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22-2-7 18:10
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王怡 发表于 2007-11-29 18:41:00
[url]http://www.artblog.cn/U/joshuawang/archives/2007/37633.html[/url]
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三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家里5岁的孩子已经15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嚅嚅地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的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但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一种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凉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
“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的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
“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了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一种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作一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唯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个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不怀好意地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为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乡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故事里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了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
这话如白描，描也白描。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到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意思是，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的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2007-11-24写于成都图书馆.
yingyinc 2022-2-7 18:13
这篇以前贴过，在”影视戏剧“圈里，借着热点，再贴一次。
这篇文章的作者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三年了。
yingyinc 2022-2-7 18:14
[url]https://mp.weixin.qq.com/s/GShOSz4mlH9xRLEfuPr7xQ[/url]
斯伟江｜修法：徐州八孩事件的出路？
斯伟江 福音腓立比 2022-02-07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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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徐州八孩事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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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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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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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丰县被锁链拴住的妇女，引发了整个春节期间朋友圈的同情和愤怒。对这可怜女性的同情，和对当地处理这事情的愤怒。红与黑，泪与血，雨和雪，都随着时间流逝。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如果社会舆论撬动了政府，事情可能会起变化，如以前拐卖儿童刑期的变化，现在的最高刑已经是死刑。如果最终热点过去，没有任何变化，则要等到下一个舆论热点时，才会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有点像公民大会，一个认为需要修正的议案，由互联网提出，经舆论热议，最终立法机构或者解释法律的（司法机构），或者行政部门，加以修改，无论是个案，还是一些法律的修改，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不要去分析里面的机理，我只是说，在我们经历的案子中，无论是药神案，鹦鹉案，枪支标准案，最终的结果，都是稍有进步，但还需努力。
在个案中，昆山的龙哥案，山东的于欢辱母案，都对正当防卫司法的修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对丰县八孩母亲的事件，普遍流传的一个罗翔教授的视频，就提出了，买卖鹦鹉五年以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三年以下。要知道，在原来的法律规定中（2015年前），甚至有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人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或者之后为什么要规定收买的人，刑罚这么轻？
在全国人大郎胜编的《刑法释义》中说，之前对买进拐卖妇女的人，没有刑罚，后来是社会呼吁之后，有关方面提出，买方市场是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于是买方也入刑。因此，从没有刑罚，到有刑罚，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三年以下轻刑。但这个三年以下，其实如果认真起来，也是可以往上的。因为，法律规定了，收买妇女后强行发生性关系的，可以定强奸罪。强奸罪是三年以上到十年，情节恶劣甚至死刑。可以推测，买拐卖妇女的，多少包含强奸的因素，但时过境迁，当被解救或者多年以后，还能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强奸？因此，这条法律只能抓新鲜的，可以说落到实地的，很少。还有一条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的，也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这样真正被抓的，也很少。因为法不责众，能救出人来，也算万幸。
乡村土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同鲁迅笔下的人，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人大有人在，买一个妇女，来硬的，驯化她，让她变成一个绝望的人，是需要一个村庄的人，才能做成的。美国有一部电影《为奴十二年》，北方自由人被拐卖到南方成黑奴，十二年逃亡史，希望绝望到希望，在那种环境下，里面描写的那种环境，大家可以去看以下。
刑法是和社会相关的，当社会变化时，刑法也必须与时俱进。2015年制定的三年以下，现在社会大众认为，应该往上升了。毋庸讳言，中国社会对女权或者人权意识的水面在上升，在实践中，因很难收集强奸罪的证据，但强奸行为在收买妇女中是比比皆是的，有几个被拐买的妇女是自愿的？女权就是人权，因此，适当增加刑罚，有合理基础。对收买行为提高刑法打击，并不是一贴万能药，但如同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最高刑死刑一样，多少有一点作用。
说刑法不是万能药，是因为现实中，很多的犯罪，在犯罪时，往往不去考虑刑法是如何规定的。如杀人罪死刑，但看到过一个数据，85%的杀人犯在杀人时，是不考虑要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往往是激情或者侥幸。可以说，大部分犯罪都出不了这二者，当然，你也可以说，有第三，保护伞，如酱油壶，这不也天网恢恢嘛。
刑罚的提高，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真正能改变的，是社会的信仰，以及信仰下的文化。拐卖犯罪的消灭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间本身就有恶魔，但如果土壤改变了，一定会减少。这个减少，要靠福音或者新文化能传播到最落后的地方。所谓人不是孤岛，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就算你家财万贯，但你无法保证自己一定是安全的，或许是开车司机的失误，或者是犯罪分子的精心设计。就算李嘉诚都中了招，儿子被绑架，好在他筹钱快。
鲁迅先生的《药》，就是认为愚昧的国民，不可能有出路，他想改变文化，但他的新文化，葫芦里不知道什么药。（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的改变，是需要很多的因素。政治，经济或是一个因素，宗教的因素可能会更大。但这个宗教，也容易让人六经为我所用，如同美国六十年代前的南部地区，认为黑奴是财产，一样能找出《圣经》依据，真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但那个是旧约时代就有奴隶，要在圣经里找出可以收买妇女的经文，还是挺难的。（别说我老举美国的例子，因为揭美国的伤疤安全）。
有人说，买方需求和现在男女失衡有关系，也和中国文化的传宗接代有关系。所谓继绝世，兴灭国。而圣经对独身，非但没有歧视，反而对自愿独身的，认为是一种恩赐。相对而言，对独身的压力，没有传宗接代文化那么大。
福音化的文化或许也有帮助，注重人的价值，注重人权，但我想说，取法乎上，得其中。真正要有文化的改变，是需要新教信仰的。大家直接从源头来活水，而不是凡事都从西方来，西方来的偏差和病态，一同被作为先进文化引进。或许是人权意识提高了，但或许你要造三个厕所，甚至四个，因为护照上的性别已经不止男女。
最难的事情，往往需要最长的耐心。对于丰县八孩的母亲，如果能推动立法修正，是好事，大家或可以松一口气，认为，我们都做了点工作。这个事情可以放一下，我们关注下一个议题。但真正能起重大作用的，反而是细水长流的活，甚至是最艰难的活。谁能在这样的农村，去传爱人如己的福音呢？谁能舍身将自己浇灌在那里呢？
修法虽然不解救问题，但依然可以去推进。其次，对丰县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如果能有一个有法必依的结果，对类似事件也有积极的影响，但我不乐观，因为舆论热点已快过去，一切将恢复原样。八个孩子也不会希望自己的父亲去坐牢，（理论上，如和丧失自我认知能力的精神病人结婚生子，本身就涉嫌强奸）。事件如同烟花，一时热闹，之后黑暗的夜空恢复如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译本翻译，光照在黑暗里，黑暗胜不过光，两者都有。前提是，要有光！而且要有照亮人心的光，温暖人心的光，改变人性的光。这些不是德先生赛先生所能做到的，而是要追溯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源头活水。
正逢冬奥和女足夺冠，欢庆的人们可曾想过，这些铿锵玫瑰，冰上花朵，她们，和丰县被栓的母亲，或许命运是可以互换的。如果再没有变化，或许我们所有人的孩子，命运，都可以和她互换，铁链不是单单为她所留，它为任何人所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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