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死更可怕的：毫无意义的生
——德国达豪（ Dachau）集中营见闻录
范学德（发自德国慕尼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83d6430101auik.html
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达豪（ Dachau）集中营 ，大门套小门，小铁门上铸造了两行大字：“ARBEIT MACHT FREI” （“劳动使人自由！”）。
这是达豪集中营最著名的口号，出自德国作家Lorenz Diefenbach1872年的小说《劳动使人自由》。马克思特别欣赏这句名言，达豪集中营的头子、党卫队将军西奥多.艾克更喜欢，并把它作为集中营的口号，也是纳粹其他集中营的共同口号。
达豪集中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并成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反人类的标志。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及其同伙上台，3月20日，刚上任11天的慕尼黑警察头子希姆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要在达豪建立一座劳改营。次日，报纸宣布，这座集中营将能容纳五千罪犯。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正式启用。当天，第一批囚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人民祸害”被押进集中营。
此后，达豪集中营一直使用了十二年，直到1945年被美军解放。这是德国唯一使用如此之久的集中营。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在此进行的血腥的反人类活动。
80年后的今天，朋友潘尧之带我走进达豪，我可以亲眼目睹这个非常所在。
首先进入的展室，当年是集中营的管理处，现在开辟为纪念馆，陈列着各种文献资料。第一个强烈印象就是一张大地图上标注了纳粹在各地所建的集中营，密密麻麻一大片。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集中营。
“人种政治”分类学：从此你不再是人
当年走进这里的囚犯，头发和身上的毛发都被剃光，裸体进行检查、淋浴、消毒，换上囚服。佩戴上是哪一类人的胸章——涂上不同颜色的一个三角形。然后，被关到囚室中。如今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展品，更无任何装饰品，连颜色也简化到几乎只有黑白两色。两排水泥柱子，一根接一根支撑着囚室，中间，什么也没有，看不见的恐怖，似乎还在四下徘徊。
几个图板上贴了一张张图片，有彩色的，但大都是黑白的。上面，有纳粹的宣传画、游行图片，还有他们的革命业绩。纳粹的宣传作得不错，一方面，给德国人民打气，说他们站起来了，是最优秀的种族，不再受英法这些腐朽国家的欺负了；希特勒成了德国人民的大救星；另一方面，制造敌人，一批接着一批，犹太人首当其冲。
一个展室接一个展室。一张张照片和文字说明，贴在一块块大白布上，白布悬在半空中，微微飘荡，一时间，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中国传统殡仪中举起的灵幡。
一张张大照片，显示了纳粹主义的“人种政治”分类学，国家敌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君主主义者、犹太教徒、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耶和华见证人、同性恋者，都属于必须从社会上被清除的同一种类：“人民的祸害” ， 共享一个罪名：“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民主党人等政治犯佩戴红色三角形；耶和华见证会人，紫色；同性恋者，粉色；吉卜赛人和其他“反社会”或“好逸恶劳”的人，黑色；普通罪犯，绿色。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字被取消了，从此按照数字编号，这意味着，从此你不再是人，仅仅是一组数字，随时可以抹掉的几个字母和一个彩色的三角形。
我立刻联想到四九后中国大陆的“人种政治”分类学：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臭知识分子成了“老九”。无论你被归到哪一类中，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张张“活人医学实验”的照片，立即让我的心揪了起来。多年前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那些“活人医学实验”的故事，曾令我心惊胆颤。现在清晰的画面就在眼前，冻僵了的囚犯被放到热水中，实验人员记录下他们复苏的数据，但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他们闭上了眼睛。另外的照片显示，高压舱内，囚犯被持续加压，直到死亡，又是“科学数据”，又是死一般的表情。纳粹把这些实验者大都归类于“职业犯罪者”，其实多为战俘。
据《达豪集中营》一书介绍，Dr.Claus Schilling 医生在1942 开始病毒实验，让1100个囚犯感染上病毒。而后，多少人死于病毒实验永远不可知。同年，党卫军医生Rascher （拉舍尔），于5月15写信给希姆莱，提出要进行空气压力的医学试验，共200多位政治犯和波兰神职人员被实验，其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死亡。拉舍尔报告说，他们中有的人五脏六肺都爆开了。
1942年8月开始，拉舍尔又进行了冰冻医学实验。党卫军将囚犯穿上制服，浸入装满冰水的大池子中达数小时之久。先后有360至400位囚犯被实验，其中，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死亡。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说，党卫军医生从事这些“活人医学实验”，德国“全国成千上万名第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的罪行，但从所有的文件来看，这些人一生中竟然没一个人提出最轻微的抗议。”
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思想家薛华在其名著《前车可鉴》中梳理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影响广泛，斯宾塞更将这个有待进一步证明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生的每个方面，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都是必然的过程。1872年巴佐特更将该理论应用在民族发展上，形成种族主义。这种思想延续下去，必然产生纳粹运动。希特勒本人就曾说，自然界定律一定离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基督教和基督教所讲的仁慈应该用“弱肉强食的伦理观”取代。有这种想法，在达豪的种种行径就不难理解，用毒气杀死600万犹太人的行动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纳粹兴起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当时在德国传统的基督教舆论的影响力已经消失。
“请记住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死亡的”
在极其压抑中，我和潘尧之走出了这长长的一排展室。展室正中央前，一组深褐色黑色的巨大青铜雕塑，悬在半空上，七个只剩下骨头的囚犯身体，犹如骷髅一般，或躺，或跪，弯曲着，倾斜着，向四方伸出了瘦得变形的手和脚，但一面巨大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的如鸡爪子一般的手正被倒挂在铁丝网上。
这是在饥饿与死亡面前挣扎的囚犯。1968年十月，艺术家Nandor Glid把这组群雕献给了在集中营遇难的纳粹囚犯。雕像下面的大墙上，是两组数字：1933——1945。
雕像面对着空旷的大广场，它能容纳几千人，这就是当年的“点名操场”。
据介绍，点名非常严格。只要你不死，就必须亲自参加点名。如果你死了，你自己来不了，但在被正式注销前，其他人必须把你从囚室中抬到你所在的位置。
站在这里，怎么也无法想象当年站在这里的人，每一天，早晚两次，来这里，列队，立正，屏息，被点名，被训斥，被惩罚，被羞辱，被叫出来，被自杀，被枪毙。
Barbara Distel记载了在“点名操场”上发生的一件事。1938年1月23日，一个囚犯逃离了集中营。党卫军命令全体囚犯在操场上站了整整一夜，寒冬，黑夜，阴冷，只有冰凉的小雪花，一片片地飘下。落在囚犯的头上，转进脖领子中。那一夜，许多囚犯被冻病，死亡。
“点名操场”边上，有一排木板平房，就是当年的囚室。陈列着囚犯当年使用的木床，上中下三层，最上一层，几乎要到棚顶。我刚看过几张照片，苦难中的囚犯，就是趴在这些床上，发出了绝望的目光。
又一间，是抽水马桶，两排，十几个，一字摆开，面对着面。隔壁，洗漱室，两个圆形的水龙头。还有一间的样子像是教室，一些长条凳，一行一行地摆开。莫非，这里也要政治学习。
我总觉得，强迫囚犯政治学习，这是苏俄社会主义的发明，强迫自己的敌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赞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及其伟大领袖。还有，斗争，帮助思想落后的囚犯。
莫非，纳粹也得到了苏共的真传？尽管在交战之中，但不得不承认，苏联特色的人民社会主义，与德国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确是孪生姊妹，交相辉映。
达豪集中营著名的军营X建筑，就是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
入口处，在一排松柏的树荫下，立着一块青灰色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请记住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死亡的。”
我们走进焚尸房，两座焚尸炉就在眼前。每座焚尸炉有两个炉口，现在都敞开着，空空荡荡。而当年，每台一次可以焚烧两三具尸体，一个个囚犯就是在这里被扔进炉子里，烧成灰烬。日日夜夜，没有呻吟，没有叫喊，没有哭泣，没有一行写下的最后文字，更没有亲人陪伴，只以待罪之身，孤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化为灰烬。
没人知道这两座焚尸炉焚烧了多少囚犯，在集中营后期，这里一天到晚烧个不停，直到达豪解放。美军到此后发现，大约还有7500具尸体没来得及焚烧。衣物堆积如山。
战后，有关部门要拆除这座焚尸房，被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制止了，他们要留下纳粹党的罪证，让世人看到，一个不受限制的极权制度会造成如何的灭顶之灾。
焚尸房与毒气室直接相连。举世闻名的毒气室不到两米高，屋中什么也没有，微弱的光线，从窄小的铁窗口透进来的。天棚上有三个不起眼的小洞，毒气，就是从这小孔中放进来。据说还有冲洗的下水道口，但我没看到它们在哪里。
我的腿发软了，胸口闷，那种窒息的感觉好久没有散去，心一阵阵地痛，欲哭无泪。接下来的一个房间，也是空空荡荡，只在门上方写着一行德文字——“Brausebad”（淋浴室），被押送到这里的囚犯，被骗说要进去洗淋浴，他们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走进了那一扇门——地狱之门。
焚尸房的一侧，有一个像是花园的去处，高树林立，一道矮墙，分开了树林，地面上，厚厚的一层藤叶，绿色犹存。这里就是处决囚犯的地方，被称为“射击场”。当年，犯人被带到这里，靠墙站好，枪毙。
1941年，第一批苏联战俘被押送到德国，他们在途中被折磨死，从火车站到集中营，走不动了，就被装进卡车中，到了集中营后，仅仅几天，6000名战俘全部被枪毙。整个二战期间，共有大约370万苏联战俘被送到德国。在达豪枪毙了多少战俘，具体数字永远也不可知了。
囚笼里的聚会，“天堂的缩影”
达豪集中营有两个著名口号：其一“劳动使人自由”；其二：“有一条路通向自由，其里程碑是：服从，勤奋，诚信，有序，清洁，节制，真实，自我牺牲，热爱祖国。”
于是，劳动，劳动，无尽无休的劳动，超负荷的劳动，一天至少劳动9到11个小时，每周7天。犯人只有高烧超过了40度（104F），或站不起来了，才可以停止劳动。“劳动使人自由”，变成了“劳改直至死亡。”
劳改犯们在饥饿的状态下从事劳动。饥饿成为集中营内的首要问题，一张张皮包骨的照片，成为饥饿的铁证。由于缺少维持生命的最基本食物，许多囚犯被活活饿死。1945年，当纳粹集中营被美军解放时，自由了的囚犯，终于吃到了美军供应的丰富食物，万没有想到，因为胃早已不适应如此丰富的食物，特别是肉，上百名的犯居然被“撑”死了。
据Barbara Distel报道，转移途中，上百人被关在一节车厢里，卡车里，除了一片面包，没有水，没有医药，没有一点照顾。几天转移中，囚犯们甚至没地方能坐下休息一会。从1944年7月2日到6日，2521名囚犯从Compiegne(贡比涅)被转移到达豪，仅仅四天，就有984名囚犯死于途中。1945年3月26日，就在达豪集中营解放三天前，据希姆莱的命令，7000名囚犯，在党卫军的冲锋枪下被强迫转移。踏上了从达豪南部到泰根湖 (Tegernsee) 的死亡行军之旅。在这六天死亡行军中，这些身体虚虚弱又饿得半死的囚犯，任何一个人如果走不动了，立即被枪毙，还有许多囚犯，没等到被枪毙，就已饿死累死倒毙在路上。
在达豪劳改营，纳粹还发明了另一种折磨人致死的酷刑，就是让犯人从事一种毫无意义的劳动，把一堆石头从这里运到那里，然后，再从那里运回来，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直到人发疯、自杀。由于无法忍受痛苦，看不到活下去的任何意义，一些囚犯选择了自杀或逃亡，但都死了。更恐惧的是，当党卫军想摆脱某个囚犯时，他竟然命令囚犯自己吊死自己，不然的话，就慢慢地把你磨死，于此绝境，许多囚犯选择了快速自杀。
弗兰克说：“人会为意义而生，也肯为意义而死”，一旦失去了意义，人就活不下去了。“正因为寻找意义，包括在苦难中活下去的意义，因而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在集中营中，居然出现了宗教热。”弗兰克说，“人就是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够活下去。”
20世纪反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三本独特著作之一《密室》所记录的柯丽·邓·波姆一家人在二战期间集中营内的真实经历，就给出了这样的见证：在黑虱遍地、尸体成堆像阴间一般的集中营里，信仰却保有了人的尊严，通过一本藏起来的荷兰文圣经。
柯丽也深深体验到，集中营里有太多毫无意义的苦难存在。从早晨直到夜晚熄灯时止，只要女囚们不必出去排队点名，就聚在一起。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她们不明白为什么总有无人监视的时刻赐给她们，她们好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弃儿，围着一堆熊熊的烈火，围聚在圣经旁边，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圣经中的光与热来护庇她们。
在淡弱的光线下，柯丽重新翻开那一页。“这就是了：‘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似乎是特别为集中营的生活而写的。她和姐姐越来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留在集中营里，她们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人，并用实际行动显明爱的力量比恨更大。渐渐的，集中营中的女犯由常常扭打咒骂、毫无尊严的状态转向习惯说“对不起”和“没关系”。
“我们周围的黑夜越深沉，神的话便燃烧得越明亮、越真实、越美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柯丽写道，“当碧茜读这段圣经时，我抬头望着周围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发着光。得胜有余！那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经历到——我们胜过了贫穷、仇恨和饥饿。我们得胜有余。那不是说“我们将会”得胜，我们是现在就已经得胜有余了！在集中营有两个不同阶层的生活，二者互相径庭。其中一个是外表看得见的生活，这种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另一种乃是与神同在的生活，这种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更好，真而又真，荣上加荣。”
柯丽记录下的第28号集中营内的崇拜聚会十分特殊。一次聚会也许包括一群罗马天主教徒用拉丁文诵念圣母经，有一些信义会教徒低声唱一首圣诗，再配上一组东正教妇女的低声吟唱。每一刻她们周围的群众都会增加，大家挤在附近的木台上，或者吊在床边，直到那些高高的床架开始吱喳发声，向下倾斜。
最后由碧茜或柯丽打开圣经，因为只有荷兰人才能听得懂荷兰文的圣经，她们用德文把经文大声译出，就听到这个赐人生命的道理被人用法语、波兰语、俄语、捷克语沿着通道传下去，最后终于又回到荷兰语。这些夜晚灯下的聚会想必是天堂的预告和缩影。在最黑暗的时刻，神的真理才照得最清晰，显出外面自由世界所没有的合一。
幸存下来的柯丽则在战后四处演讲她在战时的经历，她的见证感动并安慰了许多人，也包括那些曾经迫害过她的德国人。在慕尼黑的一个教堂礼拜结束后，柯丽遇到了她在集中营里的一个狱卒。那个男人显然已经忘记了柯丽，满面笑容地上前表达他的感激，因为她的信息让他感到耶稣已经把他的罪洗干净了；于是，他伸出手来要和她相握。曾多次传讲饶恕的必要性的柯丽，这时却发现内里充满了愤怒和报复之心，于是她默祷着请求上帝饶恕自己的罪。当她终于能伸出手时，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从我的肩膀，沿着我的手臂，通过我的手心，有一股电流似乎从我身上传到他的身上，那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个陌生人强烈的爱，几乎把我完全淹没。”
也是在那一刻，柯丽才发现：“医治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乃系于上帝自己的饶恕和良善。当他吩咐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跟着这命令而来的便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爱。"
忏悔：救赎德国苦难的途径
在小路尽头，我和潘尧之看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陆续修建的三个纪念堂。正中是天主教的纪念堂，两边分别是犹太教纪念堂和基督教的教堂。一切似乎都要带领人进入更深的苦难，一切似乎都要带领人进入更深的苦难，在苦难中，受苦人呻吟，哭泣，喊叫，祈祷。
我记起了也曾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为了让世人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一块紀念碑上铭刻的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捕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捕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捕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此后，他们追捕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那时已经再没有剩下一个人为我说话了。
他的诗歌是忏悔，也是警告。
尼莫拉曾经受到人们的误解，在成为牧师之前，他曾在一战中指挥过一艘U型潜艇，也曾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支持过他。实际上，纳粹媒体曾因为他在一战时的表现而将其树为样板。但是，尼莫拉很早就与纳粹决裂。在1933年，他组织了牧师紧急同盟，以保护路德宗的牧师免受警察的骚扰。
马丁·尼莫拉极力主张，必须要对德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孽承担集体责任，以此作为救赎德国苦难的途径。他宣称：“宁可烧毁教堂也决不宣扬纳粹主义式三位一体（种族、血统和土地）”。他对纳粹曲解所谓“积极的基督教”以反对“消极的基督教”嗤之以鼻。“积极的基督教”将德国人民的“特殊美德”树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消极的基督教”则坚持认为所有的人——无论其属于哪个种族——都犯有原罪，因此都需要悔改。
1936年7月27日的时代杂志记录下来，1936年奥运会前夕，在一份以典型的77宪章风格写就、并被偷运出国境发表的著名宣言中，他与另外9名牧师写信给希特勒：
“我们的人民正努力使神所确立的联合归于破裂。那是一种对抗神的人类自负。就此而论，我们必须警告元首，那就是屡屡向他表达的敬意只能归于神。几年前，元首反对将他的照片悬挂于新教的祭坛上。而今天，他的思想不仅成为政治决策的依据，也成为了道德和法律之源。他本人享有着祭司一般的尊严，甚至成为了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我们要求给予我们的人民自由，以使他们未来能在基督的十字架标记下独立自主，免得我们的子孙诅咒他们的长辈，因为他们将孩子们置于一个与上帝的国度相隔绝的状态中。”
1937年以前，马丁·尼莫拉牧师受到外国媒体和柏林上层有影响的朋友的保护。但最终，他被捕入狱。那时起直到二战结束，他被囚禁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里，险被处死。
战后，尼莫拉走出牢房，宣讲了《起初他们》这首忏悔诗并广为人知。他帮助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在这份声明中，德国各新教教派的牧师正式承认他们对希特勒统治下的苦难负有连带责任。
1945年4月29日，达豪集中营这所人间地狱终于倒塌了。从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投入使用，到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12年间，这里关押的注册囚犯共20万，据最新统计数字，死于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达41,566之多。
德国人和他们的政府，终于有勇气面对自己国家历史上最黑暗一夜，并为此而忏悔。 1965年，由于巴伐利亚政府的财政支持，达豪纪念馆终于建立起来并对外开放。现在，这里每年有80多万游客访问。达豪纪念馆传达给世人的最重要信息：“Never Again”！（“绝不重演！”）
德国诗人海涅1820年说的一段话，也被浇注在达豪集中营纪念馆的一块铁板上。我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原文是德文，翻译成中文是：“这仅仅是前奏。他们在哪里焚书，他们最终就将在那里烧人。”
如果禁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