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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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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进步的教会大学

1948年秋,北平的街道上挤满了从东北关外撤回来的国民党败兵,四野的解放军即将南下,北平城里充满着改朝换代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信,送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手里。

在信里,托事部要求陆志韦把燕京大学迁走,他们认为,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教会大学前景并不乐观。

决定权在陆志韦手里。早在在1927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定,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办理,但纽约托事部则凭借掌握着教会学校的部分筹款,对校务有着发言权。

陆志韦对来信不以为然,在他对美国回信中表示,他决定冒险留下来,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

在内战炮火炽烈,两种意识形态不同的阵营在战场上每日殊死搏斗之际,陆志韦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是有他的底气在的。这底气不仅来源于他同叶剑英的私交,更源于燕京大学自身。

中国人常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西方的“外来和尚”——传教士们创建的教会大学,将近代大学引入了中国。从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则是北洋大学堂或京师大学堂),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三足鼎立。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名校辈出,在中国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上教会大学,就要缴纳比国立和私立学校高的多的学费。3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每年交22元学杂费就行,而燕京大学学生则要交162元,但求学者仍然是趋之若鹜.

除了良好的英语环境和优越的硬件设施,教会大学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是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蔡元培治下的北大盛极一时一样,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治学理念,也让教会大学大师辈出,同时吸引了大量有理想的青年学子。

有着“洋人”背景的教会大学,让国民党当局不能像对中国其他大学那样插手与控制,也因此有着比其他大学更加宽松的学术空间。教会大学对学生是否皈依基督教信仰不作要求,在政治立场上,也尽量秉持“独立”的方针,不仅各种政治立场书都有,甚至有一些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经济学家周有光回忆,自己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不同立场的书可以拿来比较: “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

在教会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三民主义的书,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学生的政治立场,由学生自由选择。结果在当时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学生都选择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原本应该政治立场保守的教会学校,甚至成为了历次革命运动的先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都少不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仅燕京大学,就有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知名革命者。至今北大未名湖畔,还有着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地下“秘密基地”,已经成为了革命遗址。1948年8月19日,燕大校长陆志韦同全校师生一起,共同抵制了国民党当局试图到燕大学生中抓捕中共地下党的行动.

就这样,教会大学与其他隶属于国民党当局的大学不同,有着更多的革命色彩。早在抗战结束之际,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就曾热情称赞燕大为“民主堡垒”。


拥抱新时代的燕京大学

教会大学的独立性,导致了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合作”,却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中共对其的好感。

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之时,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还曾两度电令林彪,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

解放军进城时,多所教会学校也加入了欢迎解放军的群众行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率师生前往街头欢迎解放军,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则在教职员会上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解放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新政府也非常关心教会大学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陆志韦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在检阅到燕大学生的队伍时,毛泽东高呼“燕京大学的同志们万岁”。这无疑让因为“别了,司徒雷登”而紧张的燕大师生们,格外兴奋而自豪。

据当时曾在燕大读过书,开国大典时正在清华上学的资中筠回忆:“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

这种感受,在主席台上的陆志韦应该更加强烈。

要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 的陆志韦,原想利用燕京大学介于中美之间的身份,为即将到来的中共新政权和美国间,架起一道桥梁。这种“中间人”的身份,无疑能够确保燕京大学的独立性,也能“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而中共对燕京大学同美国的联系,尤其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但与之同时,陆志韦不但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然情感”,而且同纽约托事部曾经长达一年的纠葛对抗,也让他坚持“不做纽约托事部的幌子”。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陆志韦的立场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普遍激发起来,民族主义虽不被公开宣传,但在反帝浪潮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情绪,教会大学也顺应了这个浪潮。1950年秋,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在中美交战的形势下,周恩来要“用美国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自然不能实现了,教会大学同美国脱离关系,也成为了必然。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这个时候的陆志韦等人,并未觉得教会大学失去教会的背景,是教会大学消亡的开始。相反,他认为,这正是党对燕大的信任,而燕大性质的改变,则是燕大的新生。陆志韦这种主动接受改造,欢迎改造的情绪,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曾经逃避政治的资中筠,在解释自己此时开始思想转变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

陆志韦此时无疑是干劲满满,他不断向海外发去电报,呼吁海外学子,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美国的巫宁坤,就是在1951年新年收到了陆志韦的急电,邀请其回国在燕大任教,遂毅然回国的。

陆志韦无疑已经彻底地倒向新政府一边,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所必不可少的燕大的特殊背景,对于他而言已成为了历史负担。而摆脱这个背景,才是燕大的“重获新生”。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陆志韦无疑已经彻底地倒向新政府一边,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所必不可少的燕大的特殊背景,对于他而言已成为了历史负担。而摆脱这个背景,才是燕大的“重获新生”。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燕大的积极运动和最终的“被运动”

陆志韦的判断似乎没有错误,燕京大学转为公办后,仍然有着和北大清华旗鼓相当的地位。1951年底,陆志韦更进一步,提交了将燕京大学转为国立的申请,申请得到通过后,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新的燕大校名,燕大当即将毛泽东的题字做成牌匾,悬挂到西校门上,并做成校徽,供全体师生佩戴。办公楼前还扎起彩坊,挂起了“庆祝燕京新生”的横幅。

但陆志韦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当纽约托事部给他写信,警告燕大前途不容乐观之际,他认为,燕大居于中美之间,保持独立性,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言权。但而今,中美交战,燕大又自愿而积极地把自己的独立交出去,那燕大除了有“美国帝国主义历史背景”的包袱,还有什么?燕大拼命地向“革命”靠拢,那组织为何不顺水推舟呢?

1952年,燕大刚刚转为国立大学不久,陆志韦就被突然调到中科院去做研究员,地下党领袖翁独健代理校长工作,而37年入党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被派到燕京大学做政治工作。

1952年,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掀起了一轮院系大调整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改造为新中国需要的教育。

那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早在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在会议上说过: “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按照苏联的思路,院系调整撤消不需要太脱离实际的专业,而着力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这与教会大学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在调整的浪潮中,燕大被北大、清华、人大瓜分,校名撤销,校园给予北大。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也被纷纷拆分、撤销。

回想陆志韦所说的“获得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大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不但呼应了马叙伦,其实也与其后院系调整的精神一脉相承。

陆志韦忘记了那个仿佛预言一样的燕大校训:“因真理,以服务,得自由”。当学术的目的不是学术真理,而是“一种斗争工具”,那么“得自由”也就自然化为泡影。

这校训、乃至背后的立校精神,在陆志韦等人同燕大一起“获得新生”时,为人所遗忘了,后来也没有人再记起。而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陆志韦从“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到“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而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据当事人徐萍芳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燕大师生们对燕大命运并不怎么关心:“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 当一个学校的精神失去了,它的存在与否,也就没那么多人关心和挽留了。而这,恰恰是那些曾捍卫这种精神的人一手推动的。


燕大消亡后的燕大人

院系调整后,学校不复存在,而那些曾经属于学校一部分的燕大人们,他们的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曾经寄希望于新政权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在运动之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而据巫宁坤回忆,“院系调整后,赵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但这样的遭遇也才刚刚开始,在这之后,“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此时,燕大精神消失了,燕大人也四散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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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复建困难重重。美国托事部曾想在台湾重建燕大,讽刺的是,蒋介石对燕大长期的亲共左倾立场耿耿于怀,否决了重建请求。近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一事沸沸扬扬,很多人觉得,燕京学堂不能承载“燕京大学”的内涵,是因为缺少了燕大应有的东西。而这些缺少的、让燕大难以重建的东西,也许正是曾经那些燕大人自己放弃的,而正因为没有了这些,使得燕大最终走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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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婷:最后的燕大
发布时间:2012-06-04 16:12 作者:萧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368次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2060461150.html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当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统战委员的张世龙在回忆录《燕园絮语》中写道:“'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当时的重点批斗对象还有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陆志韦做完检讨后,收到500多张“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最后被轰下台来,不予通过。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陆志韦的思想与1948年底有了很大改变。不变的是,他仍希望燕京大学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齐鲁大学各系则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学校并人……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就认为教会教育是一种“文化侵略”。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的谢道渊回忆,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逝去的燕京》)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来源: 《看历史》2012年6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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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发布时间:2013-07-29 10:27 作者:周有光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407次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对我说,“五卅惨案”(1925)以前的校友可能只剩你一个了,请你写点回忆吧!我的记忆急剧衰退,只留下依稀的杂忆,害怕记忆错乱,闹出笑话。勉强写下,只是姑妄言之。


  1923年,我考入圣约翰大学。我是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到学校的。在路上回头看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向梵皇渡方向行进。土包子走进洋学堂,处处都新奇。

  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注册第一个手续是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拼写打上我的姓名。一看,这是上海话的罗马字拼音。校方不用北京话的“威妥玛”拼写法,自行规定一种上海话罗马字,全校必须遵守。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

  校园很美,建筑区之外有花园区,是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也叫兆丰花园。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校园要草坪和树木来装饰。校园之内,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花园中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相比,决无逊色。

  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一条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英文课本,教师大都是美国人,讲授用英语。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中国教师自成团体,有一位领导。“五卅惨案”之前的领导是有名的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孟先生也是前辈校友。

  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我原来只听说《大英百科全书》,现在第一次使用它,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我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我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

  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跟前苏联方式一进大学就细分专业完全不同。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教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我于是选择文科。

  圣约翰大学和中学同在一个校园,都是男校。当时还没有男女同学。另有圣玛丽亚女中,校址离开不远。每逢圣诞节,圣玛丽亚的女生来到大学校园一同做礼拜,热闹非凡。这叫做大团圆。

                                                                      (节选自《拾贝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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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艮山:燕京大学的悲剧

发布时间:2010-06-17 08:25 作者:倪艮山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722次   

每当我重返燕园,漫步于未名湖边的山麓曲径,望着默默无语的湖光塔影,总要忆起燕京大学的往事。随即想到燕园已经易主,这里已改为北京大学,心头会泛起物是人非的今昔感慨。当年燕京大学曾在这里创造了33年的辉煌业绩,顷刻之间竟烟消云散,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燕京大学创业艰辛


  燕大始建于1919年,是由北平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三所美英教会学校合併而成。学校董事会聘请司徒雷登任校长。他受命之后,于1922年靠徒步、骑自行车、骑毛驴,跑遍北平四郊,寻觅踏勘新校址。最后相中位于海淀的前清亲王赐园,睿王园旧址。它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的产业。几经磋商,以六万块大洋买下,作为燕大的建校基地。1922~1936年,司徒雷登先后十次前往美国,殚思竭虑,通过基督教会募捐。终于为燕大筹集了相当充裕的创办基金。


  司徒雷登又延聘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专家亨利 . 墨菲进行设计。他巧妙构思,以未名湖为中心,将中国古代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内涵相结合,以布局合理的总体设计,建成美仑美奂、如诗如画的现代高等学府。燕大建成后,一些来华讲学的欧美学者,对燕园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一流的campus!


  燕大机构精炼,注重实效,把师资力量摆在首位。对海内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待遇,一视同仁。只要学有专长,不论思想观点、学术流派,均重金礼聘执教。使燕大名师云集,学者荟萃,极一时之盛。 外籍教授有埃德加.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国内包括留学载誉归来和内地著名学者教授,如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高名凯、徐献瑜等。


  吴雷川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训


  司徒雷登从圣经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两句格言,归纳而成:“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作为燕大校训。


  燕大崇尚民主自由学风,创造了学术流派百家争鸣,学术团体百花齐放的宽松宽容教学环境。学生除主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之外,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其他课程。按要求修够学分即达毕业标准。当年我主修经济学,但曾先后选过历史、地理、文学、新闻、心理、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法、物理等课程。从而充实了学术基础,拓宽了知识视野;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和应对工作需要准备了有利条件。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不仅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国之命运》;也有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和需要,在书海中自由选读或研究;并得到尊重,无人干扰。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关系融为一体,亲密无间,形成凝聚力极强的“燕大一家”的燕京精神。在燕大被撤消近六十年后,每年的返校节,白发苍苍、步履蹁跚的老校友,仍然从海内外重聚燕园,坚持参加校庆活动。


  燕大创建不久,即在国际上嶄露头角,逐步形成中西文化研究中心,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燕大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讲授不同源流、不同背景的文化,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誉满遐迩。燕大在短暂的教育生命中,培养了众多知识精英,成为各学科的出类拔萃人才,如黄昆、黄华、谢婉莹(冰心)、吴阶平、陈翰伯、韩素音、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楮圣麟、候祥麟、候仁之、朱启平、周南、龚澎、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阎简弼、赵兰坤、黄笃修、蒋彦永,等等。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即有燕大校友五十多人。


  司徒雷登为燕大向国际学术交流拓宽道路,1925~1928年,他争得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通过这一渠道,培养了许多有名学者,如费正清、齐思和、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等。


  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考察,燕大被列为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确认其毕业生资格,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燕大教学的辉煌成就,也使司徒雷登获得殊荣:1930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中国政府教育部为奖励其创办燕大的功绩而授予勋章。


  燕大建校33年,便发展成富有传奇色采的名牌大学,在教育界、学术界受到国际上刮目相看,赢得一席显荣之地。环顾当今国内众多高等学府,可谓无能出其右者。当然也找不出一位像司徒雷登、陆志韦那样尊师重教、无私敬业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了!


  燕大曾饱经忧患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后,燕大变成孤悬敌后的抗日堡垒,师生坚持抗日活动,日寇恨之入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燕园,把师生赶出校门。将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洪业等14名教授,和李慰祖、刘子键、李欧、孙以亮等10名学生关进日寇宪兵队监狱;将司徒雷登、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外籍人士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共抓捕三十余人。燕大师生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日寇侵占燕园后,将其用作伤兵医院和马厩。优美秀丽的燕园被日寇糟蹋得满目疮痍,污秽不堪。燕大蒙难,遭受奇耻大辱。司徒雷登等被关到1945年日寇投降,才从集中营获释。


  流亡大后方的燕大师生,经历艰苦创业,于1942年使燕大在成都复校。1946年因雅尔塔密约引发的反苏大游行,成都燕大在中共地下党主导下,抵制了这次游行,致学校被砸,再度蒙难。为此,成都燕大曾被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誉为“民主堡垒”。


  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大率先在北平复校。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围困了燕园,强行进校搜捕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倾学生。在美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掩护下,燕大没被抓走一人。军警令学生集中于贝公楼大礼堂,逐个检查。燕大第三次蒙难受辱。在208师林团长监督下的师生大会上,陆志韦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把这次搜查与日寇入侵燕园相提并论,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贬损。陆校长的高风亮节形象,得到普遍赞扬。


  在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岁月里,燕大师生忍辱负重,以大无畏精神,坚毅地顶住磨难和压力,没有倒下去,终于从荆棘丛生的坎坷征途上闯过来了。


  燕大对革命有所贡献


  1926年3月18日,燕大学生参加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最后通牒的请愿活动,燕大女生魏士毅壮烈牺牲。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直到1948年8月19日大搜捕,每次的抗日救亡、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以及护校、迎接解放,燕大师生都与清华、北大同学一道,担当北平学运的主力军。有许多燕大学生先后投奔延安和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为解放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甚至牺牲了生命。有不少燕大学生成为革命中流砥柱和知名人士,如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张东荪教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遗余力奔走,功不可没。此外,抗日初期,邓颖超患了肺病,曾化名潜来燕大,由斯诺介绍在包贵思教授家疗养,并得到陆志韦校长照拂。据旅美校友蒲耀琼忆述,司徒雷登同情中共,每月都用部分工薪,通过林迈可教授捐献给八路军……等等。历史证明,燕大师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丰功伟绩定将彪炳千秋


  燕大也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1948年解放战争逼近北平时,毛曾两度电令林彪等,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及名胜古迹。1949年夏,邓颖超专程到燕大,代表中央和周恩来,看望陆志韦校长。1951年12月燕大由私立改为公立,并经毛泽东任命陆志韦为第一任校长。毛还亲笔为燕大题写校名,由彭真送到燕大。燕大以毛的笔迹制成匾额悬挂西校门,并制成校徽,供全校师生佩戴。


  狂飙呼啸,悲剧启幕


  然而上述光环和耀眼迷采,迅即消失无影无踪。阶级斗争狂飙呼啸而至,令人心碎的悲剧拉开大幕。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校长、张东荪、赵紫宸等教授遭受了严酷凌辱和批斗;有的教授如齐思和、陈芳芝等被逼痛哭流涕检查交代;聂崇歧教授被隔离反省;有的教授被斗得跪地呼求饶命。还唆使陆校长女儿陆瑶华大义灭亲,上台揭批生父,造成极坏影响。


  在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乘势迅猛前进,以院系调整名义,一举宣布撤消燕大,燕大师生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扫地出门。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教育史上,曾经辉煌33年的燕京大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西校门的燕京大学校匾被摘下,换上北京大学校匾。燕园更易新主。燕大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积累的全部校产,竟为北大幸运地唾手而得。实践了《诗经》的名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一所高等学府,燕京大学,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多人认为,即使论功行赏轮不到燕大,也不该将其一脚踢开。那么,为何抹掉燕大?权威人士分析:可能由于燕大沾了美国的边,成为亲苏反美“一边倒”的殉葬品;也许因毛《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判定和其后两个“凡是”的作用;或者由于燕大沾了教会的边而被株连。但是,燕大在学运中一向反美;燕大宗教自由,师生绝大多数与宗教无关;而且1951年已改为公立大学,与美国及宗教切断关系了。两个“凡是”早已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不应再以昔日的死者来压今日的活人。这些都不是抹掉燕大的缘由了。有识之士应振臂高呼:还燕大以生存权!


  燕大悲剧仍有尾声


  大陆抹掉燕大之后,旅美与在台湾的许多燕大师生及有关人士,曾为在台湾复校而奔走。当时美国托事部存有燕大的一笔巨款,复校所需人力、财力均无问题。但是由于历史上燕大一些师生的拥共反蒋的左倾表现,而不见容于台湾,蒋中正先生断然拒绝燕大在台复校。其后,美国托事部用支持燕大的基金在台办了东海大学。为此,燕大处于左右夹攻之中,立锥无地,求生无门,使燕大成为可悲的历史弃儿。当年追随中共、反美反蒋的那些燕大师生,积极投身革命的左倾志士,竟扮演了燕大母校的掘墓人角色。这些掘墓人,极少数获得机遇幸运攀升,官至省部级,从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分得一杯羹;而绝大多数均遭整肃(包括笔者在内),戴帽、流放、打入炼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会沦为墓俑,为母校殉葬;这也无异于搬石砸脚,自吞苦果,成为燕大悲剧里最可悲的角色。


  可以设想,当年蒋中正先生对燕大师生拥共反蒋,必然非常恼火。碍于美国关系,难于整饬。毛泽东砍掉燕大,无异于为蒋消除郁积胸中多年的块垒,去掉心病。因此,毛氏此举,是干了亲痛仇快的大蠢事!大陆不容燕大,台湾又岂能见容!?燕大的悲剧角色铁定了!可悲之至!


  今天沉痛追思怀念燕大,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母校师生中,在历次政治动的受难者,非正常死亡者,受到不公正对待者。例如,1949年春溺水未明湖的研究生候国聘;以及其后非正常死亡的,如张东荪、阎简弼、蒋荫恩、沈廼章、许政扬;姚祖彝、李铿、孙会鑫、顾之安、陆志韦,等等。特别是张东荪一家的悲惨遭遇:张东荪作为哲学家,其学术生命已于1949年死亡。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他投了毛的反对票。毛查明后,记恨在心。从此注定其全家命运的终结。1951年中共以“泄露机密”为由,开始整肃张东荪;1968年1月被捕,1973年病死狱中。夫人刘拙如也被批斗并关押1年;长子张宗炳是昆虫学家,下狱后精神错乱;次子张宗燧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遭批斗而自杀;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也因被批斗与妻吕乃朴一起自杀;长孙张鹤慈与次孙张佑慈分别被判16年、15年重刑。张东荪早年因爱国抗日而被关进日本监狱,尚能生还;待关进中共监狱,再也不能生还。祖孙三代人遭受毁灭性迫害,家破人亡,实属旷古奇冤,无法无天至极!陆志韦校长文革中再遭凌辱批斗,下放河南,历尽折磨而致沉疴,获准回京后,夫人已逝,家无亲人,瞬即悒郁辞世。一代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爱国敬业、高风亮节的大师学者,竟落得如此可悲结局,天乎痛哉!


  回顾燕大夭殇,再放眼全球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社会公益事业,理应受到社会尊重和国家爱护,而不该随政治变迁兴替;教育绝对不是政党的玩偶或工具,可由党魁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建于1261年,校史均已七、八百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耶鲁大学建于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建于1746年,这些大学都建于美国开国之前,校史均已二、三百年了。这些世界驰名的大学,经过多次政局变迁和人事更迭而巍然屹立,毫发无损,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最早的大学是上海交大,建于1896年,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史只有一百一十几年而已。这与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极不相称的,也反映了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侧面,令人羞愧汗颜。面对中西大学教育发展的惊人差距,回顾燕大的辉煌业绩和不幸夭殇,无情的先生,向我们提出一个多么值得反省的尖锐问题啊!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何以不能容纳一个燕京大学?我坚信历史一定会作出公道说法和正确裁决。


  燕大的北京校友会同仁,呕心沥血,力争创办了“燕京研究院”,并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刻有“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字样的纪念碑。在海外校友和大陆官方的努力下,杭州市把位于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点;经过修缮,对外开放。司徒雷登的骨灰也得以来杭州落地。各路校友煞费苦心地保存了燕京和燕京大学的痕迹,供后人追思和怀念;也只有这点珍贵而依稀的雪泥鸿爪,或许能唤起人们穿过近六十年云谲波诡的历史风雨,重温燕京大学的33年辉煌一梦吧!


  May 20, 2010脱稿于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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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在民国上大学花多少钱?

发布时间:2014-05-20 11:31 作者:李开周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96次

在民国上大学得花多少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大学跟大学不一样,有的大学收费高,有的大学收费低;学生跟学生也不一样,有的学生比较浪费,有的学生比较节俭。


  咱们先来算算那些最基本的开销。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大家都知道,民国没有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你要拿着中学的毕业证书、四寸的半身近照三四张,如果想读的是师范大学或者教育学院,还得拿着你籍贯所在地教育局开具的介绍信。你把毕业证、照片和介绍信递过去,人家一看手续完备而且没有造假,就会让你缴纳报名费。要缴多少钱的报名费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般就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

  交上了报名费,你会领到一张志愿表,你需要填上姓名、年龄、籍贯、学历、通讯地址和你想要报考的院系与专业。填完以后,拿到登记处登记,又可以领到一张体检表,上面印着考生体检的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过了几天,你去体检,通过以后,又能领到一张准考证,背面印着该所大学招考新生的日程安排、考试科目和考生须知。到了规定的入学考试时间,你来到考场,把各科试卷上的题目做完,考出好成绩,再通过一场很简短的口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

  也就是说,在民国考大学,是先填志愿,然后再参加体检和考试,那三五块大洋的报名费,实际上就是体检和买试卷的费用,假如你在体检、笔试和口试这三个环节当中的任何一环败北的话,人家是不会退给你报名费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大高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当时的最高学府)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号到8号,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参见卢绍稷《大学投考指导》,上海勤奋书局1932年版)。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现在假设你已经通过了某所大学的体检和考试,被录取了,开学那天,你带着行李走进校门,去登记处注册,这时候,你要缴纳学费。各个高校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 比北大和清华贵一倍左右,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是清华的五倍(以上学费数均见于《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其中光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应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参见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老舍先生笔下有位骆驼祥子,在北京城里拉人力车,小伙子聪明能干而且省吃俭用,挣一文攒一文,纯收入比城郊的农民高得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不休息,最多才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假如他和虎妞生下一男半女,能供得起孩子读大学吗?绝对不能。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文坛大腕,如鲁迅、冰心、茅盾、郁达夫、钱钟书、叶圣陶、徐志摩、臧克家等等,都读过大学,甚至在国外留过学,细究他们的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至少是中产之家: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次长,徐志摩出身海宁望族,郁达夫的哥哥是大律师兼大法官,钱钟书的父亲是教授,茅盾的父亲是乡绅,臧克家的父亲是地主,鲁迅小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他母亲毕竟还拿得起八块大洋的盘缠,使他得以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进而赶上清朝末年的留学潮,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我倒不是说这些名人之所以有所成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是说在清末以及民国时代,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陶希圣的描述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基本没有。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好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1935年2月12号《申报》副刊《自由谈》,臧克家专栏《愁来碰人》)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女生流传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意思就是说北大的男生暮气沉沉,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则大多没有钱,只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既有钱,又有活力,适合做男朋友。为什么说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大多没有钱?因为所有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钱,正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有钱的学生都去报考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了。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五十名教授,其中二十二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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