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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三次给胡风平反?

为什么要三次给胡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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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三次给胡风平反?

周正章  水煮历史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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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精华》2004年第11期
作者|周正章
原题《胡风的追悼会与三次平反》



1986年1月15日上午9时,胡风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礼堂前大凉棚下挂满的挽联在寒风中飘动,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大小客车络绎不绝。当有人看到礼堂大门上方悬挂的“胡风同志追悼会”横幅时,不由惊讶:胡风即使平反了,也应称“先生”啊!

其实,对此大惑不解的,不只是这一代人。究其根由,这大概与胡案改正的情况和胡案当初搞错的程度极不成比例不无关系。仅举一例可见一斑:当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小册子,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1955年6月第1版至1955年7月南京第4次印刷,累计数已达53.5万册;至于全国各地的印刷数,以及全国报刊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章和漫画,就不必统计了。

其实,更应大惑不解的是,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于1985年6月8日逝世,为什么经过7个多月时间才举行追悼会?胡案于1955年6月8日“做”成冤案后,为什么其平反却要历经三次(1980、1986、1988年),才最终彻底平反呢?胡风逝世是在6月8日(1985年),整整30年前后的两个“6月8日”何其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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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结束了25年牢狱之灾的胡风,被接到成都住下,恢复了自由。1980年3月,又由成都转到北京治病,先住北京友谊医院,后住进北医三院。

与此同时,海内外传媒对胡案平反均投以关注的目光。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奉命来到胡风病榻前,对胡风说:“我代表组织来看望你,向你报喜!50年代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来承担。这些年,你受了一些苦。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要安下心来养病。”接着,这两位在中国文坛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手寒暄了一阵,周扬又说:“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对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一直是跟党走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见晓山《片断的回忆》)

这就是说,周扬带来的中央平反文件,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

但胡风在众多友人的劝说下,尤其是考虑到这么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无辜牵连受害者急待平反的情势,决定不再坚持。为了受难的朋友,也不忍坚持。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这便是1980年胡案的第一次、还带着尾巴的平反。


2

自由后的胡风,一旦病愈就抓紧笔杆,出现了他一生最后6年的创作高潮,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学财富。

80年代初期,已有极少数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踏入胡风研究的“禁区”,我也是最初的“探禁者”之一。早在60年代中期,我趁一度养病的机会,静心研读了胡案立案的主要前提与依据,直觉除“图腾”一词犯忌之外,其余罪名根本不能成立,胡案确系冤案。这一认识,把儿时从一本出自中国著名漫画家之手的小人书中获得的“胡匪敌特”的印象,彻底洗尽涤清。但这充满风险的看法,只能偶尔与一二知己说说而已。

1985年3月,胡风写了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短文《我为什么写作》,4月间确诊患晚期贲门癌,生命危在旦夕。而1980年平反时留下的尾巴还没有解决。6月8日胡风于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不希望胡风蒙冤20多年之后,还带上这份有贬斥内容的悼词告别这个世界。这样就出现了僵持,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悼词风波,大陆传媒只字未提,只能从胡风挚友聂绀弩见诸报端的《悼胡风》一诗中觅得点滴消息:“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这年11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出〔85〕公二字50号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对胡风“历史问题”的不实之词。据此,有争议内容的悼词经反复修改,终于获得胡风家人的认可。随后通过举行追悼会首次公开为胡风平反,时间已跨过1986年的年头。修改后的悼词,不仅完全推倒许多不实之词,连“党的同路人”也弃而不用,而代之以“同志”两字。

1985年6月,惊悉胡风逝世消息后,我即给胡风夫人梅志、女儿张晓风发去唁函及挽联:

文奇绝,一石之下激起千重浪,五十春风波未得平息,叹前无古人;
人鲠直,群言堂上遭来万滴血,廿五秋冤屈始获昭雪,愿后无来者!



3

1986年1月初,我收到胡风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7个月。即与时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亦为胡风研究者的万同林商定,结伴赴京参加追悼会。

抵达北京后,我们即往胡风府上,将进电梯时,迎面遇上被人搀扶走出电梯的艾青,似刚从胡风家出来。拜见胡风家人,受到他们热情接待。在与梅志、张晓风交谈时,我发现梅志显得年轻,精神很好。还发现其长子张晓谷相貌与其父胡风惊人的酷肖,不过身材不及胡风高大,人很沉静稳重。老二张晓山,其实是大排行老三,“山”谐音“三”之意,曾是“胡风儿子考上大学”风行全国的新闻人物。晓风是居间的女公子,兼着胡风的秘书,热情而好客,是对外联络的枢纽人物,现在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这就是经历过家破人亡而劫后余生的一个文人家庭。

来人不断,我们与梅志先生合影一帧后即告退。我们又抓紧时间拜访胡风生前最看好的、落难尤深且重的路翎先生。环顾室内,一股落寞之感油然而生,这里与胡风住处被誉为部长楼的高层建筑迥然不同。坐待片刻,路翎从医院取药回来,精神尚健。我们分别与路翎先生合影照片各一帧。

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参加胡风追悼会的、当年被打成“胡风集团”成员的有:上海的贾植芳、任敏、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因出国未来)夫人杨友梅;杭州的冀访;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安徽的张禹;宁夏的罗飞;广东的朱谷怀夫妇;宁波的孙钿;西安的胡征;武汉的曾卓等。

我们和劫难之后的文坛著名人物一见如故,笔者在与他们交流之余端详着在座诸公。贾植芳在印象里应该是个大个子,实际是位短小而慈祥的长者,语言诙谐、利落而睿智;何满子语言不多而神采飘逸;曾卓是个热情而潇洒、可亲可近的老人。那几年他的诗歌频频获奖,武汉市民间便流传:“嘿,这个曾卓肯定是个高干子弟!”现在这位当年的耄耋诗翁的“高干子弟”已驾鹤西去,留下那株“悬崖边的树”还在风中摇曳。记得那天诗人胡征讲到激动处,怒不可遏,满脸涨红,声震屋宇,离座而起,这位从延河边走来的军人,似乎挟带着西北风的呼啸……

开追悼会那天,我与万同林从中国佛教协会住处,赶到上园饭店与他们会合,一道乘大客车前往八宝山。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参加追悼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当年胡风“三十万言书”正是交他转呈最高当局的。送花圈的有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等,花圈摆满了礼堂的两侧。文学界著名人士有艾青、曹禺、萧军、唐弢、陈荒煤、王朝闻、冯牧、唐达成、韦君宜等,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胡风生前友好及其他人士,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悼词由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宣读,肯定了胡风的一生:

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他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平反后,他更加焕发革命青春,对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坚持写作,赞颂党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回忆和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无论如何,胡风同志对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功绩,应当给予肯定;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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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6号文件,决定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

一、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理由:这是胡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应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一起考虑,如此指责不符合他的本意。

二、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理由: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对历史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

三、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理由: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

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距1955年错立此案已有33年之久,离胡风逝世也有3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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