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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与政权 | 中国家庭教会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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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与政权 | 中国家庭教会谈话录 (1)
原创 2017-09-14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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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一个很核心的对“家庭教会”的理解，就是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和我们的良心的关系。唯有“家庭教会”（包括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带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转变。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不是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决定的，而是反过来，我们对国家的看法，是由我们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所决定的。



杨：首先非常欢迎现场以及电脑前的人，现在连线的有40多位朋友。我们组织的这次对谈是第一次尝试。我是杨凤岗，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社会学教授，今天和我对谈的是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王怡牧师。我们想谈一谈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现状和走向，主要请王怡牧师主讲，我主要是配合提些问题。请王怡牧师可以先从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发展来谈起。

王：谢谢杨教授，谢谢大家。电脑前的应该有我认识的，也有很多不认识的。故雨新知，以这种方式连在一起。中国家庭教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蛮大的题目。我就从我们教会不久前发布的《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谈起。教会在中国的公开化，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认信的公开化，就是一个信仰告白的运动。向全社会公开宣告，我们到底信什么。因此，从2008年开始，“我们是家庭教会”，“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认同政教分立的立场”，这几点就一直写在秋雨之福教会的章程里，所以最近的这个文件，是对此的一个神学性的重申。

在这个文件的思路中，大概分两个部分，前面一个是神学性的，就是从上帝的主权，独一上帝的创造，祂的护理和祂的拯救，从救赎历史来认识教会历史，来认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是神学性的阐释，涉及到对神的主权的认识，和对上帝救恩的认识。在从这里来看教会论，即教会是什么？然后再来讨论政教关系，及个人的良心自由问题。

第二个部分，涉及中国的现实。就是讨论三自运动的兴起，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还有“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官方主导的政策，以及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或说十字架神学的传统。在这个部分，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一直到今天，它所有的困境，挣扎，艰难，还有它的全部信仰实践，所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

这是大白话，如果改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描绘这个“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的难题，那就是，到底是你的宗教观决定了你的政治观，还是你的政治观决定了你的宗教观？也就是说，有一个皇帝，或者今天虽不叫皇帝，叫做有一个党，总之在你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笼罩一切的最高统治者，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几乎可以决定你生活中一切大小事情，那么，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决定了你与神的关系？

还是反过来，其实有一位上帝，是祂创造了这个世界，祂以无尽的爱来拯救你，祂掌管你的身体和灵魂，祂也掌管宇宙和历史中的一切事情，但祂的掌管是隐形的，是眼睛看不见的。唯独透过信仰才能知道和经历这一点。那么，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决定了你跟那个皇帝的关系？

所以，“家庭教会”这几个字，代表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在1949年后，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全面进入了20世纪人类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和一种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彻底的无神论政权的治下。这一特定的历史处境，即使放在2000年教会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文化处境。20世纪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经历了类似局面，但差不多都慢慢过去，尘埃落定了，而且曾进入这一历史潮流的俄罗斯和东欧，他们之前已经拥有基督教的生活与文化传统。而对中国来讲，这一处境直到今天，第一，它没有结束，而且尚未出现结束的征兆。第二，它的文化背景里几乎没有基督教的文化根基。它是最强烈的东方传统的专制主义，加上最强烈的从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自己讲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一种政治文化与实践。而这种政治处境，给全体中国人，包括基督教会，都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压力。每个人都要回答，你到底怎么活？对基督徒的良心来讲，就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这是兹事体大的，一个生与死的抉择。

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其他群体包括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来讲，都不是那么尖锐，重要，但没有重要到生死攸关的地步。因为像余华说的，“活着”本身，或者说血缘的延续，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偶像。就像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被杀的人对杀他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老婆又怀孕了”。你杀了我又怎么样呢，我老婆又怀孕了。所以，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对一个57年的右派来讲，他虽然存留了一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自由主义的思想走，对他来讲，并没有惨烈到一个地步。这是一个令他内心煎熬的问题，但还不足以令他毁家弃子,弃绝君王。

所以，一个很核心的对“家庭教会”的理解，就是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和我们的良心的关系。唯有“家庭教会”（包括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带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转变。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不是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决定的，而是反过来，我们对国家的看法，是由我们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所决定的。

（待续）

第二部分

神权与政权：中国家庭教会谈话录（3）

 王怡牧师  作者
2017.09.19 21:25  打开App
王怡、杨凤岗




王：当然，我还会提到另一个因素。共产党扭转了社会政治局势，并开始控制和改造教会，这导致教会必须作出一个生死攸关的、“跟党走还是跟主走”的选择。具体来说，到了1955年，当王明道和吴耀宗成为两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时，就是“跟王明道站在一起还是跟吴耀宗站在一起”。这是家庭教会诞生的首要原因。但我要提到另外一个因素，是关于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及宣教士的关系。

在1949年前的中国，宣教士做了大量传福音及怜悯的工作。他们是主亲自差派的、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的仆人。在今天的三自系统中，仍然存在一个官方的、统一口径的说辞，称宣教士们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并不相信，但这个不是重点，就像他们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却宣称教会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有点讽刺的是，今天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里，重新研究宣教士对19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已成为一个热点。甚至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的观点，都日趋积极，认为宣教士对中国有卓越而积极的贡献。反倒是那些卖主的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不好意思改口。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基督徒的知识界，通常比较在意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各方面。但他们不会关心教会本身。他们反而对教会的“非教会的功能”评价越来越高。举例来说，现在，知识分子们对司徒雷登的看法越来越正面了，而司徒雷登的神学是很糟糕的，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派。但知识分子们不会关心这个。而在三自系统中，其实他们的官方神学和司徒雷登是很相似的。但出于政治原因，他们还是站在党的一边，对司徒雷登持负面评价。讽刺的是，有时候主子的立场变化了，走狗们还在坚持，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叫，什么时候不该叫。十几年前，胡锦涛曾经一连几次提到了几次石门坎的伯格理。结果，整个三自系统和宗教局，上上下下都显得不自在，尴尬得很。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

所以，无论教内教外，到现在为止，都还没用认真和合宜的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西方差会在1949年以前，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他们与中国建立起来的本土教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教会的治理结构和与西方母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教会跟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之间，这个更大范围内的政教模式和政教关系，那一代的宣教士们并没有处理好。或者说他们几乎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更大的社会背景和国际背景。第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内部的自由派神学运动，对在华宣教的负面影响。第二是20世纪初之后，整个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包括西方国家的兴起和膨胀。西方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到文明的危机和衰落，因此它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于是在49年前，中国教会出现了一种反抗宣教士对教会的治理和掌控的运动，叫自立运动，或者也叫三自运动。最初倡导“三自”原则的，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倪维思。他认为，差会要尽快帮助中国教会，实现经济上的自立，和堂会的自治。虽然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一个金钱、文化和社会各层面的落差。但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填补这个落差。因此不应该在经济上给予本土教会过多帮助。也不用将传扬福音与改变中国社会的目标，过于捆绑起来。这也就是表明说，宣教士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地教会，使本地教会尽快独立。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保罗每到一个地区宣教，都是在该地区最大的城里建立教会，最后一个阶段性的终点就是在当地选立长老，按立长老，使他们成为教会的监督，然后“就把他们托付给神恩惠的道”。然后他就去下一个地方了。这样一个完全地方化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虽然，自养并不意味着否认彼此的经济帮助，因为保罗不断地鼓励那些稍微富有和平安的教会，甘心乐意的捐助那些贫穷或动荡的教会。自治也不意味着对大公教会的教义权威的割裂，因为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是要传给各地的教会去遵行的。

然而，按这个标准看，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宣教士来华一百年后，尚未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由本地牧师和长老来治理的、自养的独立教会。这时，在东北和山东，都爆发了复兴运动。尤其是山东大复兴后，出现了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虽然更多的布道家来自福建。这一批本土牧师，在十年之间，基本上取代宣教士群体，拥有了对中国教会的属灵权柄。这样，自立教会运动就开始了。这个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脱离西方差会，和脱离主流宗派。在某个意义上，教会的这个潮流，和整个中国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是一致的。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丁立美，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会处，耶稣家庭，这些本土新宗派层出不穷，影响力日益增强。另外还有大宗派中的自立运动的联合，成静怡是代表人物。到1930年代，“中华基督教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教会。差会和宣教士在整体上，已不再是中国教会的主导力量。

事实上，以王明道为例。共产党进城之前，无论是从跟共产党体制的关系，还是从跟西方宣教士的关系来讲，王明道都早已成为中国本土化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基督信仰的内涵外，在教会论的层面上，王明道的确和“帝国主义”已经没有了半毛钱的关系。他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事实上，是以一间地方堂会的独立主权，去拒绝整个国家的集权主义体制的压力。这其实也是他一度认为共产党不会对他动真格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1955年6月，他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到8月份，他们夫妇二人和其他一些同工，就在一个主日的晚上被捕。公安翻墙而入，用一把手枪抵住他的腰。王明道在里面一度跌到，失去勇气，承认了政府加诸在他身上的反革命罪。随后被放出来。王明道第一次出监后，慢慢恢复了信心和勇气，重新站出来，否认自己的认罪。三年后，他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

这样，共产党以王明道为突破口，自他以后，不加入三自，就足以构成反革命罪。从这时起，“家庭教会”就意味着反革命。这就是家庭教会的诞生。因为家庭教会的别名，就叫“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随后几年中，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人被捕，罪名就是“王明道分子”。包括各地支持王明道的，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和他一样公开宣称不加入三自运动的，退回到家里聚会的。也包括虽然反对三自、但并没有退到家里，仍然在会堂聚会的。因为那时会堂还是教会自己的。各地情况复杂，但到了1957年后，你若还在三自运动以外，你就完全不可能有会堂了。

也就是说，在1955年8月王明道被捕之后，不加入三自，就是非法的。因此，我把王明道的被捕和他发表的这篇檄文，作为家庭教会运动诞生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很多人说，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零星的家庭聚会。那些不愿在三自爱国反帝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又不像王明道有独立的会堂的，就自己开始私下的聚会了。但他们在之前的家庭聚会，尚未在法律和政治上被中共正式视为“反革命行为”。直到“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及稍后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三自以外的家庭聚会，才在政治上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因此，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起源于1955年8月王明道的被捕和随后的全国性大逮捕。今年是王明道被捕60周年，也是家庭教会60周年。

杨：我觉得进行一下梳理非常好。确实在1949年以前，就像你刚才说，已经有了基督教的自立运动。最早可能在20年代，就已经出现个别的自立教会，后来出现了一些像王明道这样的福音堂，比较独立的教会。也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教会系统。比如倪柝声的小群聚会所。还有山东的耶稣家庭，还有中国特有的极端派别，像真耶稣教会。他们实际上真正实行了一种自立、自传、自养，跟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已经断掉了，有一些交往但不受其指派。而在1950年开始推展、到1954年正式成立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那些参加“三自”运动的，恰恰是有西方宗派背景的教会。这些宗派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紧张的。在三自运动中被迫害的，恰恰是真正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其实也受自己对政教关系理解的影响，他们和他们本国政府是什么关系？如何看西方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再一个就是他们与中国基督徒的关系，我想有多重因素。西方宣教士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不是很一个简单的问题。