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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8-5-4 19:09

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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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原创 2018-05-04 傅国涌 国语2017



“五四”九十九年,我却想起殷海光先生。1951年1月,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怀念傅斯年先生的文章,其中论及“五四”说:“许多人诟病五四运动。我并不以为五四运动是毫无毛病的。至少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副作用,与布尔希维克洪流会合起来,形成中国空前未有的baoluan集团及其骚动。五四运动底许多作用,亦若许多带有群众性和变革性的初期运动一样,不易避免地有着冲动,幼稚,浪漫,和狂妄的成素。然而,无论如何,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是一个富于感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生机洋溢,情义奔放,智力活泼。无论如何,这个时代为中国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殷海光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首先指向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街头运动,是狭义的“五四”,而不是广义的“五四”时代,1919年也正是他出生的那年,但当他自称“五四的儿子”、“五四后期人物”时,他心目中的“五四”常常跨出了狭义的“五四运动”范围,而涵盖了他出生前后的那个时代。对于那个他未曾亲历的时代,他向往、羡慕,他心仪的傅斯年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孕育出来的,也曾参与创造了那个时代。他清楚“五四运动”的冲动、幼稚、浪漫和狂妄,却依然为给年轻知识人带来“生机洋溢、情义奔放、智力活泼”的“五四”时代所吸引,他一生都为自己未能赶上那个时代而遗憾。临终之际,他还在念叨:“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  May  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此前1967年3月8日,他曾在写给学生张灏的信中自诉心曲:“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



他对“五四的父亲”那一代(包括胡适在内)并不特别服气:“五四是过去了,那一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像赵元任等真有学术成就的以外,大多数只做过一小点学术工作,或者开开风气。实实在在,他们在思想上的底子薄弱得可怜,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并没有真切的认知。……他们对激变已失去反应的能力。……我受过这一代人的影响,但却没有来得及尝到他们尝过的甜头,新知识分子期待的黄金景色被战神抹掉。我所接受的是一连串时代的苦难考验。”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想对“中国的激变”作出真切的回应,为此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史料,苦心焦虑的昼思夜索,在他写给学生、朋友的许多信中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说到底,他就是想在困境中超越所在的时代。可惜上帝给他的时间不够,也只是完成了一部不太满意的《中国文化的展望》。
作为自命的“五四的儿子”,他常常在孤独和凄凉遥望那个给人“生机洋溢、情义奔放、智力活泼”的时代。他虽未赶上那个时代,却有幸赶上了被他称为“小五四”的西南联大时代,在给张灏的同一封信中,他回忆起不久前对来访的杜维明说过一番话:“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它给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我们的学校,可说集中了五四的精英: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吉利文,从唐诗到十四行,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的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那些青年的顾客!我们确实受到心灵的鼓舞。当时西南联大校园内的朝气蓬勃,的歌声扬溢,的思想开放,的充满信心,这些,都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
想起西南联大,他生命中的那段美好时光,再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不到二个月前,他在1967年1月10日写给香港《明报月刊》编辑许冠三的信里说:“……什么真理,什么学术,什么师道尊严,什么基本人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权力,无不粉碎!……我们要忍耐,要作长期奋斗,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在观念上从新铺路。我个人虽然这样受困,但二十年来,此志益坚……”



我蓦然发现他写这封信那一天,正是我出生之日。他当年的感慨,我在半个多世纪后读来,依然如在眼前,我们面对的还是相同的困境,我们仍处在同一幕“激变”的大历史中,我们期待的“黄金景色”依旧杳无踪影。时间的刻度说穿了不过是表象,即使什么也没有发生,时间依然会匀速地流动,万古不变,而一个人一生的年日却窄如手掌,殷海光只有五十年的生命。从时间刻度来说,我已活过了他的年龄。
每一代人只能面对自己的时代,殷海光念念不忘“五四”,甚至将自己的成长岁月也命名为“小五四”,他身上确实有着深厚的“五四”情结,我们这一代不也一样怀着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吗?比他更为不幸的是,我们连一个“小五四”也未遇到过,他毕竟还有过在《自由中国》论政的十年。他晚年忆及西南联大的一个静寂的黄昏,和老师金岳霖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他问老师,哪一派是真理。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沉思了一会,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他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回答:“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一番话,他当时听了,“实在并不很了解”。相隔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思想上的风浪和对这些风浪的反思,他才完全了解了,“无论内容怎样不同,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都是纯洁而独立的。我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当“五四的儿子”悟到这一点时,他其实已超越了他热切向往的那个时代,寻求纯洁而独立的思想,这是他在1968年7月5日说的,至今快五十年了,这一天离他病逝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距“五四运动”发生、也是他出生之年已四十九年。

           2019年5月4日写于杭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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