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虹镇老街
http://m.jiemian.com/article/456889.htm
我穿过虹镇老街
“我出生在上海，但我不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这是一个年轻人对上海的回忆，也是他成长的烦恼。
王鑫 11/30
一
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我不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在上初中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小学是复旦大学附属的子弟小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父母大部分都是复旦大学的教工，所以每年都会有同学出国，又总会有新同学转来。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上海推广普通话的时间点，很多同学都会三种以上语言：家里讲家乡话，上课讲普通话，下课讲上海话。有些同学通晓的语言更多。班里有两个同学，父母都是来自日本的引进人才，她们私下里时常用日语交流，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初中以后，班里讲上海话的人多起来。学校里本地老师和外地老师五五开，有时上课你得听上海话，有时你又得听来自全国各地的口音。有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用上海话讲了半天。下面一位家长举手，问他能不能说普通话。
那时候，周立波刚刚走红。我买了《笑侃三十年》的录像，在家里反复看，模仿周立波的样子和他说上海话的腔调，废寝忘食。傍晚，爸爸喊了一声“吃饭”，我还意犹未尽。他搁下碗，让我不要在家里看了。我以为他是不要让我说上海话。其实他是让我不要学周立波，那个腔调很痞。
一位同学和我说，他本来不会说上海话，看了周立波之后，开始学说上海话，他爸爸搁下碗，一记耳光打上去，说：“让你忘了自己是哪来的。”
出国后，别人告诉我，之前他们觉得上海人都像周立波那样；认识我之后，好多了。他们热衷于问我如何看待周立波，如何看待上海人口中的“外地人”、“乡下人”心中的上海人。我告诉他们这些印象被固化、被模板化了。就像国外的白人和华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会帮上海人说话，因为我是上海人；有时，我会帮外地人说话，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上海人。事实上，我谁也不帮，只是喜欢站在不同的方面看问题罢了。
二
第一次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厌恶感，是初二结束的那个暑假。那时班里的一个姑娘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要回原籍省市参加中考。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人不能在上海中考。初二结业那天，我帮她理东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至今我依旧会在梦里想起那天，一边又一边地喊：“楠楠，不要走。”
我给她一张班级集体活动的照片，若是毕业照里没有她，我会很失落，索性就把那张集体照当作毕业照。
后来，她还是出现在毕业照上。楠楠顺利在上海升学，还参加了上海的高考，成绩斐然。但初二的那个暑假成了我的梦魇，今日依旧没有散去。十四岁的我问自己，为什么上海那么大，容不下几个外地学生。中考临近，班里走了好几个外地的学生。有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回了老家，跟不上教学进度，在升学路上走得很艰难。还没有来得及匆匆告别，他们就收拾完书包赶回故乡的学校。我站在教室外俯瞰他们离去的背影，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初三某次月考，虹镇老街上的金沙中学像黑马一样超过我们学校，被老师劈头盖脸教训的间隙。我问同学：“虹镇老街是哪里？”
同学不知道，但老师告诉我，那是整个虹口区最穷最乱最差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在那里生活。她对自己教的学生被那里的学生超过这件事表示痛心疾首。
三
我的高中过得自由散漫，有时抬头看看前排的同学，他们一个个伏案睡着很香。大家的睡眠质量都不错，头摆在桌子上。像极了上供的猪头。全班唯二两个失眠的，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语文老师。
高中面积很小，没有足球场，所以我整个高中都没有踢过一场像模像样的足球。据说当时校长很想买下学校对面的菜场来增加学校的面积，受到学校里老师的强烈反对，理由是那个菜场菜价非常便宜。后来校长又想买下对面的空置房，但也没有成功。不久后空置房被拆了，造了一个武器修理所。最后校长又盘算着收购学校旁的修车厂和建材市场，还没有付诸行动，就退休了。
他退休的时候，我们正好高中毕业。我有了无尽的时间玩游戏，踢足球，看动画，但我再也不想这些了。我发现自己变得无趣，因为无所事事再也不能让我心花怒放。
我和高三班里的班长常约去同济大学踢球。他长得很像年轻时的窦唯。我们因为一顿火锅成了好朋友，那家火锅店离西宝兴路火葬场很近。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曾翻阅过同学们入学时填的情况表，因为要帮老师做登记。在这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我知道了班长的户口在虹镇老街。但我从没有问过他。
有时我去高中的学生会，此前我曾在那里做事。一天，我偷看了办公室桌上的文件，原来那全是关于学生的事：
“该学生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开一家小杂货店。家境一般，心理自卑。但该生好学，在理科方面有较好悟性，成绩忽上忽下，不稳定。上课时总有瞌睡现象，经常迟到。家访后发现该生每日需花两个半小时上学，若按时上学，须在四点半出门。考虑到其家境，不建议父母在高三时选择在学校周边租房。了解下来，该生痴迷日本动漫，经过家里协调，已经杜绝……”
“该生成绩优异，能保持在年级前二十，但早恋问题严重，屡教不改。父母也放纵其与男友交往，我将多做努力让其意识到早恋危害，扶上正轨。”
“该生父母经商，家境优越。但品行极差，多次违反校规，被发现吸烟、逃课、与校外社会团体接触。上学期还组织同学放学去台球房打台球比赛，经过批评与处分，认错态度较好。但成绩极差，数学、英语基础不好，本人不求上进。建议高三时将其分流。”
我努力查找有关我们这一届的文件，始终没有找到。所有我能看到的，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我的内心极为震惊，老师们将所有的学生分门别类：可造之材、马马虎虎、建议分流、问题学生……甚至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学长学姐，我都看到老师写他们的不好。我心里有数，我们这一届学生，以及所有以后的学生，多半出现在这些文件里，身上的弊病被老师们视为眼中钉，好像这座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是病人，只要进来，就不愁找不到毛病。
等到我下次去学生会办公室的时候，已然看不到这些文件，或许它们被当做废纸一样处理掉了，或许被藏进了我碰不到的地方。
此后，我也很少去高中了。
四
高三时，年级里有一个区三好学生的名额。三好学生可以在高考加10分，这足以让很多人争得你死我活。
我们班有三个同学角逐这个名额，班长是其中之一。当选者再去年级角逐最后的资格。
但是，大家对于谁会拿到这个名额心知肚明——他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班里实到40个人，那人得36票。班长得到两票，不知道谁和我一样，在班长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还把票投给班长。更有意思的是，居然还有人把票投给我。唱票的时候，读到我的名字，大家哈哈大笑；班长的名字出现了两次 ，大家面面相觑。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没有任何意义。
我在家中和妈妈说了这件事，她只有惋惜。说着说着，我泣不成声，那是我十岁之后第一次在父母面前大哭。我不甘心，我想起了楠楠。这是我少年时最无能为力的两件事。我不仅没能力留下楠楠，连班长本可以得到的加分也没有替他争取到。
选三好的事在不久后被人举报，上面有人过来调查。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满是不甘和屈辱。和那些被过早拆掉的房子一样，连痕迹都没有留下，就会有新的大楼取代它们。
五
2014年4月26日，班长说他看了《岁月神偷》，里面香港永利街和他长大的地方很像。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一个地方，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虹镇老街。
上面布置下来任务，要在五月前把虹镇老街的主要部分全部拆掉。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住户都已经签订拆迁协议，还留下几户“钉子户”。人搬走了，但没有散，街边到处都是买菜的小贩。四月末，开着卡车的西瓜贩子已经在叫喊着南汇的8424西瓜；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戴着金链子，打着赤膊，展示着他胸口的老虎，拿着我常在《荒野求生》里看到的小刀，卖青菜。我们向前走着，不一会儿后面就传来了争吵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卖青菜的和买青菜的讨价还价吵起来了。两个人操着不同的口音吵架，很有意思。这条街给我的感觉乱中有序，有序到都没有城管的身影。
上海以前有过很多帮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帮派都成了传说，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虹镇老街上的小阿飞。和上海人的地域意识一样，帮派也有地域意识，虹镇老街上出现的帮派，最凶狠。
上海曾经有过几次持枪抢劫事件，最严重的是1990年发生的那次，持枪袭警的人在青海监狱关了18年。说来也巧，当时班长爸爸把家里装修成餐馆，那人半夜来喝酒看世界杯，没让人感到任何异样，算是个“模子”。他年轻的时候，打架被人砍了一刀，警察来的时候，砍他的人已经跑路，在警局录口供的时候，他对砍他的人绝口不提，警方也没有办法结案，只好让他去养伤。养好了伤，他提着一把刀去找砍他的人，让对方自己在大腿上砍一刀，这事扯平。班长告诉我，如果和警察供出那个人，对方就得蹲班房，这是一种江湖道义。
关于虹镇老街的流氓传说，说不完。但好像人们更为津津乐道的还是虹镇老街上的妓女。虹镇老街上的妓女，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连同这条街上的小阿飞一起，成了往后人们口中的传说，很多上海男人回忆起来的时候，还是会强调突出“价格便宜”。
上海这样的地方不少。高三去区里的卫生中心参加高考体检，我同学让我数数那条街上有多少洗脚房，我仔细一数，半条街上居然有十三家。白天洗脚房都拉上窗帘，晚上很热闹。同学家就住在这里附近，有一天他告诉我，高考时，为了不影响考生复习，整条街上的洗脚房都关门歇业两天。他非常感动，我让他好好学习，以后赚了钱去光顾。
路过金沙中学的时候，我告诉班长，我的学校曾在初三某次月考被它超过。班长告诉我，他表哥曾就读这所学校。金沙中学已经停课了，隔壁是虹镇老街拆迁办。
班长一路走，一路说。他告诉我，在虹镇老街，一套房子里有几户人家的户口，是很常见的事，从父辈开始，到孙子辈，一大家子的户口可能都在一套房子上。因为拆迁款的事，很多家庭内部斗争得很厉害。最为严重的是他妈妈曾经的同事，因为名下房产太多被自己的亲哥哥杀害。用班长的话来说：“住在这里的人都混得不好，一辈子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很多人拿了钱，去吸毒、赌博，很快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生活。对于一些人来说，拆迁改变了他们；对另一些人来说，拆迁加速了他们的毁灭。”
我们终于来到了虹镇老街六十二号甲A，这是班长曾经的家。班长四处寻觅着自己的门牌号，想收起来留作纪念，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只好掰下房子上的一块朽木弥补遗憾。
回去之前，我坚持要走完虹镇老街，走到尽头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这里要被拆掉。虹镇老街尽管是全虹口区最脏最乱最差的地方，但地段极佳，大有开发潜力。我一眼认出虹镇老街尽头的楼盘，那是温州人在上海开发的楼盘，一期二期三期都已经完工，据说还有四期。我以前路过那个楼盘的时候，觉得规划不好，没有留地方给四期。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不知道，原来华丽大楼的背面就是虹镇老街。
我想起在老家一生为农的外公，当他还想继续做农民的时候，粮田已经不知去向；我想起曾经梦见那些渴望拆迁的人，他们放下锄头，卖掉祖辈的房子，换取饮食；我想起那些因为拆迁发财的百万富翁，和这个世界上所有肥胖的城市。
2013年11月21日，上海，虹镇老街。前一年，自1996年启动的虹镇老街大规模旧区改造取得标志性突破，上海中心城区最后的棚户区将从上海版图上消失。
六
我的老家在江苏常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对我来说，上海是我的故乡；对我的父母来说，那里才是他们的故乡。
每次回老家，我都有新的发现。一些原本是农村的地方，一年的时候就成了城乡结合部；再用两三年的时间，就变成城市了。许多村里只有几户人家，小偷开着卡车一次能偷几十户人家，大家都住到城里去了，一时半会儿也发现不了家里遭了贼。
虹镇老街拆迁前的清明节，是我最后一次回老家。那座城里，到处都在造房子，车子在通往市里的路上开着，许多不到二十年的房子都已经被拆除，包括我们家的房子。
沿着那条标有104国道的路一直开，就可以看到爸妈在老家城里买的第一套房子。用我妈的话来说，当年为了这一套房子，借了好多钱，当时谁愿意借钱给我们，谁不愿意借钱给我们，她将其一一告诉我，说是人要懂得报恩，不能有钱就忘本。现在那里成了一片废墟，说是要造一个高端住宅楼。因为我妈不同意拆迁协议，就把我们家给强拆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家正在上海的家里吃晚饭，我爸爸在电话这头对着开发商的老板大吼，从北阳台一直走到南阳台，一边走一边吼。我妈妈心疼她的八仙桌，说是现在再也弄不到那么好的桌子，我让她从那片废墟里把桌子挖出来，像其他的强拆户从已经变成废墟的家里挖值钱东西一样。妈妈说她不是真的心疼桌子，她只是觉得没有和那个房子好好地道别，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上海，从一贫如洗到现在有点家产，那套房子终究扮演这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有一次夜里做梦，我清楚地记得我扶着扶手往上走，楼道里的灯永远都不会亮，所以给我感觉特别阴暗。我们家在二楼，当时爸爸在上海打拼，怕妈妈一个人扛不动煤气罐和米。本想订一楼的房子，妈妈不让，便买了二楼。我家的窗户玻璃特别漂亮，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这些清楚地浮现在我梦里，可也只是在梦里了。
路过那堆瓦砾的时候，车子没有任何减速，我一闪而过的视线里有许多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身影。妈妈说这里要造一片平均三十多层的住宅区。
经过我的计算，所有被拆掉的楼房的平均寿命只有23年。23年前它们被当做巨石阵一样立起来，23年后它们被当做棚户区一样拆掉。它们真的是棚户区吗？不是。那些房子的里面还很新，尽管已经有了年头，但给我的感觉始终比上海的老公房和单元楼要干净许多。
因为人少，岁月老化这些房子的速度特别慢。幼时我会在奶奶家住一晚，每天早上都可以从空气中闻到煤炉的味道，混合着新鲜的空气，扑进我的肺里，现在汽车尾气替代了那种味道，没有多少人家里还用着煤炉；幼时这座城市几乎没有柏油路，也没有多少像样的马路，出了市区，看不到水泥路；大约七年前，城里有了红绿灯，但没有一个人过马路看红绿灯，所有的行人和汽车都依靠他们在这座城里生活几十年的经验过马路，现在好多了。
过了马路，就是徐角村的后边，一个老汉坐在马路边上，看着我们。我爷爷好几次和我提到，这个村里现在经常有老人讹诈开车的过路人，让我们千万小心。他们通常都会先和家人报备，以免假戏真做之后，家人没有心理准备。一年里，村里死了两个老人。
我小时候不太喜欢这个县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买不到什么书。买书只有两个渠道：一是书报亭，另一个是新华书店。
某年暑假我在新华书店里看《红楼梦》。书店的工作人员从我的身旁经过，用脚踢了一下正被我捧在手里的书，笑了一声：“《红楼梦》有什么好读的，回家看电视不就好了？”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红楼梦》。
很多年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县城里的人要往上海跑，因为上海的新华书店都快倒闭了，而县城的新华书店还如日中天地开着。店员可以随意地“侮辱”任何一个在书店里看书的孩子，几乎所有人都在书店里看成功学、心灵鸡汤。
在车子驶向上海的路上，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我外公在世的时候，我和妈妈搀着他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他感叹道：“那么好的粮田被国家弄成了鱼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外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八十多岁还下地。我对他家那片农田的印象是几个画面：一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二是专门给田里的庄稼剃“阴阳头”的蝗虫；第三个画面就是那片地都被围高，成了鱼塘。在别人对诸如“整片鱼塘都被你承包”这种台词捧腹大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妈妈说尽管我外公是一个文盲，但他还是非常有文化地把农田和粮田区分开来，尽管很多人不知道两者的区别。
七
2014年4月29日，我的初中老师更新了朋友圈：“生活了20年的地方，终于要搬走了，怀念！”我认出照片里是虹镇老街。
当我回忆起这些事的时候，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如果时光可以穿越，我此刻又回到了2014年4月26日的那个下午。我怀揣着好奇而又不甘的心情，用脚去丈量一条老街。沿着崎岖不平的水泥路，在夕阳里向前。然而谁又知道，我穿过虹镇老街时，居然见证了它的消失。
————END————
王鑫，上海人，20岁。除此之外，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题图：2012年11月11日，上海，虹口区虹镇老街上的老城改造还在进行时，有新的楼盘正加快步伐建造，老的房子等待拆除。来源：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