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12-16 08:23
红军长征的恩恩怨怨
红军长征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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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恩恩怨怨
刘统 兰在南方 1周前
主讲人 |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过了若尔盖草地，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回到张国焘那里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他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以下文字据2016年9月10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八季第二讲”现场实录整理
今天是长征讲座的第二讲，因为有一些听众昨天没有来，所以我们把昨天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
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
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
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
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
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
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
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
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
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
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
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
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
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
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
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
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
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
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
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
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
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
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
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
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
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回事？
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
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伪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
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
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
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伯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
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
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
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
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
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
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
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
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
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
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
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
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
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
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
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
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
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
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
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
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
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
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
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
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
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
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
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
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
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
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
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
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
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
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
长征给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长征首先是为了生存。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所以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压迫之下，在丢失了苏区的逆境之下，他们选择了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迹罕至，生存极限的地方，才能把这个部队保住。但是轻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军覆没了。这不是怯弱，而是实事求是。
第二点，就是方向。往哪儿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数民族的荒凉不毛之地去，缩在墙角？还是去走一条发展之路？怎么发展？抗日才能发展，唤起民众才能发展。所以毛泽东把方向选到了陕北，而不是像张国焘那样蜷缩在川西北藏区。这就得看一个人的方向、胸怀，这个方向不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能决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后，把自己的想象跟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三点，长征确实体现了红军那种过人的作风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红军能过雪山、能过草地，我们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当年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去做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工作，去克服我们的种种困难？如果你现在心理脆弱到有一点损失就跳楼、就自杀，那你跟红军没有任何可比性，你只能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从红军身上看到了这种信仰，看到这种精神，而且不但是我们，就像在传教士薄复礼笔下，都把红军写得那么值得敬佩。
张学良的部队看见红军长征的队伍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那么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还有这么多妇女啊，像蔡畅女士；还有留洋的学生，难道你们都是为了钱吗？你们肯定是有你们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产党人。你看，当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们现在再回顾长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领会红军长征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红军长征不仅是共产党的遗产，而且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改革开放上去，用到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上去，这才是对红军长征最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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