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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8-4-27 20:13

鲁迅之孙“叛逃”真相

鲁迅之孙“叛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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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孙“叛逃”真相

2018-04-27 老衲秘史


gan

jing

这是一个干净
而且安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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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本文原载于2014年6月29日《南方都市报》,作者丁东,原题《涉外婚姻今与昔》。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

前些天和朋友交谈,他和我说起他的大姐,参加革命后改名魏琳,是新华广播电台最早的英语播音员。1947年10月在张家口和李敦白结婚。李敦白是美国人,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同意这桩婚事。新华社领导廖承志亲笔画像祝贺,并题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可是到了1949年初,苏联制造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到在中国的李敦白,他也被关押起来。1952年,魏琳不得不遵照领导要求,和李敦白离婚。1955年,李敦白平反出狱,最高领导人当面向他道歉。他和魏琳又成了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要求和魏琳复婚,但魏琳已改嫁他人。他们这桩跨国婚姻,本来基于共同的革命追求,他们也没有改变对革命的忠诚,但实际让他们品尝的更多是苦涩。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后来同时反对帝修反,民间对外交往的空间急遽缩小,涉外婚姻成为罕见的现象。直到80年代,中国重新对外开放,涉外婚姻才日益增多。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是80年代初最早的涉外婚姻当事人。他择偶的对象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位台湾姑娘。周令飞生于1953年,在“文革”中参军入党,转业后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1970年代末,国家准许自费出国留学。他和妹妹周宁申请赴日留学。申请报告交上去以后,有关部门最初不批准,后同意“公派自费”,即费用自己筹集,对外的名义是国家派遣。他们兄妹进入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行列。

周令飞到日本以后,最初感到学业紧张。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伸出援手,帮他补课。两人产生爱情。青年男女因求学而相爱,本是浪漫的美谈。可惜当时两岸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鲁迅已经去世几十年,两岸评价存在尖锐的对立:一边奉为头等圣人,一边视为文化异端。宝岛姑娘爱上鲁迅长孙,引起了台湾官方的注意。张纯华的父亲本是一个普通生意人,迫于压力,只好把女儿召回。爱情力量不可低估。女儿以口头保证作为缓兵之计,重返日本后还是毅然投入心上人怀抱,决心缔结百年之好。周令飞为了心爱的姑娘,也不惜公开发表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这事与我父母无涉。”

当时周宁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消息,紧急打电话向父亲周海婴、母亲马新云报告。父母如同听到晴天霹雳,马上向广电部领导汇报,又向主管留学的国家教委汇报,还向熟悉的老首长廖承志汇报。最初廖公以为婚礼在香港举办,说了几句宽心话。但周张的婚礼是在台北举行,周海婴夫妇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当时谣传很多,说张纯华是“受过长期培训的女特务”,“经验老到”,惯于施用“美人计”,已经勾引过多名大陆男子“投奔台湾”。

广电部长吴冷西找周海婴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周令飞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叛逆行为?政治影响极坏,你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并让他马上写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还向他宣布三条纪律:一、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见任何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在避不开的,可回答“无可奉告”;二、表示已经和儿子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三、暂不出国。

本来周海婴公务繁忙,需要阅读的文件很多,需要参加的会议也不少,此后文件不再交他处理,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也有名无实。他向徐崇华副部长要求工作,徐副部长表示爱莫能助,说:“你就看看书,休息休息吧。”他原是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出事后主席团成员资格也被取消了,只保留人大代表资格。

马新云是中学外语教师。当时新学期刚刚开始,学校突然通知她说,学生不欢迎你讲课,让她改去图书馆上班。马新云不接受,于是提出到外语学院进修。校方倒是答应了。从1983年到1986年,她前后四年没上讲台。

周令飞在台湾结婚后,曾将一叠结婚照托经商的朋友捎到北京。台湾商人把照片放在饭店大堂服务台,打电话请周海婴夫妇去取。周海婴想到组织纪律,赶忙请示徐副部长,徐沉吟片刻说,让我们研究一下。过了一会,答复说:“照片去不去取由你们自己决定。”马新云念子心切,说:“我不是党员,我怕啥?我去把它取来!”照片取到,夫妻俩一张张地观看,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百感交集。事后,周海婴还是汇报了妻子取照片的事。徐副部长说:“有人认为,这是对你的考验。”

主管人事的郝副部长还找到周海婴谈话,让他写信把在日本读书的周宁召回,说,“万一你的女儿也跑掉了,岂不问题更加严重?”还说,他女儿目前正是一个台湾男子的“目标”。还是马新云态度坚决。她说:我是党外人士,你们组织的决定对我没有约束力,我是她娘,我不同意她回来!

其实周令飞、张纯华的婚姻完全出于爱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谓“特务”云云,全是无稽之谈。周令飞到台湾后,拒绝了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进入了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担任协理。后来岳父公司破产倒闭。夫妻二人一度甚为窘困,买了一台爆米花机,靠批发爆米花维持生计。后经过多年奋斗,周令飞写成研究舞台艺术的专著在台湾出版,才进入台北娱乐界成为节目制作人。张纯华相夫教女,是个本分的妻子和母亲,对公婆也十分尊敬。

好在数年之后,官方承认事实。先允许周令飞回大陆探亲。廖承志通知周海婴:“你儿子不是叛徒。”周令飞回来时,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宣告风波烟消云散。1995年又批准周海婴到台湾访问,亲家、公媳、爷孙得以欢聚。最后周令飞张纯华携一对女儿到上海定居,并到鲁迅墓前祭拜。回望当年周张婚恋的轩然大波,官方的反应显然过度了。周令飞对记者所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当时似乎匪夷所思,如今却成了常识。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还发生了一桩跨国的恋爱。女方是23岁的北京姑娘李爽,男方是法国青年白天祥,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官员。李爽原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美工,喜欢绘画。她在北京结识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他们以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方式,集中了二百多件绘画、雕塑作品,于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花园举办了首届“星星美展”,成为中国大陆艺术新潮群体的先声。1980年,他们又登堂入室,在中国美术馆内举办了“第二届星星绘画展览”,李爽有《神台下的红孩》、《希望之光》、《盲女》等作品参展。

这批青年艺术家,引起了外国驻华外交官和记者的极大兴趣,开始了面对面的交往。作为法国外交官员的白天祥,就此认识了李爽,并向她表白了爱意。随后两人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幽会。后来,李爽住进了白天祥在建国门的外交公寓,在里面画画。她的行为被周围人指指点点,领导也提醒她要注意影响。但她认为:“相爱难道不是一切的理由吗?”有一天,她从外交公寓下楼去见姐姐,在门口被埋伏在岗楼里的警察抓到了三里屯派出所。公安部门认为中国女子与外国人公然“未婚非法同居”有损国家尊严,把问题上升到“里通外国”的高度。先以“向外国人出卖情报”的理由将她逮捕,对她审讯了三个月,最后以“流氓教唆犯”判处劳动教养两年。白天祥则被驱逐出境。白天祥回到法国,没有放弃对恋爱自由的追求。他积极奔走,不停地给法国政府和媒体写信,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

两年以后,事态终于出现了转机。1983年5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面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经中国领导人直接过问,李爽第二天就被放出来。此时,离劳教期满只差一个星期。当年年底,李爽抵达巴黎,受到隆重欢迎。1984年2月4日,白天祥与李爽在巴黎结婚,巴黎市长担任证婚人。以后李爽定居法国从事绘画创作,和白天祥育有两子,还出版了回忆录《爽》。

李爽事件推动了中国政府对跨国婚姻管理方式的改变。1983年8月17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一项行政法规,即《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使得中外通婚有法可依。2003年,这项法规的内容又被《婚姻登记条例》所覆盖。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

如今,中国每年的涉外婚姻数以千计,社会已经习以为常,政府也不再大惊小怪。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变化的轨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正当内容。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为公民提供方便和保障。历史留下了太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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