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弥合派性之争的巨大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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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7 08:10)
近日伊拉克逊尼和什叶派之间的杀戮再次凸显派性的残酷。北爱尔兰新教徒崔佛12岁时到父亲抽屉找铅笔，看到一堆照片，是被炸弹烧焦的男女尸体，有的只剩半截，这是新教恐怖分子干的，父亲负责辨认尸体的工作。他幼小的心灵从震惊中开始体认，宗派主义毫无道理。
@ 6月中，这批逊尼派极端分子宣称，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他们集体屠杀了1700名俘虏！他们透过社交网络大事渲染，企图制造恐怖。另据媒体报道，为了报复，什叶派民兵和政府军也“法外处决”了许多被拘留的逊尼派分子。被屠杀的人唯一的罪名就是“宗派不同”。
@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没有任何往来。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医院，埋葬于不同的墓园。有个公园被水泥墙分隔成两半。有处墓园，水泥墙分隔着两边的墓地，水泥深及地下10英尺，让死人都不能彼此问候。
@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大卫和新教徒崔佛勇于面对宗派间的百年仇恨，借篮球运动把孩子们拉到一起，趁他们的仇恨心还没养成，看见心目中的敌人也有一张可爱的脸，在接触中学习彼此接纳，明白仇恨是浪费时间。
谁能弥合派性之争的巨大伤口？
文/临风
派性的三部曲：暴力、仇恨和杀戮
最近发生在伊拉克的危机再次凸显派性的可怕。
两派同文同种的阿拉伯人，却因为宗派不同而不共戴天。属逊尼派的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作“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极端“圣战”组织与伊拉克政府军对抗。这批受过美军训练，总数约20万人的安全部队，竟敌不过4千人的杂牌军，从摩苏尔等城市溃败。
自2003年伊拉克开战以来，美国国库投下将近一兆美元，有4500位美军阵亡。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原因何在？
以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为例，以两个师3万人的实力， 面对800个圣战分子时，政府军立刻转身逃跑。自从努里·马利基总理当政以来，特别是2011年美国撤军后，他开始露出宗派主义本相，大力打压逊尼派，连副总统（逊尼派）也被迫逃亡。所以军队中的逊尼派士兵无心恋战，本地逊尼派的老百姓自然也站在叛军一边。
6月中，这批逊尼派极端分子宣称，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他们集体屠杀了1700名俘虏！他们透过社交网络大事渲染，企图制造恐怖。另据媒体报道，为了报复，什叶派民兵和政府军也“法外处决”了许多被拘留的逊尼派分子。被屠杀的人唯一的罪名就是“宗派不同”。
这说明那些“圣战”组织的荒谬，他们（ISIS）宣扬一个完美的穆斯林世界，但同时把所有异己看作是要被消灭的敌人。他们以为，唯有这样才可以保持教义的纯洁。但在骨子里，这不过是赤裸裸的，最偏执、最丑恶的暴力。
伊拉克本有3%的居民是基督教徒，以摩苏尔为中心 ，他们是这块土地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 传说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多马在一世纪传福音的果子 。自2003年伊战后，伊拉克的基督徒遭受大量迫害，人口从150万减少到20多万。
这次ISIS的灾难， 摩苏尔和提克里特等地的基督徒再次连带受害，几乎全数失去家园，绝大多数逃到库尔德族控制的区域避难。
穆斯林两大宗派间的冲突，有1400年历史。不过从一开始就是权力争夺，并非教义歧异：默罕默德去世后，到底谁来继承？一派主张，以最得默罕默德真传的顾问（Abu Bakr）作哈里发（最高统治者），这就是逊尼派，逊尼的意思是“先知传承的跟随者”。一派主张以默罕默德的血统为准，主张以侄子兼女婿（Ali bin Abu Talib）作哈里发，这就是什叶派，什叶的意思是“一群支持者”。
由于抓权而不择手段，造成仇恨和猜疑，仇恨到爆发点就带来屠杀与暴力。 权力迷人，在人类历史上，权力的既得者极少愿意分享。这是为什么马利基总理虽然处在各方压力之下，就是不肯权力分享，让伊拉克成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政府。因此，这种以暴易暴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纵有大国干涉也无法解开这死结。
“死人都不能彼此问候”
这让人联想到北爱尔兰的故事，这又是一个同文同种却争斗不休的例子。北爱尔兰人口少于两百万，其中新教徒占55%，天主教徒占45%。新教徒希望它留在英国，天主教徒多属爱尔兰民族主义，希望它与爱尔兰共和国合并。表面上，这又是个宗派之争，天主教对抗新教。但事实上，它还是政治权力的斗争。
为争夺政治权益，两派分别成立“准军事组织”（民兵），进行暗杀、恐怖活动以及制造各种暴力冲突。虽然英国政府认为它的部队中立，试图在北爱尔兰维护法律与秩序。爱尔兰共和军却把政府部队视为“战斗人员”，并以政府部队和保皇派的勾结活动为证据。
派性斗争彼此加强恶性循环。1968-1998这血腥的三十年在现代史上被称为“北爱尔兰问题”，英文就叫“麻烦”（The Trouble），双方被杀戮总人数超3500个 。
到1998年，双方终于签订和平协议，也就是有名的“耶稣受难日协议”，设立权力分享的政治架构。协议规定，一切重大决议都将争取各社区共同支持，没有一个社区可以单方面控制议会议题。英国政府也同意，把一些政治权力从伦敦下放到北爱尔兰（半自治），没有硬性规定北爱尔兰的最终地位。
这个“耶稣受难日协议”虽没有立即解决所有争端，但提供了一个指标性的改变，族群斗争的张力开始减压，各民兵组织也开始交出武器。当夺权的问题得到舒缓，屠杀自然也舒缓，然而要消除仇恨，这条道路仍相当漫长。
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没有任何往来。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医院，埋葬于不同的墓园。他们阅读不同的报纸，送孩子们进不同的学校，用水泥墙隔离着两方的邻居。有个公园被水泥墙分隔成两半。有处墓园，水泥墙分隔着两边的墓地，水泥深及地下10英尺，让死人都不能彼此问候，做得相当彻底。
消除仇恨没法用立法或行政命令解决，只有当人们开始自发寻求和解与对话，才有恢复生机的希望。
2007年7月15日，在一个众星云集的好莱坞戏院，北爱尔兰的大卫·克楞先生（天主教徒）和崔佛·仁兰先生（新教徒），共同接受了“ESPY Arthur Ashe勇气奖”。
他们从小就受到仇恨的伤害，也受到仇恨的教育。但他们勇于面对几百年的仇恨，无视家长们的反对和威胁，借组织篮球运动把两边的孩子们拉到一起，趁他们的仇恨心还没养成，让他们看见，他们心目中的敌人也有一张可爱的脸，在接触中学习彼此接纳。
直面几百年世仇的大卫和崔佛
大卫人生的第一个记忆就是5岁时父亲的葬礼。70年代中期的贝尔法斯特，每夜都是死亡。他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和英国的军人常常半夜冲进他们家，把母亲从床上拖起，甩在地上，并粗暴对待他和两个弟弟，让他们恐怖地尖叫。警察们敲开地板，挖开墙壁，寻找武器，子弹。他们30天来了40次。
后来他听说，父亲原是“爱尔兰共和军” 成员，被人枪杀。他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杀过人。他母亲受不了摧残，开始酗酒。她每次上楼时，他都得跟在后面扶着，深怕她向后摔倒。
青少年时，他和那些天主教的同伴，专门找新教徒出气。后来，他爱上了篮球。唯有球场可以帮助他忘记一切。人们说他是北爱尔兰最佳的3分球射手。
当时，户外球场不多，他得冒险走过新教徒社区去室内练球。但他宁愿冒险，因他需要逃避生活的现实。为父亲的死，为母亲的沉迷，为那些凶暴的警察和军人，他知道自己心里充满仇恨和偏见。篮球是他支撑生活的动力。
22岁那年，他有次不小心走进新教徒地盘，被认出是天主教徒而遭受一批无赖毒打，几乎被打死。母亲看到他可怕的扭曲脸孔，不竟痛哭失声。从此她的酗酒和抽烟变本加厉，不久就去世了，不过56岁。母亲的逝世让克楞非常自责。他说：“虽然最后是癌症夺去她的生命，但她死得太早，多年痛苦遭遇毁灭了她的健康。我也有责任，我让她操心。”
母亲去世后，他与90岁的外祖母相依为命。外祖母总是说：“仇恨是浪费时间。”直到他结识了一位新教徒女友，在爱情中他的仇恨逐渐消失。
20岁那年，大卫参加爱尔兰职业球赛。25岁时认识了“国际和平队员”组织的湘·托黑。
崔佛的父亲原是北爱尔兰警察，也就是克楞所痛恨的那种人。早年，父亲每当离家，总要确定自己没跟妻子生气，因为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道别。出门时，他总要检查汽车的底部，确定没有人放炸弹。服勤时，他曾被炸到墙的背面，工作充满危险。
崔佛童年时并没敏感到暴力的可怕。直到12岁一天，他到父亲的抽屉去找铅笔，看到一堆照片，是被炸弹烧焦的男女尸体，有的只剩半截，惨不忍睹。这是新教恐怖分子干的。他父亲负责辨认尸体的工作。这次的震惊完全改变了他。他幼小的心灵开始体认，宗派主义毫无道理。
他逐渐成长为一个英式橄榄球明星，经常与南方爱尔兰共和国的队友一起参赛。每当他回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眼见那根深蒂固的仇恨与猜疑，就激起他促进和平的意愿。
25岁那年，他几乎看到一线曙光。当时，他代表爱尔兰队参加5国锦标赛，打败了英格兰、威尔斯、法国和苏格兰。最后对苏格兰的一战，他得分的漂亮表现，成为贝尔法斯特全市津津乐道的一幕。
他不断推动各种和平的努力，为此还去攻读了一个法学位，组织和平机构，希望拉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距离。他那做了42年警察的父亲很不以为然，说他是：“逆风撒尿，惹一身骚。”
一起打篮球明白：“仇恨是浪费时间”
“国际和平队员”组织成立于2001年，原名“为和平而运动”，理念是：“孩子们如果能玩在一起，就能生活在一起。”这组织着眼于历史上分割的地区，让10-14岁的孩子们借篮球运动消除代代相传的仇恨。
这个组织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托黑兄弟湘和博兰登开创，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塞普鲁斯和南非开始工作，接触4万5千孩童，拉近敌对双方的距离。
湘和博兰登本来也都是篮球员。1999那年，做教练的湘开始帮助天主教和新教的孩子们一起打球。一年后，他说服博兰登，成立“为和平而运动”的组织。
后来，大卫在北爱尔兰大学明星队时，结识了湘。湘正准备把这个活动带到北爱尔兰，于是邀请大卫做教练。那时湘也正物色一个董事会成员，他就是崔佛。2007年1月，这两位世仇，37岁的天主教徒和47岁的新教徒开始合作。
大卫要把篮球带给他的内心安宁分享给孩子们，这并不容易。他们首先选中靠近新教徒区的“圣十字架天主教学校”，这是一间女校。他们选中的对手学校是“麦田新教徒学校”。
选择圣十字架天主教学校让人想起2001年的往事。6年前，有些新教徒的邻居认为，这些4-11岁的女学生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于是在她们上学时大声威吓她们，摔砖块，扔掷装满了尿液的气球，甚至有炸弹爆炸事件。
这事成了国际新闻。80天之久，不屈不挠的家长们，在学校神甫陪同下，面对暴徒骚扰，带着哭泣的孩子们上学。最后，孩子们终于学会用大声唱歌来淹没周围的嚣嚷！
虽然这已是历史，但当这个以球会友的想法被提出后，两方学校都以为不妥。但当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崔佛出面鼓励麦田新教徒学校的校长时，麦田终于同意了。
崔佛获得了“圣十字架”的神甫厝毅神父的支持，他正好也是橄榄球迷，也是该天主教社区的精神领袖。他安排圣十字架的老师们与国际和平队员见面。
第一次以球会友定在4月27号，选择女皇大学的室内球场。这是中立的场地。圣十字架的校长贝缇·昆答应让10岁的女孩们打球，但要孩子的家长签同意书，并邀请有怀疑的家长来学校讨论。
到讨论的那天，125个家庭的家长只来了5位，这是活动开始前3天。厝毅神父原来期望家长们会先提出反对意见，最后勉强同意。没想到，讨论逆转成尖声吼叫的争吵会。
一个母亲说，他至今还收到新教徒的恐吓信，要把她做掉。一个父亲说，他的女儿在事发6年后还会尿床。大卫想说几句话，但被他人的吼声压下来。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大卫自己的遭遇，他们更不了解，为了妻子缘故，大卫隐姓埋名住在新教徒区。如果这活动让他暴露身份，他的邻居就会知道他是谁，他也很可能会遭受危害。
没人比大卫更知道做父母的痛苦。他偷偷在一个上锁的天主堂给自己的孩子们施洗。他经常听到邻居们对天主教徒的嘲骂。但现在他要勇敢走在阳光下，他不想再懦弱活着，也不想让他的女儿们继续活在谎言之中，假装自己不是天主教徒。
大卫希望告诉他们，“仇恨是浪费时间”，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压制他，要求“活动延期”。
神父乞求家长们不要分裂学校。有人威胁要抵制活动，大卫感觉这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人们还是不可救药，但我们一定要教育孩子们，否则太晚了。”
3天过去。4月27号那天并没抵制活动，30位报名的孩子中有27位出席。校车来了，天主教徒的大卫居然与麦田的新教徒们同坐一班车来了。
运动场上，孩子们都穿着鲜黄色的背心，上写“共享球场”。他们学习各种篮球技巧，气氛融洽、兴奋，好像在游乐场。篮球之外，教练更帮助他们对话，彼此了解。
大卫还是不能忘怀自己的遭遇，想到崔佛的父亲可能就是到过他家的警察，30年痛苦就不自觉浮上心头。崔佛有成功的事业，住高级住宅区。这两人若不为共同目标，决不会走到一起。
在带给别人医治之先，他们自己也需要经历医治。这个过程所依靠的不是教条的统一，不是生活水平和习惯的统一，不是法规的执行，甚至不是世界观的统一，需要的是谅解，宽容，尊敬，同情，是承认“我也会犯错”，是能穿越宗教的仪式和差异，看见上帝接纳人类的初衷，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灭掉了冤仇。
就跟爱尔兰一样，伊拉克今天真正的问题并非宗教信仰差异，而是政治权利的争夺。奢望政治领袖为顾全大局，与自己终生所猜疑的敌人和解，分享权力，几乎没有可能。不象北爱，伊拉克的社会缺乏公民机制，问题更为严重。若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族群关系。这不是寻求教义上的妥协，而是去同情了解“敌人”的故事，人们才能落实权力的共容和分享。
但如果没有从真正的信仰而来的爱心、力量和执着，这谈何容易？正伊拉克因为缺乏像北爱那种可以由公民自发的机制，两派宗教领袖必须合作，带领对话，和解，否则前途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