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10-26 21:13
都市“柏林墙”-战时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铁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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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文】马军 | 都市“柏林墙”
原创： 马军 上海学 昨天
都市“柏林墙”
战时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铁门研究
马军
铁门——就象后来的柏林墙一样，标志着有内外之分，差异之别。在世界历史上，一座城市被人为地切割开来，可谓不乏其例。它或为民族、主权的原因，或为经济、文化的差异，又或为战争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尽管各有各的合理性，亦各有各的后果，但从城市发展所具有的趋同性和整体性的规律来看，它无疑具有临时和负面的性质。
自1924年齐卢战争和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对租界的安全形势日益担忧。为了防止败兵、宵小窜入，尤其是阻止日益壮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有可能接收租界，从1925年末起，法租界当局开始陆续在从南市十六铺到斜桥的华法交界处各路口修筑大型铁门——通常在路中设3、4副长方型钢骨水泥柱框、其间是大铁栅门、两旁则各有小铁栅门、2.9米高、上有三角形铁刺。这种铁门有军警驻守，昼开夜闭（遇特殊情况时，白天亦会关闭），与原有的铁丝网、沙袋等障碍物相配套，对市民的自由交通构成了颇大阻碍。随着1927年初北伐军进抵上海，修筑工程日益加紧。稍后，公共租界当局亦如法炮制，铁门从沪西直至闸北、虹口构成一线。如果这几十道铁门一起关闭，两租界可以立刻成为名符其实的“围城”，外面进不去，里面也出不来，如铁桶一般。面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地方当局曾屡屡交涉抗议，各方民间人士亦就铁门给市民生活造成的“莫大之痛苦”频繁陈说厉害，但两租界当局始终我行我素，不为所动。
从十六铺至斜桥的华法交界一线，法租界当局在各交通要口前后共建造了近40道铁门。1937年8月以后，鉴于斜桥至日晖港之间原先构成华法天然屏障的肇嘉浜东段已被填没，法租界当局为隔绝双方，除了下大力气建筑了一条长长的砖墙外，还在这一区间及更西至徐家汇地区的重要路口又增筑了若干道铁门。
租界铁门，从开始建造到1946年初最后拆除，前后持续了整整20年。其间，它们的打开与关闭、全开和半合、需检查证照到完全自由通过，等等，都对上海城市——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承平时代如此，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期间，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两租界当局鉴于租界地面有限，为了抵挡来自南市和闸北的百万难民潮，几乎关闭了所有铁门，以致从日军狂轰滥炸中侥幸逃生的难民们，扶老携幼，提箱带箧，黑压压地麋集铁门之前，弄得进退失据，只能露天而宿，饥渴难耐之下，蒙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有时候，租界当局为减缓压力，也会将铁门稍稍开启，瞬间之下便会有几十人、数百人乃至数千人争相蜂拥而过，好比挤上了“诺亚方舟”……一时间，铁门几乎成了“生与死”、“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道阴阳界。郑祖安的论文《铁门悲欢——“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便对这一历史景象进行了全面而精湛的述评，这也是迄今为止研究上海租界铁门的唯一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此文并未对铁门后来的命运进行探查和交代，而本文则致力于此，故为“铁门继曲”。
柏林墙
一/
从全面封锁到七门开放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战役结束后，上海南市以方浜中路为界，北部设立了“南市难民安全区”（俗称“饶神父安全区”）；南部则被日伪势力占领，警戒重重，如临大敌。此后，南市华法交界处的各道铁门实际上长期处于关闭状态，民国路（今人民路）法租界一侧的店铺、住宅、弄堂也全部被法巡捕用铁丝网、铁条、木板封闭起来，南北交通几近断绝，只有少量人员因领得了法租界总巡捕房发给的通行证才得以进出租界。除此之外，若有南市居民要到法租界，则必须绕道浦东，即先从南市大码头（今复兴东路轮渡）坐小船摆渡到浦东杨家渡，再从浦东驶往公共租界。反之亦然。（往来旅费1元）当然还有另一条途径，即向西经虹桥路转徐家汇再入租界。不过，无论走哪个方向，转辗往来，众人皆视为“畏途”。而且，事先还需经繁琐手续申请获得伪警局颁发的所谓“市民证”后才能成行。
不仅如此，铁门的封闭还打破了上海城市原有的运作机制，尤其是消防机制。例如，1938年11月15日晨4时许，饶神父难民区东辕门一带发生火灾，当时北风施虐，烈焰飞腾，难民区内虽有北区救火会近在咫尺，但无奈车辆不敷，杯水车薪。而法租界救火会虽亦闻警，无奈交界处铁门关闭，又以时在深夜不能通过，故无法及时援救。延至清晨，法方消防队终于赶到灌救，终将大火熄灭，但此时东辕门九曲桥迤东一带已成灰烬、瓦砾之场。
“八一三”事变期间，南市居民中十分之九已避居租界，面对交通断绝、铁门阻隔，可谓是欲归不能。1938年以后，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不时收到若干滞留租界之南市难民的来信，述说侨居租界之苦，希望能由其出面与日军和法租界当局交涉，迅将铁门开放以利交通。而与此同时，南市地区却因战火破坏，再加人口骤减，变得极为萧条，甚至蔓草丛生。当时曾有人从法租界黄浦滩路向南望过去，“只见颓垣残壁，一片瓦砾，荒凉冷落的景象，真像死一样的沉寂，不禁顿兴无限的凄悲”。于是，一些伪组织也以所谓“复兴南市”的名义，提出了取消封锁、恢复交通的要求。1938年11月，前南市自治会副委员长凌季潭向伪上海特别市南市区政务署政务长沈世景呈文，述说了此意。沈世景遂将此文转呈给伪市长傅筱庵。对此，傅不敢做主，亦不能做主，只能致函日军上海特务机关长竹下义晴少将，“拟请商得友军同意，并派员向法租界交涉将铁门开放，俾可复兴建设繁荣市场” 。显然，造成封锁状况的始作俑者是法、日双方，伪政权是无从置喙的。尽管如此，竹下还是给傅筱庵回了一封信，内称“现因维持治安关系，开放时期尚嫌过早，暂时应请仍维现状”，而予以婉拒。然而，伪方并未就此善罢干休。次年6月底，已升任伪南市区公署署长的沈世景又向伪市政府提出了“拟请开放租界铁门恢复交通便利居民案”，重点谈的是增加税收的问题，即由于居民难返，使得地价税、房捐、车捐等无从收起。伪市政府遂再一次致函日军机关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请求与法租界方面交涉。其间，南市日军当局确也曾与法租界警务当局交涉，要求多多颁发铁门通行证，以便华人通过。此后，法租界即将开放民国路铁门的传闻开始“甚嚣尘上”，“但终以治安问题，迟迟未见诸事实”。
饶家驹和难民
这种全面封锁的状态，前后持续了2年，直至1939年12月11日，法租界为“体恤平民起见”，终于打开了新开河铁门。是日凌晨5时，在法、俄、越、华捕的严密监视之下，这道铁门缓缓启放，原先放置在前面的铁丝网、沙袋早已被移置一侧。除了从路中央通过的车辆外，进出路人已无需出示法租界的通行证。一般市民事先已闻悉开通的消息，均趋之若鹜，纷纷扶老携幼，在巡捕的指示下，排队从路左侧通过，虽然人头攒动，但也井然有序。他们已侨居租界2年，急切着想回家看看。尽管法租界方面已无须通行证，但进入南市一侧后，则仍须向戒备森严的日伪军警出示市民证（须向伪政府设在租界的办事处预领），有时还需接受盘问和搜身，行人“须除帽而并不鞠躬”。次日，从两租界各地坐电车至十六铺方向的乘客骤增数倍，下车后多从新开河铁门入南市，一时颇为拥挤，但秩序尚属良好。当局为了疏泄起见，除了将正中铁门关闭、暂时不准车辆通过外，还将铁门左右两旁小门同时开放，自南市入租界者须从北首小门进入，反之则从南首小门而出。自行车亦可从小门通过，但不得跨乘，须用手扶掖而过。第3天，法租界方面还调来了女探一名，以便对通过铁门的可疑妇女施行检查。就这样，大概在1周的时间内，大约有2万人通过了这道铁门，由于“成绩颇佳，并无攘扰情形”，法租界公董局决定继续开放。
新开河铁门的开放，使得原先绕到浦东的线路变得多余，故南市大码头一带摆渡舢板几乎无人顾问，船主叫苦不迭。与此同时，南市老北门福佑路九亩地一带的房租已经高涨了数倍。耐人寻味的是，贩卖“海洛英”、“白面”等毒品的土行以及赌台、花会等业已返回，短短十几天便骤增了数倍。“南市城厢自九亩地至城隍庙，所有房屋已为土行及赌场预定，邑庙豫园内大茶馆已改作赌窟，而九亩地之花会筒则已开幕，每日赌徒往来如山阴道上。”有人因此担心，将来交通全面恢复后，南市很可能会成为上海滩第二个“歹土”。
为了粉饰太平，诱使更多的难民从租界回归南市。1940年1月10日前后，日军雇派臂套白布的木匠数十人在民国路一带分组修理战时所毁房屋物品，企图掩饰南市凄凉的景象。1月15日伪上海特别市还发布了开放日晖港以东之南市的布告，字里行间，软硬兼施，先是号召流落在外的原南市居民或是在南市有产业者，“应迅赴公共租界北河南路天后宫市商会内本府办事处，及沪西极司非尔路、开纳路口社会局沪西办事处，分别申请发给市民证及居住证，并提出所有权利之证明文件，经审查属实后，即准予登记”。继而又宣称此项复归手续以1年为限，完全免费，“如在限期内不来申请投报者，认为自行放弃权利”。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日伪方面的要求，法租界当局于1月24日上午11时又增开了典当街（今人民路、金门路口）、新桥街（今人民路、浙江南路口）、东自来火街（今人民路、永寿路口）、南阳桥（今西藏南路、方浜西路口）、斜桥（今肇周路、徐家汇路口）5道铁门，进出南市之行人有市民证者一律通行，并无其他限制。机动车辆则只可走新桥街一处，其余各门禁行。流传已久的增开传闻终于变成了现实！当日，从新开之门进入南市者络绎不绝，众人探视劫后故居，面对残垣断壁或鸠占鹊巢，心中凄怆，百感交集。返居者寥寥，大多数不过探视而已，当日即归租界。下午6时，法租界巡捕又将诸铁门重新关闭，是为“昼开夜闭”之原则。
《申报》1940年2月13日
增开铁门虽然对于招民南返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一般流氓、地痞却喜出望外，以为有机可乘，领有伪府颁发执照的花会、烟窟、赌台纷纷开场。南阳桥口恒安坊24号恒安公司、老西门内翁家弄77号兴发公司、新北门内安仁街吕华坊先生公司、老北门内福佑路475号宝兴公司、民国路501号吉祥街东首三鑫剧场、老西门内大全福菜馆之大福公司、邑庙福佑路侯家浜口大上海俱乐部等，便全系当地流氓设置的赌台。其内设摇摊、大小台牌九等赌具莫不应有尽有，另设有烟榻，雇有妙龄女子殷勤招待。如此诱人入罪、败坏风气的景象，甚至令法租界方面也难以容忍，曾于3月1日致函伪市区政务署，内称“如南市赌窟继续存在，则法租界为维护治安计将断然处置，所有开放之铁门或将被迫而重予关闭。届时虽市民持有‘市民证’，亦将禁止通行”。在此压力下，稍后日伪当局对南市赌台确实有所打压。
法租界另一次威胁要关闭铁门则与南市北部的饶神父难民区有关。该难民区的难民在“八一三”时期不下20万人，后经陆续遣散，至1940年初尚余2万人。每月消费食粮达1800包，一向由该难民区财务委员会直接与行商签订合同，并由日军宪兵部颁发“输入证”运入供给。但日方为了统制米粮，于3月17日难民区食粮“输入证”期满后，竟不予续发。以致2万哀黎被驱于饥饿线上，断食竟达4日之久，到处呈现凄惨之状。难民区负责人见情形严重，不得已向法租界当局求助，法方遂向日方严厉交涉，声称如不将米粮放行，法租界铁门将予关闭。日方为了“繁荣南巿”，只得做出让步，继续颁发“输入证”。难民区断食恐慌由此得以解决。
进入4月以后，为了统制来自徐家汇和浦东的货物，日伪当局在南市宁绍码头一带建立了“中央商场南市分场”，但由于交通不畅，招商活动极不顺利。日伪方面遂三番五次向法租界当局交涉，请求增开最近的十六铺铁门（今东门路临江北侧）。在千呼万唤之下，6月28日该门终于试行开启，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7时至11时。须知，此时的法租界当局已失去了与日军打交道的底气，因为就在6天前，即1940年6月22日法国已在欧战中失败，不得不向纳粹德国投降。面对德国的盟国日本，法国不再有平起平坐的资格。
至此，南市华法交界处近40道铁门中，已开启过了7道。通常情况下，各铁门于晨9时开放，晚8点关闭，仅新开河一处行人车辆通行可延至晚12点。由于典当街、东自来火街后来又告关闭，所以南市华法交界处实际上长期处于5道铁门（斜桥、南阳桥、新桥街、新开河、十六铺）可通的状态。
二/
开放乎？关闭乎？
自1940年6月28日法租界开启第7道铁门，至1943年7月30日汪伪政权宣布“收回”法租界,前后大约有3年多时间。其间从1941年10月8日晨起，新开河铁门关闭，而换之以老北门铁门（今人民路、河南南路口）的开放。考察这一时期的铁门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其一，由于涉及华、日、法、俄、越等多国籍人员，且是进出要道，所以铁门常常是各种事端和刑事案件的易发地。尤其是新桥街铁门，因临近南市九亩地烟窟，是毒贩的必经之地。以下随举几例：
其二，处于战乱时代和多事之秋，除加强戒备、严密盘查过门之人外，有时在大白天，已打开的铁门也常因各种社会、政治、刑事等突发事件而临时封闭，短则数小时，长则数天，甚至一周。封闭者既可能是铁门的所有者——法租界，亦可能是其对面的日伪当局，有时甚至是双方联合行动。以下亦举若干例：
铁门的临时关闭，突然阻断了交通，常给市民们带来极大的不便，有时甚至还会引发悲剧性的后果。例如，1940年7月18日至20日，各处铁门因“法电”工潮而连续关闭2天，南市居民欲往租界者不得不坐船假道浦东，因人数拥挤，摆渡费竟长了3倍。7月19日晨8时，在南市大码头，群众争先上船，3艘渡船因此倾覆，虽经设法救起多人，但仍溺毙了二三十人之多，造成了一大惨剧。再如，1941年5月24日以后铁门曾连续关闭数日，居于南市而工作在租界的市民，要么无法前往工作，要么下班后无法回家，这样的情况不下千百人，故铁门内外，终日人头挤挤，探视动静。尤其是南市的菜农因无法向租界运货，以致租界各菜场摊贩顿形减少，售价亦随之激增、尤以发芽豆、黄豆芽为最。又如，1941年7月31日至8月8日铁门连续关闭一周有余，南市食物由此大告缺乏，食米、大饼价格暴涨，蔬菜、猪肉来源断绝，居民叫苦不迭。8月5日凌晨，外滩12号汇丰大楼144号内甚至发生了一起大血案。该处是日商神户上海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宁波人钱德丰是该社司账。钱家居南市，因铁门关闭，只能暂住公司内，与练习生本地人曹文飞同铺。两人正在睡梦中，突遭潜入之歹徒丁氏兄弟的挥刀猛砍，结果血流满屋，一死一伤。顺便一提的是，自1940年11月起，法租界总巡捕房捐务处还巧立名目，征收所谓的“铁门通行捐”，“凡运货汽车，经过华法交界处须捐派司，捐额依据车照之半数缴付，已捐法车照，亦须再捐铁门捐，否则不能通过” ，上海市汽车运货商业同业公会下属诸会员遂以负担过重为由，多次呈文请求免除。
其三，由于部分铁门的开放，导致南市不同区域的商业恢复相差悬殊，兴旺者愈兴旺，而冷寂仍冷寂，厚彼薄此，无过于此。故这一时期各方要求续开乃至开放全部铁门的呼声日益强烈。1941年2月24日，益丰南货号等唐家湾一带数十家商号联名致函伪市长陈公博要求开放唐家湾一带铁门，内称：“惟该处附近铁门迄未开放，交通不便，行人稀少，界外之民虽知界内物品价廉，无奈该处铁门锁闭，只能望门暗叹。商民等所积之货物，无人售卖，亏本甚大。值此生活程度高涨之时，米价飞腾，所设之店营业一日所得尚不能糊口” ，因此要求陈公博与日、法当局交涉，开放唐家湾菜场附近铁门，以利营业。1942年7月间忽有传闻称，法租界准备开启所有铁门。大家正翘首以待之际，当局又以“租界治安及目下防疫诸问题”为由，予以延宕。1943年2月17日朱超然在《申报》第4版上发表了《普遍开放南市铁门》一文，颇有概况性，内称：
上海南市一带自经“八—三”事变之后，满目荒凉，十室九空。目下虽已逐渐恢复繁荣，但只限于老西门、九亩地一带，其它地段依然如乡村中之小市镇状态。
欲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任何南市居民均知之，即为华法交界区域（民国路）所筑铁门不普遍开放之故。因之民国路上迄今店门封锁，行人绝少，其萧条情形，为上海市内所罕见。
惟近十六铺之东门路、老北门口、新桥街口、南阳桥之老西门，及斜桥、徐家汇等处，因此处之交界铁门均已开放，故终日热闹，商市繁荣，一如租界。
窃思法租界当局之封闭交界处铁门，事变以来迄今将届六年，民众之千呼万求，要求普遍开放，至今犹未核准。近且变本加厉，自老北门口至新北门口之民国路沿法界一段，满堆污秽泥土，高达七八尺，绵延蜿长，竟如土山，用意何在，令人莫测。
当局之所以筑此界限者，在“八一三”当时因战事关系，为求租界安全。嗣后战事西移，则因租界与华界地位截然不同，此时不愿开放，尚有理由。但自大东亚战发生，及今日国府已正式参战以来，其租界与华界早已打成一片，法租界虽为例外，但精神上亦早已默契。故殊不应再有此不合理之封锁政策，以阻止南市之繁荣，亦即妨碍整个上海市区之复兴，南市三十万居民希望得一明白之解释。
3月1日，傅光毅在《上海》半月刊第59期上发表的《南市铁门开放问题》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旨趣，作者形象地描述了行路的不便，“贯通沪南区的法租界铁门，要求全部开放，那是本市民众的一致呼吁。假如家住着新北门，办公地点在四川路，本来只要一直走进天主堂街，便可直达，而因为新北门的铁门至今关闭，不能通过，不得不绕道老北门，打老北门的铁门进去，重新折向东行，必须多走一里路光景，才到目的地……”至4月底，再度传出了“有关当局，对于普遍开放之原则，则双方均已赞同”的消息，但直至7月30日百年上海法租界走向终结，这一传闻亦未变成现实。
《申报》1943年2月17日
三/
从开通廿四门到最后拆除
1943年7月30日，汪伪政权“收回”了上海法租界，沪市行政归于一统。法租界铁门的开启和拆除似乎已指日可待。先有传闻称，8月15日铁门将全部开启，门前各种障碍物亦将清理干净。但届时，伪警局又一次以“警力不足，地方治安犹未传全”为由，予以展缓。10月12日，南阳桥全夜开启，自此可午夜通行的铁门增加至2处，另一为老北门。是年底，沪南市民福利协会主任陈富康致函伪市长陈公博要求开放新北门（今人民路、四川南路口）和小东门（今人民路、方浜中路口东侧）两地铁门。
直至1944年3月初，伪上海市政府和伪市警局在获得了日军当局的允准后，才决定于3月10日上午6时起开启大部分铁门，“根据实地情形，除少数不必要铁门仍予闭塞外，其他铁门按交通需要定为全日开放及定时开放两种”。其详情见下表：
在上表涉及的原南市华法交界处36道铁门中，一般市民可自由出入的达到了24道，其中昼夜开放的已达7道。尽管仍有三分之一处在闭塞状态（显然已有意识地被间隔错开），但是“枷锁”毕竟已经松开，城市的身姿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市民们的交通和生活也方便了许多。
尽管如此，似乎仍有人对铁门的“好处”恋恋不舍，1945年4月间，伪泰山警分局鉴于“南市之铁门全部开放，窃犯逃窜较易，近三四月来窃案层出不已”，决定在“辖境四周遍设竹篱，里巷铁门准时关闭，并于各娱乐场所密布警探。一遇盗劫持，全区各路口同时封闭……”
南市原华法交界处铁门的最后拆除则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的事。是年10月21日，上海市工务局属员张子孚在致局长赵祖康的呈文中，宣称“租界当局装设铁栅，不但有碍交通，且更有失国体。现在租界业经废除，为肃清旧有思想，统一市区管理，并畅达交通，整饬观瞻起见，自宜及早予以拆除，以新耳目”。4天以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在致市工务局的公函中，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市工务局遂将此意见呈送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尽管后者的回复出人意料——“值此冬防期间，此项铁栅于警备上尚属必需，拟请一律暂行缓拆，藉维治安”，但市工务局还是在12月初获得了上海市长钱大钧下令拆除铁门的手令。
拆除工作具体是由工务局第2区第5工段承办的，从12月16日开始，最初由该段道工自拆，由于人手不够，自1946年1月2日以后又陆续雇佣了80名临时工相助，每日动工5班，至1月13日终告全部拆除。拆下的料件可见下表：
在拆下的370扇铁门中，除了被市工务局系统的结构处、徐家汇路柏油轧石工场、苏州路工场、虬江路工场、第8工段、第5工段等部门迅速领走了若干扇外，南市体育场、上海市博物馆等也获准派人领走了若干扇，用以建成自己场馆的铁门。还有一些铁料则被改制成手推车等器具。
顺便一提的是，1946年5月和8月，上海市工务局为了有利交通，又先后拆除了里马路、太平街交界口，里马路、南市大码头大街交界口，以及外马路、老白渡街交界口的3道铁门。与前述的租界铁门不同，它们位于原华界境内，是战时日伪方面建造的。
/
结 语
铁门廿载，在上海近现代城市史上无疑留下了多重的记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它无疑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自私自利、肆意妄为、侵犯中国主权的重要象征。这种情况不仅上海使然，汉口、天津等地租界亦莫如此。正如一位当年的市民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阐述：“铁门这东西表现的是种界限，在它之内外是两重天地两个主宰。这门一关，虽是亲骨肉也遭两厢割断，就是开着允许通行，若被怀疑轻者勒令抄靶子搜遍全身，重则扣下送巡捕房。这就是生活在殖民地里当三等公民的滋味。在敌伪统治下当亡国奴的苦楚。”不过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在“一二八”、“八一三”期间，面对最为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铁门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上海人民的一部分。
若从上海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虽然自开埠以后，上海形成了“两界三方”的分立格局，但通过长时期的磨合，彼此间也在商业营运、公共交通、工作休闲、生活品供应等方面构成了有机的结合，是一个大整体。然而，铁门的设立，尤其是突然关闭，对正常的城市生活是一个粗暴而强力的干预，好比是一个个“血栓”，阻止了城市血液的正常输送，各个器官不得不因此大受损害。在某种程度上，1946年拆除铁门，是继1912年拆除城墙后，上海城市又一次挣脱了强加在其身上的“枷锁”，全沪真正为之一统。
铁门——就象后来的柏林墙一样，标志着有内外之分，差异之别。在世界历史上，一座城市被人为地切割开来，可谓不乏其例。它或为民族、主权的原因，或为经济、文化的差异，又或为战争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尽管各有各的合理性，亦各有各的后果，但从城市发展所具有的趋同性和整体性的规律来看，它无疑具有临时和负面的性质。
今天，当我漫步人民路、西藏南路街头时，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想其中很少有人会知道那些曾经困扰了我们父辈和祖辈多年的“拦路虎”。铁门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了，但它却清晰地留在了老报纸和旧档案之中，这毕竟是沪上前辈们曾经每天必须面对的真实生活……
1946年原法租界铁门拆除后不久，有一位市民在目睹了旧址后写下了这样的感受：
最近，我当局将南市所有铁门，如数拆除，农历新年，我游历南市邑庙，对着曾装铁门的残基，呆呆发愣，想起了八年前，为了这铁门的阻挡，正有不少人受到巡捕的种种威胁，正有不少同胞不能逃出南市而葬送在炮火之中，这是法租界巡捕的伟大？抑是铁门的伟大？
这些过去的事，只好当它是故事，讲给下一代的孩子们听了。
（本文选自《上海学》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