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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我在为基督写作吗? 王怡

我在为基督写作吗? 王怡

我在为基督写作吗?   
-|王怡 发表于 2009-2-4 21:24:00
http://www.artblog.cn/U/joshuawang/archives/2009/49294.html


2008年12月13日 创世纪文苑 洛杉矶台福神学院

感谢洪晓寒姊妹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我是成都人,有人说成都人很难信主, 因为成都的天是那么灰暗,那么低沉,所以有句话叫“蜀犬吠日”,狗看见太阳出来就叫唤。我第一次唱那首赞美诗:“天离地有多高”。我就嘀咕,说天离地没有多高啊!


信主之前我一直写作,我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公义、自由和民主,好像一直在忧国忧民。所以,以前的写作主题都是公义与自由。当你相信你所说的,自己就好像是公义的代言人。这里有一幅画,是希腊的正义女神:一手拿着剑, 一手拿著天平,但却蒙着眼睛。蒙眼表示谦卑,表示自己本来不配站在那个位置。一个非基督徒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以为自己是公义的代言人,不以为自己在行公义, 好怜悯。所以,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自己的自义和骄傲难以被打破。后来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看到一幅标题为“公义使列邦高举”的油画:这是希腊的正义女神在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面貌。她一手拿着天平, 一手也拿剑, 但是剑尖下面指着一本书,就是圣经。2005年, 我和妻子去瑞士, 在日内瓦的圣三一教堂里,我们跪在那里祷告,这幅照片象征着我生命的顺服,从此在基督里重新寻找写作在我生命中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碎。今天, 我很感谢神,能跟大家分享信主前后,在写作里的更新、破碎和挣扎。也多少有些反思。


先介绍一下我的作品。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是一本电影随笔。第二本书《不服从的江湖》,一本思想随笔集。第三本叫《美得惊动了中央》,从书名可以看出,这几本书有多么桀骜不驯。第三本是自己印刷的, 邮寄时新闻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当真惊动了中央。信主后,我的第一本书是法学专著,《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这是从圣约的观点来试图重新理解宪政主义,思考为什么有法律?这是我信主后在专业上的一种表达,希望在信仰中来更新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与神亲嘴》也是自己印刷的,是我信主三年来,面向自由知识分子谈论基督信仰的文字。因为我是从自由主义者过来的,对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深厚的负担。《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电影中的信仰。我在国内一家主流周刊上的专栏 ,通过电影这一文化产品来传递信仰之光。开始写时,妻子有些担心,说每一篇都涉及信仰,会不会被接受。但奇妙的是,这些非基督徒的编辑们,却评这个专栏是他们的年度最佳专栏, 很多读者说他们买这份刊物就冲着这个专栏。我很感谢神,神在松动人心,预备万事。通过我卑微的写作, 让更多读者读到基督徒对信仰的公共表达,和对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这是我去年翻译的一本学术著作,关于16世纪到18世纪,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苏格兰、 英格兰、 法国和美国五个国家的立宪政体的影响。


接着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


第一:生养与治理



信主前, 我是坚决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爱太少,我里面的爱是有配额的,给妻子一部分, 给自己一部分,再留给父母,所剩无几了。其实我看不出生养、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义。孔子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本质上对此绝望。 但这里便有了一个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深刻断裂。一方面,你作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高谈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却不想、不敢、不愿要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呢。不想生一个孩子来爱的人,却说爱我的同胞,你不脸红吗。许多年来,我就活在这样一个深刻的断裂中。这一断裂,使我所写、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假冒伪善。

直到信主后, 我也一度断章取义,看到一处经文讲:你这不生养的,要高声欢呼。所以我高声欢呼,说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但在2007年父亲节前夕,神奇妙地改变了我。那一周我准备父亲节的讲章,我没做过父亲,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不怎么样。我以前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因为我在地上没看见过父的典范;我也不知怎样做孩子,因为我在地上也没有看见过子的典范。当我预备到某一部分时,圣灵的大能改变了我。周六晚上十点,我转过头来, 心血澎湃地对妻子说:我已没有阻拦了, 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吗。我妻子就流泪了。第二天我在教会证道,告诉大家。他们都说:是真的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顽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们的孩子一岁零八个月了。我们给他取名王书亚,也是我现在的笔名。


有句话讲:男人写东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样难。因为写作跟“生养众多、 治理这地”的使命有关。一个不想生孩子却要写东西的人,实在是很奇怪的人。当我有孩子之后,我才真正看见写作的意义。我的写作与我的个人生命、也与公共理想才在基督里,被他的宝血连接起来了。我看见,写作对我来讲就是生养和治理。就是透过写作,神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赋予我们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养大地的使命。这一个领受,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属灵历程。我也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写作跟生孩子一样艰难而尊贵。

中国传统讲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 走“三不朽”的道路。对书生来说,“立功”不太有机会;“立德”又很难,只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国内手机短信很发达,因为发表的欲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诱惑。信主之后,我慢慢自省,看见写作是知识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写作,是一种最接近于创世的模仿行为。 我们写作时,感觉就如神一样。因此,我常常问自己,我真的在为基督写作吗?我真的已经与偶像式的写作割袍断义了吗?

捷克作家昆德拉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海边,当他看到神创造的世界是那么美好,看见落日那样辉煌,他感动地流下了第一滴泪。然后, 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泪感动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泪。也就是说, 他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你看, 别人都在打麻将, 我却在看落日。其实,人的写作就这样被分为了第一滴眼泪的写作,和第二滴眼泪的写作。拜偶像的写作是第二滴眼泪的写作。这是很大的试探。对越有恩赐,从属世的眼光看越有成就的人来讲,越容易落入这种试探。

第二、启示与见证

基督之前,有两类的人类写作。一是领受特殊启示之后的表达,就是旧约的文学。二是没有听到特殊启示,但在普遍启示里面仰望、呼唤,在那里向上揣摩。这里面良莠不齐,龙蛇混杂。柏拉图和老子都在这一写作的高峰上。他们没有听到上帝关于救恩的启示,但他们的呼唤与揣摩,都惊心动魄,都有对被人的罪所遮挡的上帝隐约光芒的敬畏。

        基督之后对人类写作构成了挑战。因为基督来了,死而复活了。因此一切写作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事件。人类的写作也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相信基督的写作,是为“我们也见过,也信”的真理作见证。基督之后,人类所能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见证,也只能是见证。

第二类就是对此无知的写作。对不信基督的人来讲,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与呼唤的洞穴里。当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间宣告了救赎之道。从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假见证、假先知,也不可避免地是落入偶像崇拜之中的写作。基督之外的写作,唯一的价值,是罪人对绝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铭心的描写。但当一个非基督徒作家,无论他多么优秀,当他试图对人的命运、结局、出路与梦想,多说一个字的时候,他都是在另传一个福音。因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后闭嘴。所以除非你不开口,一开口就只有两种,要么指向基督,要么崇拜偶像。

基督到来之前,人类的作者中间,有许多思考与呼唤,都值得我们尊敬并吸收。但基督来过之后,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学家、作家和教授们,他们试图描述的那些体系、思想和图画,尽管在人看来不乏洞见,但他们的一切写作加起来,都是假先知的写作。因为凡是不曾以信心回应基督十字架的写作,都不过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作伪证。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满了这些东西,包括各个艺术层面,也包括世俗心理学。这些假先知的写作,宰制着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甚至包括基督徒。比如有位独身的姊妹,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给你开的药方都没有用,你只要结婚,什么忧郁症都好了。你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假先知,连医生都在砸牧师的饭碗。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的写作要从中脱颖而出。我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文章固然好, 但太保守,处处都要谈耶稣。我说,我希望大陆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都加入写作的事奉,并靠着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有一次,我跟一位慕道友说:什么是我的信仰呢,我并不是相信一位我的神。我相信的是“我的神就是你的神,那怕你不信神”。我的一切写作,都是要彰显这个信仰。并在这个信仰中去描述世上的一切。


换句话说,在基督恩典里的写作,是第一滴泪的写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写作,是第二滴泪的写作。在基督复活之前,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启示。没有一种写作,可以超过旧约先知的写作。而在基督复活之后,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见证。但没有看见,怎么作见证呢。所以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误以为自己仍然在“启示”的范式下写作。就如犹太人仍然在等候弥赛亚,结果现代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在“等待戈多”。这就是我说非基督徒的写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当然我说的见证,是以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的。包括了虚构文学。但最打动我的是仍然是非虚构的见证式写作。东正教徒索尔仁尼琴能在俄国写出《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好作品,我们中国的新教徒也应当如此。我不是贬低虚构文学,基督之后的虚构文学, 在本质上也是对十字架事件的真实见证。

三.敬拜与偶像

首先,写作是一种敬拜方式。《诗篇》33.3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有一次,我在发烧中作梦,梦见自己写了很美的句子。在梦里,我祷告,说神啊, 你可别让我早晨起来忘了这些句子。结果醒来后,我还是忘得干干干净。我想主的心意,是让我深刻体会到,我写过的最好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从圣灵来的。有位朋友曾问我:可不可以引用我的文字。我开玩笑说,当然可以。因为凡是造就人的部分,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没有版权。 凡是错误的和不造就人,那可是有版权的,是我自己的。

信主前,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骄傲的资本。甚至就是一种自我敬拜。现在,写作慢慢变成一种谦卑的领受,结果写作变得更美好了。写作对我来说,是灵修,是敬拜,也是一个破碎和攻克己身的过程。过去两年中,还有几次,我已写好的文章因为电脑故障,完全找不回来了。我几次经历最深刻的沮丧,然后甘心乐意地承认,凡是好东西都不是我的。我完全不可能再写出一模一样的文字。因为写作是一种敬拜,除非你再次来到主的宝座前,再次为你的写作低头祷告,再次在写作中举起手来。

其次,写作是一种传道的方式。清教徒时代,荷兰的改革宗教会曾有一个会规,所有会员要翻译或写文章,都要跟教牧团汇报。写完之后, 要由牧长团审阅。这就是说,写作是神圣的,写作就如同牧师站讲台一样,是圣言的执事。我们现在不这样了,牧师的讲台不能随便站, 写作却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基督徒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不需要谁来批准。我不是建议要回到这个教会法规去,而是希望每个基督徒写作者,都自己审查,认识到写作即传道。没有呼召,怎能传道呢。不知道,怎能传道呢。但今天我们对写作的态度过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换言之,就是压根不打算对我的文字会对别人灵魂造成的影响负责任。

我说写作是拜偶像的方式。我的体会,自我、道德、名利、审美、民族、国家,都是容易陷入的偶像。譬如华人的敬拜诗歌中,总有太多过于看重民族、 国家的情结。这是个很大的偶像,与教会的国度化相左。《诗篇》137:6 说,“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有首歌却这样写道:“中国啊,中国,若我忘记你, 宁愿右手忘记技巧;中国啊,中国,若我忘记你,情愿舌头贴于上膛”。这首歌曾使我很感动,后来却意识到,这正是一首第二滴眼泪的诗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取代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基督的国度,成为了最大的偶像。就如丁光训著名的“椭圆论”,说我的信仰有两个圆点,一是基督,一是中国。近年梁燕城博士有个流传的“父母论”,说上帝是父,中国是母。这和丁光训的三自神学如出一辙。但是对不起,我只知道从初代教会以来,不以教会为母的,就不能以上帝为父。很多知识分子都很难超越民族、国家的观念。包括审美。蔡元培说,用美育来替代宗教,提升民族的素质。许多艺术家也这样讲,艺术就是他的神。这种种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中,我们必须以整全的信仰,去不断归正和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教会的意识形态。

512大地震后,北京三自教会的牧师带着会众,在教会门口举行国旗降半旗仪式。三自会是把爱国放在爱神之上,扰乱政教关系的。但实际上,可怜我们家庭教会,甚至一些海外教会,在教会的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太多差别。每个基督徒作为公民,当然可以参加升国旗仪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但这绝对不是牧师、不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但这种民族国家的偶像,却对“属中国的基督徒”有着深入骨髓的影响,也支配着华人基督徒的写作。

四. 哀歌与赞美诗

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信主后最打动我的,是大卫诗篇里所经历的的痛苦。如《诗篇》42.3,“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信主前写的诗,就充满了寻找真理的一个挣扎过程。信主后,读到诗篇84:6,“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也是我们教会名称的来源。我觉得这是人类史上最美的诗歌。我写了篇文章《从哀歌到赞美诗》。其实赞美诗在中国诗歌里是一个空白,但中国诗歌里其实也没有过真正的哀歌。真正的哀歌是在对己罪的悔恨中写出来的, 所以,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写作。

信主后我在写作上一个最深的领受,是对写作者这一身份的悔改。《诗篇》5:9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节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时, 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超过200万字。这让我很害怕。这就是知识分子白纸黑字的罪啊。你干吗要写呢?如果卖了200万斤猪肉,我想罪还不够大,因为就算肉里掺假,也不会影响人的灵魂得救。但你写下每一个字,却都是在作见证,或者作假见证,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毁。 绝对没有第三种既不造就、也不拆毁的文字。我就跪下来请求主帮助我,先对写作悔改,再对写作恐惧战兢,然后让我在写作中经历到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但基督徒写作者很容易跳过哀歌, 直接传福音,每当希望分享神的爱时,就想写赞美诗。就像传福音时,我们总想分享信主的喜乐,却难以将自己的软弱、挣扎和黑暗,都委身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基督徒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里面,生命经历最深刻、内心挣扎最惊心动魄的人群。但我们写出来的文字,却仍然缺乏这一生命体验的深广。在汉语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铭心的哀歌和忏悔。我们不忏悔,谁在汉语中忏悔呢。我们不发哀歌,谁在汉语中发哀歌呢。基督徒应当与这个世界分享我们从哀歌到赞美诗的经历。基督徒可以写出最好的哀歌,让世人看见天与地有多远,我们的罪孽忧伤和天父的圣洁慈爱就有多远。当这个辽阔的空间被描绘出来时,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么夺目。

我们要写什么——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彻底的哀歌,哀到让人扎心。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伟大的忏悔录。

为汉语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圣经世界观。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敬虔的赞美诗。



五.在中国文化中表达如下主题:



我们的写作,当以信仰进入文化,刺入中国人心灵世界和价值观的深处,去撕开那些潜在的偶像,打通那些灵魂苦旅上的穷途末路。

我个人的体会,试着提出以下几个契合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主题。

1、从苏武到摩西。这是流浪的主题。包括64一代民运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苏武式的。还没有走到摩西,真正的旷野在前面,流浪者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流浪,为什么流浪。

2、从逍遥到拯救。这是刘小枫早年提出来的。怎样从逍遥走到拯救,从佛道走向基督,从泛神的自义走向一神下的顺服,这是自由的主题。基督教将全面挑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观。

3、从普罗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救赎的主题。普罗米修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悲壮观,和英雄主义的自我期许。以及传统的澄清天下、解民于倒悬的士大夫情结。五四之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成为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LOGO。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破碎这一LOGO,又能医治这一破碎。

4、从死亡到复活。这是生命的主题。复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母题之一, 甚至连死亡都不是。但一定要经过死阴的幽谷,才能带进来复活的盼望。只有从中国文化中的哀怨、哀伤、哀恸,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的意义才能真正被凸显出来。



最后,我想补充分享一点,是基督徒写作中的急迫和焦虑。我自己常常很急迫, 希望在公共领域里表达信仰, 但时时受制于语境,以及政治、 社会的冲突,更加受制于文字表达与个人灵性生命之间的落差。这种焦虑据我观察,在大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信主时间不长,反思不够,生命需要成长,老我也在不断破碎。虽然信主后写了几本书, 但真正为基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我希望,十年, 二十年后, 有真正蒙神喜悦的作品。因此基督徒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唯有在写作中经历恩典,才能医治急迫和焦虑。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我祈祷在那时候,可以确定有一些合神心意的文字。

第一次读到C.S.Lewis的作品时,特别感动。我向神祷告:求主赐下中国的C.S.Lewis。杨腓力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一书中讲到,苏联解体之后,他看见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到教堂受洗。就问其中一位排队的人:“我以为基督教早就在俄罗斯消失了”。 那人这样回答:“只要我们的书店里还在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基督教就永远不会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消失”。

我们需要属基督的中国人,需要中国的C.S.Lewis、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是我们,而是下一代。但神给我们的异象和呼召就从今天开始了。盼望我们大家彼此激励,走在这个属天的异象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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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马甲妈妈 于 2009-2-5 09: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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