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6-11 17:16
美国政治之根：川普背后的千禧年主义
美国政治之根：川普背后的千禧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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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之根：川普背后的千禧年主义
96 李晋马丽 D7963b5c 84d4 4ec7 a121 3a81d084a3eb 关注
2017.12.07 09:55* 字数 6368 阅读 1242评论 1喜欢 7
图片发自简书App
按：这篇文章有三个版本，英文版是关于政治神学发表在Voegelinview 2018 [url]https://voegelinview.com/8427-2/[/url]，中文的一个版发表在《宗教与法治》2017夏季刊，这篇大众版是香港媒体《超讯》2017年7月号。从这篇文章可以提供一个理解美国政治动机的宗教视角。
川普政治让基督教再次重彩进入美国政治生活的公共视野，不仅借着他内阁成员积极表达出的基督教信仰，也借着“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所传出的历史回音，就是一种与殖民历史和基督教有关的美国中心主义。与欧洲甚至加拿大社会相比，美国社会和政治与基督教信仰（特别是新教传统）有一种更亲和的关系，这都源自早期美国社会的新教信仰基础。若要理解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身份，都需要追溯这段时期新教的对社会的影响。
在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研究中，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经典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在西方产生出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韦伯考察的是清教徒（加尔文宗新教基督徒）在早期美国社会的角色。在他看来，其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新教教派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呼召感。具体说就是，新教徒（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普遍生活在一种焦虑中，这焦虑来自于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按预定论教义被拣选。为消解这一焦虑，他们需要通过经过此世简朴禁欲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呼召，来证明他们是蒙拣选的、有上帝恩典同在的人。韦伯继而推论说，这些加尔文宗的新教徒因此肯定财富和实业，鼓励勤奋理性计算，逐渐带来一种“未料后果”，就是理性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形。
韦伯热衷于研究新教（尽管他自己不曾归信）是源自他的家庭出身。这位法学博士曾有一个作牧师的祖父，影响到韦伯的母亲，尤其信仰虔诚。她曾因看到儿子大学时期颓废放纵而扇过韦伯一个耳光。新教信仰对于韦伯，一直因对母亲的敬重而烙印颇深。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韦伯加入了两份新教报纸的编辑部。在与新教人士的摩肩擦踵中，韦伯更多获得了一些神学思想，为他这部《新教伦理》的写作提供了重要思路。
另一位考察新教主义对早期美国社会之影响的学者是法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这位法国贵族出身、信仰天主教的年轻人，曾经在自己亲戚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决之后，萌发出要访问新大陆美国的好奇想法。靠贵族身份，他获得法国政府一份官方介绍信，说托克维尔是带着访问美国监狱系统的任务去的。三个月的旅行，让托克维尔写成了一本影响后世直到如今的《美国的民主》（我们更愿意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托克维尔是以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民主）。他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写到，新教为美国社会和民主共和制带来强大的塑造力，不仅“调节民德（mores），而且其影响力甚至延展到人们的智性上。”他特别强调乡镇自治和教会作为中层组织（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是政教分离的根基。
很可惜的是，不论是韦伯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崛起，还是托克维尔在解释美国共和制度雏形时，都与一个重要思想变量擦肩而过。假如我们可以时光穿越，回到新英格兰地区人们的谈话和生活中，就会发现，当时的清教徒们都普遍接受一种千禧年主义作为动力，就是为千禧年预言的基督再来和上帝的国做预备，才要建立一套与之相应的伦理和社会秩序，在各种职业中积极促进社会繁荣。这种使命感表现在经济活动上的勤奋简朴和政治制度设计上秉持公义和分权。从历史文献来看，在这一时期，关于末世论和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大范围地影响着早期美国的清教徒们，而且被用来指导制定政策和法律。从神学家们的讨论和著作、清教徒在前往新大陆之前对自己使命的讨论和祷告的文献，以及传道人公开的宣讲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行动来看，一种被千禧年主义所驱动的积极入世和改良世界的精神，在早期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这种千禧年主义一直塑造着美国的神学、社会和政治。
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通常指基督徒对圣经《启示录》20:1-7节所持的理解。在基督教神学中有至少两种千禧年主义：其一是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 认为在基督再来之前，圣徒将统治一千年（Millennium），世界在此期间是千年和平的黄金盛世，之后基督再来进行审判；其二是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 认为基督在千禧年之前来统治一千年。 在美国历史早期，这两种千禧年主义都同时影响和塑造着美国社会。按照历史学家、研究清教徒思想家爱德华兹的权威学者马斯登（George Marsden）的观点，后千禧年主义是美国早期的主要社会推动力之一。
其实早在英格兰的内战时期一开始，清教徒们就被一种千禧年主义所影响，并且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美洲大陆。在克伦威尔时期，清教徒在克伦威尔的保护下，发表了大量的神学论著，是关于千禧年和圣徒治理的。他们中间的代表作者包括约翰.欧文（John Owen）、约瑟斐.卡若（Josephy Caryl）、约翰.豪（John Howe）、腓利.奈（Philip Nye）等。按照政治学者桑多兹（Ellis Sandoz）的看法，对这一时期的基督徒而言，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活在圣经启示已经完成的时代中，就等千禧年来临。 历史学家霍里腓得（E. Holifield） 指出，“在早期殖民地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是神学家们主导了思想领域…直到美国革命爆发的前夜，神学家都在美国印刷文化上占据了独有的权威地位。”而正是因为这些神学观点的影响，在18世纪后，后千禧年主义在美国被普罗大众广泛接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伯命题有一定道理，因为清教徒们的确有一种很强烈的呼召感或蒙召感。正如学者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在清教徒参与社会秩序的观念中，“呼召“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呼召”一方面让清教徒成为激进的社会批判者，另一方面又让他们积极进入世界，要让世界成为门徒操练的场所。历史学者摩根（Edmund S. Morgan）提出，对于清教徒的时代而言，在出版著作、讲道和日常生活中，这群清教徒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呼召”。但是同时，韦伯命题的“呼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但千禧年主义的呼召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层面：他们都想要协力在一个新世界中生活、预备迎接千禧年的来临。
我们需要借助史料来认识到清教徒当时的历史处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对这些早期殖民地的清教徒来说，从英格兰到美洲，就意味着从一个旧的世界中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中。人们普遍相信，他们和旧约时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从旷野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作为上帝立约的百姓，他们要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这给他们带来希望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些清教徒们认为，这个新世界的信仰和政治应该是统一在一起的。正如马萨诸塞地方长官的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1588-1649）在1630年的一次讲道中所说的，教会和社会必须联合在一起服侍将要来临的基督。他强调说，在这个新殖民地，基督徒应拥有新的目标，那就是要去建立彰显上帝荣耀的社会秩序；而且，他们目前所在的新世界是承担着上帝的使命，作为“山上之城”，向世人展现出来。这个“山上之城”的隐喻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至今仍频繁出现在美国政治人物的常用辞藻中。
在1639年1月14日，新英格兰地区的三个镇[温莎（Windsor），哈特福德（ Hartford）和韦琴斯菲尔德（Wethersfield）]共同发表被认为是第一个美国的成文宪法（the first written constitution）《康涅狄格基本秩序》（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这一条例从开篇就指出，新世界的公共法律和秩序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和命令来执行。
“我们知道，不论人们在何处聚集，上帝的道都要求有一个有序、正直的政府，来维护和平与联合，好让这些聚集在所有情况下都成为按照上帝要求、有秩序和免于扰乱的的。因此，我们自己连结成为一个公共政府或共和制；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与我们一起，进入联邦制，来聚集、维护和推动我们主耶稣之福音的纯洁和自由，就是我们现在所宣信的，也是教会所宣告的，按我们当中所实践的福音真理而行。也在于我们的民事事务，可以由这些已经制定、订立和宣布的法律、规则、秩序和条例引导和治理。”
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在《政治思想史第七卷》中指出，这一条例有别于殖民政府所创建的第一套成文的章程，因此时联邦的本质仍是指教会。新大陆的开拓者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异象（Vision），这点正是源于他们在宗教上出于末世危机的紧张感产生出千禧年主义的回应。
这种千禧年主义不仅激发了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一个好社会、作为山上之城榜样的做法，也影响到他们怎样对待其他族群的宣教态度。例如，著名的宣教士约翰.艾利亚特（John Eliot, 1604-1690）也是一位千禧年主义者，他深受英国神学家托马斯.布莱特曼（Thomas Brightman）的影响。在1660年之前，艾利亚特坚信，美洲印第安人是以色列人失落的一支部落，而因为千禧年主义的激励，他认为这些印第安人的归信和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有密切的联系，于是开始在殖民地建立印第安教会的宣教事工并且开始发明印第安人的文字以及翻译《圣经》的工作。同时，他的千禧年主义观点也让他认为必须要废除一些印第安人的不平制度，如一夫多妻制等。在宣教的同时，他也致力于改良印第安人的社会秩序推行“文明”规则，这些都是受他千禧年主义观点的影响。如哈佛历史学者霍尔（David Hall）指出，“这些规则都是源自这一信念，即‘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是并行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在当时并非是艾利亚特所独有的。” 的确，关于对犹太人归信潮和上帝国即将来临的盼望，在当时并非个别神学家和牧师的观点。恰恰相反，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人们普遍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例如，在新英格兰地区具有影响力的英国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的讲道中，他也不断透露出这样的观点：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教会的半夜状态”，而“一个荣耀之日”马上将要来临。同时，他也提倡为犹太人的归信持续祷告。
千禧年主义也成为当时新英格兰神学家们用来理解社会政治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它使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在理解新大陆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社会变迁、社会问题以及殖民地目的等问题上，很自然地将这些社会问题和政策都与上帝的国和末世使命联系在一起。早在英国内战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神学家和治理者梅瑟（Increase Mather，1639-1723）并没有将这场战争视为是一场单纯的内战；相反，他认为这是上帝和撒旦在欧洲的长期战役，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久就要在这场战争中得胜，然后就是千禧年的开始。梅瑟还尽可能地收集一切关于欧洲的新闻，从教会、政治、社会到军事的消息，并且将这些新闻和美洲殖民地的状况联系在一起，试图寻找到理解上帝末世计划的钥匙。在1669年，他在新英格兰发表了一系列讲座，题为《打开以色列救恩的奥秘》（The Mystery of Israel’s Salvation Opened）。他 认为新英格兰地区是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七个阶段中第五个阶段，之后就是以色列人的归信（这点也是美国对于中东政策特别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思想起源之一）。 在此后几年的讲道和讲座中，梅瑟坚信，虽然新英格兰地区并不完全等于降临到地上的上帝的国，但是，他却认为新英格兰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在1674年的讲道《患难之日临近》（The Day of Trouble in Near）中还解释，即将要来到的末世会如何展现在新英格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然后他用上帝的国度将会降临到新英格兰地区，以此来激励这个地区人的道德和信仰的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连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58）这位被公认为是塑造早期美国神学和哲学思想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人，并且是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也很热衷于千禧年主义。爱德华兹对千禧年主义的浓厚兴趣，和他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非常相似。尽管他认为千禧年尚未开始，但他也相信千禧年会在美洲首先开始。正如历史学家马斯登所说的“他[爱德华兹]的确说过，新英格兰发生的事，可能会被证明是‘荣耀日之临近’或‘某种伟大事物的开始或先兆’。” 之后，爱德华兹在他的《末世论笔记》（Notes on the Apocalypse）中，甚至估算出千禧年大概会在公元2000年出现于新英格兰地区，并且他还按照千禧年主义的观点去推动他的社区生活实践。对此，历史学家马斯登指出，“虽然爱德华兹并不觉得他能亲眼看到千禧年，但他为自己的乡镇所提供的一份宪法，就已经描述出了千禧年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情况。”
在爱德华兹之后，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公民千禧年主义”（civil millennialism） 的视角，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解释和千禧年主义更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千禧年主义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更广泛的出现在美国社会中。按学者哈齐（Nathan Hatch）的观点，“ 公民千禧年主义将‘自由’作为上帝的事业进行推动。” 按照马斯登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和政治利益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新英格兰的新教徒们普遍抱有这样一种世界观，即“他们将对全球新教在政治领域的发展的期盼，和一次全球觉醒的千禧年主义的期待，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普遍对基督马上第二次再来的确信，甚至在福音派中激发出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传福音的热情。学者哈齐认为，在美国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这种千禧年运动不再局限于神学家和学者中，而是遍及美国各阶层，以至于“各行各业的美国人觉得，他们眼前正在展开的一些事件，的确是具有末世意义的。”
在一些教育水平不高、缺乏神学训练的群体中，千禧年主义则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去理解十八世纪社会结构的变动，并且也为他们提供了扩展群众运动的动力和指导。一方面，在这种千禧年主义的推动下，卫理公会（Methodist）这些主要由草根民众组成的教派的事工和人数大幅增长（这是川普的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宣称归属的教派）。同时，美国还产生了其他一些侧重末世论和千禧年主义的教派，如“基督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以及甚至如摩门教（Mormans）等持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末世观的新兴宗教。例如，《摩门经》中也表达出千禧年主义的观念，其中指出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新世界的转折中。在千禧年主义的刺激下，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1782-1849）等人创建了“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s）。他们在教义上很强调千禧年要来临与宣教和伦理的关系。关于这些新兴教派和宗教的思想，哈齐说，这些人认为“如果他们真实地持守自己的特殊呼召，上帝的国就会在美国被建立起来。这股拉力来自于他们对上帝护理和对信仰单纯的信念，以及他们要将文化征服，而不是退出文化。他们的呼召包括要传讲、写作、带人归信、呼吁全国回到那些最初不证自明的原则上。”
更广泛来说，千禧年主义也影响了美国大众对于政治的理解。在美洲革命（American Revelation）期间，当时美国的作者们使用了大量和千禧年主义相关的修辞，特别是用“千禧年的（Millennial）”一词来形同这场革命。这些末世论的象征词不断出现在革命的宣传中，如历史学家布劳赫（Ruth Bloch）观察到的，“一种革命性千禧年主义的异象，其所有要素早就都出现了。英国暴政被视为是敌基督，美国的使命是要引入上帝的国，末日临近了，到1770为止，所有这些思想都以不同形式扎根了。”
在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美国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尽管一些人将民主化的出现和法国大革命的狂热联系在一起，但是，更多美国人认为，这是千禧年即将要实现的一个标志，也就是人将获得更多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例如，当杰佛逊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伊利亚.斯密斯（Elias Smith ，1769-1846）就认为，是上帝兴起了像杰佛逊这样的政治领袖，这就是千禧年的预兆，而基督国度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美国和法国这两场革命的基础上。他说，“时候将至…地上不再会有佩戴冠冕之人。任何要保持一个君主制政府、要撤出一个共和制政府的努力，都…是要毁灭的。”
十九世纪，在美国的新教中，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千禧年主义会在美国实现，“最基本原因是因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确信，美国的使命是要影响到全世界。”在学者阿斯壮看来，当时美国新教基督徒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将后千禧年主义作为一种美国理想主义…他相信，上帝的国就要在历史中实现了，而且肯定是要在美国历史中实现。他的思想如此强烈地带有完美主义的色彩…进步既是一种个人性的面貌，也是一种社会性的面貌。”从而一种美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开始被添加在了美国社会的新教主义之上。
总之在美国早期社会思想和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千禧年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禧年主义不仅影响到神学教派和新教会众的生活和信仰，也推动着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变革。尽管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现代性和世俗主义的出现，千禧年主义比此前经历了很大衰退， 但是，正如学者布洛赫（Ruth Bloch）所指出的，在20世纪之前，千禧年主义提供了美国人理解历史、定义他们国家意图（national purpose）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源泉。这种千禧年主义的意识，也培养了美国共和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德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倾向。
作者：李晋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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