书是“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如今在华人世界最通行的《圣经》中译本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版本基础上进一步修订的。
我第一次见到的《圣经》，并不叫“圣经”。那是上小学时在家里看到的，后来知道是母亲从当地南郊的教堂买来的。当时感觉这是一本中国古书。不仅是繁体字竖排版，扉页的字体和样式也跟后来遇见的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几乎一致。
然而，这个中文白话本《圣经》的翻译修订者却不仅是照片里的他们。还有其他西方传教士曾经参与其中，包括：
白汉理（Henry Blodget，1825－1903）、文书田（George Owen）、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布蓝非（Thomas Bramfitt，1850－1923）、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1952－1921）、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1931，作家赛珍珠父亲）、安德文（Edwin Edgerton Aiken，1859—1951）、林辅华（Charles Wilfrid Allan）、克拉克（Samuel R. Clarke）、林亨理（Henry M. Woods）、路崇德（James W. Lowrie）、瑞思义（William Hopkyn Rees，1859－1924）。
以及至少另外两位中国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文书田的合作者诚静怡（1881—1939）和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学生邹立文。
这些人的名字，在那些流传最广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载中大多都不常见。但是，只要稍稍进入历史的深处，他们却与现代中国的形成紧密相连。
不过，跟他们相关的现代中国与比如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及其后继者相关的现代中国却不那么一致。
他们比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更早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历史。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现代中国的塑造只是他们被差遣而来的副产品，他们更关注他们合作翻译修订这本书记载的那个从永恒进入暂时之中的国家及其中的生命。
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那个暂时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就像他们当中有人来自的美国或英国。他们也看重从西方带来各种可以帮助改善中国人生活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最终是为了帮助中国人认识和进入那个永恒国家。
1919年至今，五四运动发起者和后继者显然主要关注暂时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些了解的人，这样眼界的普遍存在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甚至在不少西方传教士和受他们影响的中国人中，如此的状态也很常见。19世纪以来，中国跟西方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差距，以及西方闯入中国之后产生的种种冲突，不可能不让人有改变眼前世界的紧迫感。
人很难超越所处的时代。但有人也会受到那个进入暂时世界的永恒国家的影响，他们就不会那么完全被时代的潮流带着走，他们也就可能不会指望在暂时世界之内实现永恒之国，然而他们也不忽视自己身处的暂时世界。
这也就不奇怪，在翻译修订《圣经》以外，现代中国那些最早的学校、大学、媒体、医院、孤儿院常常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第一次看到上面的这张照片之后，我试图寻找照片的来源和拍摄时间。根据迄今所知，这张照片来自1906年版的《中国与福音，中国内地会年报》（China and the Gospel,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结合照片当中富善和狄考文的外貌，这意味着，照片拍摄于1906年或之前不久，那时狄考文还是“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翻译修订委员会主席，到了1908年他去世后，富善成为他的继任者。
后来，我又遇到另一张跟这个委员会有关的照片。比较上图，下图更清晰，创建过现代中国第一所大学的狄考文已经不在其中，约略可以确定姓名的有富善（左二）、鲍康宁（右二），人的穿着也不再是清朝时的样子，大概比较接近他们手中的《圣经》译本在1918年底完稿及1919年4月印出的时间。
看着这两张照片的差别，我也想到一个跟古典与现代相关的问题。
在梳理白话中文的历史记载中，这个委员会的成果“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常被提及，西方传教士也会被归为现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就像他们会自然的跟现代中国的形成联系上一样。
但这不意味着西方传教士就都是现代主义者。其实，和合本白话文《圣经》仅是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启动的翻译修订项目之一。另外还包括《圣经》深文理和浅文理两个和合本及各自的委员会。而在这三个版本之前，已经有文言和白话的不同《圣经》译本在中国流传。
这意味着，这些传教士没有像有些白话文运动者那样简单地拥抱白话而否定文言。
毕竟，古典和现代也是彼此相对的，是时间之内的。
但不论文言还是白话，那书中传递的，是并非囿于时间的。
［题图来自1906年版《中国与福音，中国内地会年报》（China and the Gospel,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46－47页间，转载于
；第二张官话和合本委员会照片来自畢家興，“1919年《官話和合本》的奇妙之旅”，2015年10月25日，
https://www.fhl.net/main/announce/announce423145.html ；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图片，来自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100704 ；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图片，来自
http://www.aswetalk.net/bbs/blog-936-51829.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