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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7-12-3 20:17

哲学船事件:革命的歧路灯

哲学船事件:革命的歧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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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船事件:革命的歧路灯|翻书党

原创 2017-12-02 朱学东 老朱煮酒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
        (帆,莱蒙托夫)





我很晚才知道苏俄历史上曾经发生个这样的一件事,把自己民族的知识精英,装上两艘船,押送出国,任其流亡海外。

在我们过去的公开出版物上,几乎看不到关于这起事件的介绍。

禁忌?回避?

或许,是我识见有限,涉猎不够。

我很晚才读到描述和回忆这起事件的一本书,《哲学船事件》,花城出版社出版,伍星宇编译。

这本书,向我这样无知的读者,用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缘起、当事人的心路等等。

在这本书的提供的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里,我得以去追寻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后续影响。

所谓哲学船事件,其实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为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定,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出境。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俄罗斯顶尖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等,分别被押送上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被迫搭船先后离开他们的祖国。
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运载被逐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德国客轮“哈肯船长”号,史称哲学船)

房龙说,宽容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品,唯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会购买拥有它。

可我疑惑的是,难道列宁他们智力不发达么?

不是,列宁他们都是极其聪明的人。

可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要驱逐这些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又是谁?他们和驱逐了他们的国度后来发生了什么?

对他们命运的梳理,或许,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时代的痛苦和精神分裂,对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极端行为抱以警惕。

1,

与传统中国一样,俄国革命以前也是一个以务农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知识分子并不多,说是文盲国家并不为过。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革命之后搞建设,需要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何况,革命的领导者们,其实也都是知识分子。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却迅速向曾经的同路人开刀了。

历史上,旧俄的知识分子多是世家弟子出身,他们在西方学习之后,许多人被西方的思想吸引,渐渐背离了自己所在的阶级,或满怀梦想试图改革,或改革不成,干脆政变,其目标都是希望俄国成为一个现代强国。以至于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俄国知识分子与沙皇分道扬镳,最终成为推翻沙俄统治的主要力量。

参与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许多派别,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人民社会主义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民粹主义者,等等。

但当布尔什维克通过武力夺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成了唯一正确者,他们想要建设的新世界新未来,是不能容忍有其他想法的人,参与建设新世界的人,也不能是不同心的旧人。

于是,许多人曾经是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他们的思想不同于布尔什维克,连同反革命的白卫分子,革命之后,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疑似革命威胁的反对者,必须予以驱逐。

1922年5月19日,列宁就驱逐作家教授问题致函捷尔任斯基,谈到了彼得格勒两份刊物《新俄罗斯》和《经济学家》的人必须驱逐出境:

“这些人全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间谍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组织。要这样来处理此事: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要不断地有计划地抓,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听听列宁这口气,多厉害啊。

不过,列宁此函是密信,而且是在胜利后:“请把这封信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不要复制,再还给您和我。”

如果不是苏共垮台,恐怕我们读不到这样的密信,此信翻译自《以驱逐取代枪决:肃反委—政保局有关驱逐知识分子的文件(192-1923)》。

列宁的口气今天我们已很熟悉了。

微博上曾有号称民主人士的人,称民主胜利后要清算我,要清算五毛,口气与列宁的密信相似;而相反的另一派,则称对立方是带路党,汉奸,直接就要求吊死活埋枪毙他们,简直就是一脉相传。

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我们几个媒体界的常州老乡在常州宾馆餐聚,读了其中一位老乡,青年才女,写的一篇国际时评,立场不完全同于官方口径,一位老大哥就说,谁谁啊,小心被乌有之乡吊起来啊。

第二天,我们不幸地看到,我们那位才女老乡的照片已经被乌有之乡打×并吊了起来。

虽然我们言谈间玩笑以对,但此事背后可怕的逻辑和情绪,已经毫不掩饰了。

须知,列宁还躲躲闪闪地用密信来谈这事啊。

列宁给捷尔任斯基的密信之后不久,1922年6月1日,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了报告,认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的联合和团结创造了条件,认为他们在新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了越来越强大的堡垒,这是危险的。

报告认定,反苏知识分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选取的主要场所包括:高等院校、各种协会、出版物、各部门代表大会、剧院、合作组织、托拉斯、商贸机构以及最近的交汇等等。

其实,这样的话语,我们翻检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也能找到诸多相似之处。

6月8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上述报告的决议,并确定了具体执行落实的方法。

但列宁更迫不及待了,7月16日,他在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时,在直接点了些“敌人”的名字之外,更用了些“全部驱逐出去”、“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让他们都滚出俄罗斯”、“必须迅速清理“,等字句,当然还有“据说他们是布尔什维主义最恶毒的敌人”,“抓几百人且不必告知理由”,等等!

2,

在接下来到“清理”运动中,一切都是程式化的:要求逮捕圈定名单上的所有人,三天内像他们宣布指控,并建议其自费出境(彼时苏俄很穷),如拒绝自费则由契卡出资递解出境。

当然,例行的调查和鉴定是必不可少的手续和程序,你会从选择的部分“鉴定与自白”中看到其背后难以欲加之罪的本质。

大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鉴定,其实就是政治定性,圈定某人犯有某事,或者说有某种倾向,决定驱逐某人;第二部分是审讯记录,很简单;第三部分是实情供述,由即将被驱逐者按照确定的问题回答,其中包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的任务看法、对政党和俄共的态度、对其他反革命派别的态度等等。

比如,后来被流放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作家奥索尔金的鉴定中写道:“反苏维埃倾向毋庸置疑的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有理由认为,他跟国外保持这联系。波格丹诺夫同志参加的支持驱逐”。

无论他们在实情供述中如何表示自己拥护新政权,但苏维埃政权已经圈定了他们的命运。

不仅如此,还要在逮捕后的审讯中,以程序加以羞辱,在精神上羞辱那些被视为敌对的知识分子。

在这程式化的白开水般地审讯鉴定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这个政党、这个政权的怯懦、蛮横、荒唐和无耻来。


(别尔嘉耶夫,20世纪俄国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一生唯一的学位是剑桥荣誉神学博士。被驱逐出境的理由是“已不可能转向共产主义信仰。”他早年曾追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

“有一次我不得不和作家协会一位理事到加里宁那儿,为释放奥索尔金说情,他是因为赈济饥民委员会的事而被捕的。我们转引了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早期掌控苏联教育文化出版和意识形态,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宣传加文化加新闻出版加教育部长)的话,而国家首脑加里宁对我们说出了惊人的话:‘卢那察尔斯基的推荐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写推荐并签名也一样——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斯大林同志推荐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家首脑承认他自己没有任何意义。”

整个清理运动中,政治保卫局公布的225人名单中,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了惩罚,一部分人在国内被流放——这也是俄国的传统,还有下落不明一部分,被驱逐出境的,大概有不到120人。

当然,类似地对同类的摧毁不惟这一起,此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更残酷的杀戮。在这样的事件之后,苏联还发生了更为惨烈的杀戮,不只是流放,甚至,几十年后的中国,也有过内部流放。

哲学船事件的领导者和积极的执行者托洛茨基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竟然还不如他们。

当然,相比后来的古拉格,相比斯大林时代,相比1937年到1939年的大清洗,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及当时的俄共布尔什维克,算是真够仁慈的了。

那些逃过了被驱逐出境的人,大多数最终没逃过古拉格和枪毙的命运。

后来披露揭开的那些历史,人类的灵魂才真正感受到并被那些罪孽惊吓住了。

我每每读到类似的故事,我常想起《左传》中那句著名的成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可是一旦从肉体上消灭了异心,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未来。

当一个政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消灭自己民族精英的运动时,其自然也就能建立起自己意识形态的垄断威权,成功地完成对统治阶层自己和被统治阶级的洗脑,未来采取新的行动时,必定如探囊取物,予取予求。苏联后来的镇压清洗一样,几无反抗,只有认命,与对曾经发生的对异端知识精英的摧残不无关系。

“贫乏的反动精神慢慢地控制了他们”。被驱逐的俄国哲学家斯捷蓬在《往事与未竟之事》里回顾说。

“有一次我去格别乌,等待负责驱逐的审讯员,我很惊讶格别乌的走廊和接待室全是神职人员,他们全是新生教的。这让我感觉很沉重。”哲学船事件中被驱逐的另一名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道。

这或许就是列宁在致函俄共布中央中说的,这个就是他要的“长期净化的俄罗斯”。

别尔嘉耶夫曾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写道:

“在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潜伏着一些自我残杀的因素。”

“整个一百年,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依靠着否定而生活,破坏着俄罗斯存在的基础。”

谁说不是呢。


(索罗金在哈佛大学。索罗金曾是俄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创始人,曾多次被捕入狱。32岁时被驱逐出境,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及第一任社会学系主任。著述丰富。)

幸运的是,哲学船事件,虽然摧折着俄罗斯的基础,但相比后来的大清洗的受难者,这些被迫离开祖国客居异乡活下来的人,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别尔嘉耶夫:俄国著名哲学家,对欧洲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947年获剑桥大学荣誉神学博士,成为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位俄国人。我此前并不知道他,最近在集中阅读他的一些著作,国内有人把他比作“俄国的胡适之”。

索罗金:俄国社会学家,创办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曾任哈佛社会学系主任多年年,后来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

......

3,

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


(神学家布尔加科夫)

被放逐的神学家布尔加科夫(不是留在国内的作家布尔加科夫)写道:

“个体像一扇窗,透过他可以看到整个生命的流程,而个体的命运则是一个框,个体在其中形成、碎裂、具体化。那些重要、野蛮又可怕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体验和感受。讲述每个人各自的感受、理由和动机就在于此。”

《哲学船事件》一书中,大部分文字,来自当事人的自述回忆,我们能够从中读到那种被迫告别割断生养自己的旧邦的痛苦,以及埋在心中难舍的乡愁。

作家奥索尔金写道:

“在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和许多只对我个人而言极其珍贵而重要的东西息息相关——它将永远伴随着我。而整个俄罗斯对我来说,就是有着清澈河流和保护林的村庄的形象,它最好的形象。”

“我在这里放下了铁幕。

铁幕隔断了俄罗斯、故土、父辈的国度,一隔就是20年。我在离别纪念日写完了这个回忆录。我走的时候还很年轻,当时我确信回不来了,而且这种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

作家斯捷蓬详细地描述了离别故国时的场景,尤其三遍铃声的记录,读来让人心悸。

与亲友的告别,如他所言,“也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将不再用嘴交谈,也不用眼睛彼此相望......”

哲学家洛斯基则写道:“我深爱的彼得堡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天空下的伊萨基耶夫教堂和滨海大道上的建筑美丽的剪影。”

社会家索罗金回忆,当流放者到达边境的一个居民点,红旗闪过后,俄罗斯就留在了身后,“晚上,我们五年来第一次没考虑‘今晚会不会来抓我们’就躺下睡觉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樯弓着腰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疆。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
上头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里才有宁静之邦。”

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这首著名的《帆》,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种不幸的预言。他们不是在寻找幸福,也不是在逃离幸福的乐疆,仿佛只有风暴里,才有宁静之邦。

4,

历史的尘封终于吹拂去了,哲学船事件终于大白于天下。虽然时间也过于漫长了些。

小时候观看电影列宁在1918和后来阅读茨威格《当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阅读列宁文集所构建的列宁的形象,被哲学船事件里摘登的他的这两封信彻底摧毁了(当然,摧毁本身是个过程)。

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愿意整段摘录哲学船事件两位当事人的话,作为一种对自己的警醒:

“在‘红星’的照耀下,我们都重新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谊,诗人之于诗匠、真正的哲学家之于哲学教授、英雄之于装腔作势者、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之于偶遇俄罗斯的路人等的区别是什么。

辨别实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变得十分必要,因为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命运,因为每个拐弯都意味着选择忠实于自己还是背叛自己。

......为了要坚持住,使自己免遭最可怕的事情,防止灵魂和良心泯灭,必须拥有一双灵活且正直的眼睛,具有能直观地辨识‘香水’的天赋.....不相信自己的天职、自己的星宿、命运和上帝,就不可能在伤寒病人车厢哆嗦着为老人和孩子取面包,不可能相信亲近的人不会在拷问时出卖你而你自己出卖他会死得更快。

每个时刻、每个注视、每个姿势都有着极其严肃和一成不变的意义。

......我承认......有时心中会升起一阵难以克服的伤感并产生逃离到艺术、哲学、科学领域去的念头。但这一念头很快就消退了。我们不能逃,也无处可逃。”

以上来自《哲学船事件》中斯捷蓬的回忆录《往事与未竟之事》。

另一段来自索罗金的《漫长的旅途:自传》: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现在知道有三个东西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和心里:生命,哪怕是最艰难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信守义务是另一个宝物,它使生活幸福并带给心灵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认识到的第三种东西是,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在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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