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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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日本人质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遭“伊斯兰国”杀害了，汤川遥菜74岁的老父亲汤川正一接受媒体采访，竟然说：“让大家担心，给大家添了麻烦，对不起”。而另一个后藤健二的母亲也表示：“不要因此引起互相憎恨的连锁反应。”这在中国人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有说人家就是素质高，顾全大局。也有指日本舆论冷酷，两位人质被绑架后，舆论出现“责任自负”言论，认为两人擅自前往危险地区，应该自行承担后果。在这种舆论下，有着强烈集团意识的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巨大的苦难面前，日本人真可谓“忍”到了境界。不禁想起芥川龙之介的《手绢》，长谷川先生见到死去学生的母亲：
“我是长谷川。”
先生亲切地打招呼。他以为这么一说，如果以前见过面，对方就会讲出来的。
“我是西山宪一郎的母亲。”
妇人用清晰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恭恭敬敬地还礼。
说起西山宪一郎来，先生现在仍然记得。他也是写过关于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评论的一个学生，记得他是德国法律专业的，自入学以来，常常走访先生，提出思想问题。他在今年春天得了腹膜炎，住进大学病院，先生也曾顺便去看望过他一两次。所以说曾经在哪儿看到过这位妇人，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那浓眉的、精神充沛的青年和这位妇人，可以用日本的“一瓜破二”的俗语来形容，他们是惊人的相似。
“啊，西山君的……是吗？”先生一边独自点着头，一边指着小小桌子对过的椅子说，“请，请那里坐。”
妇人先对突然访问先生表示歉意，又一次恭恭敬敬地行礼，然后在指示的椅子上坐下来。在那时候，妇人从衣袖里拿出一件白色的什么，大概是手绢吧。先生一看这个，就赶紧把桌子上的朝鲜团扇递过去，同时在桌旁椅子上坐下来。
“先生的住宅很好。”
妇人有点做作地向室内看了一圈。
“哪儿的话，只是大，一点也不顶用。”用这种话应酬惯了的先生，把那时女佣人送来的冷茶，放到客人面前，同时马上把话头转到对方：“西山君怎么样了？身体没有特别的变化吧？”
“是。”妇人谦恭地把两只手重叠着放在膝盖上，把话停顿了一下，接着平静地说下去。她仍然用稳重而流利的调子说：“实际上今天我是为儿子的事才来打搅先生，他终于去世了。生前曾得到先生很多照顾……”
先生以为妇人没有喝茶是客气，这时他正在把红茶的茶碗拿到嘴边。他觉得勉强相劝，不如自己主动喝好一些。但是，茶碗还没有挨上柔软的口髭的时候，妇人的话使先生猛然吃了一惊。是喝茶呢，还是不喝呢？——这样一种和青年的死完全无关的思想，在一瞬间困扰着先生的心灵。但是也总不能拿着茶碗停在那儿。于是先生下了决心，猛一口喝了半杯，微微皱着眉头，好像噎住似地说：“哦呀！”
“……在病院的时候，他常常念叨先生的关怀，虽然知道先生很忙，我还是想告诉先生，顺便向先生表示感谢……”
“哪里话，不敢当。”先生放下茶碗，继而又拿起涂了一层白蜡的团扇，怫然地这么说，“终于去世了。正是在最有希望的年纪！……我已经好久不曾到病院问候，我总以为会好起来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昨天正好是头七。”
“是在病院去世的吗？”
“是。”
“哎，实在是意外！”
“反正能尽力做的，都尽力做了，除了听天由命已经没有办法了。既然这样，即使回想起过去的一切，也不能再埋怨什么了。”
在这谈话中间，先生发觉到意外的一件事实。那就是这位妇人的态度。举止，一点儿也不像谈自己儿子的死，眼睛里没有眼泪。声音也和平时一样。同时嘴角还浮着微笑。如果是不听谈话，而是仅仅看外貌的话，不论什么人，都会以为这位妇人是在谈家常。先生觉得这很奇怪。
——那还是先生从前在柏林留学时候的事。当今的德国皇帝的父亲，威廉一世驾崩。先生在常去的咖啡店里听到了这个讣告，最初只是受到了一般的触动。于是和往常一样精神奕奕，把手杖夹在腋下，回到了公寓。刚一开门，公寓的两个孩子一下子抱住了先生的脖子，一块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穿着茶色的上衣，是十二岁的女孩子，另一个穿着藏青色的短裤，是九岁的男孩子。喜欢孩子的先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边抚摩着两个人的光泽的头发，一边不停地安慰他们说：“怎么啦？怎么啦？”可是，孩子们仍然不停地哭着。后来抽抽搭搭地说：“陛下老爷爷去世了。”
先生觉得一个国家的元首死了，连小孩子都这么悲伤，实在不可思议。这决不能单纯地认为是皇室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到欧洲以来，欧洲人的冲动的感情表露，已经多次触动了先生的视听。现在碰到的情况更使作为日本人、作为武士道信奉者的先生，大吃一惊了。当时那种惊讶和同情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至今仍很难忘怀。——先生觉得今天的情况也是那么令人纳闷，所不同的是这位妇人的不落泪，让人感到很诧异。
然而，在第一个发现之后，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发现。
那时主客的谈话，从对去世的青年的追忆，谈到日常生活琐事，后来又回到对青年的追忆。恰巧在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朝鲜团扇从先生手上滑下去，啪的一声掉到拼花地板上。谈话自然不是急迫到刻不容缓的那种程度。于是先生从椅子上向前躬下上半身，弯着腰，朝地板伸出手去。团扇掉到小桌子下面——掉到套在拖鞋里的妇人的白袜子旁边。
那时先生的目光偶然落到妇人的膝盖上。膝盖上放着握着手绢的手。当然仅仅这样，倒算不上是什么发现。然而，先生同时注意到妇人的手在激烈地颤抖着。他还注意到两手一边在颤抖着，一边可能是由于在强抑制着感情的激动的缘故，紧紧握着手绢，只差没撕碎了。同时他还觉察到满是皱褶的丝手绢，那绣花的手绢边在颤抖着的手指中间，好像被微风吹动似地抖动着。——妇人虽然脸上浮着微笑，实际上全身早就在哭泣了！
拾起团扇，抬起头来，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方才没有过的表情。这是看了不该看的事物而引起的钦敬的心清，以及由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满足，并且多少带着点戏剧味道的、好像有点夸张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哎，你的痛心，我虽然是个没有孩子的人，也是很了解的。”
先生好像看到了晃眼的东西，稍微有点做作地转过脸去，同时用低沉的，充满了感情的调子这样说。
“谢谢！但是，今后不管怎么说，人也是回不来了……”
妇人微微低下头。在那明朗愉快的脸上仍然充满着无限的微笑。
简直叹为观止！芥川龙之介不愧是伟大的作家。
欧洲人是否常有冲动的感情表露？我不敢说，但日本人的表情却真是不容易表露的。我曾经写《日本人的表情》，对此有点观察。中国人是很难忍的，虽然也常教“忍”，什么“忍字头上一把刀”，但就像许多美德一样，只是停留在倡导的层面。平时难忍，在巨大伤害面前更是难忍，所以被告诫有理也不能取闹。当然也有忍住的时候，比如漫长的专制就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但那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忍”。忍着忍着就阿Q了。有人说中国人的“忍”的内核是“仁”，于是很容易道德化，从而麻木化。而日本人的“忍”的内核是“和”，有很明确的目的性，从而具有进取性。似乎有点道理。
“忍”的外部面貌就是“缩”。中国人才不缩，有了点钱，横行世界，吵人家餐馆，打人家空姐。日本人早就有钱了，但仍然谨小慎微。虽然这个民族曾经侵略人家，企图称霸世界，但表现出的仍然有谨小慎微的一面。那些抗日剧演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缺的就是这么一个维度。所以演不好。中国人读日本，忽略的就是这么一个维度，所以每每读错——“缩”。
引一篇旧文。在此声明，绝无亵渎两个日本亡灵及他们家属的意思。
《“缩”与“扩”》
中国人办酒席，喜欢大场面：去大酒家，办几十桌，呼朋唤友，济济一堂，吵吵闹闹，觥筹交错，豪吃豪饮，甚至灌酒。不把对方灌醉了，不足以表明情意深。日本人则不同：找个小酒馆，最好还要是“会员制”的，没几个人，点了酒，自己喝。在我们看来，寡淡无趣得很，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而且他们基本不扰人，即使醉了。当然他们也不喜欢别人侵扰。我曾听一家夜总会的营业部长批评手下的侍者，因为侍者随便伸手把客人桌上的空碗盘撤掉，他说：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私宅，你不能擅自侵入，你要先征得主人同意。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然而想想，也在理。
中日两个民族，趣味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大”，日本人喜欢“小”。安部公房有一部小说《箱男》，写一个男子竭力钻进一个厚厚纸箱里，虽然是为了逃避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但这姿势却是个极好的象征。中国地大，江大，气也大，李白写诗，动不动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其气魄，令日本“汉诗诗人”倾倒。但“汉诗”在日本不是主流，只是一些喜欢中国诗歌的文人在仿作。日本文学的主流是精巧，细致：徘句，随笔，私小说，新感觉，川端康成则精巧到了病态的程度。
在日本人的美意识里，有“以小为美”的倾向。在《枕草子》中的“うつくしいきもの”（美的事物）一段里，清少纳言总结了什么是美丽：画在甜瓜上的小脸；小雀儿一听见人家啾啾地叫，就一蹦一蹦地过来；二、三岁的小孩儿急忙忙地爬了来，他们很敏锐地发现了路上极小的尘埃，用系着丝带的小手指撮起土给大人看，甚是可爱……雏祭（桃花节）的各种器具。从池中捞起小荷叶细瞧，还有极小的葵叶，也都很可爱。在最后清少纳言还总结道：“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无论什么，凡是小的就是美的。）
被紫式部称为“物语文学的鼻祖”的《竹取物语》，女主人公赫映姬是个只有三寸大小的女孩。当竹取翁在竹子中发现她时，感叹到只有三寸大小的小女孩真是美丽得惹人怜爱，由衷发出美的赞叹。有意思的是，这里是把人装在狭窄的竹筒里，而电影《箱中女》则是把爱的女人装在箱子里，异曲同工。从竹筒到箱子，体现了日本人的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大凡是出于日本的国土狭小。在日本人的口头禅中，经常有关于“狭小”的句子，其语气暧昧，难说是客观陈述，还是无奈自嘲，但似乎又有着一种自得。日本人一方面哀叹生存空间的狭小，另一方面又踞“小”而自得。
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这种自得有着一种“缩”的特性。能量奇大的巨人，被浓缩成小小的一寸法师、桃太郎，以针为刀、以碗为船；广阔的宇宙与变化的四季，被压缩在短短的徘句里表现；盆景、插花乃至现代的半导体和电脑，无一不是“缩”的例证。韩国的咸菜是连汤带水的，而日本的咸萝卜是干爽的；和式的餐桌上基本是干是干、汤是汤，分得很开，于是能产生出“便当”来，丰富多样的膳食被收缩在一定的狭小的空间里，成就了独特的“便当文化”。“文库本”袖珍图书也正是“缩”的表现，石庭、茶室是自然的缩小。中国的团扇传到了日本，被改成了折扇，可以缩小，平安时代的贵族女性可以拿在手里把玩。这种折扇打开来，其形状颇像富士山的倒影，让我们想起江户时代汉诗诗人石川丈三的一首叫做《富士山》的诗：“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同样的扇子，这不是巨大的孙悟空扛着扇火焰山的芭蕉扇，而只是缩小成精巧供玩的小器具。
中国人常常看不起这种“小”。但是，这“小”，并不只是“小”。小小的茶室与巨大的城郭是同时代的产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日本同时是巨型油轮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无出其右的巨大钢铁厂、巨大贸易公司。神社缩小为神舆，进而缩小为家庭的神龛，再缩小为护符，但文武天皇命令全国家庭设置神龛之后，圣武天皇则开始修建东大寺，成为八世纪的世界上最大建筑。正如另一个韩国学者朴俊熙所说的，日本人的“缩”，只是表面现象，追究其本质，便现出“志在扩大”的原形。这“缩”，勿宁是一种曲折反向的获取。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扩大行为有更是目共睹。在“战后”，日本龟缩一时，转而以电子为中心，从经济方面向整个世界扩大，直到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而同样在那个时代，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夸海口要赶英超美，不得，又撒泼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