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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9-3-13 10:54

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

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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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
阳光天明雅读院  昨天










留在荒原上的坟
作者:张抗抗


离开鹤立河以后,农场的生活却常常在梦中出现。有时在课堂上听着老师讲课,不知不觉地就走了神,恍惚中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原来一个人8年的青春岁月,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眼前常常会隐隐的出现一片小树林,树林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积着厚雪,雪上飘落着一些枯叶。林中有几座孤零零的土坟,坟前插着一块块木牌子,就算是墓碑了。知青刚到农场时,听说那些低矮的土坟中,葬着老死北疆,遗体无法送回故乡去的“二劳改”,留在这里做了荒原的野鬼。



过了几年,那林中又添了几座新坟,新坟略高,照例插着木牌代替墓碑。每逢清明,坟前会出现几束野花,偶尔还有半截蜡烛,那是蜡烛被人点燃后,又被风刮灭的。



墓碑上的字工整清晰,写着:知青XXX之墓。没有亲属的名姓。



多年前,我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去祭奠那些永远遗失在黑土地上的知青战友。临别农场前,我很想再去看望他们一次,却终于没有去成。



葬在那里的几位知青,同我并不熟识。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并在心里一次次地咀嚼。那些悲惨的故事本来不应该发生——那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无情地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那个年代支付了昂贵的代价。



那个鹤岗知青死于我们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其他几个男生,坐在爬犁上,去场院打夜班拉稻草,脱粒后的稻草很宝贵,全指望它做一冬的燃料烧炕取暖。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那辆爬犁制作得其大无比,差不多有四辆卡车的面积,小伙子们都希望表现得好些,装车十分卖力,把爬犁上的稻草,装得像一座小山一样。如此巨大的爬犁,用牛用马是难以拉动的,所以,冬天拉爬犁,必须出动东方红拖拉机。他们用粗绳把整个爬犁上的稻草固定,然后一个个地都爬到了小山似的稻草顶部,趴着卧着,让拖拉机顺便也把他们拉回连队来。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的深夜,拖拉机行驶中的隆隆响声,人们互相说话都听不见。马力充足的拖拉机,拉着那一大堆稻草,在雪地上隆隆行走。后来有知青说,当时的情形很像是平地上移动着一座碉堡,或是一头怪兽。



夜已深,大家都困倦了,又累又乏,有人睡着了。那个男生也睡着了,他没有察觉到身下松软的稻草,正在拖拉机的震动中,慢慢地往一边塌陷下去。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忽然随着稻草的一角,往前坍塌倾倒下去。致命的死因是他的位置——他正处于拖拉机机头和爬犁中间的空档之中。当他滑到地上的那一刻,紧接着巨大的爬犁就压上了他的头颅。那是一根根粗壮的松树原木,加上速度和载重量,他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爬犁就从他身上碾压过去。等到同伴们发现草堆上少了一个人,拼命叫喊让拖拉机停车,那喊声却被风声被马达的轰鸣淹没,爬梨又拖着他的身体走了百十米,直到有人急得脱下了脚上的棉鞋,狠狠地扔到车篷顶上,那拖拉机手感觉情况异常而停车——那时,在风雪和黑暗中,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冰冷僵硬的尸体。



他默默地离去了,什么话都没有留下。在他死后的很长时间内,同连队的战友,都把他当做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一般来祭奠缅怀。



而那个温州知青却是由于打架而死。1968年、196年,各地的知青刚到农场的时候,携带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和武斗中残留的英雄豪气,再由于各自的生活习惯、语言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一条大炕上共同生活,自是矛盾百出。然后迅速分成了“杭州帮”、“宁波帮”、“鹤岗帮”、“哈尔滨帮”,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霸主”地位。有时为了一 管牙膏、一勺热水、一只袜子、一根头发,彼此都会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知青们动用了铁锹作为武器。一个知青抡起铁锹朝另一个知青头上劈过去,那个温州知青当即被砍破脑壳,脑浆进裂,砍下的头皮连着头发往下淌血,昏倒在地。后来,在送往场部医院的途中,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还有一位绰号叫“亚非拉”的杭州知青,我曾在场部招待所见过他。因一头黑发天然卷曲,皮肤微红,身材精悍,故得名。他的死是因为一条狗。据说“亚非拉”生性顽皮,擅长偷鸡摸狗。一次,他看中了一条无主的野狗,久闻狗肉“贼香”,决计要打了来吃。便找了几个人,穷追不舍,终是将那条狗当场处决。那狗眼看着已经躺在地上没了气息,他得意之下,伸手去拍狗的脑袋。



谁知那狗生命垂危之际尚有报仇的志向,竟然猛地张大嘴露出牙齿,挣扎着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流血不止。“亚非拉”并没当回事儿,草草包扎之后,吃完了香喷喷的狗肉,也就忘在了脑后。不料一个多月后,“亚非拉”突然得了急病,高烧不退,面红耳赤,滴水不进,而且见水就抽搐,嘴里发出怪声。速送场部医院后,诊断是“恐水症”,也即“狂犬病”。医生说若是被狗咬的当时就注射疫苗,尚可预防,但等“狂犬病”发病时就无药可医了。



连队战友们眼睁睁地看着“亚非拉”一周后痛苦不堪地死去。临死前,他告诉从杭州赶来的家人,说他还欠着某某人多少钱,让家人勿忘悉数还清,在场的人全体失声痛哭。



三分场杭州知青陈罡,为连队猪舍饲料库房救火,房屋坍塌,被埋于火中;另一位姓韩的杭州知青,是二分场的胶轮拖拉机手,1977年麦收时节,他开着拖拉机去镇上拉面,途中拖车的车轴突然断裂,车翻入路边深沟,车的方向盘顶在他的肚子上,主动脉破裂,血流满腹腔,不治身亡。



还有常见的传染病如出血热、肝炎、阑尾炎……夏季,有人拉痢疾拉得脱水,上厕所蹲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可能被误诊被感染,然后转化成经久不愈的慢性病而后并发症而后不治身亡。



还有因家境突变、因失恋、因遭人诬陷无处申诉的自杀者……



当那些同一列火车来的知青战友们,终于欢天喜地地踏上了返城的火车时,一些人却被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无垠的荒原和冰冷的寂寞之中,同肥沃的黑土地融为一体。当知青纷纷离去之后,那小树林的土坟上也许已经长满了青草,连清明时节的花圈也不会再有了;那未曾刷过油漆的木牌也许早已朽蚀,再也看不清上面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哪一年来自哪一个城市?曾就读于哪一所中学?



他们从未在“扎根信”上签过名,但惟有他们把“根”留在了北大荒。



我无法忘记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以小树林的形象出现的,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常想象着那些荒原的土坟上都长满了树,柞树和柳条子,歪歪扭扭的,不太像成材的树的样子,但它们仍然是一棵树。



30年过去了,在我们忙碌的日子里,那些留在心灵上的弹片,有时会麻木得感觉不到,有时会觉得它们已渐渐融化或脱落。但那些死去的知青战友,那些曾被弹片无情击中、击倒的人,总是像棵孱弱的树一样站在我面前,用它们的枝权和芒刺,时时触痛着我,拨动着我心灵上的那些弹片——使它们在夜深时发出铮铮响动,将我一次次地从睡梦和浑噩中惊醒。



我写下以上的文字,只为慰藉自己。而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却已无从赔付。



就让弹片嵌留在我们的体内,作为永久的戒尺,也罢。





二劳改
作者:张抗抗


60年代的合江地区境内,有鹤立河、梧桐河、笔架山、莲江口、香兰这5个劳改农场,都以种植水稻为主。“文革”开始后,这些农场从劳改局划归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原劳改农场就将大部分刑满就业人员,陆续遣散各地。我们到达时,原来就业人员居住的大宿舍都已腾空,整个大院进驻了几百名知青。我们到农场的第一年,顿顿吃的大米饭,是那些就业人员去年秋天收获的稻谷,产量颇丰。



但还有一些就业人员,由于老家已无亲人,由于子女和亲属拒绝收留,由于疾病等等原因,便要求继续留在这里,把农场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了。被批准留在农场的那些就业人员,各个分场都有几十个,大多具有农业、畜牧业或机械技术的丰富经验,分配到各个连队,正好用来指导知青从事生产。



他们大多是一些沉默寡言的人,年龄大约在30岁-50岁不等,各地的口音都有。他们的脸上终年没有笑容,恭恭敬敬、唯唯诺诺,低着头走路,弯着腰干活,躬着身子回答别人的问话,多一个字都没有。他们指导知青种地——打埂灌水播种除草收割脱谷,种菜养猪赶大车拉爬犁…他们多半是自己埋头做给知青看,从不说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应当”这样的话不是他们说的。



很少有人认真地留意他们干活的动作要领,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解。如果真的是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学会了农业劳动,岂不是变成接受“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再教育了吗?



这简直太荒唐太可笑了!知青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这个概念,从另个意义上说,就是犯罪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是牛鬼蛇神!他们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他们曾经犯下了滔天罪行,曾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成为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呢?在城里有走资派,有黑线的代表人物,有资本家国民党特务,要想革谁的命,一革一大串;而到了北大荒,到处都是转业官兵,是贫下中农,尤其这国营农场,连个地主富农都找不出来,真令人大大地扫兴。



但阶级斗争的弦决不能放松。年年月月日日每分每秒,都要牢记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些出身好、表现好、积极要求进步、高举着继续革命旗帜的知青干部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就是我们面前的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当然不能心慈手软。



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当他们企图“指导”生产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言听计从。我们重要的不是学习生产技术,而是高度警惕防备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若是让我们天晴了再撒化肥,我们就偏偏要在雨天把化肥撒下去;他们若是要将水田的水灌满,我们就偏偏要将水痛快地放掉;打药除草时他们若是要按1比10的剂量配制,我们就必须改成1比1或是1比100;割水稻时他们若是要求我们等稻穗低头、稻秆发黄了再开镰,我们就必须赶在第一场秋霜下来以后早早动手…



终于有了斗争的目标和对象,并非是假想的敌人而是千真万确的敌人。伟大领袖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人斗果然其乐无穷!我们绷紧了头脑中的阶级斗争之弦,箭在弦上,每时每刻都将射向靶心。我们因此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很快的各个连队都纷纷地抓到了那些“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企图破坏生产的罪证,把他们揪出来开批判会,口号声此起彼伏,连队枯燥的生活顿时很热闹了一阵。



那些看热闹的知青群众们,包括一些觉悟低出身坏的“落后分子”,虽说本来对阶级斗争什么的并不感兴趣,却忽然发现,虽说自己的处境不妙,可这地方竟然还有处境更不如自己的人。



本以为自己是落到了最底层的,没想到还有一个装满垃圾的地下室。也很令人振奋!



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你便可以尽情地藐视这些“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你可以大声呵斥他们、指使他们、差遣他们、戏弄他们;你可以把最脏最累的活儿推给他们去干;可以把自己的过失肆无忌惮地加在他们头上;可以对他们大肆骂脏话以泄心头无名之火;可以到他们的住处任意取用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是不敢反抗的;他们惟有低头认罪,甚至卑躬屈膝地讨好你们;他们对于各色人等所有的刁难和折磨,都只有逆来顺受。



没有人会指责你们的冷酷,没有人敢批评你们的轻狂,因为你们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因为你们是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还有人应当接受你们的再教育;虽然你们的政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但同他们相比,你们才会有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觉;当你们贬损着他们、诋毁着他们的时候,已往所受的一切不公都得到了补偿;你们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那种变相的奴役使你们产生快感和满足。



因此,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无论怎样苛刻、怎样无情,都是不为过的。这是阶级斗争觉悟的表现,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驱使,是革命的行动,是时代的必然。谁要是同情“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就是同情反革命!



由于“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这个称呼太长,叫起来太麻烦,知青们便加以提炼和改造,依照他们曾有过的身份,很精粹地将他们改称为“二劳改”。



“二劳改”又好叫又好记,还随时随地地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意味。“二劳改”的称呼传播速度很快,不胫而走,没过两个月,全场知青人人都一口一个“二劳改”如何如何了。



记得有一次刘主任下地参加劳动,回来的路上,和颜悦色地对几个知青说:“以后你们不要管人家叫‘二劳改’,他们虽然曾经犯过罪,但刑满释放后,就不是犯人了,这么叫不符合党的政策。



还有政策吗?政策是什么?没听说过。大家眼睛里一片茫然,都不吭声。



刘主任这番话,后来被一位知青干部作为“右倾”言论汇报给总场工作组。工作组的人不表态,从此.“二劳改”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一直使用到知青返城为止。



“二劳改”被正式确立以后,知青们面对“二劳改”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二劳改”们的“管教”。知青擢升为“管教”,阶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们在劳改农场日后的岁月里,极少有的一点点精神安慰。



“二劳改”的住处是和知青隔离的,他们一般都三三两两地分别住在场院、仓库、菜窖、大车队、窑地等偏僻的角落里。一所简陋的茅屋,一铺炕、一个水缸、一个灶,便可安身立命。在二分场东北部十几里地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盖着几间茅屋,人称“病号队”。专门收容那些年岁已高、体弱多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由农场单独管理他们的生活。他们中间还能动弹的人,每日编土篮子、养鸡种菜,直到终老病故。



“病号队”让人谈虎色变,有人说那儿集中了一些麻疯病人,有人说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堡垒。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愿意主动向堡垒出击。可见,阶级斗争也害怕麻疯病什么的。



我所在的菜园队,有三五个“二劳改”。他们无声无息地来去,一身黑色的衣裤大同小异,无论冬夏,一顶破旧的帽子遮住了他们的颜面,所以,我从来没有搞清过他们到底有几个人。每天早晨,我们出工到菜园,他们早已在那里埋头干活了;傍晚,我们收工时,他们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的劳动时间要比知青多三四个小时,但从不需要别人监督看管,早来晚走,天经地义。冬天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整天都呆在黑暗的菜窖里,靠着一盏微弱的马灯,弯腰收拾着白菜萝卜,手脚从不停歇,那张黄瘦的脸混在黑乎乎的土豆堆里,分不清人和土豆。他们偶尔站立起来,一动不动地就像菜窖里的一根根木桩子,投下一条条柱子似的黑影…



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嗳,你见过从前的奴隶没有?你看他们像不像奴隶?就像电影里那样的……”



慢慢的时间长了,也许是听李队长说的,也许是听老职工分配在菜园队的家属们说的,道听途说地知道了一些“二劳改”们的来龙去脉。在当年那个年龄,听得让人惊心动魄——



有个叫苏恭的“二劳改”,广东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官员,没有跑到台湾去,解放后就被判了刑送到黑龙江来了。刑满后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回广东老家去,就留在了农场;另一个高个子的东北老头儿,是个强奸犯,老婆同他离了婚,孤身一人,无家可归;还有一个中年人,老家在河南,听说在困难时期,3个孩子被饿死了两个,实在活不了了,就去偷了生产队的白薯。队长带人到他家里来搜,他死活不交,厮打起来。一怒之下,拿菜刀把队长砍伤了,被判了10年,送到了这里。他说黑龙江的日子比老家好过多了,能吃饱饭,每月还有四十几元钱的工资,可以往家寄钱养活老婆孩子;还有一个老右派,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当的右派,原单位把他开除了,城里没亲人回不去,就留在农场看水库。



这些“二劳改”每月的工资36-48元之间,比知青略高,省吃俭用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他们一般都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老家,或者攒下钱几年一次回老家去探亲。看上去,他们的生活比知青好过些。这真叫人有点忿忿不平!



不久后就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分场的通讯员贪污了“二劳改”们托他代办的汇款。邮电支局设在离二分场7公里外的七分场,通讯员每天去取一次邮件,顺便把分场里大家要寄的信件邮包和汇款带去办理。那个通讯员好像是个双鸭山知青,他发现“二劳改”隔三差五地常给家里寄钱,就动了邪念——那钱经过他手,并没有寄出去,而是让他给挪用了。他对“二劳改”撒谎说钱已汇出,但“二劳改”家里来信说钱并没有收到。



通讯员一次搪塞二次对付,“二劳改”跟他要汇款收据,他拿不出来。“二劳改”也是个较真儿的人,跑到七分场邮局去查询,查来查去,那事儿终于露了马脚。“二劳改”报告给了分场革委会,领导也不能不管,找那个知青谈话,问他的动机,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一个‘二劳改’嘛,阶级敌人也配有工资?我替他花了,是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为人民作贡献啊……



分场领导有些哭笑不得,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驳他才好。贪污归贪污,却也不能因为这点小错误,把“新生事物”判了刑去当“二劳改”。慎重研究一番之后,把那个通讯员免了,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事。



始料所不及的是,此事却给另一些知青以极大的启发:既然“二劳改”不配有工资,他们的钱不贪污白不贪污,应该让他们多多立功赎罪才是。



那年春节前夕,看水库的那个“二劳改”被人杀了。那个老头儿一直住在水库边上的一座土房里。水库离分场有十几里地,到了冬天,除了打鱼的人,极少有人到水库那儿去。老头儿一个人孤单,就养了一条狗做伴儿。事发那天,人们先发现了那条狗,那条狗在清晨突然出现在分场家属区,身上都是血迹,咬着人的裤腿就往大路上拽。人撵它不走,揍它不走,也不像往常那样狂吠,只是一个劲儿呜呜咽咽地哼哼。



有个职工认识那条狗,心里纳闷起来,就跟着它往路上走,那条路通往水库,人迹罕至,雪地都没有被车辙压过。没走多远,就看见路中央躺着一个人。一看,正是那个看水库的老头儿。老头儿浑身都是血,像是被人砍了许多刀,只剩下一口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职工赶紧回分场找保卫干事报案,一边找了一辆牛车,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他流血太多,到底没抢救过来,死在医务室里。临死前,保卫干事拼命地朝他吼着,问他是谁?他瞪着眼嚅动着嘴唇,只说了两个字:“知青“。



当我知道此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久,案情基本上真相大白了:临近春节,有两个浙江知青想要回家探亲,没钱,每个月32元钱的工资,都喝酒喝光了,连路费也凑不齐。两个人琢磨了几天,忽然就想到了那个“二劳改”。据他们自己交待说,起初只是想去“借点钱花”。那天晚上,两人摸黑寻到了水库边上,那条大狗冲着他们叫个不停,令人胆战心惊。



他们给老头儿带去了一瓶酒,老头儿以前见过他俩,也没防备。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俩就开口向老头儿“借钱”。老头儿说没钱,钱都寄回家了。两个人不信,翻了翻炕席,也没找着什么。正扫兴着,其中一个看见了老头儿手腕上的手表,是一块半新的上海表。于是,一个知青把另一个知青叫到外面撒尿,说那就只好抢了,抢来手表也能换钱。



另一个问,若是抢不下来咋整?一个说那就把他办了。另一个不敢,说那是犯法。一个冷笑着说你别忘了他是“二劳改”,他的命不值钱,杀了他也没人管,咱这是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个无话可说。两个人统一思想后进了屋,二话不说就动手抢劫。却一时忘了身后还有一条狗,那老头儿一声呼唤,狗便扑上来咬,咬得他们难以招架。那老头儿又死倔,拼死捍卫他的手表不松手,那块表掳得好不费劲。绝望中,其中一个人顺手抄起了水缸上的菜刀,把老头和狗砍伤,抢了手表就跑。当夜便跑出去40多里地,一口气跑到鹤立镇跳上了火车。



那块手表后来卖了58元钱,还不够他们回家的路费,是逃票扒火车走的。



他们曾以为那夜月黑风高,冰天雪地,没人会知道这事儿。等过完春节即使被人发现,黄花菜早就凉了,连个证据都找不着。却没想到那老头儿从昏迷中被他的狗唤醒,硬是忍痛从那土屋里爬了出来,沿着雪地上的路,一步一步地往分场方向爬。



那条狗在他的前面带路,走一段便回头去照应老头儿,老头儿昏死过去,那狗便将他唤醒,然后再接着一瘸一拐地往前拱…天快亮的时候,几乎就到了分场大院的边缘,老头儿实在是爬不动了,又一次昏了过去,那条狗才急得到家属区去拽人的裤腿儿…



那条白雪覆盖的路上,被画上了一条断断续续、弯弯曲曲的红线,是老头和狗留下的斑斑血迹。



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实的惨案。



由于老头儿拼死报案,此事被及时发现,破案就变得简单多了。各个连队点名一查,便知道那晚有谁夜不归宿,谁突然消失不见,然后连续几日不见踪影。场部立即派人到那两个知青的老家,将他俩缉拿归案。



据说审讯也是极其简单的,那两个知青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事后保卫干事摇着头嘟囔说:“他俩根本没当回事儿,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民除害呢……”



抢劫杀人的“知青”中,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另一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案犯不服,上诉的理由是:被杀者为“二劳改”,从阶级立场出发,案犯应被从轻发落。但上诉被驳回,上级“司法部门”认为“二劳改”也享有人生的权利,且没有阶级报复的证据。



临刑前,那个人依然从容自若,又似乎有些茫然委屈。为什么杀了“阶级敌人”,仍然会被判处死刑?他到死也没有明白。



并没有人教唆他这样做,也没有人直接指导他得理直气壮;他杀害“二劳改”的理由和胆量,也许从很久以前就被开始培养了。他从小受的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都为他提供了杀害“二劳改”的心理基础。时隔多年,我甚至再不忍心谴责那两个知青的残忍,因为那并非仅仅是他们法律观念的淡漠、法律常识的欠缺,也并非是青年人单纯盲目的暴力倾向,而是人性深处奴隶主基因的一次真实暴露。更由于整个社会中对人、对人权、对人性的漠视和误导,造成“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尊严被残酷践踏的惨烈后果。



“阶级敌人”就不再是人吗?曾经触犯刑法的犯罪分子,即使改邪归正,也再不能享有做人的权利了吗?



有没有人或是某个团体,有勇气宣称对此事负责?



我在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曾以此真实的素材为蓝本进行提炼加工,表述了知青对“人性”和“人权”的重新思考。小说发表后,遭到报刊的一系列批评,认为《白罂粟》带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倾向。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类若是不讲人性,莫非讲鬼性讲魔性讲妖性吗?即便是“二劳改”的那条狗,也还懂得捍卫主人的“人权”,连狗都通人性,“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把人类这一基本原则,让位给“资产阶级”?



时至今日,旧事重提,只为立此存照。



1982年我重返农场,已经极少见到当年的“二劳改”了。不知道他们最终仍是回了自己的家乡,还是终老病故,被葬于这片陌生的黑土地之下?也不知道那个饿急时偷了生产队白薯的男子,是否已得到平反?



我在一片油绿的瓜地地头上的一间简陋的窝棚门口,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认出那是当年在我们菜园队干过活的“二劳改”。他仍穿一身黑衣黑裤,坐在门前一根朽蚀了的原木上,手里捧着一头金黄色的向曰葵花盘。那花盘干瘪瘦小,似乎尚未完全成熟,他那青筋爆满的手背微微有些颤抖。他用颤抖的手指,将嫩生生的葵花籽一粒粒地从花盘中抠出来,然后小心地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起来。他吃得那么专心,以至于根本没有发现身后有人。



他就那样吃了很久,脖子上衰老的皱皮随之蠕动着,像一棵在风中摇曳的老树。



那是被风刮落的向日葵花盘吗?



过了好一会儿,他茫然地转过身来,稀稀拉拉的牙齿上挂着葵花籽新鲜的浆汁,混浊的目光无动于衷地扫过我身旁的吉普车,又呆滞地低下头,继续吃他的葵花籽了。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瞭望塔
作者:张抗抗


每次我们到场部办完事,从鹤立镇下火车,然后搭乘马车牛车或是胶轮拖拉机(也称“热特”),回二分场去,刚刚拐过那个名叫“守望”的村子,就能看见分场一角上那座高高的瞭望塔。



瞭望塔披风沐雨地伫立着,终日沉默不语,威严而又有些狰狞,恪尽职守地“监视”着我们这几百个知青。



瞭望塔是用几十根一人合抱粗的原木,交叉着搭架起来的。底部较宽,一层层依次往上收缩,最顶端一层,有个可以站三四个人的平台,还有一个小小的顶盖,是当年看守劳改犯的岗楼。十几年过去,那座木架已呈黑色,底部贴近泥土的木柱脚边,夏天的时候,会长出几丛褐色的蘑菇,北大荒人管那叫“狗尿台”。



它是分场里最高的建筑物了,在上面一定可以望得很远,至少能望见8里地以外的水库;有人说能望见鹤岗和佳木斯。



出于好奇,我一直很想爬到瞭望塔的顶上去看看。



但瞭望塔是禁止攀登的,领导说那是为了知青的安全。我们几个女生悄悄地商定,等农场放假没人管的时候,一定要设法去爬一爬。



可是,还没等我们真的去爬瞭望塔,却听说有人从瞭望塔上跳下来了。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们刚从土豆地里收工,走到分场的土墙那儿,就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往“大架子”那儿跑(大家都管瞭望塔叫“大架子”)。接着,看见分场的杨大夫和刘护士,也背着药箱往那儿跑。有个知青对我们喊道:“快去看啊,有人从‘大架子’上跳下来了!”



我的心猛地被抽紧,大家都纷纷跑散了,我却愣愣地留在原地不敢去看。从“文革”以后,凡是听说这类事,我总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回到宿舍,过了一会儿,去看热闹的人回来了,几个鹤岗的女知青说:“跳“大架子’的那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那儿不会动了,分场已经派了”热特“’往场部送,他肯定活不了了。”那人是她们的同学,名叫孙大军,鹤岗知青。她们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问她们孙大军为什么要跳“大架子”,都说不知道。



后来一些日子里,分场的知青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要去小卖店,就要路过那座瞭望塔,谁都绕着走。



慢慢就听连队的男生们说,孙大军要跳“大架子”,是早就“蓄谋已久”的了。



孙大军是大车队的马车老板,赶马车一把好手。但他的脾气特别暴躁,遇上马不老实不听话,他就用鞭子抽。一次,在地里拉麦秸,那驾辕的马又犯浑了,死活不走,还尥蹶子踢人,孙大军一怒之下,在地头就狠狠地教训起他的马来。他用鞭子抽马头,越打越来气,越打越来劲,一直打到那马趴下了还不肯住手。后来总算是把马车赶了回去,结果那匹马第二天就死了。



孙大军失手打死了马,心里很难过也很后悔。其实,他很喜欢当车老板,除了胶轮拖拉机以外,马车是农场最优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大鞭子一甩,车轮嘎嘎响,那感觉挺威风挺帅气的。再说车老板不用下地干活,装车卸车也不用他动手,整天坐在马车上哼着小曲溜溜达达、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的,还时不时地有人求着他给捎脚拉东西,买盒烟买瓶酒吃个饭捞点外快都是常事儿。



但孙大军给农场造成了经济损失,犯下了严重错误,这下子车老板怕是当不成了。领导让他写检讨,他写得痛哭流涕,说自己一定痛改前非,但求还能让他继续当车老板。车老板那个肥缺,自然是早就有许多眼红的人盯着,这回孙大军犯了事,不少想代替他的人,就恨不得往死里整他。于是,有的知青找领导说,孙大军家庭出身有问题,打死马是为了进行阶级报复。既然是阶级报复,光写检讨是不够的,还应当送场部蹲小号,应当处分、应当调出大车队,让他到农业连队去下大田才是。



孙大军果然被送到场部蹲了几天小号。回来后,把他调出大车队的处分决定刚刚宣布,他就一咬牙从“大架子”上跳了下来。



孙大军是个烈性子,他早就打算好了,若是不让他当车老板,他宁可死。



据说,那天他在“大架子”顶上站了好久,望着他的家乡鹤岗的方向,有人看见他扶着木柱子很伤心地哭了。风吹起他的头发,像一只被钩挂在树梢上的风筝。首先发现他跨出了“大架子”顶端的栏杆,站在了岗楼边缘的危险地带的是一个“二劳改”。那个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便在瞭望塔底下拼命地喊,说孩子你可别跳哇,千万别想不开,你还年轻,往哪走都有路啊…他声嘶力竭的喊声,引来了农场的干部和知青,许多人围着大架子,又喊又劝。但孙大军只是麻木不仁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如此僵持了好一会儿,保卫干事决定往“大架子”上攀爬,就在他快要登上瞭望塔顶的那一刻,孙大军忽然伸开双臂纵身一跃,像一只大鸟似的飞起来,然后迅速地坠落——在场的人都惊叫起来,有人冲过去试图能够接住他,他落地时那一记沉闷的碎裂声,湮没在人们惊恐的喊声中…



孙大军被送至场部医院急救,又被及时转到鹤岗医院治疗。也许是由于他落地时被那个“二劳改”用力地挡了一下,力量有所缓冲——孙大军严重受伤,却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他在鹤岗治疗休养了大半年后,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



我在第二年夏天见到孙大军的时候,他正在瞭望塔附近闲逛。由于药物和激素的作用,他变得又白又胖。人说他虽然捡了一条命,但脑子受了损伤,看人的眼光木呆呆的,说话也不大利索。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被病退回鹤岗去了。



孙大军经历了这番生死搏斗,却仍然还是当不成大车老板。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去爬“大架子”了。



几年以后,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们,一个个地离开了农场,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那座瞭望塔一直目送他们到再也望不见为止。



瞭望塔从此孤独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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