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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失败就是不能面对失败

教育的失败就是不能面对失败
                                                                                                                       熊丙齐
       陈丹青：体制中人，分好多种。厌恶现状者，一是混，为饭碗，为生存；一是恪尽己能，凭良心做事，尽可能做到、做好；再一种是闹腾，但注定失败，于事无补。凡认同体制的人——至少在口头上场面上——要么是老实人，照章办事、执行政策，而且相当努力；要么是滑头，充分利用体制自利，也努力，而且相当聪明；再一种，我不便、不愿、也不可能说得太露骨，好在众人有眼，看得清。有那么一种体制中的“稀有动物”，他不骂不赞，不混不贪，他想办法实实在在做成一件件事，不夸张，不气馁，有智慧，有韧性。这类人可能是精英，可能是院长校长，他们在茫茫体制中保持有限的净土，虽不可能改变大局，但我敬佩他们。
谈论疾病，疾病不会因此缓解，但人还是会持续谈论。人是语言动物，最有用，最无用的，都是语言。

        我相信，大学管理者比我更清楚地了解大学的问题。有人对我说，你书中说的问题，政府官员、大学领导、教授，私底下说起来，比你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见解。记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曾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  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
因此，保持“说”。如果“说”都没有了，那问题的存在与问题的解决，可能就更没关系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学者一起来关注教育问题。
          没有一种败局是无法收拾的，但前提是你得承认失败。我所关切的体制中人主要是学生。学生还有个青春期问题。校园问题多数是青春期问题，现在与教育问题大学问题相纠缠，尤为可悲。我很难告诉今日学生应该怎么办。我辈的经历与经验，一句话，就是咬紧牙关个人奋斗，但文革青年的经验是社会经验，不是大学经验，不适合今天。
           兼具智慧、韧性与勇气，同时有运气的个体，毕竟稀少。叫年轻人去适应体制，对抗体制，都是两难。去适应，人格逐渐萎缩变形；去对抗，几个人付得起对抗的代价
          复旦大学副教授破格担任博导，吉林大学让不合格博导下岗，是好现象吗？我并不这么看。博导这一头衔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它只表明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即在带领博士生做博士论文，这个活儿教授能干、副教授能干，讲师也能干，只要他能指导学生写出好的论文、做好的科研，而我们却把其作为一级职务、一种头衔、一种待遇。在这样的改革中，博导的“头衔地位”更加坚挺、更加强化了。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取消博导。而取消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本就是无端强加到研究生身上的可笑指标。但是，研究生的培养问题，远非取消论文发表指标那般简单，研究生培养的定位问题、研究生招生中的国家统一考试问题（包括总分和单科分数线问题）、导师缺少招生自主权培养自主权问题等等，才是关键问题。
         陈丹青：个别院校、局部措施，以及教学个体，都在持续寻求教育状况的改善与改变。但整体状况不会因此改变。只要国家垄断教育资源、教育决策与大学权力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一切都不可为，这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