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5-4 16:58
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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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风暴前夜：决裂1919
原创： 最爱君 最爱历史 今天
1
1919年新年刚过，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年的鲁迅，在北京买了套四合院。
这是一套含30个房间、“大得可以开运动会”的四合院，售价是3500大洋，然而对于月薪500大洋、堪称文人富豪的鲁迅来说，这不过是仅仅七个月的工资而已。这位刚在半年前的1918年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在文坛中声名鹊起的大文豪，对于1919年即将展开的时代风暴，还没有太多的敏感意识。
对于当时许多人来说，民国八年（1919），似乎又将是一个普通的年份。
相对于文豪鲁迅，邓.小.平（邓希贤）的父亲邓文明（邓绍昌），则为了300块大洋很是发愁。
这一年开春，邓文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去法国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尽管身为哥老会四川协兴码头分会的头领“掌旗大爷”，但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的邓文明思想开通，随后，他马上给自己当时只有14岁的长子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询问儿子是否愿意到法国留学。
在1919年初收到父亲邓文明的来信前，14岁的邓.小.平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四川广安，但邓文明决定要把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为此，邓文明回到四川广安卖掉了部分田地，还向岳父岳母和大舅子借了一些钱，好不容易才给儿子邓.小.平凑够了300块大洋的赴法留学的路费。
对此，妻子淡氏非常反对，她说，“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青年邓小平
但邓文明却觉得，这将是儿子改变命运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此，他极力鼓励儿子走出四川、走出中国。
他的直觉是对的。
1919年夏末，邓.小.平最终入读了重庆的留法预备学校，并开始学习法语和基本工业技术，1920年7月，就在赴法国留学前，他特地返回四川广安和父母亲告别。
当时，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和母亲淡氏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与儿子邓.小.平见的人生最后一面，他们都以为最多几年，就可以再见到儿子了，不料这竟是他们今生的永别。
1920年8月，邓.小.平和80多名同学一起，搭乘“吉庆”号邮轮起航出川，后又经上海转赴法国，当年10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了法国马赛，随后前往巴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被安排到位处法国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法语，而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正是同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在法国，邓.小.平开始形成了一个法国圈子，日后，他将和他的法国同学兼战友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人一起，在法国结下深厚的情谊，这些人，将极大改写此后100年的中国史。
2
而在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北漂青年毛.泽.东则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此前一年的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了北京。
日后，即将改写中国史的三个男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将与法国产生意外且深刻的关联。
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人生地不熟，为了谋生，他在恩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介绍下，进入了北大图书馆当起了图书管理员，月薪是8个银元。
钱很少，但更让毛.泽.东感觉失望的，是他这个在湖南最优秀的学生、公认的领袖人物，到了帝都北京，却在鱼潜入海一般寂寂无名，甚至只能干着管理员这种打杂的、无聊的角色，后来，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从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这段在帝都北漂的日子时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9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内心是失落的，当时，只比他大两岁的胡适，已经是北大的教授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比他大4岁的李大钊，也已是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而比毛.泽.东小4岁、日后的政治对手张国焘，此时也正在学生运动中日益声名显赫。
在19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毛.泽.东在当时的北大如此平凡，以致于他当时压根不知道还有毛.泽.东这么一号人物。
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去听他的课。胡适评论说，在作文方面，毛.泽.东很有特色。但另有一个传闻说，有次胡适上完课，毛.泽.东想向他提一个问题，但胡适拒绝了，因为毛不是他的正式学生。
对于一个从湖南到北京长见识的知识青年来说，帝都北京是一个如此陌生的存在，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北大师生相比，青年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感觉到了自己的平凡和渺小，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他决定，还是要离开帝都，返回故乡湖南谋发展。
3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一个月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也离开了北大。
短短两个月间，这两位先后脚离开北大的男人，即将掀起一场此后激烈改写现代中国史的革命风暴。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的陈独秀，从小生性倔强，小时候，每次被祖父痛打时，他都从来不会求饶和哭叫一声，对此，每次总是打得气喘吁吁的祖父就叹气说：
“这小子将来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将来不是虫，就变成龙。”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从而掀开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风暴前奏，1916年，慧眼识英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甚至主动帮陈独秀造假了一份学历，鼎力支持陈独秀当上了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陈独秀到任后，在北大文科鼎力推行“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的改革举措，这些在今天看来倒也算平常的改革举措，在当时却深深得罪了北大文科的众多教授。加上陈独秀个性倔强、锋芒毕露，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言论尖锐，这也使得他与许多北大教授的关系更加恶劣。
教授们在公事上捉不到陈独秀的把柄，于是就拿陈独秀的私德开刀。
当时，陈独秀很喜欢嫖娼，经常到当时北京著名的买春一条街“八大胡同”晃悠，就在出事前的1919年3月，有传言称陈独秀因为与妓女闹矛盾，甚至用手抓伤了妓女的下体，此事在北京也传为笑谈，于是，北大众多老派教授们，决定利用此机会大做文章，威胁北大校长蔡元培必须开除陈独秀。
尽管蔡元培力排众议引进陈独秀，但面对守旧派的激烈炮火，尤其是他们针对陈独秀私德的强烈攻击，蔡元培却难以抵挡，无奈下，1919年3月26日深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胡适等人一起集合开会，会上，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三人提出必须开除陈独秀，但蔡元培不愿意，最终只勉强同意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但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文科教授的头衔，以让陈独秀“体面”下台。
罢免决定出来后，虽然蔡元培竭力挽留，但生性狂傲的陈独秀却不甘受辱，在得知自己被罢免文科学长的当天就离开了北大。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不久，五四运动在浩瀚的群.众.运.动中爆发了。为了声援五四运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撰写了《北京市民宣言》，并要求北洋政府力保山东、外争国权，和罢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职务，陈独秀、李大钊为此还亲自跑到北京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地散发传单。
结果当天，陈独秀就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
就在被捕前，已有预感的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1879-1942）
被关押近三个月后，1919年9月，陈独秀才被朋友们保释出狱。从北大的愤然辞职，到被北洋政府逮捕，这也让原本就言论激烈的陈独秀，更加倾向寻求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最终，1920年2月，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陈独秀装扮成财主模样，跟着装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一起，乘着一辆带篷骡车从北京直奔天津，作为中.共建党之初最为重要的人物，“南陈北李”两个人此后携手，一起干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创业运动。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缺席的陈独秀，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被选举成为中.共.首任中央局书记。
对于当初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1919年3月26日的那场会议，陈独秀或许就不会从北大出走，思想也就不会那么“左倾”：
“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在胡适看来，1919年3月26日的那场会议，阴差阳错地让陈独秀走上了更加“左倾”的道路，并且无意中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政党，和一部即将改写中国的浩荡历史。
而胡适更加没想到的是，同样在1919年3月，那个他曾经拒绝回答其问题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也先陈独秀一步离开了北大。
这两个因为北大和胡适而产生交会的男人，此后将制造出最激烈的革命火花。
4
毛.泽.东和陈独秀先后离开北大一个多月后，由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风云浩荡的五四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但作为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第二天辞职不干了。
按照同为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回忆，1919年5月5日，就在五四运动刚刚拉开帷幕之时，“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傅斯年）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
傅斯年向来脾气火爆，并且也经常跟人打架，但在当时，傅斯年却对五四运动的走向感到担忧，由于受到胡适影响，傅斯年对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失控的局面感到忧虑，并且他当时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从北大毕业了，傅斯年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在他看来，因为打架斗气无意中退出五四运动，“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
作为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后人，傅斯年家族在文风本就浓厚的山东崇文重教，因此相对于自太平天国之乱后、通过战斗不断崛起、民风彪悍的湘系势力和湖南人，傅斯年更喜欢温和式的改革，因此在1919年6月底从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转身就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先后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6年，傅斯年回国后先是在广州中山大学当了三年文学教授，1929年，傅斯年又随自己一手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教授。
相对于因为五四运动而急剧崛起的学生政治明星张国焘，傅斯年的激流勇退，无意中成为了此后五四运动学.运.领.袖们的分水岭，在傅斯年之后，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此后，他们大多投身学术。
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王汎森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文中，将傅斯年的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在王汎森看来，在大时代的激荡中，激流勇退的傅斯年最终以学者的身份老死台湾，这是文化之幸，却也是分裂时代的一声叹息。
▲傅斯年（1896-1950）
与傅斯年不同，1919年5月4日参与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则在抗战时期，跟随汪精卫一起投降日本人做了汉奸，并官至汪伪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浙江省省长等高职。
当初正义凛然的五四学生领袖，最终个别人却蜕化成了汉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开出的巨大玩笑。
而张国焘则因为五四运动声名鹊起，此后还协助陈独秀和李大钊筹组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要联络人，1921年，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忙于公务无暇抽身，时年仅24岁的张国焘成为了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并逐步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1938年，张国焘脱党加入国民党，1949年后移居香港，1968年，张国焘移民加拿大，1979年，张国焘最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病逝，临终前，他改信了基督教。
与梅思平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却投降做了汉奸不同，在五四运动中被追打得声名狼藉的“赵家楼”主人，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却在抗战中守住了晚节，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被罢职，后来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终生愿做在野之民，尽管如此，他的家人还是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曹汝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由于受到父亲“卖国贼”恶名影响，没有一个同学愿意与之同座，这使得曹汝霖的儿子只能隔坐独桌，即使在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愿意理睬他。
历史跟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开起了玩笑，而蔡元培则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北大学生们喜欢玩政治的苗头。
对于五四运动的发起，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先是有20名学生被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支持下，1919年5月7日，20位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蔡元培带领着全校师生在北大红楼广场迎接被释放归来的20位学生，后来，被捕的学生之一许德珩回忆说，
“（蔡元培）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日多多的回忆，是值得我们办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
然而，北大的风气已经转变。
对此，后来也曾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而担心学生们过分热衷政治运动耽误学业的蔡元培，则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希望以此提醒学生们不要在政治的漩涡里越卷越深。
1919年7月，查毓瑛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忧虑的表示，早在五四运动开始前，北大学生就已经不认真读书，却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议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当时，一些北大学生尝到了学.生.运.动的甜头，裹挟着爱国运动胜利的余威，北大学生们动不动就搞请愿、闹独立，闹到后来，北大学生们甚至连宿舍分配等事务也不允许学校插手管理，一些北大学生甚至将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公开印在名片上进行派发。
对此蒋梦麟回忆说：五四运动后，北大一些学生“为成功之酒陶醉、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当时，学生们甚至取代学校，要求自己聘请或解聘教员，而学校考试如果要求严格一点，学生们立马就罢课反对；学生们甚至还要求北大应该资助学生们进行假期旅行、免费发给讲义。蒋梦麟说，五四运动后的北大学生，有明显的“好政治、好学运、好上街”的“三好”风气。
▲五四运动里的学生们
面对北大学生们越来越放肆的政治化倾向，向来谦谦君子的蔡元培最终也忍无可忍。
1922年10月，北大爆发了学生们要求免费发放讲义的“讲义费风波”，蔡元培对学生们终于从同情到了公开冲突，这位向来温和尔雅的君子，对于北大学生们喜欢玩政治、自由散漫的风气终于忍无可忍，当月，蔡元培再次提出辞职，随后，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也同日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对学生们忍无可忍的北大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北大校务一度瘫痪。
对此，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胡适回忆说，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一是迫使北京政府撤掉了三个亲日高级官员的职，二是迫使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和约上签字。但同时，五四运动也造成了一项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了。
胡适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初出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最终五四运动却走向了政治化，在胡适看来，这也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5
但1919年的中国，确实也难以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日本，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1919年5月，已经在日本留学待了一年半时间的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这并非是个别现象，当时，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纷纷决定提前回国参加五四运动。
周.恩.来的留日同学、南开中学校友马骏在描述当时留日学生的心理时说：
“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为了帮周.恩.来筹集回国的路费，周.恩.来的朋友甚至让妻子卖掉了戒指来资助周.恩.来，但路费还是不够，不得已，周.恩.来甚至连自己的书都卖掉了，最终，怀揣着30美元路费，周.恩.来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在回国前写的一首《雨后岚山》诗中，周.恩.来写道：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话说周.恩.来在赴日留学之初，就有革命化的倾向。
从1917年9月抵达日本后，周.恩.来就一直很少去学校上课，相反，他喜欢把时间花在政治会议，和到住处附近的一家有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学习，在日本，周.恩.来最喜欢的是阅读《资本论》，以及学习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主办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
▲青年周恩来
由于对日本的其他事物并不感兴趣，因此1971年在接待日本客人时，周.恩.来回忆说：
“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但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
在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中，周.恩.来最终西渡回国，1919年7月，周.恩.来率领几百名天津学生赶赴北京参加集.会，到当年9月，周.恩.来决定和大家一起创办《觉悟》杂志，在《觉悟》杂志的成立会议上，周.恩.来说：
“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改革，就要把那些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
在会议上，当时仅有15岁、正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邓颖超也站了起来讲话，怀揣着共同的革命理想，6年后的1925年，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20年1月，在一次爱国集会活动上，周.恩.来被警方逮捕，就在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当天，周.恩.来甚至在监狱中和被捕的同学们一起演了个小话剧，周.恩.来还扮演了地主如何压迫农民。
就在被关押7个多月后，1920年8月，周.恩.来最终被释放出狱，9月，周.恩.来进入了南开大学学习，并成为了《天津大学联合会报》的编辑，在天津法租界，他给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俄国教师谢尔盖·包列伏依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与共产国际的人员来往。
在觉悟社举行的年会上，周.恩.来专门从北京请来了李大钊，周.恩.来说：
“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而伟大的时代，最终通过“法国”这个名字，将许多重要人物关联在了一起。
就在邓.小.平赴法国后两个月，1920年11月，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在巴黎，周.恩.来将一本由德国人比尔用英文翻译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反复研读，并做满了旁注——对此后来外界评论说，当时，一位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回望1920年的这件即将改变中国的“琐事”，1920年代的世界史之复杂，也可见一斑。
也就是在法国，通过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的信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立三这些留学法国的中国学子们，最终结成了终生的革命同志情谊。
这一拨1919年的法国同学，将成为此后100年里，中国最显赫的朋友圈之一。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6
而与毛.泽.东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一样，1919年，蒋介石的日子，也过得不是很舒心。
1919年初，蒋介石正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扎福建，由于粤军和孙中山身边基本都是广东人，蒋介石这个浙江人很不受待见，处处受到排挤，对此脾气暴躁的蒋介石受不了鸟气，干脆决定请假回上海散散心。
尽管在上海的日子也有花天酒地，甚至与妓女们纠缠不清的时候，但在色欲情场中似乎有所醒悟的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1919年的中国走势。
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当时也是陈独秀的粉丝之一，到1919年，他经常翻看《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并且广泛阅读托尔斯泰《人生观》、《经济学原论》、《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新书。
五四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高度肯定说：
“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
而仔细研究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思想，会发现1919年32岁的蒋介石，真的很像一个左派青年，或者说，国G两党的话语体系，本来就是民国初期的时代特色：
“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指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劳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
▲1919年的蒋介石
然而，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甚至连蒋介石的精神导师孙中山也对新文化运动无条件接受时，蒋介石却始终保留着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思考：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在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考究日后，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是彻底打倒全盘否定、还是在批判中继承保留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也成为后来中国革命阵营两端思想决裂的根源之一。
所以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阳光的背后，也潜藏着日后动荡的阴影和种子。
而在日后，拿起枪杆子的书生们将证明，那些看似“日记强国”的书生意气和理论，事实上将如何深刻地影响此后100年的中国。
7
也就是在蒋介石远走上海的这一年，1919年10月，深感自己革命多年、却始终无甚成果的孙中山，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并在前面加上中国两个字，以表示区别于之前的国民党。
日后，这个政党也将影响中国100年，并延续至今。
此前，中华革命党由于要求入党人必须要摁手印、且存在必须效忠带头大哥等秘密结社性质，这也使得孙中山与革命元老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人一度濒临决裂。
但对于自己创立中国国民党的目的，1919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
从创立中国国民党、倡议国共合作，到此后联俄联共、兴办黄埔军校，孙中山从1919年开始的这些革新，日后也将剧烈地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
而在1919年3月离开北大，并南下上海、送别原来新民学会的同学赴法留学后，毛.泽.东却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往法国留学了，对此他说：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赴法勤工俭学）·······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从在帝都“北漂”，到决定放弃留学，毛.泽.东最终决定选择回归故乡留守国内，日后，他这个“土包子”出身的行动派，也将让他的众多“海归”同学为之震动。
随后，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找了一份历史教员的工作，尽管月薪只有4块银元，但毛.泽.东每个星期只需要上课6个小时，闲暇时间，他热衷于研究革命问题。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和邓中夏、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参与领导、策划长沙学校集体罢课，以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中的软弱妥协行为。
五四运动两个月后，1919年7月，由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正式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后来，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说：
“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此后，在陈独秀和李大钊这“南陈北李”两个灵魂人物的号召和发起下，1921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宣告成立。
就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作为当初新民学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创办人之一，1921年3月，毛.泽.东的好友萧瑜从法国回到国内，几个月后，在陪同毛.泽.东前往浙江嘉兴的一个夜晚，萧瑜对毛.泽.东说：
“像刘邦和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斗争，在耶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只是回答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
两个昔日的好友在理想上产生了鸿沟，对于更加专注学术的萧瑜来说，注重现实斗争和社会改造的毛.泽.东，已经是他难以理解的新型革命青年了。
但毛.泽.东对此并不介意。
在后来在国外出版的传记《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萧瑜回忆说，就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浙江嘉兴南湖会议期间，当时，萧瑜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和毛.泽.东一起住在同一个宾馆，那天晚上，毛.泽.东很晚才回到住处，撩开蚊帐后，毛.泽.东兴奋地对萧瑜说，他和许多同志一起，决定正式成立一个政党：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可能统治中国。”
萧瑜回忆说，他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毛.泽.东说的这些话，一直到28年后的1949年，他才猛地想起1921年，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浙江嘉兴聊过的天、说过的那些话。
时代风云巨变，那些拿起枪杆子的五四青年们，最终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开始了自己的征途。
一个伟大时代的决裂和奋斗，开始了。
参考文献：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智效民：《胡适与五四运动》
余伯流：《功是功，过是过：张国焘早期对建党的贡献》
李世弢：《五四运动中的张国焘：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陈铁健：《重读陈独秀：“终身反对派”》
卢毅：《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3期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出版社2015年版
李凡：《孙中山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张家康：《毛.泽.东的青少年记忆》
李蒙：《1949-1960历史点滴：毛.泽.东重整旧河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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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杨
全文读完只记住了鲁迅的四合院30间房，3500大洋，相当于7个月的工资。
琅琊楚狂
当十几二十岁的人尝到了权利的甜头，这是个危险的开始，很有可能祸国殃民，因为他们心智不成熟，虑事不周全，情绪化易冲动，是非观也不是正确，甚至还处于叛逆期，对父母都没多少感情，还好五四运动后学生还是学生，不然像多年后的红卫兵那样得多可怕！
鲁迅生活在那个年代很幸运啊，百年后年近花甲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终于靠着诺贝尔奖金，在北京郊区买了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