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是我献祭的地方 《我有翅膀如鸽子》王怡访谈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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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是我献祭的地方
——文字牧者、基督徒作家莫非访谈

莫非简介
莫非，原名陈惠琬。先修会计学，再获普渡大学电脑硕士，曾在华盛顿首府任美国银行会计经理一年，在加州休斯飞机公司任电脑工程师六年。有一天，顺从写作的呼召，开始文学创作，在富勒神学院获神学硕士。现居洛杉矶，专事文字事奉、演讲与广播，是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的主要负责同工。
在海内外基督徒作家群体中，她是少见的一位，在清晰的呼召下，转行从事全职文字事奉的文学作家。莫非相信“我们一生的创作，必是来自于内心的呼召”。她二十几年的文字事奉，成绩斐然。散文曾获“联合报文学散文奖”、“台湾宗教文学奖”、“台湾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雅歌文学奖”、“世界华文文学奖”、“台湾教育部文学创作奖”等。小说曾获“冰心文学奖”、“台湾宗教文学奖”、“雅歌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等。
出版散文集《莫非爱可以如此》、《行至宽阔处》、《擦身而过》、《不小心，我捡到天堂》、《雪地里的太阳花》等。小说《在爱的边缘》、《6个女人的画像》、《残颜》、《传说中的玫瑰香味》、《爱在蓦然回首处》，及杂文集《爱得聪明，情深路长》、《非爱情书》、《红毯两端》等。

除个人创作外，莫非也是一位“文字牧者”。她对栽培、鼓励领受上帝呼召的文字事奉者，牧养、陪伴他们的属灵生命，有深入的负担、适切的异象和仁爱的心肠。她也是一位极有恩赐的教师和演讲者。她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作家从未有过、也难以想象的、对于其他作者的牧者情怀。这与某一流派中的彼此惺惺相惜、或文学前辈对后辈的惜才与提携、或在一些编辑身上见过的对作者的爱护和栽培之心，都迥然有别。作为一位有创作成就的作家，莫非的这一“文字牧者”形象，在华人基督徒作家群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2008年，莫非与苏文安牧师联合创办“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创文）。致力于传递文字事奉异象，装备神国的文字工人，透过写作团契、密集营会，文学与文化课程等，牧养写作者的灵命。她还有一个异象，是将写作课和文化课开到教会的墙内和神学院的墙内。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学习“用笔整理内在世界，创建个人内在灵魂”。她喜欢这样说，“你写不清楚，是因为你想不清楚”。而想不清楚，如何能见证基督丰富而细致的爱呢。

2008年12月，我和妻子参加旧金山的“彼岸：一代人的见证”特会，结识了莫非。她邀我们去洛杉矶，请我在“创文”举办的讲座上演讲。2009年秋天，她到成都，在我们教会举办“如何做个基督徒悦读者”的特会。其间见识了她演讲的风采，牧者的心肠。她的文学作品分析，既有独到的专业品质、又有锐利的真理之光照，使弟兄姊妹们大为受益。我和妻子邀请她登我家屋顶，对她的访谈，也围绕着信仰经历、写作事奉和文字牧者这几个主题。

最大的志向是结婚

王怡：在这个屋顶，世界只剩下几棵植物。我想，今天的屋顶花园，可以对应明天的山上之城。所以在这里喝茶，谈论神的恩典，也是合宜的。刚才你一句话很打动我，你说，“书房是你献祭的地方”。能否请你先谈谈信主和事奉的经历？

莫非：其实我信主比较没有思想上的争斗、论辩。我这个人早期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没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思想，只想结婚。所以我信主，跟我的两性关系很有关系。你知道吗，我是个小老美，18岁去美国。我进入文字侍奉，真的是神的幽默。我先生是这样说我的，“一个对中国文化有负担的外国人”。我在美国长大，在华府曾有过交往的男朋友。那时我心里一直发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那时并不知我真正探问的是终极的关怀，只觉生命不应该好是如此地感到不踏实。但男朋友却说，妳太有野心了，想这么多。我情愿妳嫁给我在家插插花就好了。他为我勾划的婚姻图像，让我忽觉婚後天地，会缩小到只有他头上那点大，相当让人窒息。

    於是便逃到美国中西部的普渡大学去念研究所。但还维持着关系，有时分，有时合。心里知道这个关系不对劲却又无法斩断。后来，他跟我高中的好朋友在东岸交往起来，两个快结婚了才通知我。这之间我和男友、和好友还一直保持通信，却一无所觉。因此一旦知道後，被背叛感很深。那时刚好明尼苏达州有个基督教冬令营会，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觉得呆在宿舍里可能会受不了，就去参加营会。那是圣诞节前，走之前，我把两个人的通信全部一把火烧掉了。

    那个营会，白天是林叁纲牧师培灵，晚上是寇世远牧师布道。我天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伤心中，无暇他顾。有一晚，寇牧师谈到罪，我脑子里忽然冒出过去种种，发现我确实也有亏负男友的地方。原本不是他想结婚，而我却跑掉了？我发现自以为是个被背叛的受害者，原来自己也有亏欠的地方。就是那次让我我真正看到，并认识到什么叫“罪”，我的整个心开始扭转。

    之後，我们通宵开车回普渡，去开邮筒检查几天邮件时，心中原一阵恐惧，上次坏消息就是从邮筒中收到的。现一开邮筒，居然是他们两个寄结婚照给我。可是此时很奇怪，感觉忽然不一样了。本来一封信我都会受不了，但那时看到他们的结婚照，突然开始从一个好朋友的心思，去欣赏好朋友的新娘装扮，且会有祝福他们婚姻的心。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一样了。

    去营会之前，原来男友曾打过电话给我，说我那位好朋友很在乎我的感受，希望我能祝福他们俩的婚姻。那时虽然痛，却还要表现宽大，就咬著牙写了一封信去，但心里实际上充满了伤害。因此去营会前，是带着许多伤害；但回来后，却突然可以坦然了。我就又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说之前给你们写的那封信，上面的祝福并非衷心，只为识大体，忍着痛给你们祝福。现在我却是真正的祝福你们，我的生命因为认识上帝已经不一样了。接著我便开始和他们谈福音，却再没有收到他们的信，可能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吧？但那一次，我就在房间里跪下，向神做了第一次祷告。之后打电话给团契辅导，说我想要受洗，不久後，我就受洗了。

王怡：在哪里受洗呢？

莫非：在普渡大学，那是1983年。受洗以后半年，就到加州工作。一年后认识了我先生。我不是说过，从小到大，我最大的志向就是结婚吗？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在休斯飞机公司工作的时候，那里是两个人一间办公室。每天下班时，都会关掉桌上的灯，然後和同事互道明天见。有一天关灯时，忽然心里一动，想，我会不会在同一张桌上、每天关同一盏灯，和同一位同事说明天见，一直说到65岁退休？忽然，我一路看到底，看到自己的地平线了。心中发颤。

    因为这一生，我还没有真正地为自己做过决定呢。十八岁时来美国，有位伯母对我说，在美国，女孩子不学护理就是学会计。我就选了会计。毕业后在银行做经理，上司是白人，下面是黑人，我是黄种女人，充满了种种族歧视的张力。这样做了一年，牵扯太多政治，觉得自己很玩不过来，便心生转行的想法。此时又有人说，在美国的中国人不做会计就做电脑，这是为什么我又跑去念一个电脑硕士。我的前半生可以说社会怎麽划，我就怎麽走。然而那天，当我在下班时看到自己的地平线，突然发现这一生走到现在，也结婚了，也做了一般人认可的工作，可我还没有为自己真正地做过生命的决定，中年危机就此展开，我开始问：我到底是谁？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

工人先于工作

王怡：人们克服危机的办法，通常是使劲找事情做。你也是吗？

莫非：是啊。我开始去尝试教儿童主日学，去诗班，学声乐，也去广播社，十分积极地想寻找一个祭坛。我发现自己向往一个人能把他一生燃烧在一个祭坛上，一生专一，多年後就成为那个领域的权威。然而在作广播时，旁人都觉得我有说的恩赐，想邀请我进入这项侍奉。但我心里却没有那么深的感动，觉得这就是我要燃烧的地方。后来才理解，有恩赐作的事并不代表就是神给的呼召，这两者不全然有关。

    回到认识先生，快结婚前，心里曾很感慨万千。之前看过台湾一位作家张晓风的一篇文章，《步上红毯的那一端》。於是也比照写了一篇，投给当时的教会刊物《心园》，在许多单身姐妹间引起回响。刊物编辑因而写了封信给我，说文字事奉有跨时空的影响力，你是否有负担用文字来服事神，传递福音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文字事奉”这四个字。就想好啊，为神国写作，所以又马上摩拳擦掌写了一篇，投给《使者》杂誌，结果却被退稿了。那时的《使者》编辑是苏文峰牧师，他在退稿里给我附了一张报名表，邀请我去上他的文字课。

    我欣然报名。每天开课前都有段灵修时间。有一天灵修分享，他说到每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本份，若在传福音本份上不断操练，跟神求恩赐，神就会赐下恩赐。待恩赐操练到一段时间以后，就需要专一。等到专一服侍久了以后，你就要全时间奉献。他讲了这个四个阶段，我整个人忽然受到很大撞击。在那之前，我觉得写作首先需要才华，需要文笔，这些我显然没有。可是当他说，每个基督徒有传福音的本份，你若渴慕，神便会赐下服事所需的写作恩赐，操练久了就可专一，专一久了就可全时间奉献，好像指出了一条路。那天晚上回家，我简直无法入睡。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开始燃烧。不断地和我先生说了又说，我好像看到了雅各的天梯，有人在上面上去下来。我知道这就是了，这就是那个祭坛了。很奇怪地，那个燃烧感到今天还在，来自神的證明就在此。

    当时，班上大概有50到70个学生，苏牧师说，你们有文字负担的，可以来跟我谈。结果课後就我一个人去。他建议我先受些神学院的训练，我就註册进了美国南加的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初始，还没想要全时间奉献，只读部分时间。然而，我的灵命却是在神学院里开始成长。之前，做基督徒老实说并不深入。虽然外面大大小小的属灵动作很多，我也服侍，也祷告，也探访，但没有真正里面的灵修生活，和神没有建立个人的关係。因此空有许多属灵动作和许多二手的属灵知识，但却缺少第一手的属灵经历。

    在神学院，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工人胜于工作”。神看中你是他的工人，胜过你能为他做什么。这是在一堂灵命造就的课程里学到的。那堂课教我们如何祷告，如何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我是在那堂课中，开始正式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后来我一直抓住这个“工人先于工作”的观念。两年学位我唸了六年，中间生了两个孩子，加上公公过世，我们又搬了一次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教会的人全都知道我为了一个呼召把工作辞掉，却没看到一篇文章发表。看上去，我就是一个全职母亲。这样说我并非贬低全职母亲的重要性，而是说那时的传道人身分未明。但我要求自己虽是身在后方，心却不断地操练在前方，一直操练自己是个传道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呼召。在灵修上也一直抓紧，不放松。因为我认为一个文字事奉者，不能买空卖空，一定要明白熟悉神的话语，才能有所传递。

    神学院里也教导我们，服事中第一阶段要操练的重要品格是正直，在神里面的正直。另外一个就是顺服。於是我努力先把品格的功课学好，再看怎麽学习写作。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王怡你看见会笑死。我的中文字彙都不够用，常要从英文字典找汉字，每写一句都要查字典。很多字，不是错就是不会，有时还唸错，四字成语被我重新摆设，像“满脑肥肠”，很像外国人学中文。刚开始，还请先生改我的文章，他是台湾大学毕业的，比我的中文好一点。我就一点点地这样去磨。

    那时，教会圈的人都跟我说文字不重要，生命才重要。我也觉得很对，就一直这样写到神学院毕业。后来参加洛杉矶的作家协会，一个非基督徒的作家圈。跟这些专业作家在一起，才发现文字其实很重要。他们这样形容我的写作，是中国的引擎，美国的车身，也就是说你的信息很好，可你的文字带不了你走那么远。还有人形容我像程咬金，左砍一刀，右砍一刀，就只有一招。於是我便开始痛定思痛，在文字上下工夫，这是脱离“教会式写作”的开始。

    早期的教会式写作，随便你怎么写，文字不重要，有信息、有生命就好。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旦我注意到文字本身的重要性时，才脱离了这种模式。

    此外在写电脑程式里，有两种进行方法。一种是你先需要知道整体大图画，再进行细节。另一种是从细节开始，再往上去建构。我是先抓大图画，再从细节建构起的型。所以一开始，我就研究现有基督教界文字有哪些，想为自己从其中定位。发现基督教文学比较没人写，我就委身于基督教文学。苏哥（苏文峰牧师）又对我讲，基督教小说较没人写，大部分人写的是散文(其实我认为是论文、杂文)。好，那我就写小说。我就是这样进入的。然后，又发现现有基督徒写的文字，大部分是写给基督徒看，没有什麽人写给非基督徒。於是我又定位自己，写作策略是倾向福音预工。

    因而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福音预工的策略，信息要怎么样自然流露，才能融入社会？怎样让我的语言跟外面的语言不脱轨。怎么更新所谓的“属灵八股”，在语言上能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常和学生强调，不要“神话神说”，也一直教导学生，不要把神的话说成“神话连篇”，让人听了毫无所觉。一定要用有创意的语言，鲜活的语言来讲述古老的故事。也因为预工，我进入广播，在非基督徒的电台上节目。也参加各种文学奖，用此来检验我跟外面的世界有没有脱轨。文学奖对我的意义，是确定我不是只写给基督徒自己人看，还要能够被外界认可，显明这时代能够接受这样的文字、观念和语言方式。我有些书在台湾就是由非基督徒书商做的。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是我的负担大过我的能力。虽看见神国的文字版图，但自己到不了位。常觉我的笔是簸的，一簸一簸地在纸上爬。於是我就跟神祷告，你给我十年装备。这十年中，我会努力去写，在美国大学选修一些创作课，作多面尝试。如果十年下来，没地方发表我的文章，没地方要出我的书呢？我就用口头来推动文字事工，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讲。如果你细看我的出版和得奖记录，大概也都在那十年特别密集。我用十年，很专心地做一个作者，做一名文字事奉者。

    自然，初期投稿常被退稿。刚开始，我以为是他们抵挡我文字中的“基督教”色彩。后来才发现其实是我的基督教信息太暴力地切入了。你知道那种语言的“暴力”方式？不是文学艺术的方式。早期自己却不知道，就一直这样去摸。后来方知，可以摸索出一种方式，是从刀边切过，一方面可以有足够基督教信息，又不会被对方退，如此反复拿捏语言方式的锤炼。所以前十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作者，也经历过那种被退稿、被拒绝的沮丧。可是靠着那个呼召，那个使命，虽然很长时间像是黑暗时期，看不到作品，但我领受的呼召，让我顺服著不放弃，相信神一定有什麽旨意要彰显。以后，一些文字终於开始得奖了，开了一串花。但这中间最大的收穫不是得奖或出版，而是21年前的我和21年后的我，不是同一个人了，我变化了，成长了很多。可是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同一个人。后来这些得奖、出书啊，基本上不会影响我太多。因为我们在海外，像一个记者说的，即使有什么掌声传到海外也稀落了。但至终还是因为认定自己蒙召的身分，外界种种不过来自神的鼓励和印證，不会增添我什麽斤两，一切还是神在作工。.

作者先于作品
王怡：所以你21年的文字事奉，可以用十年来作分期？

莫非：对。文字事奉的前十年，是一个写作者的历程。第二个十年，我希望成为文字事奉的推动者。正好当时苏文安牧师（苏文峰牧师的弟弟）是北美真爱家庭协会的副会长，也编杂志。他是文字界的前辈了，美东《使者》办营会，找他教文字事奉课和写作课。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已教完我的部分课了，你能不能继续往下教？我说好，就跟他开始配合，他教W100课，W200课，文字侍奉和培灵。我就接著教W300课、W400课，作者与灵命进深。每年夏天，我们飞到东岸去教课，这样配合快十年。慢慢发展出一套课程，可以帮助一个信徒从不会写到会写，或者从原来会写，到有文字事奉的异象，或从有异象到你愿意献身，愿意一生把你的笔奉献给神。

    是的，在营会中我们很看重文字呼召。在W300课里，我会正式呼召，邀请加入神国成为文字精兵。虽然很多人来上课，原来可能是抱着想圆一个文学梦。然而到了W300课，我们就谈一个在神里的艺术家性格，不能老有一般艺术家脾性，风花雪月，而是要问你是否愿意有一个庄严的使命，把你的笔献出来？如果只凭文学爱好，你写不长。工作忙了、生孩子了，你没心情了，就不会写。可是你若有使命的话，你是为着一个呼召去写，这条路就可能走得长。

    我一开始就给他们列难处，说只有几种写作，一种是把写作当工具，一是把写作当风花雪月，还有一种是把艺术当生命本身，像莫扎特或贝多芬。我告诉他们，这几种都不是我，我这一种是呼召出来的写作。只要你有呼召，你会愿意在这方面付代价，被神使用，神也会赐你恩赐，让这枝笔在天地间可以立。我们的营会因为朝夕相处，一星期下来思考的全是神国文字，在文字事奉的呼召中奉献的比例很高。

    我一直看自己是神的工人超过作者，负担是去培养基督徒作者生命。所以学生的作品给我看，外表好像是帮他们投稿，其实是我用文字来把他们生命的脉。我好几个学生最近在北美文学奖都得到奖。其中有一位是得首奖，事先她曾把作品拿来给我看，是写文革经历。我当时给她退回去了，说写文革伤痕的太多，没有独特的角度，你胜出的地方在哪里？那时候我提到阿城，他写同样的东西，以前的伤痕大家都很悲观，都是喊痛，可阿城很乐观，他对人性有一种美好回顾，他有突出的、独特的视点。

    但那学生因为时间紧急没有改便投了，结果得了首奖。我仍然说，作为老师，我还是觉得你这篇文章缺少基督徒的怜悯角度。天地间，喊痛的文学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一个基督徒写文革，喊痛完了以后，你跟一个非基督徒写文革有没有不一样呢。如果你不用信仰的眼光去回顾，除了大家和你感同身受，觉得你写得真实，留下了记录，却没有一个高度可以超越这个世界的苦难，只会觉得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还少这样的文学作品麽？

    作为文字事奉者，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反省，有没有在信仰里学习到对生命的洞察。而非只是舞文弄墨，只写发生了什麽，感觉了什么。所以我在文字事奉的推动中，一直强调作者生命重于作品。你必须要有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洞察，属灵洞察。这个洞察会把你带往一个高度，重新去看相同的事却有不同的内情。如此，你才能帮助一起走过的人。所以我们分享故事，在根本上是分享恩典和宽容，不是单单地分享伤痕和痛楚。

王怡：我想你说得对，这正是基督徒的写作之于世界的意义。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受患难，是为了得安慰。而我们得安慰，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

莫非：我也因这些学生很受安慰。北美现在开始看到一些果子，在很多基督教或非基督教杂志、日报里面，许多作品都是这些学生的。

王怡：那么“创文”的成立，就是你的第叁个十年的开始了？

莫非：是，前面是我文字事奉的第二个十年。以前我都是飞到东岸去教文字课。後来和苏文安牧师商议，看在西岸教文字课的可能。因此我们自己就成立了“创世记文字培训书苑”，简称创文。机构成立时，我们办了一个感恩礼拜。邀请咨询顾问，洛城牧师等亲临勉励，得到教会界的祝福，机构成立後，下一步就是必须坐下来思考，“创文”的目标、异象在哪里？

王怡：你们的文宣资料中，写着“在时代里携手，于时间里传承”。

莫非：这是我写的：推动文字事奉，创成新的世纪，在时代里携手，于时间里传承。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希望鼓励所有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见证文字的发表，且不只写给基督徒看，更能让大众读到。我鼓励全民写作，用生动、鲜活的语言写出来。当然，有些基督徒作者是写给文学界读的，如北村。可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写给大众读者看。全社会的读者需要大量的人物、故事，如果大量基督徒作者的声音融进去，影响不可估计。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有神的形象。每个人也都有一支笔，可以描划出信仰落实生活的景象。我鼓励所有基督徒都找回自己的文字，只要基督徒有信仰的见证，就应该对这个世界有话可说。

王怡：昨天你在讲座中引用保罗的话，哥林多后书4章13节，给我很多触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因信而说话，正是基督徒写作者的呼召、使命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座恶水上的桥

王怡：你也谈到要用写作，“创造一种属灵的文化”。若不是在信心中看见异象，可以说你的“野心”确实很大。

莫非：不能说野心，应该说是一种看见，看见属灵文化建造的需要。异象是属乎神的。而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桥梁。除了牧养文字事奉者，我也希望能在这方面帮助教会的牧者和基督徒作者彼此了解与接纳。因为西方教会历史里曾有为避免偶像崇拜，而把美放逐出教会墙外的事实。直到如今，许多牧者对基督教文学艺术仍可说是恐惧或排斥。

    就像我在北美的母会，在我献身文字侍奉时，有五个牧师，他们对我诠释文字侍奉，居然讲出五个版本，才发现他们对文字侍奉只有片面，没有整体的认识。后来在这领域走了二十多年，发现教会鲜有支持一个文字事奉者去念神学院，但却会全力支持全职牧养者。也不会支持一个全职的文字工人，像支持一个宣教士。教会也不会去认养一个文化机构或文字机构，这有点像一般社会重理工，轻人文，在教会里则是重牧养，轻音乐文字。

    我视自己是神的僕人多过纯文学创作者，因此不大会有艺术家闹情绪的气质，不会为教会误解文学艺术而和教会分道扬镳。相对於原本就才华横溢的作者，我这种经由神呼召，半路出家的作者，又是一个传道人，很适合做一个桥梁在基督徒作者和教会间协助对话。帮助牧者对文字事工有接纳、认识和支持，也帮助基督徒作者在信仰里定位。这是为何我有负担要把文字课、文化课开到教会里去。有些作家在这方面比较不耐烦，不愿让自己的作品受教会牧师同工的批判，被教会砍砍杀杀，有所议论。但我有这个耐心，我愿意走教会的管道。愿意一步一步给牧者解释何为文字侍奉？为何基督徒要有文化意识？努力把相关课程开到教会的墙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之一，同理，我也愿把阅读课、写作课开到神学院去，影响未来的属灵领袖。

王怡：谢谢你，这次开到了我们教会里。你的阅读课大家很喜欢。

莫非：我为每一次的服事机会感恩，因为这方面有些近乎开荒。这堂课的开始是，原本想要为神国召集到好笔。可我发现很多人已经不看文学，不阅读了，如此文字侍奉所为何来？加上很多人也不确定自己写作的呼召。我就退一步，好像要训练一批人带音乐敬拜，便先开音乐欣赏课，培养听众的审美共识，然后把其中有呼召和恩赐的人吸收过来再更进一步。

    所以我开了阅读课，然而因为文字是和生命有关，最后这场课变成了培灵性质。我想帮助信徒了解，文学离信仰并不远。它不是属于某一种精英的，大家都可以从里面找到对话点，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社会有所回应。通常教会外的人喜欢读的东西，我们往往无话可说，因为我们不熟悉他们的作品。但如果能在讲台上谈龙应台的文章，人家会觉得你这个牧者了解社会，知道现在大家在讨论什么。所以我也愿意到神学院，对神学生有所影响，他们将来到教会服侍，就有了文字事奉的概念，有文化使命的概念，进而影响会众。牧者自己写不写还没关系，只要他们有负担，能在看到教会里有潜力的好笔时，鼓励为神服事，而非打压，就成全了神的心意。.

基督教的美丽与哀愁
王怡：我们现在涉及到写作者与教会的分歧了。北美的现状如何呢？

莫非：在北美的教会，基督徒作者还是可能被牧者批评，尤其比较保守的教会。我认识一个作者，在《世界日报》，每逢圣诞节、复活节，都有文章发表，是很好的福音预工文字。可他的牧者却在讲台上说，某某某不要自以为写得不错，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到十字架，让这位弟兄相当受伤害。所以我正在进行写一个系列，从很多方面去思考一些似乎不能碰的禁忌，就是文学艺术与教会的关系。之前寄给你的是第一篇，《基督教的美丽与哀愁》，第二篇是今晚要分享的，《美的漂泊，门外的困惑》，就是探讨为何美会被放逐在教会之外，若要引回又会碰到什麽样的困惑或阻力。我希望帮助作者了解教会，也帮助教会不必这么恐惧文学的“政治不正确”。我是帮两边对话，就是看到自己有桥梁的负担。

王怡：你刚才提到几个观念，一是文学或基督徒作家与教会关系的张力，一个是教会传统在写作上认为文字不重要，生命更重要。你尤其使用了一个词，叫避免“属灵八股”？

莫非：对。就是那种开口赞美主，避口感谢主，中间没有一点个人语言故事可说。在教会里，我们常可看到有些基督徒祷告没有生命，但是出口成章，其中很多是借来的语言，没有个人生命的融入。我觉得这是属灵八股，包括我们常常用的“悔改、赎罪、受膏”啊的字眼，基本上我觉得一个人从非信徒到信徒，必须先学会一套属灵的语言，他不学这套语言，就没办法开口。但因为我们多年习惯了这套语言，便容易落入人云亦云，渐渐基督徒变得自说自话。以为教会外的人应该懂我们在讲什么。但是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必须把这些语言重新创造，重新解释恩典、罪、饶恕等的意义。所以我很喜欢一位美国基督徒作家尤金毕德生 (Eugene Peterson)，他在美国教会界被称为“牧者的牧者”，写了很多牧养牧者的书。

王怡：最近国内也出版了他几本书。

莫非：其中有一本书《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里面提到“要认识你的刀”，就是讲语言。书中提到他爸爸是开肉铺的，童年很多时候他是跟屠夫在一起。有位屠夫就教他怎么切肉，第一句话就说，你要认识你的刀，了解你的刀要怎样才可以切下去，然后你要尊敬你要切下去的这块牛体，你才知道哪里切下去最省力，怎样可以把四分之一的牛，切成一块块牛排。我觉得好棒，他是说你要重视你的语言，你对语言要敬畏。可我觉得在教会中，大部分基督徒在语言上都被虐待惯了，牧者们已经不注重语言了。他们的语言怎么粗糙，下面的人就怎么听，还是恭敬的去听。其实你不可能没有语言而只有生命。我觉得我们要突破这一点，要认识我们的刀。

王怡：我同意教会的牧者，在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时，不能满口属灵的语言，他要把真道很活泼地放到生命里面。不过刚才你提到语言的问题，是指对向非基督徒传递信仰时，有我们的一套用语？

莫非：两方面都有。我们的属灵语言要更新，我们不能够假设对方跟我们在同一个平面，假设对方也有神和罪的观念。有时候我认为传福音就是一种神的话的“翻译”，我们是用各样方式来重新翻译圣经上的每一句话。

王怡：不过当我们说一套语言是“八股”的时候，如果是指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用语，就是具有某种封闭性、独立性的话语系统。那么每个领域、甚至每种宗教都有一套特定话语系统。这种独特性本身，不见得就是“八股”。还要看你说什么和怎么说。

莫非：不只是指独特性。我是说使用的方式，不加思考就把它借鉴来的语言，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念出来，就是八股。

王怡：对，语言的八股，对应着教会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譬如，衡量“属灵”的程度，基本上就等于祷告不经过大脑的程度。不过对我来讲，我在写作当中，反而比较注意一个问题。因为语言不只是一套符号，语言背后是价值观。一套话语系统，就是一套价值观。如果基督教是真实而独特的信仰，她就一定有一套独特的语言和概念。景教来华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的失败。因为她过于借助了中国儒道佛的语言来翻译圣经。我的负担，不是避免基督教的一套话语系统，而恰恰是使它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里面。如你刚才提到“悔改”、“恩典”，在中国的主流话语系统里面，有这样的汉字，却没有这样的观念。换言之，我们的汉语没有承载这样的信仰内涵。所以我的写作负担，就是把承载了这个信仰的词汇，融入主流话语，甚至改变这个词、这个汉字在中国文化、在中国人潜意识和社会心理中的意味。信仰进入文学的一个标志，就是语言的更新。首先不是基督教的语言要更新，而是中国的语言要更新。我们进入的方式，当然不能用“八股”的方式，但最后的效果，就是要把这一套话语，用活生生的写作，道成肉身，植入到汉语当中，并成为未来中国文化里面能够表达核心价值观的词汇，就像今天你跟一个中国人谈话，你使用一些道教、佛教的用语，第一，他不会不懂；第二，他还觉得你有文化；第叁，这个用语就是你们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莫非：这同时也是我的负担。我相信我们需要把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植入到中国的土壤里面去。在我的《彩虹尽头金钥匙》一文中，我举例讲到佛教的“上辈子”、 “下辈子”、“醍醐灌顶”啊，全已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语言了。我说，现在基督教给人家的感觉还是外国语言，我们需要把它植入中国的土壤。我关注的是怎么植入的问题，因此我也曾经有负担，希望把所有《圣经》故事或词彙，都以文学语言重新写出来，每个故事都重新诠释，你有过这样的负担吗？

王怡：也想过，也曾希望将来能写一个寓言或童话集。

莫非：我也是，希望你写吧，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圣经》像一部字典，每个字都这么丰富，我说的八股是说我们常常滥用，假设别人已经懂，就丢出去，不管人的感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恩典》。因为我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我先生就给我讲，他说中文“恩典”一词给人的感受很不好，总想起皇帝对臣民的关系。

王怡：就是皇恩浩荡。所以我们传福音传了两百年，但还没有把一个词语的涵义扭转过来。如果一种信仰改变了一个社会，那么外在的一个表现，就是在文化中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话语，只要你是中国人，无论信或不信，都要被这一套语言承载的价值观影响你的整个生活方式。

莫非：所以我的负担是用写作去重新诠释。我很多文章就是直接用圣经话语作标题，把那个语言埋入，像“身上的灯”、“玉瓶里的香膏”、“金苹果、银网子”。但是你写的方法，必须能够承载你那个东西。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是融进去的，不是那种粗糙的、拼贴进去的。这就是一种重新的诠释。比如我们常说“恩典”是白白的、免费的礼物。所以我就从礼物切入，先讲中国人“礼物”跟“礼数”的差别。礼数是我送你、你就得还，礼物是我送给你，你不一定要回。但有些礼物是有时限的，比如我以前的男朋友送的东西，一旦有了新男朋友，就是明日黄花了，也有些礼物是没有时限。更有些礼物是我送了你，你却不觉得它珍贵，根本不去使用，再大的付出价值对当事人也枉然，象不了解罪的人对耶稣的死毫无所觉……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去推，后来推到“恩典”。我的意思是，“悔改”、“受膏”，这些词你都可以用，但需要把它们重新诠释，使中文读者能把握到它的意义。

王怡：是的，用八股的方式就没办法真正植入。

莫非：那就是鸡同鸭讲，已经把对话隔绝了。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基督教入华两百年，我们华人教会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灵魂抢滩，都在忙着建教会、宣教、推行事工。你看神学院培养出来的，很少真正做深入神学思想的。都是在怎么牧会，怎么讲道，怎么增长等实务性方面装备。可我觉得都两百年过去了，什麽时候才开始建立华人特有的属灵文化呢？

王怡：这个“抢滩”的说法很生动。就像今天中国的河南跟安徽的家庭教会，从事工上说，乡村教会一个很大的缺乏就在家庭事工、成人主日学和儿童主日学上。这不仅跟资源有关，也跟末世论有关。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很快就要来临，老实说，我们要用一百年、二百年来更新中国文化的语言，确实没有必要。我会同意，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灵魂的抢滩，能敦促几个人信主就算几个了。这是中国教会很强烈的末世论的向度。但如果基督的再来不是几十年的事情，灵魂抢滩的方式，就非常不负责任了。

莫非：我能感觉到这是为什么，因为家庭教会的被逼迫。

王怡：对，逼迫的教会一定带有很强的末世论。但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如果我们自己的苦难，带给我们强烈基督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再来的倾向，我们就夸大了自己的苦难。如果我看见一个救恩历史的脉络中，神要更深的得着中国这个族群。我就会接受福音预工的重要性，我就会看重文化使命。在教会里面，我也会更着重建造下一代。

莫非：对，就会比较从容。我长期生活在西方，西方基督教历史有多少年，你会发现牧者都看重自己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经营，可在国内看到很多家庭教会，牧者连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顾不了，夫妻两地相隔，大家各自忙，这是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教会，已经建立出一种属灵的文化。我不否认，国内的基督徒很令人尊重，你们都知道怎么为十字架死，但我却有个感觉，你们不一定知道怎么为十字架活，不知道怎样把信仰道成肉身，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都是在为“革命”打拼。

王怡：教会的“地下化”和信仰的“革命化”，是我们的两个问题。海外的华人教会并没有这个问题，也不受末世论的强烈影响，那么为什么还是不注重文字事奉，轻视福音预工和文化使命呢？

莫非：我想还是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历史还短，华人也比较务实，什麽都想要看到及时效果。文化却是抽象，很难看到眼前功效，吸引人投入。但我们现在若不呼吁，不做什么，再过两百年看，我们还是会跟现在一样没有属灵的文化。这会是个危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移植过来的，神学是移植的，没有真正的汉语神学。所谓的属灵文化也是移植的，而没有真正属于中国基督徒的属灵文化。比如说我先生高中信主，过新年的时候非常兴奋，跑到教会，想看教会怎么过年。结果牧师有点束手无策，也不知道基督徒该怎么过新年。另外就是丧事，我公公过世的时候，忽然发现教会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教导过，因为台湾的民俗信仰非常浓厚，面对他们拜拜时你怎么办？我那时就看了大量关于祭祖的书，发现中国人有祖宗牌位，让你纪念先人，你有一个聚焦点可以专注，每过几日你可以怎样表达哀思。但基督徒一面祛除了偶像，一面也剷除了致哀的机会。我就和先生讲，我们没有祭台，但要有照片，要有追思礼拜。这一部分若没有我们特有的属灵文化，我们只是消减，没有建造。中国基督徒的属灵文化，包括礼仪，有一个很大空间，很多方面是真空。

王怡：海外华人教会是在华人社会中。而华人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一些人已经入籍了，很多人没有入籍。但我见到的海外华人，不管入籍没入籍，他们对自己所在社会的认知，包括对自己入籍的这个国家的效忠，心态上还是漂泊的，游离的，边疆的。这是移民社会的心态，我觉得这是很强的影响，移民社会的特征和强烈的末世论倾向一样，都会削弱教会对当下社会的文化使命和福音预工的负担。

莫非：也对也不全然是，像台湾是一个本土社会，却和北美也一样。可能49年的大迁徙对教会的心态也有影响吧。

王怡：回到作家与教会的关系上。你也说过作家是一个“不适格的教皇”。因为西方文学救赎说，认为写作在本质上就是对着世界布道。有没有可能，作家拥有了一种在教会以外的话语权柄，如果你希望教会将作家看成“文字宣教士”，那是否意味着作家也应该在教会接受职分上的印证、问责、遮盖，甚至一篇文章也像一篇讲道一样，不能免于被教会的信条所约束和劝惩呢。

我知道上海有一间基督徒书店，所属的教会就有严格的审查。比如这本书神学上有问题，会要求开店的弟兄不准卖。清教徒时代，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从一个角度说，他们很重视文字事奉，把写文章的人当成传教士，对他的要求和对牧师差不多。会友发表涉及信仰的文章，教会都要求提交的。像对牧师的讲章一样。我想在今天，从一个角度说，教会对作家的文字事奉不够重视；从另一个角度说，作家把自己当传道人，但又不在教会的讲台上，等于是一个编外牧师。

莫非：我认为基督徒作者是一个文字的工人，也是神的僕人的一种。但却不是组织内受编制的一种。那会影响作者的创意和想像发挥，工人重要的是服事的品格，受苦的心志，但不合适成为教会的发声筒，那会破坏文学艺术的规则。保罗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需要按规矩来。

王怡：所以我很同意，你说到文字事奉必须要有呼召。你要写作，你就必须用传道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装备自己。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写作的文学性、艺术性的空间，也需要教会学会包容，首先学会欣赏。我想这就是你说的，要扮演一座“恶水上的桥”的使命。既让教会尝试来接纳、包容写作者；又用神的道来牧养这些基督徒作者。

莫非：这个文字牧者的工作，我才开始，还在摸索。

王怡：怎么样，有盼望吗？

莫非：我觉得有盼望。虽然中间听到一些声音，我有心理准备。一方面我了解文人，牧养他们的方式会不一样。同时我了解教会的坚持，就是怕这个作家才气横溢，写出来的东西言不及义，活在骄傲中，出不来了。我觉得他们的审查，有点这种味道在里面。写作者是有这样的。因此我们设计的很多课程针对作者的生命，像 M100“作者静修营”就是专门针对写作者灵修生活的。我用几天时间，带作者用笔来整理他们和神，和自己，以及和肢体的生命关系，就是强调对他们生命的带领。我也感谢主，因为我在北美已很多年了，教会界对我稍微有点认识，比较信任了。有这个信任度，沟通的时候虽然会有抗拒，最后还是会有机会。不过这还是一条长远的路。

王怡：文学与教会的牧养，的确有一条艺术性的鸿沟。因为理论性的文章比较容易判断。比如美国很多认信的教会，对牧者的写作的审视也是很严格的。如果一个牧者发表一篇文章，违反了教会的信条。教会知道后就会跟他谈的，要你悔改、收回、澄清。这个比较简单，因为你的文字就在讲教义性的东西。假如我在外面写一篇文章，里面很清楚地否定叁位一体了。那教会就可以惩戒我，我若不悔改，就不应该让我继续上讲台。但文学有个过程性和间接性。我会写过程里的错误和挣扎，教会的牧者，他是很难做一个文学性的评判的。我想教会需要一个包容心。也需要机构的支持，像你这样的“文字牧者”，实在是教会应该珍惜的稀有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