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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汪汪 2018-1-29 19:22

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杨刚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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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0 大公国际传媒学院
杨  刚
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

杨刚为《大公报》著名女记者之一,演绎“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甫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即为副刊“环上甲冑,披上战袍”,她提出:“《文艺》副刊在这风雷剧变的局势下,……永远是帅字旗下的‘一名小兵’”。她采写的《美国通讯》,文笔犀利、论述精辟,在描绘五光十色的美国社会的同时,分析繁华背后潜伏的危机,鞭挞敌视中国的美国卑劣政客。

图:杨刚(1905—1957),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杨刚出身豪门望族,却走上革命道路,一生清贫,无欲无求。她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一位知名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同时,她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她的《美国通讯》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风靡一时;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记者代表中唯一的女性。

杨刚的一生都在奔波中度过。她的话不多,但善于雄辩。她有一个女儿,但是与其团聚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她用火一样的热情燃烧自己的生命,点亮他人心中的明灯,点燃新中国革命的火种;她以短短的一生,为革命史、文学史和新闻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浩烈之徒  意志坚贞


图:杨刚手迹

杨刚,原名季徽,家中排行老七,1905年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杨刚继承了母亲的果敢、父亲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开明的家庭、严厉的家教、迂腐的私塾和动荡的年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杨刚童年的生活画面。

1922年,杨刚进入英文授课的南昌葆灵女子学校,改名杨缤。在“葆灵”几年中,杨刚已经开始写作,曾用笔名贞白、李念群、左洛伊、杨刚全,是学校公认的才女。杨刚在入校后不久接受了洗礼,但“五卅惨案”的发生动摇了杨刚对基督教的信任。动荡的年代没有使她迷乱,反而让她认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坚定了为人民奋斗终生的信念。

1928年秋,杨刚免试进入北平的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清华燕京支部,作学生工作,兼作农民工作。1930年,杨刚在五一反内战示威游行活动中不幸被捕。她是这次游行中被捕的唯一的女性党员,但却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坚强革命意志。夏衍曾给杨刚下过一个评语,称她为“浩烈之徒”。

名记潜质  初露锋芒

图:学生时代的杨刚

1933春前往上海,杨刚投奔胞兄杨潮,结束了这段在北平战斗的年轻时代。同年,杨刚应邀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斯诺的助手,编译一本当代中国新文艺作品选集《活的中国》,负责推荐和翻译工作;同时用英文写了《日记拾遗》,收进该选集,署名“佚名”。后翻译成中文改名为《肉刑》,于1935年4月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她还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上发表了《肉刑》、《殉》、《爱香》、《母难》等短篇小说,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杨刚的创作十分注重对人物生活环境的细致描写,着重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状态。

1936年10月,杨刚被介绍到《大众知识》担任编辑职务。在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境与真》一文,讨论文学作品的境界与生活的真理之间的关系。《大众知识》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杨刚在上面发表的新闻性通讯和评论也仅各两篇,但已经足以证明,杨刚具备了成为一名出色记者的潜质。

才华横溢  后世楷模

1938年,杨刚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她把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传达给全世界人民。而杨刚的文学创作也展现了一次高潮,撰写大量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沸腾的梦》,其中一些篇章还被权威人士建议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其后出版的历史小说《公孙鞅》、长篇小说《伟大》、政治讽刺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均是她在这一时期的杰作。

1939年9月1日,杨刚正式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接替萧乾,担任《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在她的主持下,两个副刊增加了来自敌后游击区作家的战地生活报告等内容。据统计,《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共发表延安作品118篇,其中萧乾主持期间发表44篇,其余74篇都是由杨刚编辑发表的。

除了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歌颂敌后军民的感人事迹之外,杨刚在主编《文艺》副刊期间,还敢于大胆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腐败黑幕。

1939年10月,《文艺》藉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之机,在香港文艺界发起关于“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文艺》副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民族文艺”一度成为了香港文艺界的热门议题。一年后,杨刚发起“反对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再次在香港文学界引起了更为热烈和广泛的反响。另外,她负责的《学生界》副刊特别重视关注香港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通过互动的方式将副刊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再拉近。

杨刚这块好钢在担任副刊主编的这两年零九个月里,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刻写了一段难以抹去的历史。杨刚的文字、工作方法与工作热情,至今仍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深入战地  前线传稿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她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由周恩来安排营救离港,1942年6月抵桂林《大公报》,继续编《文艺》版。

杨刚的记者工作,大约由1942年7月开始,她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与澳洲记者贝却敌到东南前线战地采访,作为战地记者,她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发出新闻通讯十余篇,反映国民在日寇铁蹄下悲惨状况,大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中国必胜理念,前方将士英勇拼命杀敌的精神。这一系列的报道,载于《大公报》重庆及桂林版,在读者中激发起抗日决心。

美国通讯  风靡一时

图:杨刚作品《美国札记》(通讯集)

1943年,《大公报》任命杨刚为外交记者,兼《文艺》版主编。她的主要精力放在外交记者工作,她的才华引起周恩来关注,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杨刚以《大公报》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记者来往,从事国际关系工作,她一口流利英语,谈笑风生,外国人士喜与她交往,她的表现受到周恩来赏识。

1944年,杨刚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学习。1945年3月,杨刚接受美国自由世界协会邀请,到美国南部考察旅行。从美国南部回来后,杨刚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此后,她以特派记者身份出席美国总统杜鲁门记者招待会,成为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女记者。她的报道亦比较透彻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趋向,使她成为名记者,“美国通讯”也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

杨刚发表的
《美国农村生活又一角》

鞠躬尽瘁  蜡炬成灰

图:杨刚(左)一九四六年与赖来力、史沫特莱、陈翰笙合摄于美国

1948年8月,杨刚从美国归来,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推动《大公报》走向人民阵营。杨刚住到总编辑王芸生的上海家中做工作。接着杨刚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天津解放后进驻天津《大公报》,担任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随后将其更名为天津《进步日报》。上海解放,杨刚再次随军南下,主持了解放后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杨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二十四小时后,用激昂的文字写下《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1950年杨刚获任外交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同年四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外交工作一切从“零”开始,杨刚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协助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谋划策,深受器重,后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中美谈判期间,杨刚凭借对美国社会、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深刻了解,对美国政治经济的透彻分析,成为周总理指挥谈判的重要依据。

1955年春,杨刚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成为《人民日报》编委中唯一的女性。

1957年夏,杨刚参加整风反右运动,6月9日以“金银花”的笔名发表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同年10月7日突然告别人世,享年52岁。

dog汪汪 2018-1-29 19:48

【猫眼看人】从小可爱到金箭女神,再到自杀者,她死于信仰的坍塌
原创 2017-09-28 猫郎  汉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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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沔城,据说有四十八庙、四十八井、四十八桥和四十八牌坊,可惜岁月无情,渐成传说。尤其是桥,没几座了。叫得出名字的,我只知道双莲桥、司马桥和司金桥,外加一座杨刚桥。

杨刚桥建于一九九四年,才二十几年,显然不在四十八桥之列。据说建这么一座桥,是为了纪念一个叫杨刚的人。

用人名做桥名,在沔城还是独一份,陈友谅都没这待遇。所以杨刚此人,值得研究。

不要被这个阳刚十足的名字迷惑了,杨刚其实是个女人。听街坊说,她小时候有个绰号,叫“八哥公主”。“八哥”就是八鸽,一种会说话的鸟。说白了她就是个小可爱。

也有人说她不可爱。教她的两位先生,只会包本背书,从不讲解,还拿戒尺打她的手板心,她眼珠儿一转,偷偷往茶盅里下巴豆——就是泻药,整得他俩走马灯似的上茅房。明知是她干的,就是拿她没办法,她可是举人老爷杨会康的宝贝女儿啊!

轿夫们也怕她,她坐不住,喜欢探头探脑,在轿子里瞎晃悠。这么看来,她哪里是“八哥公主”,就是个刁蛮公主。

更可气的是,她动不动就爬树,抓知了,掏雀窝,哪像个大家闺秀哇!大人都说她投错了胎,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不过,不是男孩又有什么关系呢?杨刚的成就超过了杨家所有的男孩。不光在杨家,在咱们老沔阳,她也是数得着的人物。她当过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总理批文件,多半是这么几个字:“请杨刚同志修改定稿!”还当过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一届人大代表以及中共八大代表。

杨刚死于一九五七年,距今已有六十年,是时候盖棺定论了。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新闻家、翻译家、评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她身后的评价惊人地一致。周恩来说她是“能做出大贡献的人”,邓颖超称她为“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显东则尊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毛泽东也赞不绝口,两度将她定性为“党内少有的女干部”,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一次在她死后不久。

关于杨刚的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至今都讳莫如深。邓拓代表她的单位——人民日报社对外公布的是,她的死跟“丢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有关。胡乔木给《杨刚文集》作序时,说她“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胡绳、袁水拍在《追忆杨刚》中说:“她因外事活动遭遇车祸,造成脑震荡后不幸病逝。”萧乾在《文学家辞典》中一笔带过,只交代了她的生辰和忌日。甚至她唯一的女儿郑光迪,也从不触及这个敏感话题。

那么,杨刚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是自杀!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因,愚昧如我,只能从信仰的角度作肤浅的猜测。

这些年没人谈信仰了,但在以前,信仰这东西不可一日或缺。而杨刚对信仰的痴迷,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她的信仰和爱情是同时降临的。她有个娃娃亲,是沙湖名人李绂藻大人的孙子。在不谙世事的时候,她并不觉得将来的婚姻有什么不妥,却在十九岁那年忽然提出退婚,让父母左右为难。原来她有了信仰。帮她树立信仰的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这位优秀青年被当局杀害,但信仰留给了杨刚。

这让我们想到了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杨刚跟林道静,是不是很像?

而退婚的情节又被后人池莉写进了一篇小说——《请柳师娘》。说起来,在文学上能跟杨刚比一比的沔阳才女,只有池莉。

在杨刚心里,信仰是值得用生命来捍卫的。在北平,她担任学联总指挥,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被阎锡山拘捕入狱。这一次她没有自杀,而是坚强面对,哪怕严刑拷打。也许,肉体的挫折伤不了她。

杨刚不仅自己革命,还把嫡亲哥哥杨潮、叔伯哥哥杨显东领上了革命道路。她对杨显东说:“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两位哥哥后来都是成熟的革命家,可她自己,却表现得相当幼稚。有一年,她跟上级发生口角,盛怒之下宣布脱党。尽管多年后她重新入党,但这个举动暴露了她的弱点——过度的诗人气质。

因为性如烈火,杨刚的诗总是霸气十足,不适合坐着读,哪怕先是坐着的,读着读着你会自然而然地站起来。比如这首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大气磅礴的那一种:

我站在地球中央!

右手抚抱喜马拉雅,

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

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的血脉环绕我全身。

……

我的旗子上有鲜明的红光,

有青天的荣耀!

有白羽金箭的美!

因为诗尾的“白羽金箭”让人记忆深刻,“金箭女神”成了杨刚的另一个名字。

杨刚的小说总是洋溢着革命热情,催人向上。她的遗稿——自传体长篇小说《挑战》,被爱泼斯坦称为“一部有巨大意义、有卓越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的著作”,还有评论家说“它使杨刚这个名字和中国新文学阵营的名作家并列而当之无愧”。的确,在包括冰心、丁玲在内的同时代女性作家当中,她是政治地位最高的那一个,却一样著作等身。

即使是枯燥的新闻作品,她也写得激情四射。她参加开国大典后写下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就是跟人家的不一样。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梦一样的语言。她说:“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可是不到十年,她就惶惑了。是五七年的那场政治运动,给了她当头一棒。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她以一篇《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直抒胸臆:“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眼看和她一道献身信仰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打成“右派”,而她还要违心地主持批斗会,她无法原谅自己。

正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只能说杨刚太缺乏政治智慧和抗打击能力了。比这更坏的遭遇曾经发生在她的“二哥”杨显东身上,但是杨显东以乐观的心态挺了过来。他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每天哼着儿歌打扫厕所,不仅等到翻身之日,还活了九十多岁。

而杨刚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在精神挫折面前,她崩溃了。她发现,除了以自杀的方式为信仰殉葬,别无他法。

这年的十月七日,她吞服过量的安眠药,不告而别。她的穿戴十分整洁,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这是平时没有过的。脸上化了淡妆,唇上涂着口红,这也是平时没有过的。平时的她,从来不修边幅,一边抽烟,一边慷慨直言或者朗声大笑。

没有开追悼会,那时人人自危,无暇顾及。有人处心积虑,想把她追认为“右派”,被周恩来制止了。

杨刚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英年早逝,固然令人痛惜,但以她刚烈的个性,迟早会寻求解脱,即使逃过了反右,也绝对逃不过文革。



杨刚(1906—1957),女,沔城人,原名杨季征、杨缤。1928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发起和组织北方“左联”,任宣传部长。1933年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1935年出版译著《傲慢与偏见》。1939年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并兼岭南大学教授,利用副刊宣传抗日民主,反对投降倒退。次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后到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从事国统区统战工作。1942年秋,自桂林转闽、浙、赣战区采访,通讯报告集《东南行》展示了东南半壁在日伪统治下的血泪画面。1944年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留学美国。1948年回国,成功策动《大公报》“起义”。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定居北京。1950年任外交部国际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0月初改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3年兼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1956年当选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10月7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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