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5-13 18:46
开明开放的伊朗为何被神权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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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开明开放的伊朗为何被神权摧毁？
原创 风雨之夜 2018-05-12
作者 蔡慎坤
摘要
伊朗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与美国也曾经亲如兄弟，一场“伊斯兰革命”使美伊关系彻底改变，伊朗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至于革命数十年之后，伊朗人才真正意识到，那些被神权所摧毁的原本都是最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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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慎坤
5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立即恢复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特朗普说：“我宣布，美国今天退出伊核协议。伊核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单边协议，过去没有带来和平，并永远不会带来和平”。特朗普认为该协议为伊朗提供了1000亿美元意外之财，被伊朗用于购买武器、支持恐怖活动和威胁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
特朗普形容伊核协议有缺陷、颓坏及糟透了，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主要针对伊朗的能源、汽车及金融业，包括限制出口石油，切断伊朗革命卫队支援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以及打击协助伊朗研发核武的国家。特朗普重申美国不会成为“核勒索”的人质，也不会只作虚张声势的威胁，美国退出协议后将与盟友合作，就伊朗核威胁寻求全面及持久的解决方案。
特朗普在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我要向长期处于痛苦中的伊朗人民传递一个信息：美国人民与你们站在一起。这个独裁政权夺取政权并将一个骄傲的民族置于其掌控之中已经有将近40年。令人悲哀的是，伊朗8,000万公民中的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一个通过与邻邦和睦相处而繁荣并且令世界仰慕的伊朗。伊朗的未来属于伊朗人民。他们应该拥有一个能充分追求他们的梦想、弘扬他们的历史和荣耀天主神灵的国家。”
伊朗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与美国也曾经亲如兄弟，一场“伊斯兰革命”使美伊关系彻底改变，伊朗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至于革命数十年之后，伊朗人才真正意识到，那些被神权所摧毁的原本都是最美好的。
被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巴列维王朝，是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世俗王朝，巴列维王朝没有部族根基，权力基础以军队为核心，1906—1907年伊朗在法律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宪政主义成为伊朗政治的重要基础。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源于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
巴列维国王生于1919年10月26日，青年时代在瑞士求学，1935年16岁的巴列维从瑞士回到伊朗，1941年9月16日22岁继承王位，成为年轻的国王。1945年，巴列维成功地解决了伊朗同苏联的外交危机。50年代初，巴列维与政府首相摩萨台展开一系列斗争。1951年4月，被迫任命摩萨台为首相，1953年8月，巴列维试图解除摩萨台的首相职务，结果却被摩萨台势力逼迫出国。三天后，反对摩萨台的势力取得胜利，巴列维又重登王位。
巴列维主政后，强力改变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将石油公司归还给外商，并在伊朗推行温和的社会改革，大力引进外资，镇压极端宗教势力和原教旨主义，除了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关系，伊朗还同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巴列维国王宣布发动一场波及全伊朗的“白色革命”。其主要内容包括：（1）土地改革；（2）森林国有化；（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4）工人参加公司分红；（5）让妇女享有选举权；（6）组建到农村扫盲的“知识大军”。
在议会已经解散的情况下，巴列维国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行动，于1963年1月26日就改革计划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是5，598，711票赞成，4115票反对，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以上。尽管反对派抵制公民投票，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都支持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发起现代化改革运动。
“白色革命”推动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伊朗的石油产量急速增长，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迅速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巴列维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使伊朗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现代化也改变了伊朗的人口数量和结构。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人口增长率高达2.3%。1976年时，伊朗人口超过3370万，其中55.3%不到20岁。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50年代，伊朗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的31．4%，1976年，这一比率超过47%。识字人数也大幅增加。1956年，10岁以上的伊朗人识字率仅14.9%，1976年，这一比率超过47%。
“白色革命”使伊朗迅速崛起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78年，伊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25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美元。巴列维被经济繁荣和“白色革命”的成功迷惑了，政治触觉变得非常迟钝，完全没有感受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更料想不到的是，巴列维主宰的王朝，随着他的改革即“白色革命”，一起走到了尽头。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巴列维国王淡化伊朗的伊斯兰特性和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联系，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将巴列维王朝同民族的历史特性和古波斯的伟大君主联系起来，使王权神秘化和合法化。伊朗于1976年3月通过决议，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古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大帝登基之年为元年的新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世界以人权名义要求巴列维国王放松对伊朗社会的控制，允许宗教反对势力存在，并逐步接纳宗教反对势力参与民主政治进程。在197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以人权卫士的形象竞选成功，特别提到美国应在保护伊朗人权方面更有作为。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使巴列维国王倍感沮丧，而伊朗国内外的反对势力却倍受鼓舞。
“白色革命”后期，伊朗宗教反对势力表面上看处境艰难，似乎四分五裂成不了气候，但实际上，伊朗教派内部暗流涌动，伊斯兰革命风暴正在不知不觉中孕育形成。煽动对社会的不满对国王的仇恨正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弥漫，而巴列维国王完全不知正坐在火山口上。
1977年初，巴列维国王宣布在伊朗实行世俗“自由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暗藏的宗教势力一夜间跻身于政治舞台，把各种社会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巴列维国王，巴列维国王对各种反对势力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妥协政策，使得反对势力步步进逼，导致伊朗的局势很快就脱离了巴列维国王的掌控之中。
1973—1974年伊朗的贫富问题也很明显，所谓最富有的群体约20%占有社会财富的55．5%，而最贫穷的20%仅占有社会财富的3.7%。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轻化和教育普及使伊朗社会动荡的系数猛增，伊朗各所大学迅速成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大本营。
伊朗实行自由化，并非一下子就发展到颠覆王权或君主制。危机期间，巴列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至少可以保住巴列维王朝。最先最激烈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集团是什叶派教士，但大多数毛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赞成霍梅尼激进伊斯兰政治主张。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机倒把运动后才开始同乌拉玛结成政治同盟。其他社会阶层不但政治上软弱，在经济上也依附于王权，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中获益丰厚。
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都认同并支持君主立宪体制，直到1978年秋，狱中的人民党领导人获释后，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才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兰革命前夕，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相当满意，并且敌视伊斯兰革命。在全国支持伊斯兰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
在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上，不乏意志坚定、心狠手辣、政治经验丰富的铁腕强人平安度过更为严重的统治危机。巴列维国王本可以在为时未晚之前主动回归君主立宪，同温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对势力妥协或结盟，从而保住巴列维王朝。然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既不具备奸雄素质，又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巴列维国王生性懦弱，却又妄自尊大；贪恋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动用铁腕；对西方大国有严重的依赖心理，却又怀疑国际舆论对伊朗人权记录的批评和反对派运动的高涨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国王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
巴列维国王的妹妹、公主阿什拉芙，曾对“亡朝亡国”进行过深刻反思：一是“我们总是把各种事件的罪责，习惯于归诸于流氓无赖、犯罪分子、境外敌对势力、不明真像的群众等等”，从而对社会形势出现重大误判，误以为伊朗社会的主流是稳定，是和谐，看不到社会的危险，也就没有针对群众要求及时出台改革举措，甚至将体制内宝贵的改革力量一概拒之门外。”
二是“政治性失误”，巴列维王朝始终把“凡是批评国王的政策或批评国王身边要人的人”，归结为“伊朗的敌人”。这些人长期被打压、抓捕或流放。阿什拉芙流亡美国后终于意识到：“利用刑事法律打压批评声音和改革呼声”，是“一种巨大的政治性失误”。这一做法等同于关上了“意见之门”，并将体制内宝贵的改革力量推上了革命之路。
1979年1月16日，统治伊朗40年的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长期度假”，同时委任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组织内阁。这意味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年2月伊斯兰革命的灵魂人物霍梅尼结束15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德黑兰。随即宣布废除上千年的帝制，建立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按照修改后的新宪法，霍梅尼被确定为伊斯兰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总揽军政大权，担任最高国家元首。其地位和权势远远超过此前的巴列维国王，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赶走了世袭的国王，狂热的革命者又重新选择了一个新的国王，而且是一个处处与西方与文明为敌的宗教神棍。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在霍梅尼的默许下，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走66名美国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危机”。这些革命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将在美国治疗癌症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引渡回国。1980年4月，美军秘密抵达伊朗解救人质，但解救行动最后以悲剧收场。直升机和运输机相撞，导致8名美军士兵死亡，人质解救行动失败。这场人质危机一直持续到1980年巴列维国王客死埃及才告结束。
这种把外交人员当做人质的恶劣行径，不仅导致伊朗国际形象全面崩塌，也招来美国长达四十年的制裁。1980年，美国正式与伊朗断交，并全面禁止和伊朗的贸易。1983年，在伊朗的指使下，黎巴嫩真主党策划了贝鲁特美国大使馆爆炸案。至此美伊关系不可收拾。美国先后通过了《伊朗交易监管法》、《伊朗制裁法案》、《对伊朗全面制裁、究责和剥夺权利法》，不仅冻结了伊朗海外资产，而且史无前例的将制裁措施的适用对象扩大到美国公司以外的主体。
霍梅尼统领伊朗大权后，提出按照“穆罕默德的设想”重建伊朗，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以显示其对真主和教义的无上尊崇。
伊斯兰教要求所有妇女（包括老年妇女）必须严格遵守戴面纱的规定。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同，伊朗流行的面纱称“恰德拉”。它不仅是面纱，而且是从头到脚，将全身严严包裹起来的长袍，多为黑色。一些年轻妇女往往把“恰德拉”改成三截式的套装，即头巾、围脖和长袍。
对女学生的服装要求特别严格。规定禁止使用西方化妆品，不准妇女施粉涂朱，不准男女握手，不准男理发师为女人理发。根据伊斯兰宗教传统，这是为了净化社会保障妇女权利的必要举措。对男人的服装要求稍宽，除毛拉等神职人员外，不必都要穿长袍、戴缠头，但不准在街上穿短裤、短袖上衣。男人可以穿西装，但不准系领带。
霍梅尼在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强制推行彻底伊斯兰化，对外疯狂输出伊斯兰革命，频频发动战争。从1980年9月至1988年，两伊之间持续进行了8年的大规模战争，数百万追随霍梅尼的年轻人当了炮灰。霍梅尼几乎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交恶，更把巴列维王朝的盟友以色列变成了死敌，多次赤裸裸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霍梅尼把一个革命前经济繁荣物质丰富人民享有相对自由的伊朗，带进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劫难和黑暗之中，伊朗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至少倒退了100年。
1989年6月3日，在伊朗掌权十年的霍梅尼因病死亡，负有推举霍梅尼接班人使命的“专家会议”以2/3多数票选举哈梅内伊为什叶派宗教领袖，被认定为伊朗的最高领袖，成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在为期40天的霍梅尼哀悼日结束时，哈梅内伊发表的文告中，首次提出伊斯兰政权的主要目标是把伊朗建设成具有物质繁荣、社会公正、革命精神和伊斯兰神权意识的社会。
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追随者，1980年，哈梅内伊被霍梅尼指定为霍梅尼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后又被霍梅尼指定为德黑兰星期五聚礼会的领拜人，实际上成为伊朗首都的宗教领袖。1980年5月，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斯兰议会议员。同年，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被霍梅尼指定为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并行使监督权，以此牵制世俗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巴尼萨德光头的权力。同年9月，哈梅内伊任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秘书长，同时兼任执行伊斯兰化运动的（伊斯兰）文化革命指挥部成员。
1981年6月，哈梅内伊在一次聚礼会上被反对派炸成重伤。同年8月，伊斯兰共和国总书记巴霍纳尔被炸身亡后，哈梅内伊当选为该党总书记。同年10月，哈梅内伊接任总统职务，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接受总统职务后，哈梅内伊立即整肃政府机构内主张世俗政治制度的人员，坚决贯彻霍梅尼的政治主张和加强伊斯兰政权。1983年在伊斯兰共和党一中全会上哈梅内伊再次当选总书记，1986年10月在总统竞选中哈梅内伊再次当选总统。
如今的哈梅内伊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拥有强大的革命卫队，控制着一个资产近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这一数字超过伊朗当前的年度石油出口收入。而相对温和开明的总统鲁哈尼则希望走出“宗教法学家”治国理念，鲁哈尼宣布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令，也引起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伊核协议是鲁哈尼担任总统之后的重要政绩，但这个协议自2015年7月达成以来，尤其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反而以伊朗开发弹道导弹为由，多次追加对伊朗制裁，加上伊朗卷入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导致鲁哈尼向选民承诺的“保增长、改善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民收入、脱贫”等宏伟蓝图迟迟未能实现。
截至2017年，伊朗失业率高达13%，部分食品价格上涨30%以上，中下阶层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得到根本改善。以乌里玛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及改革派势力相互博弈，都希望利用中下阶层的不满向对方施压，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伊朗目前的社会危机。
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立即恢复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对伊朗温和派总统鲁哈尼的打击最大，给鲁哈尼的反对者提供了最好的弹药，对外持强硬立场的神权领袖早已对鲁哈尼心怀不满。但保守势力面对年轻一代要求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呼声，也不敢持续实施打压，日趋多元化的伊朗社会不再是“一个形象、一种声音”，进入暮年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昔日高大光辉的形象在伊朗人心目中渐渐黯然失色，伊朗在可预见的将来，或将迎来一场新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