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瘾重生的毕尔（William Wilson）


（1895~1971）

　　人们喜欢叫他毕尔，实际上他的名字叫作魏威廉。他本是嗜酒如命的酒徒，又是道地的无神论者，用「沮丧」、「危机」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一个被酒精捆绑的人，一定非常的痛苦，因此，当毕尔想戒酒又无力抵挡强烈的酒瘾时，他不期然的在恐慌中跪下来祷告说：「若真的有神，就显现给我看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喊叫声刚完，忽然有大亮光出现，整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光充满，他好似被洁净而自由了，他欣喜若狂，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喜乐和平安。

　　但很快的，他那无神论的意念，强迫他去把这神迹解释为幻觉。他的主治医师席威廉大夫向他保证，这绝对是一桩深奥的属灵事件。当时「道德重整会」的宗教团体，常在医院协助戒酒工作，他们也教导毕尔从「公开告白」中得到治疗的方法，使毕尔真的经历到生命更新的力量，而回到他的投资事业上。

　　魏威廉在得着完全的医治后，他自觉必须和酗酒者分享他的得胜，并帮助渴慕戒酒的人解决他们的难题。于是在卫理公会牧师唐瓦特牧师（Walter Tonks）的协助下，他和史罗柏医生成立「匿名戒酒协会」。这些年来，全世界一百十四个国家中，共已成立了七万五千多个分会，帮助无数酗酒者。

　　在戒酒的过程中，他们以背诵「主祷文」为基础，加上相互的扶持与关怀，所以几乎看不到用其它医疗过程中会出现的药瘾、暴食和精神问题。魏威廉的妻子若丝（Lois）也是他的最好同工，她一直都在配合着作另一个平行机构AI─Anon的公益事业，直到她在1988年安息主怀。

　　毕尔从嗜酒如命的酒徒，成为「解毒」者的福音使者，其最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爱。

．默想：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去改变我们应该改变的事。.

向罪恶进攻的勇士──宋尚节（1901~1944）


宋尚节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布道家和奋兴家，是在中国的旷野发出惊心动魄的呼喊者。他是一位造诣高深的学者，却把学问和生命完全献在祭坛上。他大胆无畏、无伪、无饰，除了神以外，他独来独往；除了信靠神以外，他一无倚傍。

宋尚节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县凤迹村。童年时期，父亲宋学连牧师是兴化福音书院的副校长，所以自小就接受了纯正的信仰教养。一九○九年兴化举行一个空前未有的奋兴会，只有九岁的宋主恩目睹教会的大复兴。中学时代，他常帮助爸爸布道，除了分发单张，贩卖圣经之外，父亲生病或远行，只有十三岁的宋主恩就能替代父亲上台讲道，所以人们称他为「小牧师」。

虽然生长在贫困的牧师家庭，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和谐和相爱，在爱主、事主的宗教气氛下成长，对日后的宋尚节影响至深，他也承袭了父亲爱读书的习惯，他阅读新旧小说、古今名人传记、各种书报杂志，也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经常在各报纸投稿，或作些翻译的工作。

「出洋留学」并不是为出风头，他立定终身事奉主，出国是为了预备传道的路。在美国求学的日子，困难重重，无依无靠，半工半读，但神的恩典和奇妙，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把四年的课程读完，并且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在科学上进深，攻读硕士课程，一九二四年六月，他顺利拿到学位，并且神迹式的通过德文、法文的考核，进入博士学院研究。

宋尚节不是死读书的人，他也活跃于学生的社交生活，在国际学生当中，他努力破除种族歧视，在教会活动和下乡传福音的事奉上，他造成当地的轰动。那时期，他有着风光、热闹、阔绰的生活。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光荣的得到博士学位。然而，在那天的喜气洋洋中，宋尚节顿感一丝莫名的忧郁和压力。一切的顺利还是一直跟着宋尚节，他的大学教授筹划送他去德国继续深造化学，祖国也来聘请他回国担任教授。就在他为名利盘算不定的时候，他依稀听见一阵清晰的声音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终于发现神给的警告。

几经思量，宋尚节来到纽约大都会，他进入协和神学院。但是当他打开宗教追求的领域，广泛研究的结果，让他很困惑，最后他甚至觉得各教都是殊途同归。科学、哲学、心理学，以及一切的学问，都不能使人从罪里得到释放。他手足无措，在房里打坐，念佛修心，也实行老子的「清净无为」的生活。他的心灵无法靠岸，在渺茫的苦海中漂泊。

在一次的奋兴会中，宋尚节受到讲员的激励，他决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灵洗。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的晚上，他迫切的祈祷，神的灵在他的生命里运行，扎心的罪一一陈列在他眼前，他认罪后，十字架的死与活，使他的心空洞而清洁，他终于明白与主同钉同死的真理，他经历了重生。从此他的行径常让人觉得他是疯了，他烧了过去风光的剪报辑、神学院的教科书，时而唱诗，时而祷告赞美，时而流泪感谢神。最后他们把他送进疯人院，以精神病患来对待他，幸经华尔克博士的帮助得以出院，但却从此与协和神学院断绝关系。

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半，他带着金钥匙、金奖章和博士、硕士、学士的文凭，脑海里装满了异象、五饼二鱼的奇梦、重生的经历，踏上回国的旅途。当船渐渐驶近中国的时候，宋尚节把箱子中的文凭和一切荣誉奖章，全都扔到海里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宋尚节再度与阔别七年的故乡重逢，他告诉家人，从前的宋尚节已经死了，现在的他只为荣耀神而活。从一九二八年起，宋尚节除了教书外，便完全致力于教导圣经和露天讲道。他四出布道，在中国各地点燃复兴之火，影响遍及国内、外、东南亚等多个地区。

他常提倡家庭崇拜。他讲道时手舞足蹈，大声疾呼，说话感人肺腑，有时逗人发笑，但是下了讲台，变得沉默寡言，几近古怪孤僻。他和许多外国教授和宣教士关系很深，却也毫不客气，批评起来可是一点不留余地。宋尚节嫉恶如仇，抨击罪不遗余力，但他在感人至深的讲道里，也常令人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慈爱。

他虽然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但他却始终不要组织、不建教会、不立宗派、不当领袖。他面对周围的毁誉参半，总是淡然处之。这位大布道家的性格，表面上看似有许多矛盾，事实上，他是拥有一个优美而和谐的灵魂。

宋尚节英年早逝，享年只有四十三岁，他作工只有十五年，却震撼了中国和南洋的教会，成千上万的人因他而皈依了基督。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教会能够屹立不摇、灵命不绝、灵力不竭，实是宋尚节辛劳的成果。他在中国各地的培灵讲道，常使人变得灵力充沛。

默想：神能利用我们的高低跌撞、优劣长短，成就祂美好的旨意，为要叫多人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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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稳到底的荣耀秀（Sarah 1909~1986）

　　荣教士的中文名字叫「荣耀秀」，意指「美丽的荣耀」。这是她二十五岁添加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时，内地会给她取的名字。她的一生也正如她的名字一样，以敬虔、圣洁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并带给许多人祝福。

　　荣教士出生在加拿大，父亲是乡村的医生，母亲很看重他们五个孩子的教会生活。在她小时候，教会很注重背圣经，也教导海外宣教的重要性，而她母亲家中有三个人成为宣教士，父亲的家里也有两位成为宣教士，所以她的母亲把第一个孩子（荣教士），奉献给神作宣教士，因此，荣教士很早就知道自己会走宣教的道路。

　　大学时，荣教士以为医疗宣教是最高形式的事奉，正准备读医科，在明白「主才是最大的医生」时，她放弃学医，改读其他学科。在那些日子里，荣教士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她去中国。在一个训练会退出后，她向宣道会申请去中国，他们虽接受她作宣教士，却反对她去中国，因为中国内陆正受到共产党的扰乱，许多宣教士正在撤退，她却坚决不接受其他的安排。

　　一九二九年，有一天她在教会杂志上知道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需要宣教士，她便开始申请，并且得到回应，同年十月，她与四位美国女孩，便从温哥华搭船启程前往中国。

　　初抵中国，先学习中文，并开始从事广大乡镇地区的福音工作。由于严重的失眠症，以及对中国气候的适应不良，他们把她从山区调到滨海的烟台市，当年是一九三一年。去到烟台，先在宣教士子弟学校教书，不但作教师，还要作那些父母长年在遥远内陆的孩子们的母亲。在烟台的那些年间，荣教士遇见了倪柝声弟兄，从中得到一些忍耐的功课。

　　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国与日本交战，日本人在烟台把学校充作军事用途，宣教士与宣教士的孩子们，拥挤的躲在一个有老鼠和臭虫的地方，食物短缺拙劣，只有藉着聚会和得胜的见证，来坚固每个人的心。经过战乱及拘禁过的孩子们，亲眼看见神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行神迹，所以在往后的岁月里，大部分的孩子都在世界各地服事神。

　　虽然荣教士初到中国事奉时，已对付过罪的问题，但她战后回到美国时，深觉没有得到圣灵的浸，是无法突破生命的大障碍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她第一次参加五旬节聚会，在吴汉斯牧师的鼓励下，她得着圣灵的洗，并得到方言的恩赐。得着灵浸之后，荣教士知道要离开她所喜欢的差会，并寻求下一步要走的路。虽然没有差会的支持，神以神迹式的供应，再次带领荣教士和她的好友以斯帖，于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回到中国的河南省泌阳县。

　　荣教士服事中国有五十年之久，她的思想方式和言行都很像中国人。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中国人。初抵中国时，她是年轻貌美的小姐，宁可弃绝世界和世界的享乐，过着简朴的生活。她一生以中国的灵魂为念，为中国百姓的灵魂，忍受了许多的试炼和痛苦，甚至有几次遭遇生命的危险。经历了共产党的逼迫和逃难，她深深体会中国的命运和百姓的可爱，她更以行动表达了对中华民国的尊重和爱护。

　　一九五三年的有一天，当她在房间祷告安静时，突然有一个名字「福尔摩沙」（意指美丽之岛，也就是台湾）出现在她的心中，从那时起，她就知道她要去台湾。结果，一九五四年抵达台湾后，一事奉就是三十二年。她为台湾教会的祷告是：「主阿！差遣工人收割台湾的庄稼。」因此，她所开拓的二十八间教会，带出的五十五位全职同工，几乎都是祷告来的，其中有许多人原是有机会出国进修，或在高薪的职场上工作的人，他们愿意顺服主，成为神的仆人。

　　她在台湾的布道工作，有的是从家庭聚会开始，有的是从学生工作或儿童工作起家的。她在事奉中最喜欢的经节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此，她把全部时间都放在事奉上，她可以用二、三分钟吃完一顿饭。她唯一的兴趣和爱慕，就是天上的家乡。在地上的最后二十年，她住在公馆锡安堂，那一带充满违章建筑，并不是很高级的地方。她的家很小，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客厅和一个人份的厨房，起初甚至连淋浴设备都没有。

　　晚年她的脚肿得很厉害，进出都不方便，但她仍很少搭计程车，宁可买老人票搭公车，也不愿麻烦人载她。有人称她是「二十世纪的盖恩夫人」，有不少中国牧师或传道人都喜欢和荣教士交通，有时甚至在交通中就被圣灵充满。


　　综观她的一生，她是一位信心坚强又充满爱，坦然无惧地用言行事奉主的人，殷勤、谦卑，直到生命的末了。

．默想：倚靠神的人，坚稳如锡安山，永不动摇。.

薛承恩(Nathan Sites)
【1831-1895】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韦斯利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一直与中国教会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著名的布道家宋尚节就是毕业于这所大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栽培海外宣教的人才，因此有不少的毕业生后来都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华宣教。

　　薛承恩是第一位韦斯利大学毕业的海外宣教士。在一次聚会中，他听到一位返国述职的宣教士描述中国宣教的景况，打动了他的心，他愿意响应上帝的呼召，前往中国。1861年，他和妻子一同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到了福州。福州是「美以美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工场，第一批宣教士在1847年到达，但十年后才有第一位信徒受洗。同时因为不习惯当地的环境，使得宣教士的折损率相当大，福音的果效也有限。

　　为了接触中国最基层的民众以及体验最真实的农村生活，薛承恩夫妇住在福州郊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与村民朝夕相处。此地有一位开馆授徒的儒者，叫谢锡恩，他跟薛承恩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接受了救恩，并成为宣教上一位得力的助手，之后他也成为了闽北教会史上一位重要的华人教会领袖，被称为「中国的保罗」。

　　协助薛承恩中译《圣经图说》、《天文图说》、《韦斯利传》等书的黄乃裳，是另一个由薛承恩带领信主的华人。黄乃裳于1866年接受救恩，集传教士、士绅、教育家、报业家、华侨拓荒领袖、改革家及革命党人的头衔于一身，最令人啧啧称道的是他在20世纪初，率领福州府属「美以美会」信徒千余民移民砂劳越，建立「新福州」，为中国近代移民史上写下著名的一页；因为这些移民在砂劳越从事垦拓开发及文化教育的工作，对东马的现代化产生不可没灭的影响及功劳。

　　薛承恩在闽北共待了三十多年，其间所经历的挫折与危险，不计其数。有一次因为在延平的会所改建，引起当地居民不满，而薛牧师正好来到延平，暴徒把他挟持到一间空屋，对他拳打脚踢，又拿了一个双尖叉子，猛力朝他眼睛刺去，结果刺中眼睛下面的面颊，血流如住。他挣扎到屋外，又被暴徒继续施暴，直到以为他已丧命才一哄而散。薛牧师倒在血泊中约半个小时，才有衙门派来的差役将他抬回会所，第二天雇船送他回福州。经教会医生悉心的治疗，眼睛才不致瞎掉，但从此却在脸颊上留下了深刻的疤痕，无法复原。

　　薛牧师最喜欢与华人同工巡回各地布道，闽北之处常可见到他的足迹。最后他以中国为终老之处，1895年初，病逝于福州。薛师母为之立传，在薛师母心目中，她的丈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福音战士，为神的国度在闽北浴血作战，与撒但毫不妥协，绝不退缩！1912年，《薛承恩传》出版，为后人留下宣教典范，而在该书印刷期间，薛师母也返回天家，与丈夫一起同享天国的荣耀！.

史艾达(Ida Scudder)



　　史艾达（Ida Scudder）是一位医疗宣教士的女儿，出生于印度，当她回美国在慕迪女子学院读书时，她立志绝对不作宣教士。


　　1894年当她24岁时，因母亲病重她赶回印度，回到印度不久，有一位印度教徒，请史艾达到家里协助他妻子生产，史艾达一点也不会助产，她告诉那位印度教徒应当去请她爸爸，因为她爸爸是医生宣教士，可是这位印度教徒却坚持要史艾达帮忙，因为印度教不容许生产时有任何男人在旁。能担任助产的母亲病重，史艾达却无能助产，只有无能为力的把这位印度教徒送出门。凑巧的是，同一个晚上，又有一位回教徒和另一位印度教贵族，都来要求助产，史艾达只能拒绝他们。第二天，消息传来，同一个晚上那三个年轻的妻子都因为难产死了。

　　史艾达唯一能做的决定是放下自我，进入费城女子医学院研读医学。五年之后，史艾达以医疗宣教士的身份重回印度，她一面开业行医，接生了数千名婴孩，一面在联合医学宣教大学任教，训练数百位医生。她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只是立定，而要教导人亲近耶稣。放弃自我的史艾达，成为一位伟大的宣教士。

默想：我的自我是否已经完全降服于主？还无法降服的是什么？.

刚在活水网上看到一个链接
http://www.bdcconline.net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

炽爱中国的棣慕华（Sarah）

（1902~1989）

　　看到「棣慕华」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心中对中国人的爱有多大。他的父母爱中国，一生以医疗献身给中国的百姓，也把在中国未完的使命交付给他们的儿女，以致棣慕华顺服上帝的呼召和母亲的遗言，选择了往中国宣教的道路。

　　民国八年，棣慕华出生在江苏六合县的一个小镇上。当时他们称他为小查理，按着中国人的习俗，棣医生夫妇请大家吃红蛋，让大家分享他们的喜悦。他的父亲棣乔治医生，是城内唯一穿洋服和没扎辫子的人。虽然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称他们为洋人，但他们一家人却以中国为他们的家。

　　查理快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返美度假，看到美国的一切，固然心里很高兴，但无论他们走到那里，总有一种「作客」的感受。于是一年后，他们又回到中国。童年时一头红发的小查理，跟中国孩子一起上私塾，背三字经、千字文，家教很严。棣医生虽然很忙碌，但他总不忘尽量陪伴他的三个孩子，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教导孩子们许多事理。查理也每天晚上都用圣经故事，培养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或与他们祷告。所以棣慕华从小在父母身上，学会了俭仆生活、敬畏上帝，以及用上帝的爱去爱中国人。

　　成长的过程中，查理在父亲的熏陶下，珍爱上帝所创造的每样东西，慢慢地，他学会全身每一条肌肉、每一根骨头的科学名称，以及天上飞鸟的学名、俗名，对蕨类有独到的研究，后来更成为举世闻名的植物学家，他常在证道的时候，以大自然的奥妙来验证神的智慧与权能。

　　一九一七、一八年，查理的父母相继离世，只有高中毕业的查理，带着两个妹妹，回到美国，寄居到亲戚家。为了生活，查理渐渐习惯于农夫的工作，但想起母亲临终的话，要他回去中国，他开始提醒自己，要持定去中国传道的异象和使命。大学毕业后，他原打算留在俄亥俄州的百哈利学校教书。却意外地接到俄亥俄贵格会年会海外差传部的支持，神适时地让他和新婚的妻子萝拉，前往中国开始宣教的工作。

　　再次回到中国，查理有另一种回家的感受。盛大的欢迎会之后，他们在南京贵格会的宣教中心安顿下来，开始学习中国语文。尽管中国的一切让萝拉心仪，但是烽火漫天的中国内战，使当时的宣教士情势危急，甚至得让妻子退避到后方，分隔两地。愤怒的暴民固然可怕，上帝差遣一些中国朋友协助他们逃难，更令人感动。但是因为六合的医院和教会几都夷为平地，查理和萝拉只好返回美国，查理在乡间的一所小教会牧会，后他们一起应聘在俄亥俄州的马利安大学任教。

　　即或生活的安逸和女儿的诞生，带给查理和萝拉许多快乐，但他们时时刻刻惦记着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异象。一九三一年，中国内部情势稍为稳定，贵格会差会总部，果然发通知召他们回去中国大陆。中国仍陷在抗日的战争中，所以回到六合以后的工作，一切还是非常拮拒。

　　在中国宣教的日子，查理并未放弃他对科学的兴趣，尤其是蕨类植物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好几种全世界还没有发现的羊齿草，其中有一种羊齿草，经由他的钻研，着成论文，被世界学术界肯定而命名为「棣氏羊齿草」。

　　中日战争的尾声中，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在上海的日本人竟逮捕与中国人频繁往来的美国人，于是查理被关进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才被释放，得以回到美国与妻女团聚。他不太愿意回意噩梦连连的集中营生活，只是告诉他的家人，第一要紧的是：要好好将神的话藏在心里；第二，要多学诗歌，这两样东西是他在集中营里最大的安慰。

　　一九四五年中日战争退出，隔年，查理马上又返回中国，但紧接着，共产党陆续占据了许多城市，六合也不能幸免，十分危急中，查理逃过一劫，平安的离开上海，再次被迫回到美国，以为从此再也回不到中国人的地方了。但不久，贵格会俄亥俄州年会海外宣道部邀请他们进入新的工场─台湾。这个使命是他们没有预期过的，听说那里没有教会学校、没有教会、没有信徒、也没有可配合的中国牧师，但是，祷告的结果，他们顺服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他们抵达台湾。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台湾的工作进展的很快，除了讲道、探访，查理意外的应聘在台大教课，更有助于福音工作。信徒们也很快成为他们夫妇的好朋友，并且替查理取了一个新名字─棣慕华。他的名片上只有中文名字棣慕华，右上角则写着「寄籍江苏六合」

　　在台湾，原来贵格会只有嘉义一处教会，后来在台北的万里、大坪林都设立了教会，所以他每星期都得奔波于台北、嘉义几趟。他乐于助人、容易和人和睦相处，疼爱学生，他和师母的生活简单俭朴，却乐善好施，只要别人有困难，他一定倾囊相助。他热爱中国，讲课时还能纯熟的运用《大学》、《中庸》，恐怕许多中国人还不能及呢！中美断交的时候，他印制许多「我爱中华美地」的诗歌，含着泪水教导学生吟唱，又在联合报发表「今生矢志为中国人」以表心志坚定。

　　一九七九年，棣牧师罹患骨癌，病情愈来愈恶化，一九八○年依依不舍的挥别奉献一生，所热爱的中国，回到美国俄亥俄州养病。一九八六年万里教会献新堂，他不顾身体的疼痛，只身来台，当他看见自己辛勤栽种的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欣慰之情让他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一九八九年夏天，棣牧师用完早餐，面庞带着满足的微笑，安然的离开世界。这位上帝的仆人，在中国六十余年，五度被迫离华返华，中国之坚定，是枪弹打不走、艰困吓不倒的，他的一生为上帝和中国，绽放了最美的色彩和最浓郁的馨香。

默想：灾难与祝福、痛苦与欢乐，都要因主的十架而成圣。.

格倫費爾(Gren fell)

【1865-1940】

　　很多人一定不會忘記「北海小英雄」這部卡通，今天要介紹這個屬靈偉人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北海英雄。

　　格倫費爾出生在英國利物浦港口南端一個叫Parkgate的沼澤窪地，當地居民大多是在愛爾蘭海峽打魚的漁夫。從小他就跟著漁民上船打魚，12歲就會掌舵航行，造就了他強健的體格，他告訴一直勸他努力唸書的父親說：「我已經決定將來要做個偉大的探險家，只要有把槍、有條船，走遍大海的任何角落都不怕。」

　　父親希望他能在課業上多下些功夫，但又勸不動他狂野澎湃的心，只好求助於鎮上為格倫費爾接生的老醫生，冀望格倫多少能聽進醫生的話。格倫心想又要聽訓了，無奈地到了醫生家，卻在醫生家瞥見浸泡在福馬林的大腦標本；這顆滿佈紋路的球體改變了格倫的一生，回家後他對父親說：「我決定要成為一個醫生。因為我整天在想要去哪裡探險，卻不知道會思想的大腦長得什麼樣子。」幾個月後他以吊車尾的成績進入倫敦大學醫學院。

　　這位來自漁村的探險家起初幾乎跟不上學校的課程，就以拳擊發洩心中的苦悶，不久倒成了優秀的拳擊手，還代表學校去比賽。就在格倫快要唸不下時，遇到了一位影響他一生的老師─腓特烈(Frederick)醫生，他對全班最後一名的格倫說：「倫敦大學可以培養出成百會唸書的醫生，但培養不出一個會駕船航海、會射擊探險，會打拳擊的醫生。」這位基督徒老師親自陪格倫讀書，鼓勵他走出人生的低潮。腓特烈醫生有句話一直影響著格倫，他說：「乾淨與值得信賴，是一個醫生最重要的倫理。」

　　1887年，在倫敦的一場佈道大會中，格倫回應了慕迪的呼召，向主禱告說：「主耶穌，用你的寶血潔淨我，使我做個乾淨的人；使我堅強，成為一個永不退縮、值得信賴的人。我雖然不會讀書，但求你讓我一生在你手中有意義。」

　　在格倫即將畢業前夕，腓特烈醫生對他說：「在北緯60度，東經55度的海域上，有一群最強悍的漁夫，在最惡劣的天氣下捕魚。那裡的死亡率非常高，也是三不管地帶，沒有法紀、沒有警察、沒有教堂，沒有學校，有的只是酒店、賭場、妓女戶...。英國的一些基督徒決定籌措一筆錢，成立『深海任務』(Deep Sea Mission)支持一個人去幫助他們。但這個人必須是基督徒、醫生，能夠獨自操舟，能夠在雪地求生，能夠在沒有法律的地方自我防衛。我想全世界就是你符合了這樣的條件，你願意去嗎？」

　　經過幾天的禱告，因著聖經裡耶穌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格倫願意委身於上帝的呼召。為著這個承諾，其後格倫經歷了50年各種危險，最後連生命都獻上。

　　不久北海漁場的人都知道這位駕著「愛伯特」號小船，穿梭在捕魚場間的年輕醫生。他用盡心力搶救因工作受傷的水手和漁民們，即使在大風浪中依舊不輕易放棄。他以一流的航海技術與醫療這忱，迅速溫暖了北海漁民的心；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世界上會有這種好醫生，自己開船到海上來尋找需要醫治的病人。

　　沒有病人的時候，他的船就成為海上聚會的地方，因為耶穌的門徒大多是打魚為生的，所以他最常向這些漁民們講的就是「耶穌與漁夫們的故事」。有一次格倫向他們講到「守主日」時，漁民反應說若一天不打魚，魚獲量會減少。格倫向他們解釋說守主日不只是休息，也是上帝的祝福；如果他們星期日因守主日不打魚，六天所抓的魚獲量一定與七天所抓的一樣多。漁民們一聽都群起嘩然，一位漁民領袖說：「如果是真的，我們紐芬蘭(Newfondland)的所有漁夫，願意全部歸向主守主日，而且去叫北海所有的漁夫來信耶穌。」

　　結果幾個月後，魚獲量果真沒減少，來聚會的人愈來愈多。格倫看這批漁夫一上岸就喝酒、賭博、搞女人，部份也是因為北海除了這些以外，沒有別的消遣。剛好當地一家大型妓院營運不佳準備關門，格倫就買下店面，改為「北海青年運動娛樂中心」，提供美食、音樂、室內球場。

　　開幕那天有幾個酒鬼和賭徒在門外叫囂，恐嚇著要給醫生好看。格倫一點也不受威脅地走出來，問了對方的規矩，對方叫陣說要單挑一決勝負。格倫使出他的拳擊本領，幾分鐘內就擺平了來找碴的暴民。隔天早上，格倫發現在座有比以往更多的水手，包括了那兩位鼻青臉腫的年輕人。

　　格倫一生都在危險中，所以一直不敢結婚。到晚年共計成立了六所醫院、四艘醫療船、七所護士看護中心。他在白宮的演講裡說：「耶穌基督是我最好的朋友與領航者。」他被葬在拉布拉多的高山頂上，以俯視他鍾愛一生的北海漁場。.

亨利马廷(Henry Martyn)



1780-1812

1805年，25岁的亨利马廷（Henry Martyn）已准备妥随时前往印度宣教，但是令他挣扎难以割舍的，却是隐藏在他内心的爱情。

　　1804年夏天，他在故乡康瓦耳认识了吕底亚，马廷不由自主的深深爱上她。这实在是个严重的挣扎，马廷已清楚将要前往印度作宣教士，可能一辈子要老死在他乡，为了远赴海外宣教，他已经丧失财产继承权，作为一个海外宣教士，他几乎一无所有，他能够给他所爱的女子什么呢？除非他愿意放弃海外宣教的使命。宣教的呼召与爱情争执不下，当天晚上马廷持续祷告了一个半钟头，但是整个晚上吕底亚的倩影充满了马廷的心。第二天清晨，马廷在日记上写着：「我再次奉献我自己给主，意志比昨晚更坚定。」

　　虽然马廷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定，但是试探也来的更大。马廷在前往印度之前，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停留在故乡，他几乎每天都可以和吕底亚一起相处，但是为了上帝和宣教使命的缘故，他一直忍受心里的痛苦，而不敢向吕底亚吐露爱意，马廷只能一直告诉自己，「我认定我自己在上帝的手中」。

　　马廷得到东印度公司聘请他到印度担任牧师，公司并建议他可以先结婚，然后前来印度。马廷的心摇摆不定，他写了一封信给吕底亚，请她与自己通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音，马廷失望之余，只好认定「一个合上帝所用的海外宣教士，必须向世界的一切死」。

　　开船的时间到了，马廷决定独身前往印度，不久他发现船队要先开到靠近康瓦耳的港口，马廷无法忍受心中的挣扎，他决定上岸向吕底亚表达爱意并求婚。但是吕底亚不肯吐露情感，只抄录一首圣经给马廷。马廷只好失望的远赴印度，抵达印度他意外的收到吕底亚姊姊的来信，告知吕底亚的母亲不愿让她远嫁到印度。马廷心中虽然痛苦，但他在日记上说：「主教导我在凡事上全心爱慕基督」。

　　抵达印度七个月之后，马廷开始接到吕底亚的来信，但在第七封信吕底亚明确的告诉他，因为母亲的不同意她不能够远嫁到印度。爱情到此似乎已经绝望，1812年，马廷完成了伟大的工作，把新约圣经翻译为印度文和波斯文，他写信给吕底亚说：「爱情虽然已经绝望，但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显明那么清楚﹑那么甜蜜﹑那么坚强 ….，我必须老实告诉妳，我身返英国是微乎其微」。1812年10月，基督的荣耀和没有结果的爱情，伴随着亨利马廷走完一生的路程。

默想：如果有一天上帝要夺去我所爱，我会如何反应？.

耶德遜(Adoniram Judson)
　　耶德遜（Adoniram Judson）的父親是普里茅茲第三公理教會的牧師，耶德遜在父親的期望下，進了著名的布朗大學，而且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耶德遜立志一生無論做什麼，都要擁有最好的名譽。當他畢業時，他代表同學做告別演講，並接受榮譽狀，他的父母都為他感到驕傲，但是耶德遜卻沒有辦法告訴他的父母，他已經在好朋友雅各的影響下，成為無神論者。
　　回到家鄉，年輕的耶德遜自己設立了普里茅茲獨立學院，專門招收貴族學生，一年之中他出版了兩本教科書，他贏得了普里茅茲人們的讚許，在第三公理會中，信徒也認為他是最敬虔的人。雖然耶德遜獲得極高的名譽，但他卻為自己是個偽君子而感到厭煩。有一天耶德遜忍無可忍的向父母親說，他想遠遠的去紐約改行作編劇，這對敬虔的公理會信徒來說簡直是墮落，耶德遜的父親和他辯論、哀求，都不能改變他的心意，父親最後憤怒的說：「如果你不願意教書，為什麼不學著作牧師？」耶德遜生氣的向父母親承認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他要去紐約是為了要遠遠的離開教會。父母親只好在震驚和難過之中，讓耶德遜前往紐約。
　　耶德遜來到紐約想要建立更響亮的名譽，但流浪一段時間之後，他卻一事無成的又回到普里茅茲，不過他卻不願意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回到普里茅茲，以免影響他原有的聲譽。當他在鄉鎮之間流浪時，有一次他在一個小鄉鎮的旅館裡住宿，但他卻整夜無法入睡，因為隔壁房的客人整夜的呻吟、喘氣，一直到清晨才停息。早晨當耶德遜疲憊的想要結帳離去時，他問櫃臺的經理說，「我隔壁房間那個病人怎麼了？」經理頭也沒抬的回答說：「死了。」耶德遜禮貌的回答說：「真遺憾。」經理問他說：「你認識他嗎？他名叫雅各以美斯，是一位大學教授。」耶德遜騎著馬在鄉間漫無目標的佇佇獨行，沒有想到他的好朋友居然客死他鄉，不曉得無神論的雅各他的靈魂現在會在哪裡？於是耶德遜調轉馬頭，往回普里茅茲的路上而行。
　　他不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他更是浪子歸回天家，他不但決志歸像耶穌，而且將自己奉獻給上帝。波斯頓最大的教會邀請他去擔任駐堂牧師，但他卻再也不羨慕任何名譽，他選擇和新婚十二天的妻子前往緬甸，成為開創緬甸福音事工的宣教士。辛苦宣教六年，他才引領第一位緬甸人信主，他在緬甸遭受監禁、折磨，妻子也死在緬甸，但他仍努力傳福音。1850年耶德遜死在緬甸，臨死前他完成第一部緬甸文聖經，並完成了第一本緬英字典，在他逝世100週年紀念時，緬甸大約有20萬基督徒。
‧默想：在上帝的榮耀與你個人的榮譽之間，你會如何決擇？.

史萊舍(Mary Slessor)
　　【1848-1915】
        史萊舍（Mary Slessor）是第一位在非洲探險開荒佈道的女宣教士，她1848年生於蘇格蘭，幼時家貧，十一歲起就在紡織工廠一面工作一面求學。1875年史萊舍加入加拉巴差會前往尼日利亞，她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但卻和非洲土人一樣住泥巴小屋，吃當地土產，很少和宣教士來往。她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習慣完全是非洲式的，她一點也不重視衛生，居住的泥屋中充滿了蟑螂、老鼠、螞蟻，無論是吃飯、聚會、上課都沒有定時，她的衣著也很隨便，頭上臉上常常長瘡。
　　雖然沒有宣教士願意和她同工，更沒有白人男士願意娶她，（其實她曾經和一位比她年輕十八歲的宣教士談過戀愛，但那位男宣教士不願意和她深入非洲內陸，而她卻重視宣教事工過於兒女私情。）但史萊舍極受非洲土人的尊崇，她曾受政府委任為奧克安的第一任副領事，執行民事仲裁的任務，她的仲裁方法並不照英國的法律和準則，但卻始終適用於非洲。
　　1915年史萊舍在她的泥巴房子過世，享年66歲，在非洲事奉近44年，是非洲最成功的開荒佈道女宣教士。
默想：當我無法和每一個人都建立那麼好的人際關係時，我應該如何取捨？.

顾乔纳单(Jonathan Goforth)



　　【1859-1935】

顾乔纳单（Jonathan Goforth）于 1859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18岁时听到台湾宣教先驱马偕博士的呼吁，而献身宣教。1885年年底顾乔纳单和罗莎林订婚，订婚时乔纳单告诉罗莎琳不能够给她订婚戒子，因为买戒子的钱已奉献给宣教事工。

　　1888年顾乔纳单夫妇加入内地会前往河南事奉，他传福音的方法引起大部分宣教士的侧目，他们牺牲自己的私生活，开放家庭让中国人来参观，屋子里的缝纫机、风琴、炉灶等西方用品，引起中国人极大的兴趣，他们在五个月中接待了两万五千名好奇的「观光客」，参观的人必须听顾乔纳单传讲福音，有时候参观之后还需要留下来听道，顾乔纳单平均每天讲八个钟头道。相对的家庭生活却有不少的牺牲。

　　牺牲的还不只是家庭生活，在河南的事奉顾乔纳单夫妇常常生病，他们所生的十一个孩子有五个夭折。1900 年拳匪之乱后，顾乔纳单又提出了巡回布道的新计划，他打算到一个城镇租一个地方，全家人和中国同工同住一个月、一同布道，一个月之后，就留下一位中国传到照顾新归主的信徒，他们全家再带领其它的同工搬到另一个城镇，如此建立几个福音据点之后，他们全家就可以在各城镇巡回居住。这样的计划固然不错，但罗莎琳实在无法同意，因为这对一个家庭和小孩实在太危险了，但顾乔纳单却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罗莎琳只好勉强带着孩子同行。

　　1908年罗莎琳实在无法忍受居无定所的日子，又因为孩子逐渐长大需要回国就学，罗莎琳独自带领孩子回加拿大，临行前罗莎琳刺探的问顾乔纳单说：「假若我在家乡得了不治之症，只能在活几个月，你会回来看我吗？」顾乔纳单不想直接回答，但罗莎琳非要他答复不可，顾乔纳单只好反问她：「倘若我们的国家与别国交战，我是前线的指挥官，胜败的关键全操在我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我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回家乡看望妳吗？」

　　顾乔纳单一直留在中国宣教，73岁时因为生病而眼瞎了，他仍然找一个中国助手帮助，到各地主领奋兴聚会，一直到 74岁时才回加拿大。回加拿大之后的十八个月里，他仍然到处巡回讲道，主领近五百次聚会，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他还讲道四次，然后在睡梦中安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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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使徒——杜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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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 是苏格兰长老会来华的宣教士，他在闽南地区宣教二十多年，因此被不少人称为“闽南使徒”。

杜嘉德于 1830年12月27日生于英国的苏格兰，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育有六子，杜嘉德为其最小的儿子。1851年杜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深造，四年后完成神学课程。1855年2月20日，杜嘉德被格拉斯哥马太自由教会按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并被派往中国宣教。

同年3月，杜嘉德与宾威廉（《天路历程》的汉译者）同往香港，再转上海，在旅途中，杜得到这位属灵前辈的指导，使其受益匪浅。6月，杜嘉德到达厦门，开始其在闽南地区的宣教生涯。

要想在厦门做好福音事工，宣教士必须精通当地语言。杜嘉德抄录学习卢壹所编的《厦门语字汇》，又向罗啻等宣教士请教。由于他颇有语言天赋，又能刻苦学习，所以很快就能讲一口标准流利的闽南语。杜嘉德在厦门时，牧养教会、教导学生，还经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布道，有时乘看月夜赶路，动辄数十里。即使在休假期间，他为了完成《厦英大辞典》的编撰，每天至少有八小时花在上面。因而其面貌较其实际年龄苍老。

1856年，他萌发了到安海宣教的想法。他认为安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据兴、泉、永出口要津”，“欲入内地非从安海不可。”于是，他从厦门乘“福音船”前往安海布道。据《安海教会150专刊》记载：“福音初入安海，当地士绅极力抵制，起初禁止民众租赁房屋给牧师，继而禁止民众与之交往，终且扬沙掷石，甚至全镇二十四境士绅演戏宣示公禁、阻止传道.尽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师还是忍辱负重，锲而不舍地进行传播福音，终于在咸德境向黄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为讲堂，后因数次被人纵火捣毁而迁租玄坛宫后蔡宅书塾。至1860年才有郑爽(安海更夫鸦片仙)、其弟郑垣及施洗、吴江、陈强(戏班吹手)等贫寒者蒙圣灵感化，相继受洗，同心归主。郑爽后来终身事主，历任执事、长老及传道。当时，信徒虽然寥若晨星，但是星星之光，普照他人。福音在安海传播，虽遭受种种拦阻，但靠着神的大能，终于在安海扎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区第一个堂会(继厦门新街堂,为闽南的第二个堂会)，并以此为据点，于1866年将福音传入泉州，后又发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还在漳州龙海等地宣教，为福音在漳州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860年，杜嘉德由厦门渡海到台湾访问。他发现台湾人大都能讲闽南语，感到非常意外与兴奋，他在日记上写道：“我们于9月19日离厦门，24日安抵本港(淡水)。......这巿镇有疏疏落落的几条长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确数多少，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很难作正确的估计。我们还访问过附近唯一的大巿镇艋舺。......整个地区为福建漳、厦一带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闽南话，而台湾全岛也以闽南话为普遍。......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现象——跨过海峡，这里仍旧通行着同样的语言；在中国大陆，隔了一百哩，就使我们觉得言语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据：董显光著：《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此后，杜嘉德多次写信给差会，要求派宣教士到台湾。经过他的报导与呼吁，几年之后，苏格兰长老会差派了马雅各医生到台宣教，他以台南为中心，展开医疗与布道工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杜嘉德前往台湾，协助马雅各筚路蓝缕，渡过艰苦的创业时期，使福音在台湾扎根。

杜嘉德在厦门编撰了《厦英大辞典》（一名《厦门音汉英大辞典》）。为了编撰《辞典》杜嘉德广泛收集闽南土话，每当他听到一个新的词汇，他一定立刻记在笔记本上，反复加以练习，直到能够纯熟掌握为止。厦门的三公会为了使《辞典》早日完成，派伦敦会的施约翰以及美归正会的打马字协助杜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厦英大辞典》终于在1873年问世。此书是第一部厦门腔白话华英辞典。一出版立即成为所有学习闽南语者的必备书。书的特色是全书无汉字，只用罗马拼音。序文里杜嘉德说到，一者因为很多字找不出适当汉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国排印无法印出汉字。三者因他无法抽出时间在外埠（如上海）监印而作罢。由于杜嘉德在闽南地区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区的闽南话，因此书中指出了泉州话、漳州话与厦门话的差别。

1877年5月，来华的宣教土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会议，杜嘉德当选为英国教会主席。他在会上对几十年来的宣教工作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他希望宣教士能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盲目行动的乌合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他强调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文明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杜嘉德的想法，真让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引以为豪而又深感任重道远啊！

从上海回来后不久，杜嘉德染上霍乱。7月26日那天，从清晨开始，就腹泻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病入膏肓，医生束手无策，安慰他说：“不要太激动，你是个哲学家。”杜嘉德坚定地回答道：“不，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气，接看说：“在这时刻，基督徒要比哲学家好得多。”过了一会儿，他对一旁正在悲伤的信徒们安慰到“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6：23）下午5点多，47岁的杜嘉德结束了在世上的所有劳苦，安息在主的怀抱中。为了纪念杜嘉德为教会的贡献，教会在鼓浪屿鸡母山一带建立了杜嘉德纪念堂。.

毕得经(Horace Pitkin)



【1871-1900】

　　可能大部份的中国教会都熟悉「剑桥七杰」，那是一个英国学生参与海外宣教的事迹，他们的行动曾大大地震撼了那个重视学术地位、崇拜运动才能的时代。在美国20世纪的初期，宣教史上也有「耶鲁三杰」，这三个人分别是路思义(Henry Luce)、毕得经(Horace Pitkin)、和艾迪(Sherwood Eddy)。

　　这三个人在耶鲁念书的时候，与「剑桥七杰」一样，都加入了「学生志愿军」。所谓的「学生志愿军」，就是在上一个跨世纪的年代中，成千上万的西方基督徒知识青年，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中，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号召，因而成立的「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是超宗派的，也是跨校际的。有些学校是由毕业生与在校生一起成立差会，选定一个地区或某一项事工为他们特定的宣教工场，把人力与财力投注其中。「耶鲁在中国」的计划就是一个例子。

　　耶鲁大学当年是最热心海外宣教的一所著名学府，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学生宣教大会中，出席人数总居各校之冠。因此路思义、毕得经、与艾迪在学校时就受到影响，开始注意许多未得之地与未得之民的讯息，准备踏上宣教之路。

　　毕业后他们一起进入神学院受装备，也一起访问各大学，传递宣教负担，他们不仅是才华洋溢，同工间也情同手足，因此被称为「耶鲁三杰」。

　　毕得经是三个人当中最早出发到中国来的，他于1896年踏上中国，选定河北省保定府为工场。宣教是要付上代价的，四年后，毕得经不幸遇上了义和团之乱，惨死在暴徒的手中，身首异处。他的妻子在兵慌马乱之中带着襁褓中的婴孩逃回美国，才躲过这一劫。但是毕得经在临死前，仍顾念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对福音的需要，恳请一位中国基督徒务必设法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转达给在远方的家人；他的心愿就是：当儿子二十五岁时，一定也要来中国宣教。

　　想必他妻子的心中充满了痛楚与不舍，但她勇敢地将对丈夫的爱，转为回应天父的大爱；他们的儿子后来果真回到中国去，继续父亲的宣教工作。

　　毕得经并没有白白牺牲，他的殉道换来了耶鲁人对海外宣教更强烈的负担与更具体的方案。「耶鲁海外布道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于1902因应而生，差派了许多耶鲁毕业的宣教士来华。之后更更名为「耶鲁在中国协会」(Yale-in-China Association)，表明只针对中国宣教的立场。同时选定湖南省为工场，透过高水平的医疗与教育事工，为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西方的宣教史，想起龙维耐医师曾说：「学生是宣教的命脉」，在上一个跨世纪的年代中，这条命脉是强劲有力的，而如今我们即使面临另一个跨世纪的年代，这条命脉是否能延续到台湾？我们期待也有一支「学生志愿军」从台湾兴起，献身为主，将福音遍传。.

华中宣教之父─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

出生于英国韦尔斯(Wales)的杨格非，与戴德生、丁韪良等并称为宣教士中的「三巨头」。他八个月大时就失去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完成学院的教育后，他以十六岁之龄开始应邀至韦尔斯各地的教堂讲道，因此最常听人称他为「 那个讲道的孩子」。

在学校时，杨格非就决定将来要走异文化的路，他最初的目标是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后来因为岛上的统治者驱逐宣教士、屠杀基督徒，福音之门被关闭，他所申请加入的「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nary Society)就差他到中国。1855年，24岁的杨格非离开英国，与新婚妻子航向中国。

他们原本和一批宣教士待在上海，等待时局的演变，寻求最适宜自己的发展前途。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后，杨格非看上了位居华中地区枢纽地位的汉口，于1861举家溯江而上，是最早定居于华中地区的宣教士，并在汉口住了半世纪之久，因此赢得「华中宣教之父」的尊称。

他曾写下：「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可看出他对中国的负担。为此他也在亲情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两次的丧偶之痛，加上因为时间和空间而疏远的父子之情，都是他心中的痛。

他和同工们从设立教室、医院、学校，到神学院、退修营地，使汉口地区成为「伦敦布道会」在中国最具规模的工场。汉口的基础稳固后，杨格非开始向邻近的省份推进，1868年他由汉口搭船前往重庆，湖南成为他拓展圣工的首要目标；但是当时湖南是清末排外反教运动的大本营，宣教工作一直受到强大的阻挠，一直到1901年，他才认为「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继而频频前往湖南拓展事工。

杨格非是一位难得的全方位宣教士，除了擅长讲道，在文字上也有不小的贡献。宣教士们广用他所写的中文福音单张，他也投入圣经翻译的工作，独力完成了以「浅文理」这种较为中庸的文体所翻译出来的整本新约和部份旧约圣经。

1905年在杨格非来华宣教五十周年的感恩礼拜中，这位宣教老兵说：「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1912年，他回到英国不久后，随即去世。宣教士「三巨头」中的戴德生，在内地会承担了极重的行政工作，于世界各地来往奔走，真正留居在中国的日子已大为减少，而丁韪良则全力投入中国政府的现代化教育大计中，较少直接参与宣教事工，因此杨格非可称得上是三人中最典型的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