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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8-9-20 20:03

1968年,上海110万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在北站始发

1968年,上海110万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在北站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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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尚龙:1968年,上海110万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在北站始发

原创: 马尚龙  大上海小龙弄  今天
50年前的9月份,上海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北站始发。
当年占据着上海近1100万人口十分之一的110万上海学生,绝大部分是从北站告别家人的。才十七八岁的年纪,甚至更小,就这么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去了云南,去了内蒙古,去了江西安徽……

文革时期,全国上山下乡知青1700万,上海110万

上山下乡110万学生这一个数字之巨,已经令人惊诧,更何况,这110万学生所衍生的,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兄弟姐妹……1987年上海甲肝爆发,1200万上海人中有30万人“中枪”,全上海业已人人自危,家家恐慌,可以想象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上海人带来的心理和感情冲击。上海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子女轮到上山下乡,甚至有很多家庭去上山下乡的子女还不止一个。

那一个时期,北站成为了上海人的送别之地,伤心之地。

我就曾在北站送别过自己的两个姐姐去上山下乡,在彭浦火车站为另一个哥哥送行。印象最深则是1968年9月在北站为大姐阿姐去黑龙江送别。
习惯上,我是称大姐为阿姐的。阿姐不是老大,却是家里最早毕业、第一个从家里孤单单出远门的。
当学校革命委员会敲锣打鼓到弄堂,在门口贴上了光荣榜时,弄堂里也是围观的。光荣榜“抬头”很硬:“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宾团”,围观者有人说,要是把“生产建设宾团”几个字去掉就好了。这才是击中要害的问题:不是去参军,而是去务农,好在兵团是有工资的,还蛮高,32元。

户籍对于上海人来说,几乎像命一样的重要,户籍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和当时很多同学不愿意去农村不一样,阿姐是自己坚决要求去黑龙江的。阿姐还是沉浸在终于被批准“誓把北大荒变北大仓”的激动之中。用“少年不知愁滋味”来形容阿姐老三届一代,最恰当不过了。
“愁滋味”只有父母知道。女儿18岁不到,孤身一人要去远方,父母亲怎能放心得下?心里很不好受,却不能说出来。可以为女儿做的事情,只能是帮她准备好炒米粉、糖果、肥皂、牙膏这种最基本生活物品,并且每天都在叮嘱关照女儿到了黑龙江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一定要注意冷暖。其实黑龙江到底有多少冷,父母亲也没经历过。
阿姐要去派出所迁户口,父母亲是舍不得把户口簿拿出来的。阿姐从派出所回家,父母亲翻开户口簿,翻到女儿的这一页,长方形红印,触目惊心的两个字:“迁出”,还有两条粗鲁的划线,算是作废的意思。我至今还记得母亲长叹一声:不做上海人,要做东北人了,赛过是闯关东。户籍对于上海人来说,几乎像命一样的重要,户籍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小时候我不知道闯关东的意思,以为是勇敢,后来才知道闯关东说的是山东人,在山东混不下去了,就去东北闯荡。上海人怎么也会落得像闯关东的山东人?

回想起来,凡是戴大红花的,都是苦主

送别这一天到了。
阿姐是去区政府门口集中,有专车送到北站,那专车还在车头上扎了大红花的。全家人则是坐了5路有轨电车去北站。好在区政府在重庆南路,5路电车车站也在重庆南路,差不多就在区政府门口了
在北站站台上,送别开始进入到以分计算的倒计时。站台柱子上挂着圆形钟,秒针一秒一秒地兜圈子。
站台上方横幅一条一条挂了,红布黄字,皆是有关上山下乡的革命口号,站台大喇叭则是循环播放着那时候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五十年过后,我还能完整唱下来。
革命红色年代的上山下乡,倒也是充满了仪式感。

去北站的路上,夹道欢送,送走了,指标完成了




站台边停靠了那一趟即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是名副其实的直达专列:只有去黑龙江兵团的学生,而没有其他散客。连那一张火车票也是特制的,叫做“上海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集体乘车证”,上方还印着“最高指示”。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站台上的这一刻,只有上海人,只有上海的很多家人家在为亲人送别。有多少家?我做过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绿皮火车车厢通常有108个座位(当然是硬席,怎么可能是卧铺!),有15节车厢——这一趟专列将带着1680名十七八岁的孩子,远离父母亲人,远离上海。1680个家庭在这个站台上送别。

知青专列不需要火车票,集体乘车证代表了去向


母亲没有去北站,既可能是站台票不够,更有可能是母亲硬不了去火车站母亲送别女儿的心肠。
一家人先上车,找好了座位,把行李塞到行李架上。而后每一家人家都是为了一小团。在围着的一团里,主角很显眼也不乏神气,因为都穿了军装,是统一发下来的,只是没有帽徽和领章。隔了即使年之后看军装照,必须由衷这么说,阿姐很好看的。


阿姐和同去黑龙江的同学钟意珊。穿了军装,是统一发下来的,只是没有帽徽和领章。隔了即使年之后看军装照,必须由衷这么说,阿姐很好看的。摄影:我的大哥马尚贤

阿姐听着父亲的叮嘱,和兄弟姐妹、还有几个也来送行的同学谈笑。或许大家都是生活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年代,并没有伤感的离别话语,反而有那么点豪迈的气韵。
站台喇叭开始广播,催促“兵团战士”抓紧上车。站台前方有一节火车头向列车徐徐靠近,靠近,听得“哐当”一声,也见得列车明显地震动。这是火车头和列车接上了。蒸汽机车头的烟雾弥散而来。也是在催促了。
阿姐和“战友们”上火车了,到了自己座位的窗口,探出了头,伸出了手,还手持军帽挥了挥手。大哥马尚贤抓拍了这一个镜头。很多年后,这一张照片在黑龙江知青网上疯狂“网红”。我的大哥却已经是故人。

和薛熊智等同学告别,那时候不叫闺蜜,姐妹淘的,只叫同学。摄影:我的大哥马尚贤


果说挥手告别是高潮,那么高潮之后,空气突然凝重了,什么话语也没有了。自古伤情多离别,不仅是千古绝句,也是人情人性常理。
在默默无语之际,传来了铃声,还有两分钟,火车就要开了。
《新闻晨报》名记者顾筝采访我后,写了一篇大文章,我将最后两分钟的北站站台告别,留给了顾筝的原文——
马尚龙的家人们都伸出自己的手,去和阿姐握别。
“阿姐哭了,她很伤心,我们也很伤心。”站台上呜咽之声甚至超过了刺耳的铃声。
哐当哐当,火车开动了。那时候的蒸汽火车启动很慢,送别的家人就跟着火车往前跑。
一直跑到站台尽头,才停下来。但他们的视线,还是盯着火车,直到火车转弯,看不见。
站台上上万的送别者都不肯散去,互相交流着,过了很久,才渐渐离开。
那一年,马尚龙才12岁。这幕送别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当时会有上万人,但其他人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我跟着火车跑,火车上站台上似乎只有我和阿姐。”
对于每个送别的人来说,都会陷于自己和远行者单向的情感中,站台就成了自己一个人的站台。


110万背井离乡的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重复着离愁别绪。这一个离别之地,就是北站的站台

上万送别者拥挤在同一个站台,上万送别者只在乎自己的送别。而后,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
全中国人口之密是上海,全中国上山下乡学生之多是上海。110万背井离乡的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重复着离愁别绪。
这一个离别之地,就是北站了。

在送阿姐去黑龙江的第二年,我的三哥也去了黑龙江,却是和阿姐的黑龙江相差“十万八千里”,并且也不再是是从北站出发了。
在北郊站送别三哥的感觉很差,没有站台,也没有那一个圆形的钟,没有仪式感。火车开了,因为脚踩了路基碎石,也不能跟着跑几步,唯有送别的哭声在北郊的旷野回荡得很久。50年前的北郊站,还真是蛮“郊”的。

我的三个马尚俊1969年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从在北郊站(彭浦火车站)出发的

一年之后,我又在北站为我的小阿姐送行,她去安徽插队落户了。重回北站送行,原先的仪式感也没有了,插队落户属于“散户”,也享受不到“专列”的待遇了,就是跟着某一次火车去了蚌埠,然后坐长途汽车,最后还要坐拖拉机和板车才进村。
那几年,一直在送别。等到我自己为人父之后,才知道,儿女少小背井离乡,且又是在文革时期,对于父母来说,伤痛有多深。无奈无望,且又无法替代。
三年过后的1971年10月,我又去北站,不是送,是去接。阿姐回上海探亲了。生产建设兵团是部队做派,满三年方可享受探亲。当年人都老实本分,也没有钱,如果请事假回来要扣工资,还有,56次上海哈尔滨的单程硬席车票30.80元,是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只能实实足足在黑龙江耗着。

没有了知青上山下乡,北站冷清了许多


几个子女都是约好了一起探亲,在文革后期的生活条件下,家里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准备的。父母亲做了一个决定,家里的墙壁重新粉刷一下,由原来印花的淡黄焕然一新为淡绿。
《新闻晨报》名记者顾筝记录了对我的采访——
    送别伤感,远行归来更是一场情感上的牵扯。
站台上,马尚龙接过阿姐手中的行李,说:“阿姐,你回来了。”
“我们小孩子不懂表达什么情感。我只是注意到,阿姐头发枯黄了,手指甲也不平润了。”
“拿着行李坐公交车回到家。那时我家住在四楼,楼梯是一圈圈绕上去的。走到最后一圈,还有12格阶梯,阿姐抬头一看,母亲在上面楼梯口等着她。
“‘姆妈!’,阿姐一叫出声就哭了。楼梯一格格走上去,眼泪一串串落下来。母亲也是泣不成声了。”
回忆到这一幕,马尚龙有点动情。

后来,在外地的哥哥姐姐相继探亲,北站接送是一定的。我也由此积累了接送的成功之道,怎样去买站台票,怎样去抢行李架……
1977年,阿姐办病退回上海。那次去北站接到阿姐,我说:“阿姐,这是最后一次来接你了。”

我相信,这就是110万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缩影,就是上海110万个家庭的经历,就是北站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站台呜咽。上海人对北站的感情也就此记在了心里。

北站是上海人自己的火车站。
1987年,上海终于造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火车站,取代了原来的北站。好白相了,上海人既不叫它上海站,也不叫它原址东站,只是叫它“新客站”。上海人的心理上,恐怕“上海站”的名字,只能是北站的,北站可以不用这一个大名,但是别人是不配用这个名字的。没有任何人暗中联络串联,“新客站”就这么叫了下来,一直叫到现在,且上海又增添过南站和虹桥火车站,“新客站”早就是一部老机器,一点点新的印记也没有了,不过上海人还是叫它“新客站”。这就像一个女孩子嫁到一家人家,人们叫她“新娘子”,就那么一直叫了下去。”。


上海人只叫它新客站,不叫它上海站的,上海站是北站的名字

上海人从来没有要冷落过新客站,他的设施在当年也算是一流的。但是新客站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离愁别绪,就没有了北站的感情承载,就没有了上海110万个家庭的刻骨铭心。
也是有了新客站之后,民工潮急剧涨潮,旅游热迅速升温。北站没碰到过的事情,新客站都碰到了。新客站成为了推广普通话的最前方,也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火车站。
除了上山下乡,也有北站碰到过的事情新客站没有碰到过的。以前的北站,听来听去都是上海话,撞来撞去的都是上海人,站台上卖茶叶蛋小贩也是上海人,哪怕夹着些苏北口音——北站,那就是上海人的火车站。


50年前去东北年方17,半个世纪匆匆过迎来70。此文献给我的阿姐“70大寿”。


马尚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编审。
上海黄浦区明复图书馆理事长。
“马尚龙海派文化工作室”总监。
著作主要分为三个系列,分别是《幽默应笑我》《与名人同窗》等杂文系列,《上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上海女人》《上海男人》等上海系列,《卷手语》《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等随笔系列 。

即将出版“上海系列”之三——《上海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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